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制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平山县地处石家庄西部山区，属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国土面积2648km2，其中耕地面积30133.33hm2，在耕地中旱耕地面积13133.33km2，占耕地总面积的43.58%。随着旱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旱耕地生产条件得到了不断改善。但是“寒、旱、蚀、薄、板、瘦”仍是制约旱农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措施，对提高旱耕地农作物产能，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

1制约旱农生产的因素

1.1寒。县域西北和西南部深山区，由于年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冻害严重，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影响极大，只能一年一作。

1.2旱。旱耕地集中在山丘区，农业生产仍然是“靠天吃饭”。降水集中在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70%，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而且冬春少雨雪，风大旱情重，耕地地皮处于干裂状态，春末夏初多风，严重影响着旱农生产。目前仍有13133.33hm2耕地无灌溉条件，广种薄收，靠雨养。

1.3蚀。由于山丘区地形起伏较大，加之多暴雨和大风的特点，使旱耕地土壤的水蚀极为严重，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形成跑水、跑土、跑肥“三跑田”，土层变薄，砾石增多，土壤肥力下降，旱耕地水土流失面积达10506.66hm2，占旱耕地面积的80%，年水土流失耕地跑水约8088万m3，跑土52万m3，每年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养分折合化学肥料约1.56万t。

1.4薄。土层浅薄是旱耕地土壤的一大障碍，旱耕地土壤除蚀变化，人为的耕作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土层浅薄的旱耕地面积为3888hm2，占旱耕地总面积的29.6%。

【正文】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地理条件，一些地区长期保持传统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类地区若能把握时机，处置得当，就有可能乘势而上，后来居上，否则，就会失去宝贵的发展机遇，重新拉大与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的差距。因此，适时制订对策，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摆在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面前一个十分现实而急迫的任务。

（一）

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原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局限，后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成长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第一，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但基础仍然脆弱。这类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长期来国家投入不多，基础设施薄弱，工业弱小，经济整体实力处于中下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类地区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及其影响力相对较弱，加上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穷则思变，求富心切，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起步较早，工业经济凭借市场拉力，从小到大，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以较短的时间跨过了工业化初期，进入或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但是这类地区发展基础脆弱的问题也明显存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人才、技术准备不足，工业经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呈放大态势，属典型的速度型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第二，加工工业比重大，但稳定性较差。这类地区资源条件较差，一般无富集资源可作依托，本地区财富集散面窄小，市场容量不大，因而产业选择大多是单位产品原材料需求量不大、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加工工业，形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区域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原料供给、产品成本受制于上游产品供给状况及其价格的变化，企业增支因素多，消化任务重；另一方面，产品销售受区域外市场变化的影响，反应敏感，起伏较大，不利于持续、稳定发展。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一、宪法文本中的刑事司法关系

虽然我国宪法文本中没有司法的概念，更没有刑事司法的表述，但是根据对宪法、法律以及党和国家文件的梳理，司法一词的适用逐渐定型化。司法在我国并不仅仅指裁判，而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诉讼活动，这是司法的本土场景，学界也趋向此类认识，故刑事司法是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1］。因此，刑事司法关系是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即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关系。《宪法》第135条是宪法文本中刑事司法关系的直接表述，因此该条款是刑事司法关系的宪法化。其是我国司法工作中长期行之有效的一项好经验，在宪法中规定的刑事司法条款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刑事司法条款，以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更加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2］。虽然《宪法》第135条是刑事司法关系在宪法中的规定，但并不是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这涉及宪法规范与宪法规范性陈述的区分。宪法规范性陈述是宪法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宪法规范是宪法规范性陈述之内在意义。一个宪法规范既可以通过一个宪法性陈述表达，也可以通过一种规范性陈述表达。宪法规范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对宪法规范性陈述的归纳和总结得出。而宪法规范性陈述往往是由宪法条款作为载体，有时还从其他法律文本或政治实践中寻找宪法规范性陈述［3］。因此，《宪法》第135条只是刑事司法关系的宪法规范性陈述，具有融贯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个空白宪法规范。刑事司法关系的宪法规范需要通过宪法解释并结合意义相关条款甚至具体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出，尤其是第28条、第37条、第40条、第125条和第135条，专门规定了刑事司法的问题，这是前三部宪法所没有的，是确立刑事司法关系的重要依据。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正解”，只是一种可接受性和相互支撑性的结论，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但是现阶段可以整合刑事司法关系的改革。

二、刑事司法关系解释的方法论转换

关于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并没有主次之分，目的主要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公民合法的权益，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二是认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违背了基本的诉讼法理，容易造成“重实体轻程序”和“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结果，甚至有的认为应该废除相互配合。三是认为“分工负责”意味着公检法三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力的有限性，“互相配合”体现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互相制约”是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分工负责是前提，互相配合是基础，互相制约是核心，并认为《宪法》第135条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和规范体系，是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宪法关系的一般原则。第一种观点将刑事司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区分敌我，带有一定的工具论色彩，是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并不符合1982年宪法的整体逻辑。第二种观点套用西方理论学说，以法治理论或司法理性的代言人来臧否刑事司法关系并不恰当。刑事司法的语境与西方的并不一样，必须进入本土场景才能全面认识，不能仅进行语义解读，刑事司法关系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分析，形而上理论的分析缺乏基础。第三种观点从宪法文本整体出发，进行了体系化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符合1982年宪法的理念。虽然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多局限于《宪法》第135条或刑诉条款的分析，并没有区分规范和规范性陈述，有的观点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和严谨的论证过程。基于此，本文在前述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除了对《宪法》第135条进行分析外，还应将其置于宪法文本的发展脉络，采取综合规则解释的方法，对其在整体宪法规范秩序之中所处的体系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对宪法文本上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性陈述相互之间进行融贯性解释，从而得出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具体而言，只要与刑事司法关系具有意义关联的条款都是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内涵判断的依据，如《宪法》第28条、第37条、第40条等对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确立具有直接关系，其他宪法条款也是理解刑事司法关系的重要参考。此外，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并不是静态的，随着宪法的四次修改以及相关法律的修改，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一种隐性意义上的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变革。

三、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含义之重释

1982年宪法是对前三部宪法的继承和超越，具有实践理性和反思理性，是在革命创立的政治体制内发生的去革命的宪制安排，体现了价值之间的均衡和对现实发展的充分考量，这是理解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内涵的整体逻辑［4］。为了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进行全面分析，应将1982年宪法的规范内涵与后来的变化分开，宪法整体的变迁影响刑事司法关系的内涵，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内涵的变迁也折射了宪法整体的变迁。刑事司法关系规范总体可以分为主体规范、条件规范和目的规范。对1982年宪法文本的分析如下：首先，刑事司法关系的主体规范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这主要是规定将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力聚合于公检法三机关，重建刑事司法领域的权力秩序，防止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重演。三者排序说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院的地位最为优先，这与后面的“互相制约”及“权益保护”目的是相契合的，并不是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一般原则，只是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关系，而且也不能推出三者只是负责办案的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纵向权力配置的逻辑，应是整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系统，然而在系统内部必须遵守上下之间关系的规定。其次，刑事司法关系的条件规范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这只适用于办理刑事案件领域，并不包括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领域，这是一个职务行使的规定而非全部职权的界定，加之宪法整体上没有三权分立的深层逻辑，且只是一种线性关系，法院和公安机关并没有直接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即“就如同工厂的生产，一个产品要经过三个车间、三道工序，制约不是相互扯皮，目的是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5］。因此，这只是一种办案过程中的关系，并不是公检法三机关的组织关系。具体而言，“分工负责”是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从事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工作，分工负责主要是吸取中乱抓人和整人的教训，以重建刑事司法权力秩序。“互相配合”是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完成本职工作，在客观上起到配合作用，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尽量多沟通，保证办案过程顺利，这是刑事诉讼打击犯罪目的的表现，是线性结构的体现，也是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互相制约”则是对违反法律或政策的行为进行制约，这是刑事司法也是1982年宪法重视公民合法权益的体现和宪法权利保障的客观要求［6］。此外，虽然没有规定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的相关权力由法律配置，但从审判权、检察权归法院和检察院行使以及二者的组织由法律规定可以确定二者的“分工”是由宪法规定的，而公安机关则根据《宪法》第37条和第40条的“职权”规定的。除前面所述的“分工”、“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可以由法律或政策等进行设置，并没有仅限定为法律。最后，刑事司法关系的目的规范是“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对条件规范有导向作用。这说明需要通过法律来确定条件规范的目的，两者之间是一种理由和行为的关系。这里的法律包括宪法，如《宪法》第37条和第40条规定对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和秘密的侵犯必须由三机关分工负责，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加之1982年宪法在序言、总纲和公民的基本义务等方面规定了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这说明宪法权利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性质，为刑事司法权力划定界限，是刑事司法行为合法的条件，因此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刑事司法关系的目的［7］。然而，《宪法》第28条“镇压叛国和反革命活动”和阶级斗争的规定，其目的是“打击犯罪”和“对敌人专政”。因此，在宪法中刑事司法的宪法权利保护功能与专政功能是割裂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也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二元任务，并没有主次之分，相互之间也存在张力，这和条件规范也是相对应的。随着1982年宪法的修改，其逐渐由改革宪法走向宪政宪法，这是显性变化。此外，随着政治环境的不断变迁，宪法会发生不见于文本但却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即隐性变革［8］。这也影响到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解释，且《立法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具体法律的修改影响了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内涵。首先，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犯罪、刑罚和诉讼只能制定法律，这使得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与制约纳入法治的框架中，由法律规定，并且要追求实质法治。其次，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使人权从默示转为明示，体现了宪法作为人民主权意志对保护人权的确认和要求，人权保障成为刑事司法关系的目的，要求刑事司法机关积极作为以保障人权。刑事司法也可能对人权侵害，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司法关系是刑事司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得以实现的体制约束，应以审判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因此应提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应成为重心。最后，刑事司法任务也发生了转变。1982年宪法中的刑事司法作为打击反革命的“刀把子”功能依然存续，《宪法》第28条中“镇压叛国和反革命的活动”的规定就是体现，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宪法序言中的国家任务条款就是体现。1993年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将第28条中“反革命”修改为“镇压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国家任务也逐渐多元化，这是宪法对刑事司法去革命化和专政化的重要一步。既然宪法将危害国家安全纳入犯罪活动，加之相关法律的完善，公安机关也应做广义解释，包括军队保卫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监狱侦查部门。除此之外，“法律”的修改也对刑事司法关系规范产生重要影响，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总体导向是完善相互制约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三者的权力进行了制约配置，并将保障人权作为刑诉的目的加以规定。宪法序言规定了党的领导原则，而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加强司法权力间的制约是党的司法政策的基本导向，互相制约逐渐成为条件规范的核心。因此，刑事司法关系规范逐渐成为通过公检法三机关在实践中的制衡来保障人权，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

间接受贿又称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1]其法源最早见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二项的部分规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将这种行为从一般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单独作出具体的规定。该条虽未明确给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界对此条界定为斡旋受贿罪已达成共识。此罪，日本刑法于1958年即予增设。在该罪的构成要件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此争议比较大，笔者在此就司法实践中时常遇到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管见。

一、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必须存在制约关系。

一般学者都认为，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纵向或横向的制约关系。如刘家琛主编的《新刑法条文释义》就认为：“所谓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就是指行为人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索取收受贿赂，而是凭借自己职务上的权力或职务上的地位，利用对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某种强制力或制约关系，并以此指挥、支配、制约甚至要挟这些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他们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2]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职务制约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97《刑法》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便于对斡旋受贿罪的打击。这是因为：

首先，“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97《刑法》第388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显然，该法条并没有直接规定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须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或权力上的衡平制约关系才能构成斡旋受贿；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制约关系只是构成斡旋受贿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说“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

其次，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职务制约说”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一些客观存在的案例。一些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但行为人仍然会因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构成斡旋受贿罪。如某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王某通过该县检察院检察员任某（在反贪局工作，负责张某一案的侦察）违法办案，使该县农业局副局长受贿1万元的事实免受追究，王某从中收受张某贿赂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检察员的人选由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本案中副县长王某与检察员任某之间虽然不存在任何制约关系，但又有谁能说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斡旋受贿罪呢？

第三，低职位的行为人使高职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有力的说明了“职务制约说”存在缺陷。如某县委书记的秘书方某（科员），通过该县一乡党委书记李某（正科级）未经招投标即违法将该乡政府办公大楼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贡某，方从中收受贡某贿赂15万元。本案中，方某显然是利用自己是县委书记的秘书这一职务上的便利，才使比自己职务高的乡党委书记李某违法将工程发包给贡某的。方某构成斡旋受贿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职务制约说”的观点，是不能对方某定罪的。

论文关键词:体育教师教学观念转变影响因家

论文摘要:体育教师的教育实践受其教育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体育教师教学观念的真正转变。来自文化传统、经济条件、教学管理制度等客观方面的因素和体育教师主体的教学信念等主观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体育教师体育教学观念的转变。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这一决定为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要求体育教师树立“健康第一”的教学观念。目前，这一问题虽已受到体育教育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但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和创新。鉴于此，本文对体育教师教学观念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以期丰富教学理论，指导体育教学实践。

一、影响体育教师教学观念转变的客观因素

观念的转变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发展变化，需要有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支持。影响体育教师教学观念转变的客观因素，是指存在于体育教师主体以外的所有条件的总和，即对体育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有阻碍作用的外部条件。这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因素:

1.文化传统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22-06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历史，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