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范文10篇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清朝天文学家王锡阐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及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内容和价值。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的成就。徐寿和华蘅芳的译书活动及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近代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飞机设计师冯如设计制造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通过对清朝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为国争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需要有一批为她献身的志士仁人。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一、清代实学与思想家职业教育思想

清代实学产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核心之处在于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其代表有乾嘉学派、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等。

（一）戴震与实学精神

戴震为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其最早批判儒学“以理杀人”，梁启超、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戴震作为儒学大师，其作品突破儒学而多技术等，如《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等，并先后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诸多方面成绩斐然。其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

（二）颜李学派与思想

颜李学派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其针对宋明理学空疏无用，提出“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尤其批评理学“静坐读书、存心养性”之习惯。他认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一）。其中，颜元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我夫子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存学编》卷三）。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清朝天文学家王锡阐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及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内容和价值。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的成就。徐寿和华蘅芳的译书活动及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近代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飞机设计师冯如设计制造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通过对清朝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为国争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需要有一批为她献身的志士仁人。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摘要：儒家以求道、为学、致用最为根本。儒家的“道”为“天人合一”之道，因而需要研究天地自然；儒家的“学”具有知识论倾向，并不排斥自然知识；儒家讲“致用”，也讲运用科技知识。因此，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当然，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教学目标

了解和掌握文艺复兴的扩展，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成就，近代科学的奠基，“天文学革命”，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对天文学的贡献，布鲁诺关于宇宙无限的理论，开普勒，哈维探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

通过学习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的扩展和延伸到近代科学领域，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文艺复兴运动的全貌，更加深刻地领会文艺复兴运动地性质及其影响。

通过学习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使学生认识到：新天文学的确立过程，说明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必然战胜愚昧，科学真理必然战胜封建迷信。同时，也要使学生认识到：知识战胜愚昧，科学真理战胜封建迷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教学建议

重点分析：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甚至整个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儒学化的科技。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本文作者：韩彩英工作单位：山西大学

近代科学共同体的创立

1．意大利和英国民间协会：科学共同体的早期尝试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它也是近代科学共同体的发源地。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GiambattistadellaPorta，1535—1615）①于1560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共同体。这个学术组织定期在波尔塔家中聚会。但“自然秘密研究会”成立不久就被教会指责为巫术团体而遭到取缔。波尔塔并未气馁，他争取到了菲•凯亚公爵的支持和赞助，于1603年在罗马又成立了一个学术组织，取名为“林琴（Lincei，即猞猁）学院”。波尔塔本人和当时的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均是院士。1615年，由于对哥白尼学说看法的分歧，学院分裂为两派。1630年，由于赞助人凯亚公爵去世，学院随之解散［2］241。伽利略去世后，他的两个最著名的学生托里拆利（EvangelistaTorricelli）和维维安尼（VincenzoViviani，1622—1717），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发起组织了一个实验科学团体———齐曼托（Cimento，意为“实验”）学院。这个团体的成立赢得了当时意大利显赫家族美第奇（Medici，又译为“梅迪奇”）兄弟托斯坎尼大公菲迪南二世和利奥波尔德亲王的赞助。美第奇兄弟十分热衷于自然科学研究，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实验室。齐曼托学院的最初成员，除了托里拆利和维维安尼，还有数学家及生理学家波雷利（G．A．Borelli，1608—1679）②、胚胎学家雷迪（FrancescoRedi，1626—1698）③和天文学家卡西尼（GionDomenicoGassini，1625—1712）④。1657—1667年间，齐曼托学院的成员们一起进行了多次物理学实验。1667年于佛罗伦萨发表的《齐曼托学院自然实验文集》记载了这些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空气压力实验。1667年，利奥波尔德亲王当上了红衣主教，不再提供赞助，齐曼托学院便解散了［2］241－243。在英国，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于17世纪40年代倡导成立了“哲学学会”。威尔金斯是一位牧师，一生主要从事神学研究，他的《新行星论》对于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英国传播起到了很好作用。哲学学会的会员有数学家瓦里士（Wallis，1616—1703）和波义耳等人，他们主要是在格雷山姆学院聚会。1646年，由于政局的动荡和会员的迁徙，原来的“哲学学会”分为两半。在牛津的一支因会员流动性大，加之骨干会员的迁居，结果不了了之；而伦敦的一支则是越来越发达，威尔金斯、瓦里士、波义耳和雷恩（SirChristopherWren，1632—1723）①后来都到了伦敦［2］244。正是这些人开启了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时代。吴国盛指出：“意大利学会的兴衰是它科学事业兴衰的标志。齐曼托学院解散后，意大利科学逐步走向衰落，英国继而成为科学发展的先锋。”［2］243民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科学组织的脆弱也可见一斑。2．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到了17世纪中叶，富于发现的航海、独立科学家的实验和理论以及用来揭示自然的大批新工具，使得信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与人类许多其他形式的努力一样，科学靠争论、靠一套结果与另一套结果的比较而繁荣兴旺。但是，在17世纪，事情变得太快，研究者往往等不及一本昂贵书籍的出版。为了弥补此类缺憾，几个重要科学机构登上科学历史舞台［8］89。1660年11月，英国著名建筑师雷恩在格雷山姆学院发起成立新学院。威尔金斯被推举为学院主席。不久，学院就得到了国王查理二世的许可。两年后，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以促进自然知识为宗旨”的皇家学会。查理二世没有给学会提供经费，反而委任近臣布龙克尔勋爵为第一任会长。学会的秘书为威尔金斯和奥尔登堡（H．Oldenburg，1615—1677），总干事是胡克。学会早期基本贯彻了培根的学术思想，注重实验、发明和实效性的研究。为了实现其目的，学会还设立了若干专业委员会，其中机械委员会研习机械发明，贸易委员会研习工业技术原理，另外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化学等专业委员会。实用技术科学，特别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最为皇家学会所重视。伦敦皇家学会的机关刊物《哲学学报》于1665年3月出版。《哲学学报》主要刊登会员提交的论文、研究报告、自然现象报道、学术通信和书刊信息。总体上，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体现了典型的英国式经验主义风格［2］244－245。与英国类似，法国的自然科学组织起初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自发聚会。数学家费马、哲学家伽桑迪和物理学家帕斯卡等人，先是在修道士墨森（MarinMersenne，1588—1648）的修道室里，后来是在行政院审查官蒙特莫尔（HenriLouisHabertdeMontmor，1600—1679）家里，讨论自然科学问题。1666年，在科尔培尔（Jean－BaptisteColbert，1619－1683）的建议下，国王路易十四批准成立了巴黎科学院。与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不同，法国巴黎科学院由国王提供经费，而且院士还有津贴，因而官方色彩更浓一些。巴黎科学院的研究分为数学（包括力学和天文学）和物理学（包括化学、植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两大部分。外籍院士惠更斯将培根的思想带进这所新成立的科学院。他领导了大量的物理学实验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马略特（EdmeMariotte，1620—1684）的气体膨胀定律就是在这期间发现的［2］250－251。巴黎科学院有自己的出版物《记忆》（mémoires）［8］89。在德国，莱布尼兹早在1670年就构想建立一个被称为“德国技术和科学促进学院或者学会”的机构，并且实地考察了伦敦的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在他长期鼓吹和筹划下终于在1700年成立了。不过，它起初并没有多大建树，直到1743年腓特烈大帝按照巴黎模式改组之后才见起色［9］176。学院不仅研究数学、物理，还研究德语和文学。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关联的风格一直是德国学术传统的重要特征［2］254。腓特烈通过提供高于巴黎科学院的薪水来吸引明星科学家。不过，彼得大帝于1724年成立的俄国科学院提供的薪水更高。俄国科学院许多成员是从德国和瑞士招募来的［9］176。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这位女皇也仿效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对科学文化事业推崇备至。她邀请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访问过彼得堡，又重新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科学家来俄国科学院任职［2］399。另外一些皇家学院也相继成立：哥廷根（1751年）、博洛尼亚（1714年）、都灵（1757年）和慕尼黑（1758年）。这些较小的研究院与大的国家研究院相比，获得的捐赠比较少，但它们大多也出版科学论文集，并给予研究人员一些支持［9］176。美国在建国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科学组织，组织者是伟大的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他不仅是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也是美国的第一位科学家。1743年，他创立了美洲哲学学会（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通常译为“美国哲学学会”）。这是北美在殖民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科学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促进有用知识的探求和传播。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国哲学学会充当了美国科学院的角色［2］397。汉金斯（ThomasL．Hankins）指出：“科学院和科学协会在18世纪特别重要，因为大学并不接受科学的教育，更不能接受科学研究。科学院给予科学家职位和地位，否则他们在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中将没有位置。对于那些自修成才、研究主题远离医学或远离传统大学课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9］175－176而且，由于这些皇家学会或者科学院往往办有自己的出版物，这也在多重意义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杂志不仅加快了信息交换的速度，而且要求科学家满足报告和辩护他们工作的统一标准。这样一来使得研究者复制并在他人的工作之上得到提高容易了许多。此外，它们起的作用是确认并使得个人发现公开。再也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工作来阻止他人主张“优先权”———就像牛顿与莱布尼兹的纠纷那样，这就加速了信息传播［8］89。在皇家学会或者科学院这些综合研究机构兴起的同时，一些专门化的研究机构也发展起来，特别是与当时的航海技术紧密关联的天文台。英国王室虽然没有给伦敦皇家学会提供经费，但与这个当时的海洋大国相关联，王室出资于1675年正式建立了格林威治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家弗拉姆斯特德（JohnFlamsteed，1646—1719）是第一任由皇家提供薪俸的皇家天文学家。其任务是“修订行星运动表和恒星方位表，寻求确定经度的精确方法，进一步改善航海术与天文学”。弗拉姆斯特德曾在自己的家乡建造了一座小天文台，以致力于精确测定恒星位置。但这次筹建国家的天文台，抠门的国王并没有给弗拉姆斯特德提供天文台的建设经费。弗拉姆斯特德既没有经费也没有助手，只有自己借钱自己动手制造。他自己制造得最好的仪器是一台可标140度的墙仪，花了120英镑和一年的功夫。这也引发了后来因为他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发表时机，与牛顿以及哈雷（EdmondHalley，1656—1742）的纠葛［2］246－249。巴黎天文台是在皮卡尔（JeanPicard，1620—1682）的建议下设立的。这一隶属于巴黎科学院的天文台，其建筑物于1667年动工，1672年建成。在修建过程中，皮卡尔同时在搜寻人才。他看中了当时因编制木星卫星运行表而相当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遂于1669年将卡西尼请到巴黎主持这里的工作。皮卡尔是一位出色的天文观测家，是第一个将望远镜用于精确测量微小角度的人。这一重大观测技术革新使得天文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还有许多重要的天文学发现。卡西尼的儿子、孙子和曾孙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而且一直统治着法国的天文学界。这种近亲繁殖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法国天文学的衰落可能与此有关［2］251—252。

科学共同体的发展

在今天看来，西方世界早期的科学共同体，在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实质性作用方面是非常有限的。这种在制度化发育方面的严重不足可能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法制化的总体发展进程是一致的。而且，也正是在这种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进程中，西方近代科学共同体在制度化方面得到了空前发展。在法国，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科学院被彻底改组，废除了贵族当权的名誉院士制度，使得这一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中心。但是，法国科学院的发展几起几落，存在明显的制度上的弊端。到了19世纪初，兴盛一时的法国科学很快走向衰落，这固然有政局动荡的间接原因，但更多地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法国科学活动的高度集中性制约了它的发展活力。当时法国几乎一切科学活动均受法国科学院控制，以致主要的科学工作都集中在巴黎进行。科学管理的高度集中带来了学阀作风。这一时期的学阀典型是居维叶（GeorgesCuvier，1769—1832）。身居教育部长和法国科学院常务秘书高位的居维叶，出于对进化论的否定态度，对其他生物学家大加压制和打击①，大大压制了法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在拿破仑时期，他打击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h，1744—1829），在波旁王朝时期，他又压制圣提雷尔（St．EtienneGeoffroyHilaire，1772—1844），致使法国在生物进化论的发展中毫无作为。受排斥者还有著名化学家罗朗（AugustLaurent，1807—1853），由于与化学权威杜马（JeanBaptisteAndréDumas，1800—1884）关系不佳，就无法在科学院谋得职位，只得在外省条件极差的大学里勉强从业。他在有机化学方面的许多正确理论也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2］391－393。与法国政府主导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不同，英国有着良好的民间业余科研传统，这种体制主要受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这就使得它们的发展几乎不受政府当局或者当权者个人喜好的左右。也许是牛顿巨大身影的遮蔽，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理论科学方面有过暂时的低迷期，但是它长期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贡献优秀的科学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在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2］393－394。英国科技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它的科研工作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地自发创办了各种科学团体，如利物浦文哲学会、利兹文哲学会、谢菲尔德哲学学会等。其二，政府对科学事业支持不够，几乎一分钱都不投资。其三，英国没有高度集中的科学管理机构。皇家学会徒有其名，学会中非科学家成员越来越多，领导权也逐步落入贵族之手，变得像大革命前的法国科学院那样死气沉沉。吴国盛指出：“这样的科技体制对英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科学管理的非集中性使得英国各地区均保持一定的发展活力，业余研究者层出不穷，不致因某些权威的个人喜好而窒息天才的创造。另一方面，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冷漠也使英国科学从整体上赶不上邻近的法国和德国。”［2］394面对其他科学技术大国的崛起，英国科学体制的缺陷也显露无遗。“1830年，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Babbage，1791—1871）出版了《论英国科学的衰退》一书，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科学状况，指出英国的业余科学研究传统正在使英国丧失曾经拥有的优势。他呼吁，英国人必须将科学作为一项事业来加以关注，科学家应该受到良好的培养和教育，并成为一种职业。该书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并推动了英国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英国“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科学团体‘英国科学促进会’；与此同时，皇家学会的运作机制也有所改进”［2］394－395。19世纪之前，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她有数百个相对独立的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比较大的两个。这种封建割据严重制约了德意志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尽管近代的德意志民族也不乏杰出的科学家，诸如开普勒、莱布尼兹。莱布尼兹还在普鲁士属地柏林亲手创办了柏林科学院，只是因未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重视几成虚设。到了1740年，腓特烈二世实行了“开明专制”政策，重视发展商品经济，保护科学文化事业。他从法国及欧洲各地重金聘请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像法国的莫佩尔蒂（Pierre－LouisMoreaudeMaupertuis，1698—1759）、拉格朗日（JosephLouisLagrange，1736—1813）以及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Euler，1707—1783）都被邀请到柏林科学院任职。这些举措使得柏林科学院充满了活力［2］396。在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科学系统已经不同程度地拥有关于科学评价和支持的标准，此际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应对这些问题。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政府和人民越来越相信科学的价值和有用性。为了促进研究和传播知识，到处建立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原有学术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革新。这些机构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少数已经被证明其伟大的科学家，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在经济上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但是，这些机构并不是要谋划创造像其他智力职业那样的学术事业。科学家中的大多数有着独立手段或者赚钱的专业，他们只是在业余时间追求他们的科学兴趣，常常是个人既付出精力又付出钱财。这种理想形式与科学对真理的神圣追求是完全吻合的。这个时期的学术委任是荣誉而不是事业，将科学变为一种职业就显得像亵渎科学一样。在科学的这个业余爱好者阶段，其必然结果就是缺乏专门化。19世纪早期的伟大科学家往往是在多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通才［10］114。总体而言，在近代科学共同体向现代转变之前，科学社团在国内和国际规模上，在基础科学知识的刺激和传播中，在科学标准的确立和支持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没有社会稳定支撑的情形下，基础研究甚至是为了实用目的的系统应用研究的不足，以及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方法，从高端科学机构和社团向各个领域从业者和生产者的、更为广泛的团体的转移和传播存在的很多困难，常常给科学机构和科学社团造成压力，使他们放弃对基础科学或者系统的应用科学的关注，投入到更加实用的知识之中。这种无助所带来的压力只能损害高端科学工作，进而对生产领域也造成损害。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甚至整个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儒学化的科技。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教学目标

了解和掌握文艺复兴的扩展，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成就，近代科学的奠基，“天文学革命”，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对天文学的贡献，布鲁诺关于宇宙无限的理论，开普勒，哈维探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

通过学习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的扩展和延伸到近代科学领域，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文艺复兴运动的全貌，更加深刻地领会文艺复兴运动地性质及其影响。

通过学习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使学生认识到：新天文学的确立过程，说明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必然战胜愚昧，科学真理必然战胜封建迷信。同时，也要使学生认识到：知识战胜愚昧，科学真理战胜封建迷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教学建议

重点分析：

期刊定量评价采用了一系列的指标，例如影响因子、他引量、互引指数等，在这些定量评价指标中，影响因子目前虽然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它仍然是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质疑和批评，这与影响因子的定义和过分使用影响因子有关[1]。在影响因子的定义中，被引用量是不区分他引和自引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区分的现象，有些期刊为了提高影响因子，盲目地进行自引，所以在2015—2016年版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评价体系中，去掉了所有涉及自引的指标，只保留了他引量作为其评价引用情况的指标[2]，但在2014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价体系中仍然采用了一些自引的指标，并且认为期刊需要一定量的自引，只是将自引在期刊评价中的权重进行了下调[3]。自引可以反映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揭示各个国家、学科、专业、团体、语种、杂志等之间的关系，作者在论文中的自引量往往反映科学研究的进展水平和动态，可以定量地鉴定学者的著述动态和征兆，掌握某一课题的进展情况，把握学科的发展，并能阐明科学社会发展的一些趋势和规律，并且自引也是一些图书馆选择期刊，实现文献情报计量管理的一个指标[4]。因此，期刊自引是非常正常的现象[5]。然而，目前个别期刊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过分地进行自引，造成了期刊不合理的自引，出现了较高的自引率[1]，影响因子被多方诟病，但目前很多评价体系仍然使用这一指标[6]。过高的期刊自引会掩盖影响因子评价期刊影响力的作用，很多人从量上甄别期刊合理自引和不合理自引。早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因子的创始人E.Garfield指出专业期刊的自引率在20%左右，所以超过20%即被认为过度自引[7]，这个值在期刊群整体评价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对于单独学科，特别是对于目前出现的新兴学科，普遍采用的自引率并不确切。例如，郭建顺等[6]对我国科技期刊自引率的研究中，天文学学科的平均自引率达到了0.38，自引率范围为0.21～0.61，数学学科的平均自引率为0.13，自引率范围为0.04～0.33，且期刊每年的自引率也有所变化。例如刘雪立等[1]在研究2005年至2007年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与过度自引的界定时认为2005年自引率超过31.6%，2006年自引率超过26%，2007年自引率超过23.8%就属于过度自引[8]。对于我国期刊来说，能否简单地以超过20%为过度自引作为唯一界定？是否更应该体现不同学科、不同年份自引率的差异性？为此，文章以2013—2015年版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统计年为2012—2014）的数据为基础，对我国63个学科、约4000种期刊的自引情况进行了分析。

1材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2013—2015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简称“中国知网《年报》”）中的期刊综合类他引总引比，统计年分别为2012、2013和2014年，每个学科取平均值，学科总类为63个，涉及期刊数量2015年版为4013种，2014年版为3947种、2013年版为3943种。1.2数据处理。自引率=1－他引总引比，对每年的不同学科平均自引率进行升序排列。对63个学科进行分析时，制作散点图；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表示本学科内所有期刊的平均自引率，平均学科自引率为所有学科期刊的平均自引率，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频率计算以及正态分布检验都使用spss软件，多重比较使用LSD比较方法，相关性分析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图片制作使用excel、spss自带作图软件等。

2结果与分析

2.12012—2014统计年63个学科平均自引率分布情况。2012—2014统计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见图1。图1是将63个学科内期刊每年的平均自引率进行升序排列，然后作图。可以看出，3个统计年中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具有相似散点图分布特征，不同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主要分布在0.05～0.20之间，物理学和天文学学科在3个统计年中都超过了0.20，在2012统计年中大气科学学科平均自引率也超过了0.20，表现出自身学科的特点。图12012—2014年不同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散点图为了进一步分析每个统计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分布情况，对每个统计年不同学科的平均自引率进行了频度分析和描述性统计（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2—2014统计年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均值分别为0.1417、0.1200、0.1213，通过单样本K-S正态分布检验，3个统计年63个学科的期刊平均自引率具有正态分布的特点（检验值分别为p=0.193,0.128,0.143>0.050）。由图2明显看出，天文学和物理学超过了每个统计年期刊平均自引率的3倍标准差的范围。同时为了考察这3个统计年之间的自引率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对3个统计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作方差分析，发现3个统计年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4<0.050），通过LSD的多重比较，2012统计年的期刊平均自引率与2013和2014统计年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而2013和2014统计年差异不显著（见图2）。2.22012—2014统计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与学科期刊数量的关系。为了考察这3个统计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与每个学科期刊数量的关系，对每个学科的期刊数量和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的数值为pearson相关性双尾检验的p值。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在2012统计年时，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与期刊数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2013和2014统计年时却不具有相关性，在这两个统计年中，每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并不会受到本学科期刊数量的影响，而2012统计年时受到了学科内期刊数量的影响，这可能正是2013和2014统计年与2012统计年的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具有显著性差异的一个原因。2.33个统计年中期刊平均自引率最高学科和最低学科分析从图1中看出，不同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主要分布在0.05～0.20之间，这种分布在3个统计年中都表现出了相似的现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个统计年间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存在显著差异，每个统计年内有些学科的期刊平均自引率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例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在3个统计年的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都超出了当年平均学科期刊自引率的置信区间。为了研究这两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过高产生的原因，笔者将每个统计年中期刊平均自引率最高和最低的3个学科列出，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12统计年时，期刊平均自引率最高的学科为大气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2013和2014统计年时均为物理学、天文学和核科学技术，进一步查看2012统计年4个自引率最高的学科，包含了核科学技术学科。从自引率最低的学科看，2013和2014统计年期刊平均自引率最低的3个学科均为医学类，2012统计年除了系统科学外，也均为医学类期刊，如果进一步分析每个统计年自引率最低的5个学科仍然主要为医学类期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学科范围以及学科本身的封闭性有关。例如天文学学科包含了5本期刊，这5本期刊均为涉及天文以及天文研究技术等内容的期刊，其他学科的期刊很难引用此学科的内容，从而出现了较高的自引率。由于学科封闭造成了学科自引率较高，这也可以由学科期刊平均被引集中度的调查体现出来，从表2看，具有低自引率的几个学科都具有较高的期刊平均被引集中度，而高自引的学科具有较低的期刊平均被引集中度。这在系统科学学科上有较好的体现，2012统计年时，系统科学虽然只有8本期刊，但是学科期刊平均被引集中度达到了22个，物理学学科虽然有43～44本期刊，但是期刊平均被引集中度却仅为5～6个，这表明物理学学科内部只有个别期刊才有交叉现象，物理学科本身具有较高的封闭性，这可能与现代物理学主要为理论物理学以及物理学内部期刊分科明显有关。

3结果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