停止范文10篇

内容提要：WTO谈判还未完成预定的日程就难以为继，不得不宣告冻结了。美国、欧盟和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20国集团三方对峙、互相牵制、互不让步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三角死结”，这是导致农业谈判破裂和谈判冻结的根本原因。谈判冻结使WTO的威信再次动摇，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谈判就有可能归于失败，从而使WTO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蒙受巨大的损失。

关键词：WTO，谈判冻结，影响

一、走向谈判冻结的过程

根据香港会议确定的路线图，为在2006年4月末确定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谈判模式，7月末拿出具体减让表，年末结束谈判，WTO从3月初开始召开主要谈判方和部分国家参加的非正式部长会议，以农业谈判为中心继续进行了谈判。然而，由于主要谈判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还未完成预定的谈判日程，谈判就难以为继，不得不宣告冻结了。

(一)4月末达成谈判模式的目标落空

在3月10－11日召开的非正式部长会议上，主要谈判六方美国、欧盟、印度、巴西、日本、澳大利亚都继续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在谈判焦点的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这次谈判虽然就削减关税的框架和对发展中国家特殊考虑达成了一致，但却未涉及到具体数字。随后，3月28日开始的服务贸易谈判，也未能取得进展。由此，谈判伊始就出现了4月末达成谈判模式的目标很可能落空的征兆。

第一条为避免领导干部在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纪检机关、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公安部门立案调查或侦查期间继续形势职权而造成不良影响，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市管领导干部。

第三条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是指领导干部涉嫌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违和国家政策，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第四条对涉嫌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停止职务的程序：

（一）纪检机关及监察部门对立案调查的市管领导干部，需要停止职务的，由市纪委报经市委同意后，对被调查人作出停止职务的决定，其停职决定抄送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各地区和部门出台的收费项目与本通知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的收费项目相类似的，一律予以取消。

二、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和停止征收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核发证照所需要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其中，财政补助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通过部门预算予以安排；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通过安排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支出予以拨付。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上述要求，妥善安排有关部门和单位预算，确保其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应按规定到原核发《收费许可证》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注销手续，并到原核发财政票据的财政部门办理票据缴销手续。2009年1月1日前有关收费资金余额应严格按照财政部门原规定渠道全部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2010年8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规划》。按照《规划》，结合“天保”二期工程实施，从2011年开始，可采资源基本枯竭的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区要全面停止主伐，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要大幅调减采伐量，逐步停止天然林主伐。本文着重就停止木材主伐对伊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一、伊春林区基本情况

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属重点国有林区，是以森林资源开发为主的典型林业资源型城市，也是国家开发较早的重要木材生产基地和森林工业基地。林业施业区面积400万公顷，森林覆被率达86％，有林地面积310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2．2亿立方米。作为小兴安岭主体的伊春林区是黑龙江、松花江两大水系的重要支流源头和重要水源涵养区，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乃至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分布着红松、云杉、冷杉等110多种极其珍贵和典型寒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生物种群多样，保存完整，其中野生动物434种、野生植物1396种，是我国重要的物种资源库和生物基因库。

二、停止木材主伐的必要性

伊春林区开发建设60多年来，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2．4亿立方米，产量最高时约占全国的1／5，累计上缴利税、育林基金近70亿元，同时形成统配材差价300亿元。长期高强度开发、过量采伐，超负荷承担国家木材生产任务，林区生态功能退化、可采林木资源锐减、林区民生困难、经济社会发展滞缓等矛盾和问题凸显。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春长期面临“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局面，资源性、体制性、结构性、社会性矛盾重重。2005年，伊春市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2008年又被确定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

1、伊春林区森林资源急剧萎缩，整体生态功能趋于脆弱。与开发初期相比，林缘向北退缩了100多公里，湿地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多年冻土退缩，土壤侵蚀加剧，地表径流时间缩短，水土流失严重，洪涝、干旱、森林火灾和病虫等自然灾害频发，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森林蓄积和可采成过熟林蓄积由开发初期的4．28亿立方米和3．2亿立方米下降到2．2亿立方米和320万立方米，分别下降了55％和98％。所属17个林业局中已有13个林业局无林可采，其余4个林业局严重过伐。森林龄组结构失衡，中幼龄林占85％，单位面积蓄积量下降50％以上。

2、社会发展欠账较多。林区开发初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方针，生态功能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严重滞后，遗留了大量历史欠账。林业职工年均收入不足所在省城镇职工平均收人的50％。林区发展相对独立封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长期依靠森工企业，致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林区路网密度小、等级低，弃养路、断头路多，电网孤立落后，部分林场(所)尚未通电，大多数林场(所)没有安全供水设施。

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县城总体规划，镇城片区属县城规划控制区域。为拓展县城骨架，完善县城功能，提升县城形象，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近期开发城片区。为加强县城管理，保障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特作如下通告：

一、县城城片区停止城镇居（村）民个人建房，任何个人不准新建、扩建、改建私有房屋。

县城城片区划定区域为首期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东以水果市场为界，西至城小学，南起县城龙舟路，北至城杜家湾。

二、停建区内由于建设征用农民集体土地需还建住宅的，须统一规划、集中建设。

三、严禁非法买卖、转让、租赁农民集体土地。

赠与者xxx（以下简称甲方）、受赠者xxx（以下简称乙方），双方就赠与事宜缔结契约：

第一条甲方于乙方完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时，赠与乙方xx制xx牌钢琴一台。

第二条本赠与契约生效的条件为乙方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第三条乙方达成第二条的约定时，甲方应于一个月内购得xx制xx牌钢琴一台赠与乙方。

第四条甲方于乙方尚未达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前死亡时，本契约即告失效。

本契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摘要:搭桥贷款是国际金融市场常见的金融工具。在严控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背景下,监管部门全线收紧了银行搭桥贷款业务,一并叫停债务融资工具搭桥贷款。现阶段叫停债务融资工具搭桥贷款有利于在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之间建立“防火墙”,但同时也会抑制金融市场发展,制约银行灵活经营,增加发行人财务成本,相关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关键词:搭桥贷款;债务融资工具;监管

2010年5月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下发通知明确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企业发行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发行股票以及股权转让等提供搭桥贷款。市场对于“错杀”债务融资工具搭桥贷款反响强烈,现阶段叫停银行债务融资工具搭桥贷款业务弊大于利,建议短期内应规范而非严禁债务融资工具搭桥贷款业务,中长期应加快完善债务融资工具市场体系。

一、收紧搭桥贷款业务的背景是监管层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全线严控职称论文

(一)放行搭桥贷款业务是“保增长”政策导向下的监管支持政策

2009年1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当前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09]3号),在十个方面调整了有关监管规定,其中明确提出“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导向、项目业主信誉良好、相关政府部门已同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或已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的项目,在项目资本金能按期按比例到位、各类风险可控及贷款回收安全的前提下,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向非生产性项目发起人或股东发放搭桥贷款。”

××××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行×字第××号

原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告……（写明行政机关名称和地址）。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为加强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进一步贯彻落实《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现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管局等部门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有关规定的通知》（京政办发〔*〕33号，以下简称《规定》）在实施中的有关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自2*年1月9日起，对《规定》第二条第五款规定的下列经营性用地，需要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均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

（一）绿化隔离地区建设项目用地；

（二）小城镇建设项目用地；

（三）开发带危改项目用地；

（四）国家级开发区和科技园区外非生产加工型一般性高科技项目用地。

一、现行立法的规定及问题的提出

学理上通说认为，行政诉讼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是行政诉讼法上特有的一项制度，是指行政主体一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具有执行力，不因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停止对行政行为的执行。但这项原则也并非绝对，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以裁定停止执行行政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一）现行立法的规定

（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3）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根据该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是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并且同时规定了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因此，我国的立法模式是“起诉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同时，该法第66条又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据此，关于行政诉讼期间是否执行被诉行政行为，我国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双轨制：第一，对依法享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因为这些行政机关本身就具有强制执行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执行，如果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其仍然认为应该执行，则自然意味着继续执行；第二，对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机关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期间停止执行。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9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这些行政机关本身就不具有强制执行权，当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后，若要继续执行，则需要向法院申请，而根据《若干解释》第9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被诉行政行为，即诉讼期间会导致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

（二）问题的提出

上述论及的双轨制是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基本制度，应当说，这种制度设计还是比较完备的，但乍看之下似乎设计得比较严密、无懈可击，其中的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与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相冲突。如上文所述，《行政诉讼法》第44条确立了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并且同时规定了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如果仅从这一条款观察，这一制度设计并无问题。但是，若将此条款与《行政诉讼法》第66条结合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其中不可忽视的制度矛盾。《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此条款是对所有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授权，即这些机关可以以条款为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行为，这也与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相一致。但问题在于，我国很多单行法律都规定原则上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除此之外，绝大多数行政机关都不享有此项权力，都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有诸如审计、税务、公安、工商、海关等极少数行政机关才享有强制执行权。而《若干解释》第9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这就清楚地表明，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进入诉讼程序后，是不能被执行的，而这样的行政机关占绝大多数，因此停止执行占据了主流地位。相反，享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进入诉讼程序后，依然可以继续执行，即不停止执行，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是占极少数，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所认为的那样“，《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此原则只适用于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并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1]因此不停止执行反而成为了例外情形，再加上《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3种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又排除了相当一部分被诉行政行为，这就使得在行政诉讼期间能够继续执行的行政行为的数量变得极为有限。如此看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确立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基本没有价值，原则与例外已经颠倒，制度设计成为了一纸空文。2.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相矛盾。我国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通常包含三个方面，即确定力、拘束力与执行力。[2]这种效力的内涵与法院的司法行为的效力内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长期以来学界是将行政行为等同于司法行为的，司法判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与执行力，这是基本公认的事实，于是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也借鉴移植了这种理论。但实际上，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与法院的的司法判决毕竟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世界主要国家里，绝大多数行政行为都要接受司法审查，只有极少数行政行为才可以免于司法审查。因此，司法判决的效力内容是否可以完全移植到行政行为上来，这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行政行为的效力应该作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行政行为即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它要求行政机关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为内容，否则会承担法律责任；行政相对人也不得任意否认行政行为的内容或随意改变行为内容，非依法也不得请求改变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行政行为虽已成立，却并不当然地具有执行力，因为所谓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必须自觉履行相应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3]在这里，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已经生效，而行政行为也有有效与无效之分，正如民事行为也有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与其他民事行为（效力有瑕疵）一样。因此，无效的行政行为自然谈不上具有执行力，而具体行政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后，说明其受到了行政相对人的质疑，并且要等待法院的合法性审查判断，其效力已经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不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就等于承认了该行政行为当然地具有执行力，这与行政行为执行力的内涵是相矛盾的。3.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会牺牲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现行“起诉不停止执行”的立法设计是为了追求行政管理的连续性与效率要求，正如一种很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所说“：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要求效率性与连续性，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一经当事人起诉即予停止执行，势必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性与连续性，使法律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遇到起诉情况较多时，甚至会导致行政管理陷入瘫痪，危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4]在行政机关想要实现的法律效果或者公共利益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立法选择了继续执行被诉行政行为，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牺牲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就相去甚远了，因为该法第1条明确规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在三种情形下法院可以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但这些情形所适用的条件并不明晰，缺乏明确客观的衡量标准，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实际并不利于相对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且，那种担心停止执行就会破坏行政管理效率性与连续性的论点实际也并不能必然成立，因为这种阻碍只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性的，从全国范围来看，起诉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很小的。[5]因此，从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行政管理是否会受影响的角度来看，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都是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