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款范文10篇

一、首要条款的产生由于世界各国（地区）之间法律不同，尤其是涉及海上运输的法律更是形态各异。承运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充分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打着“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旗号，在提单的背面规定了有利于自身的管辖权条款和法律适用条款。随着<<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生效、实施，以及上述三大国际公约内国法化进程的加快，提单公约各相应的内国法俨然成为海上运输的世界法。由此，当事人法律适用选择的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提单公约本身均对适用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制。如<<海牙规则>>规定的适用范围是在任何缔约国所签发的提单，而不论提单项下的货物的出口地或启运地是否在缔约国内，则该提单就受<<海牙规则>>所调整。对承运人而言，<<海牙规则>>所确定的责任、义务是比较轻的，因此非缔约国的承运人也争先在提单上约定承运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豁免适用<<海牙规则>>，而且赋予该条款以最高的地位与效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提单首要条款。其二、提单公约相应的内国法的强制力也限制了提单适用法律的自由。比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通过二次立法，移植公约的内容使之成为内国法。不仅赋予该法内容的强制力，还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该内国法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规则适用范围的强制规定。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提单当事人适用法律的自由。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1936年COGSA，该法规定适用于对外贸易中进出美国港口的一切海上货物运输。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迫使世界各国的航运公司，只要经营美国航线都不得不在提单上专门规定地区条款（LocalClause），我国的中海、中远也不例外。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明确对美海运提单受1936年COGSA调整，该法在上述运输中成为提单的条款之一。

由于以上两种因素的限制作用，提单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余地大为缩小。航运公司为了适用有利的提单公约或为了满足某些提单公约内国法的强制规定，提单的首要条款、地区条款也就应运而生。

二、首要条款的概念首要条款（ParamountClauseorClauseParamount）是指在提单中约定本提单适用某一国际公约（如海牙规则）或公约相应的某一国内国法（如英国1924年COGSA）制约的提单条款。首要条款目的是为了将指定的国际公约或其相应的内国法并入提单，使之成为提单条款的内容之一。它与提单法律适用条款的性质完全不同，也不能称之为所谓的特殊提单法律适用条款。之所以冠以“首要”一词，意在表明该条款的重要地位，除了不得违反提单所适用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外，其他普通提单条款与之相抵触的，原则上以首要条款为准。

有的观点认为，提单首要条款也是提单法律适用条款。鉴于上述对提单首要条款概念的分析，这种观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从首要条款与法律适用条款比较来看，法律适用条款（GoverningLaw，ChoiceofLaworApplicableLaw）是指明提单所证明或包含有合同（争议）适用某一国的法律解决。上述两条款中，提单当事人所选择法律的范围是不同的，承运人在提单首要条款选择是某一个国际公约或其相应的内国法，这种选择是单一的；法律适用条款所选择的法律是某一国的全部法律（实体法），这种选择是全面的。首要条款选择是将提单公约或其相应的内国法并入提单以作为提单条款，针对的是有关提单有效性或称之为合同履行这一部分内容。法律适用条款不是针对提单本身的，其针对的是提单所证明或包含的合同（争议）。如果说首要条款也是法律适用条款，何必又专门列明法律选择（适用）条款，岂不重复、矛盾、多此一举？？由此可见，首要条款与法律适用条款在基本概念、选择范围、选择目的及作用等方面差异显著，那种将首要条款与法律适用条款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三、首要条款的性质联系上述对提单首要条款的产生背景和基本概念等内容的分析，不难看出首要条款具有如下性质。

1、首要条款具有内容并入的性质。

摘要：在开始全面履行WTO规则的新时期里，我国入世承诺中的主要条款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从其性质来看，入世承诺中的3类条款会带来长久而深刻的经济后果，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它们的形成，又大致来自各不相同的5个实际背景，从而使得其内涵和功能各具特点。因此，分别情况、趋利避害、善于有效发挥它们所具的积极功能，应该是我国相关对策思路的根本立足点。

关键词：入世承诺，主要条款，性质，背景，对策

我国已开始全面履行WTO规则的新时期。那么，我国入世承诺是否随着遵循WTO规则“过渡期”的结束而已终结了其作用呢?否。其实，我国的入世承诺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常具体实际的承诺，它们确实因已被履行而可能结束了其使命；另一种则是比较原则笼统的重要条款，它们须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继续被大力实施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重新审视这些主要条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性质

我国入世承诺的主要条款集中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后简称《议定书》)第一部分以及《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后简称(报告书》)相应的阐述和规定上。《议定书》共有18项条款，除了第1条“总体情况”外，其他都有实质性意义。《报告书》则基本上围绕上述条款的涉及范围和大致内容，展开着比较广泛、具体、深入的阐发，反映着谈判双方(即中国与其他WTO成员之间)各自的立场和主张。这样，每一条款在那里都得到了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说明。换言之，正是在对《报告书》相关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了《议定书》的有关条款。所以，它们同样是《议定书》17项实质性条款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致说来，这些主要条款可以分为6种类型。它们尽管各自以第2条至第18条的身份并列在同一个《议定书》里，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性质和地位。

【摘要】提单管辖权条款往往由承运人单方面制定，由于其格式条款的特征使得其效力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为不稳定，文章认为，目前情况下，仍然应当承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协议管辖属性，这符合世界各国做法，也和我国船货双方的利益对比相适应。

【关键词】提单管辖权条款；协议管辖；格式条款

提单管辖权条款，是指规定如果提单当事人一旦发生争议，如果诉诸诉讼，则因提单或与提单有关的一切纠纷由某一特定法院或某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的条款。协议管辖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指的是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纠纷交付给一国法院管辖和审理。由于协议管辖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避免管辖权冲突等优点，因而在世界各国大多得到承认，虽然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提单管辖权条款是否属于协议管辖条款而真正体现提单当事人的合意，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目前都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一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和混乱

肯定说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协议管辖的范畴。如郑智华法官认为：“鉴于提单的特别性质，还是把提单背面管辖条款作为一种协议管辖，更能理顺相关问题，当然，在协议管辖制度立法意图及其功能造成的扭曲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制。”[1]赵程涛律师认为：“提单背面就印制着协议管辖条款。协议管辖,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由某特定国法院管辖。这为各国国内法及许多国际公约所承认。提单背面的管辖权条款一般均规定由承运人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法院,这也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惯例。”[2]

否定说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只是承运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未经提单持有人明确接受则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朱作贤博士、李东法官认为：“从理论上来讲，提单上的管辖权条款根本不是合同双方协商的结果。……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虽然规定涉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管辖地，但如果参照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判例以及欧盟法院在TheTillyRuss一案中的意见，完全可以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缺乏当事人的合意，并非当事人的书面协议。”[3]对于同属于纠纷解决方式之一的提单仲裁条款是否能约束提单受让人，[4]广州海事法院予以了否认，其理由是：“我院经研究认为，提单仲裁条款是提单签发人，即承运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单方拟定、并强加给提单持有人的，该仲裁条款不是提单持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提单持有人并没有就提单的仲裁条款与承运人磋商，……此外，托运人并不关心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托运人在洽谈托运时仅仅关心船期、运价等，因为只有这些方面才与托运人有真正的利害关系，货物风险在装船时已经转移，托运人对在提单中商定一个更合适的仲裁条款、以利于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索赔不感兴趣，导致承运人完全垄断提单中这一条款的拟定，所拟定的条款通常对承运人有利，而不利于提单持有人。因此，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应不具有约束力。”[5]李海教授也认为：“对于提单受让人来讲，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与签发提单的承运人就用仲裁方式解决提单争议的事宜进行过任何意义的协商，或进行过任何文件往来。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之间的仲裁协议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达成的？显然，把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强加予提单受让人，毫无法律依据。”[6]

1不可抗辩条款的基本内容

不可抗辩条款其基本内容是：人寿保险合同生效满一定时期（一般为两年）之后，就成为无可争议的文件，保险人不能再以投保人在投保时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等理由主张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在保险合同中列入不可抗争条款，是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限制保险人权利的一项措施。

2不可抗辩条款的产生

从历史上看，不可抗辩条款是为了度过“诚信危机”，重塑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而出现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叶，英国的寿险市场还普遍实行严格的保证制度，即保险合同的效力取决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告知与保证义务的履行。这意味着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索赔时，只要保险公司发现投保人有违反保证或者不如实告知的行为，即使这个行为对于被保风险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保险公司都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合同，拒绝赔付。因此在当时的英国，保险事故发生后，一旦发现投保人有不如实告知的事项，即使是已经生效数十年的长期保单，保险人也会认定保险合同无效，拒绝向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履行赔付义务。这使得购买了保险的善意被保险人无法得到预期的经济保障，由此而出现的合同纠纷案层出不穷，保险公司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拒付者”。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保险公司的信用危机，威胁到了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重塑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1848年英国伦敦寿险公司出售的产品中首次应用了不可抗辩条款，即合同生效一定时期之后，保险公司就不得以投保人误告、漏告等为理由拒绝赔付。这一条款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投保人的普遍欢迎，极大地改善了该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为公司赢得了信誉。其后该条款被其他公司纷纷仿效，在寿险业得到了极大的推广。1930年不可抗辩条款首次成为法定条款，由美国纽约州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在该州保险法例中加以规定，要求所有寿险保单必须包含此条款，以约束保险人的行为，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防止保险公司不当得利，最终保护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其后不可抗辩条款通过立法的形式，成为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寿险合同中的一条固定条款。

3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摘要]本文介绍了2002年国际船舶保险条款在承保危险上的变化、特别是对潜在缺陷的理解问题，分析了条款的缺陷和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的争议。

[关键词]2002年国际船舶保险条款；承保范围；潜在缺陷

2002年在伦敦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套新的船舶保险条款，同时，现行的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仍可选用。从这些变化本身很难看出隐藏在制定该新条款背后的真意。但是，一些变化引发了对条款含义和效力的严重争议。本文旨在分析列明承保危险条款的变化，尤其是对潜在缺陷的理解问题。

介绍和背景

2002年新的《国际船舶保险条款》沿袭了1983《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83年条款）和1995年《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95年条款）列明风险的形式。条款变得冗长，纳入了一些可能不被双方同意而订入保单的条款，使得条款的使用变得更麻烦。

对于承保范围，《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第6条，如今规定在第2条。除了一些极小的变化，此条款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锅炉爆炸、尾轴断裂和潜在缺陷的处理方面。1995年条款有与众不同之处，即第6.2款对谨慎处理但书的规定为“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或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未谨慎处理所致”。新条款的第2.2款但书的规定却与1983年条款的规定相同，即“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未谨慎处理所致”，删除了“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因此，由于但书措词的变化，在新条款第14条规定之下，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将承担更大的责任，承保危险的范围比1995年条款的规定缩小。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船舶所有人的境况将更糟，因为第14条的规定不仅仅适用于第2.2款受但书限制的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也适用于第2条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

[摘要]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从世界范围看，保险条款费率监管大体分为以市场自律为主导的松散型模式、以政府监管机构为主导的严格型模式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模式。目前，我国保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产品雷同、产品适销性差、条款通俗性不够、产品定价不合理、条款费率执行随意等问题。为此，必须鼓励产品创新，增强保险产品创新动力；加大偿付能力的监管力度，抑制非理性价格竞争；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提高对公司产品设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附加费率的监管控制，扼制高手续费、高贴费；加强产品信息披露，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关键词]条款费率，监管，公众利益，产品创新，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关于保险权利义务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定式合同，一般而言，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且内容复杂，专业性强。保险费率是特定保险险种中每个危险单位的保险价格。为避免投保人接受不公平的条件，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为减少保险公司因竞争压力对投保人作出不合理的承诺和防止保险费率上的恶性竞争，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部分国家(地区)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严格监管，也有的国家(地区)对保险条款费率放松监管。

一、从监管理论分析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动因

(一)公众利益理论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的资源误配，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人们购买保险是为了通过交纳固定的保费获得未来的保险保障，保险条款费率是否合理科学，直接影响到保险客户的利益。保险客户交费在先，保险公司赔款或给付保险金在后，保险公司能否依据条款履行合同承诺，关系到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保险经营主体能自由进入和退出，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的卖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同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和价值不偏离。在这种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保险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趋于边际费用，达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实际是不存在的，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问题难以避免。如不合理条款费率对消费者利益可能造成侵害，还容易产生外部效应，一种产品的问题可能造成消费者对其它产品的不信任，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连带效应或集中挤兑。市场中还存在“免费搭车”问题，在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客户从众心理严重，对保险条款费率不加以研究，对自身的利益漠不关心等。市场失灵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和偿付能力不足，损害广大被保险人利益。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政府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一、问题的提出

(一)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研究现状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性改革之一。当前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新一轮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实践已经蓬勃展开，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让人眼前一亮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屡屡出现以改革之名行攫取公益之实的事件。以适宜的改革理论、方法与观点来评价和指导实践已经是现实亟需。而另一方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理论观点却分歧重重，截然相悖者并不鲜见，并未形成关于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作为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未发挥其基本法的规范作用，即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基本路径和制度框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国内学界将该条款视为陈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宣示性条款，而未将之视为一种规范性条款，从而深入剖析其规范含义的窠囿有很大关系。国内学界关于该条款的论述寥寥，主要包括:第一，该条款是一个论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款，主要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而该条款所确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特征之一出现的。①第二，该条款是对国家政策的一种表述。有观点认为，此类条款对国家政策的表述，与宪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相冲突，不应当成为中国宪法的条文。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此类条款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宪法的不稳定性，但农村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规定而存在。③第一种解释处于通过社会现实力量对比关系来理解宪法现象的“宪法的社会理论”脉络中，④更倾向于从体现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政治要求的角度来解说该条款的正当性。比如“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有利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理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⑤虽然这种解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历史说明或目的说明的性质，但是以“政治正确”为前提的解说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条款本身法律性质及其在法秩序中作用的探讨，而且阻隔了从活生生的现实语境来观察该条款现实影响的可能，从而放弃了追问:政治的逻辑是否如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真实的生活?第二种解释基于世界上成熟的立宪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基本秩序的建构大多采取经济权利的扩张或者限制而实现的，以及宪法的安定性是根本特征之一，⑥而现行宪法对经济制度的具体化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宪法的不安定等理由，将包括宪法第八条在内的条款看作宪法中的一类“不恰当性条款”。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自然也就对细致研究该条款的法律意义兴趣寥寥。事实上，从尊重实在法的原则出发，只要不是极端的恶法，就应当采取法律信条论的观点，“在现有情况下”来思考，⑦更何况一旦认真对待宪法，略微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已经开始揭示类似条款在中国法律秩序中的独特作用。⑧总体上，两种观点都没有从中国实在法语境下追问该条款的法性质，也就无法揭示该条款与宪法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之间、中国法秩序的主导价值和原则之间以及中国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二)研究不足的社会后果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规范意义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否已经或者可以被设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对此问题回答如果为肯定，则强国家－弱集体的权力权利格局就被生成———国家就被赋予了实施推进该制度所必须的手段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集体经济组织则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权，只能视为承担实施特定社会主义经营制度职能的特殊社会组织。反之，则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仍然可以适用国家与社团的一般法理———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产物，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完整的社团权，国家唯有在社团自治出现明显缺陷或者力所不及的情况下方得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对该条款尚未深入研究，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情况比比皆是，与该宪法条款相关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出现了某种混乱、动荡和矛盾，这一情况表现于现行法律体系、国家政策、农业经营实践和学术讨论之中。第一，立法上的立场不明。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应当作为制定相关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相关普通法律不仅不得和该条款的规定及其精神相违背，而且应当以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来积极实现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目的。但是该条款作为法律规范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现行的相关普通法律也就难免出现立场不明、忽左忽右的情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是该条款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得以建立和运作的关键主体之一，而至今中国的相关普通法律，如《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尚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更未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机制等基本内容。2017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作为特别法人来对待，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重大发展，但该法仍未就其作为特别法人的基本性质、主要目的、实体构造等要素做出具体规定，需学理和立法填充的空间仍然巨大。①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似乎强调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享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又受到国家通过立法手段的严格限制。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现行法律中并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性的调整或收回承包地的权利，而仅仅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也并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性的收取地租的权利。这些立法事实上弱化了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代表享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限制了集体经济组织调整经营方式的自由。第二，相关国家政策的冲突和矛盾仍然未得以消除。国家政策是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工具，而此种社会治理工具应在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确立的宪法框架内，根据该条款的法律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来使用。然而，由于对该条款深刻的法律内涵认识不清，相关国家政策仍然呈现出“管而不当”的缺陷。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既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又允许“对承包土地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到了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在对待土地调整的态度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强调第二轮的30年承包期内不再按照人口增减调整土地，“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只允许“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即所谓的“大稳定，小调整”。这种政策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争议并未随着1999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进入宪法而平息，也未随着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原则上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而结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以及人口的持续变动，要求根据人口调整土地的呼声不断高涨。②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能否调整、如何调整的态度，其核心问题是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力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权之间是否存在相对确定的界限与范围，以及自由、平等、效率三者是否在关于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现行法中存在相对稳定的位阶。而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恰恰为确定这两个核心问题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此外，国家政策中对农村“规模经营”的一再强调也涉及了同样的核心问题。第三，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的改革在部分领域和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差:行政主导性过强，而以农民自由权为基础的内生性不足。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的改革，主要表现出两大方向:一是以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主体集中为表现形式的规模化经营。比如到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中家庭农场已达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①二是以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广东佛山南海区的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试点，如今已经为多个省市所借鉴。如北京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到2013年底已经完成了全部3555个村的改革工作。②前者在改革目标上表现出了国家对农业效率的追求明显高于对农民自由与平等的重视，在改革手段上不仅屡屡出现行政权力干预农民自发选择的情况，而且政府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支持政策实际上使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者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改革后果上也存在客观上使农民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的问题。后者在改革进程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推动性，而非农民自发选择，而作为其改革结果的社区型股份合作组织至今仍然在实践中未能脱离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权、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私法主体。在上述改革中，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包含的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及其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律定位，以及对农民及其集体自由权的尊重等规范意义，都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第四，学术讨论突破了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确立的基本法治框架。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虽然具有宪法规范一般的原则性、宽泛性的特征，但是该条款也有着刚性的、明确的规范意义层面，这就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中国的宪法中，在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这一基础上实行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不仅具有追求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政治意义，还有消除剥削、确保资源分配公平、以自愿互助合作脱离小农经济自身矛盾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关于农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讨论中，突破这一限制的观点———以永佃化或私有化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不仅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而且影响到了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如“应该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一样，允许农民集体将农地彻底平分给集体内的农民成员，实行有管理的农地私有制”。③再如“赋予农民一个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产要素功能”，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永佃化。④此类观点将强化农民权利视为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手段，进而从“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这一吸引人的理由出发对强化农民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另一方面，此类观点也会影响到对中央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关政策的解读，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表述就解释为“这一改变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没有存续期间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将被永佃化”。⑤将家庭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解释为永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显带着未经反思的解释者“先见”。虽然宪法确立的基本规范并非不能讨论，但是如果对基本规范的立法目的、历史脉络、价值追求等尚未做出充分全面的考察并有足够理论积淀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就匆忙选择一种明显与其背道而驰的制度建构方向，即使不说是草率的，也不能不说是不严谨的。综上，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基本法规范意义尚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任意性与盲目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全面地剖析该条款的法律意义，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基本法律框架，不仅是找寻中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合法性基础的源头，而且是落实中国宪法对农村经济社会活动“规范性适用诉求”①的基本前提。根据前述的问题，对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法律意义的剖析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底是国家义务，还是组织义务。二是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中国家权力与农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确立的自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为何。

二、国家义务抑或组织义务

“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决定哪些渊源在解释宪法时具有重要意义者都将告诉我们宪法到底是什么。”②就法律文本的解释而言，自萨维尼以来形成的语法、逻辑、历史和体系的四种解释类型属于法律诠释学相当固定的组成部分。③要释明该条款的意义，也当从此四种解释要素着手。从字义可能范围④出发，可以对该条款分析如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不如通常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语句带有“应当”、“可以”等明显的规范词，而是采用了陈述语句。该语句以动词“实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行”行为的主体，则该条文直接表达的意义可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实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将该条款更清楚地表达为:如果某一组织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该组织应当采用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该主体负有实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从这一规范看，如果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其他的经营方式，则属违法。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表示“双层经营体制”实行的范围或者针对的对象，即“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表述，则该条款并不直接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而有可能只是表明国家对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采用“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积极态度。在此种情况下，文义解释已经明显不足。若自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而宪法第六条规定了国家负有坚持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义务，由此，国家也就负有坚持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义务，这一义务直接体现于宪法第八条第三款“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从国家负有坚持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义务就可以导出: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在这样的宪法价值导向下，结合此种情况下的文义，可以将该条款表述为“国家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表述所表达的法律规范是:“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这一规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只有在国家怠于履行此种义务的情况下，才违背了该法律规范。综上，中国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法律规范:第一，如果某一组织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该组织应当采用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二，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施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该条款所陈述的规范内容到底为何?综合各种考量，可以认为后一个法律规则更为恰当地反映了该条款的意旨，原因在于:首先，虽然稳定农村经营体制是1999年对宪法第八条进行修改意图的直接表述，但在客观上是以扩大农民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为目的的。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表现出一种客观要求，即就经营方式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定义务或者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在各地不断涌现，国家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容忍到支持的变迁过程。由于“包产到户”带来的农民经营自由的扩大，以及以土地承包权与获取剩余产品的收益权为主要形式的财产权利的扩张，确立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推动了农产品数量迅速增加，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即是说与农村生产承包制相联系的经营自由权与财产权利是否合法的问题。1982年宪法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仅仅规定“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直到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才真正从法律上肯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该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到1993年左右，各地区土地承包合同纷纷到期，国家又出台政策将承包合同延长到30年。国家政策倾向于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长期实行。由此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这就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一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下来。它有利于农村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助于消除农民怕变的心理”。①当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之后，该制度所带来的生产机会成本过高和规模效益低的问题凸显出来，由此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必要性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宪法又对这一条款进行了修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当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就此修改解释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家庭承包经营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在宪法中对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出规定，有利于这一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不断完善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看来，1999年修改此条的主要意图:一是在于继续保持农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中获得的各种权利;二是在于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业生产统一服务的功能，并没有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所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来看待。其次，为集体经济组织设定履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义务与法理不符。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建立家庭承包经营制必须至少应满足几个法律上的要件:一是须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是该成员须向集体经济组织为请求承包土地、开展经营活动的意思表示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形成合意;三是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就承包经营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建立起具体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方才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义务从其内在本质而言须是依义务人行为或不行为即能实现，不得超出义务人能力。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不仅有赖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更有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行为，两者之间系平等民事主体，因此为集体经济组织设定此种有赖他人行为的义务与法理不符。而将支持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此种经营体制的义务人确定为国家，因国家能以立法、政策等手段实现该义务，则较为妥当。因此，中国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应当表达了此种规范语句:国家应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三、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

虽然前述通过解释宪法条款所得出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直接设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必然不在部门法上承担此种义务。因为如果将该法律规范视为一种授权条款，即国家为实现“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得使用合理之手段，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通过立法在部门法层次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定此种负担———此种立法将可以视为国家履行此种义务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立法中就存在此种倾向，如前述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与收回承包土地权利的严格限制，这实际上是以法定形式限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代表所享有的农民集体所有权，以实现国家所认为的维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稳定的目的。事实上，此种解释是不符合立法原意及其目的的。国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应限于创造实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良好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由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二是为这种经营体制的建立提供制度、物质等必要条件。该条款既规定了国家的消极义务，即不得干涉农民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又规定了国家的积极义务，即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必要的帮助。理由如下:首先，尊重农民经济自由权是社会主义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而农民经济自由权就包括对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自由。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基本思想和根本原则为思想渊源，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实践脉络。脱离这一背景，将无法揭示“尊重农民经济自由权”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现成的，必须对之前的旧制度进行改造，方能建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对包括农业经营制度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了马恩关于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①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马恩实际上是主张，通过国家创造各种条件，积极推动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以实现改造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目标。除了明显采取错误路线的农业合作化冒进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中国对于农村的基本政策都遵循了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原则。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在一切已彻底实现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都强调在自愿与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农民的生产合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央农村政策也都十分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如1980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就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原则，认为应当尊重农民自己的意见。1986年4月的《民法通则》肯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而1987年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则首次明确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经营方式的自主选择权。此后的立法和国家政策都反复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自主安排经济生产的自由。从实践来看，凡是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比较好的时期，家庭经营与互助合作的某种结合就往往成为农民自发的选择，农业生产一般就会平稳增长，农民生活往往表现出逐步改善的倾向，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后到初级社建立时期的中国农村等，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更是因为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激发出了无限活力。①无论在规范的意义上，还是实践的意义上，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都构成了农民组织化的基本前提。而从理论上透视这种条件关系的内在理路，则可以说，只有在一个独立的、不受强制的环境下，农民自发建立或者力图建立的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关系才是真正的组织化，而表述某种农民之间组织关系的协议、契约，乃至法律规则，都只能基于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或者客观需要之上。在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将呈现出从生存理性转向发展理性的自然变迁，而具体的组织形式也自然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无论哪一种组织形式，无不体现农民之间互相依赖、互惠互利的深刻联系。以立法的形式或者明文契约的形式确认并引导这种实际的社会关系，才能形成有效的法律秩序。当前，中国农民实际上既存在生存的问题，也存在致富的问题，他们的组织化理性就更体现出一种依时依地而变的特点。不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将农民从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剥离开，以抽象划一的制度设计替代农民的自发选择，不仅难以在情况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实现有效的农民组织化，而且有可能打破农民原有的、自发的组织化进程。这也正是恩格斯强调“违背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②的原因。第二，国家支持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制度，但以农民自发的合作需求为限。这就是说，无论农民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发选择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或者统一经营为主，或者两者某种结合形式，均应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离开国家的支持，这源于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超过个人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这种超越的客观需要就越强烈。③小农经济自身无法摆脱趋于贫困的必然规律，④从而无法适应这种客观的需要。小农经济解脱自身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最终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采用公共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合作社经济的一部分。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⑤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农民自愿实现这种过渡，即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⑥恩格斯指出:国家对农民合作是支持和帮助，包括金钱和实物的支持，以及各种类型的便利，这种帮助将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容易，因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付出的牺牲。⑦就马恩的本意而言，国家支持主要是针对农民之间的合作提供支持。1949年后，农民的合作就是农村的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业经营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明显。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支持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制度为目的，也就是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但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列宁也一再强调“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②国家对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建立及发展的扶持，不仅取决于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取决于农民在主观上的合作意愿。当农民自发选择的农业合作化遇到了农民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农民发展的权利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时，国家才能以谨慎的态度介入农民的合作化进程，为其提供制度、物质、财政等各方面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自发联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才是国家介入农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当性所在。综上，国家负有支持实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义务绝不意味着国家代替农民去选择此种经营方式，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实现只能是在尊重农民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自发选择的结果。国家介入农民合作化的过程只能是基于农民无法通过自身的联合获得发展所必需资源的现实需要。由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只能看作是农民自由选择基础上行使结社权的结果，具有独立的法律定位和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而非由国家设定承担特定社会主义改造功能的社会组织。

一、责任范围

本保险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及一切险三种。被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本保险按照保险单上订明承保险别的条款规定，负赔偿责任。

（一）平安险

本保险负责赔偿：

1、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自然灾害造成整批货物的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当被保险人要求赔付推定全损时，须将受损货物及其权利委付给保险公司。被保险货物用驳船运往或运离海轮的，每一驳船所装的货物可视作一个整批。推定全损是指被保险货物的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恢复、修复受损货物以及运送货物到原订目的地的费用超过该目的地的货物价值。

2、由于运输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互撞、与流冰或其他物体碰撞以及失火、爆炸意外事故造成货物的全部或部份损失。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投资建厂，其中大部分外资企业都进行消防投保，他们除要执行中国的工程建设程序和规范、标准(以下简称GB)外，还应满足保险商的保险条款，尽管不同保险商的保险条款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以NFPA(美国国家防火协会———NationalFireProtectionAssociation)标准和FM(美国工厂相互保险组织———FactorymutualResearchCorporation)条款为基本要求。

1自动喷水系统

1．1是否设置喷淋系统及系统选型

根据GB要求，厂房内下列房间可不设置喷淋保护，如卫生间、空调机房、消防控制室、纯水站、废水站、动力站房、备品备件间、维修车间、消防水泵房、FMCS控制室等。但保险条款通常要求，除GB明确禁止采用水消防的场所外，如变配电室、不间断电源(UPS)室等，均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GB规定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时，严禁管道漏水的场所，如设备昂贵的生产区，应采用预作用系统。但保险商仍推荐采用自喷系统。

1．2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

设计场所火灾危险等级的确定是消防设计的基础，GB和NF-PA对其界定不尽相同，尤其是NFPA定义为特殊危险的场所，应按NFPA的要求进行设计。

【摘要】租税国家下，宪法税条款的规定有利于税目的的实现和正当性的维持，有利于税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宪政进程。通过对诸国宪法的考查，可以得出人类宪政和税制文明的共同经验之一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税的条款，具体包括：税立法的民主性条款、禁止性税条款、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征税目的和税权划分的条款等。针对我国宪法税条款的缺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明确税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的代议机关——人大、设立禁止性的税条款、明确税权划分条款、增加肯认税收司法权和明确纳税人权利的条款。

【关键词】宪法税条款；租税国家；缺失；税权

【正文】

一、宪法税条款的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多为租税国家，也即财政国家（所谓“租税国家”，也即“财政国家”，是指国家主要通过向公民课税获得财政收入，并以此财政收入进行公共投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随着近20年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逐步深化，我国事实上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收入的规范化，税收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也事实上成为“租税国家”。如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总计31649.29亿元，其中全国税收收入为30865.83亿元，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97.5％，税收收入已经成为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对来源。（2005年财政收入总额数据来源于新华网，全国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且其中税收收入中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数据经过计算整理。））。财政国家成为现代国家宪法上国体的概括，并且“从国家收入面观察体现为‘税收国家’，从国家支出面观察体现为‘给付国家’。”[1]（P42）租税的征收和使用在国体上归于统一。甚至在现代“租税国家，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都有征收和用税的方法决定，这一点也不夸张。”[2]（P1）

租税的征收和使用都具体体现为一种行政权力，无论是征税权还是用税权都摆脱不了权力会被滥用的危险。并且相对于国家的这种权力，纳税人的权利往往处于弱势。政府的征税权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入，征税权的不当行使和用税权的偏颇都将损害纳税人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征税权的滥用会造成对公民财产的侵害，进而影响纳税人的生活、家庭、投资等等；用税权的偏颇将会造成公民对福利的非公平分享，进而影响税的目的的实现。这两者最终都会造成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