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形窟范文10篇

“塔形窟”（龛）是响堂山石窟典型的造窟凿龛形式。它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悉堵婆）及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于一体，别具匠心。是北朝石窟中新出现的一种造窟形式，对隋唐以后开凿的石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塔形窟”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王去非先生在《参观三处石窟笔记》一文中，提到响堂山：“第三洞在第二洞上方，有阶梯可以攀登，整个外观作塔上的复钵形……与第二洞合成一个完整的塔形……它的外形犹如第七洞壁面的塔形龛。”{1}这段文字不仅校正了洞窟的编号问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塔形窟（龛）的基本形状。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以至在以后30余年的研究中仍然有学者将“塔形窟”称为“仿木屋形窟”；{2}1988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石窟考古专修班上，宿白、马世长、丁明夷先生详细地将响堂这种特殊的造窟形式介绍给了大家，从而塔形窟又逐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后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日文版《东方学报》上发表了《响堂山石窟考》一文，并在文中第二部分对响堂塔形窟进行了专题研究，{3}只是对塔形窟的形制未进行全面介绍。以前笔者曾撰文对塔形窟的形成进行了专题介绍。{4}本文拟就塔形窟的发生、发展归律作一些探索，期待各位学者不吝赐教。

一、

响堂山北齐塔形窟按其形制可分为覆钵式和楼阁式两种。{5}它的演变规律是随着洞窟开凿的早晚而变化的。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代表窟北洞中洞

北洞又名大佛洞，位于北响堂石窟北端。据史料记载，该洞开凿的目的是为了作东魏大丞相、齐高祖高欢的陵葬，{6}从窟内现存遗迹和开凿安葬的位置选择上也能流露出这个意图。窟内现存的遗迹如中心柱顶部的洞穴、塔形列龛及仿汉画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在赘述。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为什麽将北洞作为陵葬而不选择中洞？大家知道，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只有位据中央（即中洞）才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地位至高，似乎这样才符合我国的传统习俗。其实非然，在高欢陵葬的选择上，高氏皇室确实是经过一番周密勘察的，这也是高欢死了以后一直“秘不发丧”的原因。{7}据史载，文宣帝高洋曾亲率数十位方伎之士（风水先生）为其父卜宅兆相，选择陵位。{8}最后才选定义平陵。{9}为了迷惑民众，他们选择建造了“假陵”（或称为凝冢）。但在当时选择建造的时候并不存在真假，应该说都是按真的去营造。因此，它们所在的位置按方伎之士的说法应当是“风水宝地”、“位居龙脉”。我们从北响堂的位置来看是符合这一点的。北响堂石窟所在位置四面环山，濒临近水，远离闹市，“山空避喧，承风觉道，海谛难论，水流可闻。”{10}自然环境雅致幽静，这已具备了选择它的基本条件。于是，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受云冈“县曜五窟”的影响，{11}三石室的开凿也相应地与高氏皇家贵族主要成员相对应，即分别对应了高欢、高澄、高洋。这也是受北魏首任沙门统法果提出的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思想的影响。在位置的安排上石窟总体设计师接受了外来及传统两方面的思潮。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佛教有关的两个方面。其一，受佛教经典著述的影响。按照金刚界东因说，北方位置属于涅般之位。其二，受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传统习俗影响。佛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一些传统习俗自然也会随之而传，并象佛教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印度的传统上人们认为北方属于高位，是胜方，是受人们尊重的位置；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中国古代风水术的影响。从北响堂石窟的山势走向来看，很显然是北高南低，那么北方自然成为整个载体的要位。因此作为齐高祖高欢的位居无论从上述哪方面来看安排在北洞是最合适不过的。依次可推中洞应属高澄、南洞对应高洋；既然确定了北洞为高欢的陵葬，受佛教影响自然要建塔来供养以为其歌功颂德。由此艺术匠人用写意的表现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在石窟的外壁上部雕出了覆钵丘，以示塔的形象和含义。其后开凿的北齐诸窟虽然没有陵寝寓意，但也均?喾滦Т佣纬伤慰呦盗校於ㄒ淮绺瘛?BR>北洞是响堂山最早开凿的洞窟，也是塔形窟的草创时期。在外观上没有复杂的变化，只是直接地将堵婆上的覆钵丘生搬硬套而来。覆钵丘与下层窟（塔身）之间没有柱子、斗拱等构件与下部连接。覆钵丘较大且覆盖全部窟顶，丘山有两个宝珠（图一）。中洞虽然与北洞同属一期，但在开凿时间上要略晚与北洞，因此在外观上已经考虑到整体的效果，初步尝试用柱子将洞窟与上层的覆钵丘连为一体，但在古刹部分的表现上仍很原始，没有较多的装饰，重点表现仍以覆钵丘为主，这时期塔形窟均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规模较大。选择这样的窟形恐怕也是为了便于人们礼拜。

一，《易经》的男女之道

一部让后人糟蹋得九天九地的《易经》，其实大半说的也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郭沫若等一批学者就对此进行了阐述：著名学者钱玄同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的生殖器的记号。”历史学家周予同也发表了相同的见解：“《易》的爻就是最明显的生殖器崇拜时代的符号。‘─’表示男性的性器官，‘—’表示女性的性器官。”郭沫若则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由一阴一阳的一画错综重叠而成三，刚好可以得出八种不同形式。”

这里所说的阴爻（“--”）和阳爻（“─”），是八卦的根本，阴爻（“--”），中空而外实，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女子的性器官——****的形式；阳爻（“—”），内实而坚挺，更是非常逼真地表现了男子的性器官——****的形式。由此而衍生出的四象，即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进而又衍生出八卦，即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以及由八卦变化出的六十四卦，都是以阴爻和阳爻，或者说男女的性器官为最基本的形式。它说明，由男女，或者阴阳的互相结合交媾而产生万物。《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又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讲的仍然是男女之道，由男女之道而推演宇宙万物的变化。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非常符合宇宙变化和生命起源的。《易经·说卦》上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这种说法是以乾坤为父母，率三男三女，如果要快乐、长寿，必须效法自然，使自己生命中的阴阳两种成分（它们的物质表现形式应该是男子的精液，或者说主要是精子；女子的阴液，或者说主要是卵子），像宇宙运行一样，和谐地发生交合作用；同时借助男女（阴阳）的性交，使精子和卵子彼此吸收，生出新的生命。因此，男女的性交不仅是单纯的欲望发泄，而更是阴阳两种宇宙力量在人类身上的具体展现。天地相交而生万物，男女相交而生子女。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把性交称为“云雨之欢”，形容她象地上升起的“云”和天上落下的“雨”会合一样美妙，这不仅是浪漫，更是古人说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易经》和八卦的这些原理被道家所发挥，成为房中术的理论基础。例如，认为男女性交是“阴精”（女性阴道的分泌物）和“阳精”（男性的精液）的结合。“阴精”是无限的，而“阳精”有限所以更珍贵。男子要吸取女子的“阴精”来滋补自己，所以要“守精闭关”，“御而不泄”；女子也要吸取男子的“阳精”来孕育生命，使自己生生不息。这是后话，暂且不论。

《易经》谈男女之道，包括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性生活。《易经下·归妹》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归妹，男女婚配，是天地之间最正常的事情，天地不交合，就不会生长万物，男女不婚嫁，就不能传宗接代。《易经·系辞》还认为：“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男女两性的结合、交媾是万物生长、人类繁衍的根源，肯定了只有宇宙间天地、阴阳、男女交媾，才能有新的生命诞生，否则，纯阳、纯阴、纯男、纯女都不足以生产新的生命。这比西方人认为“人是由上帝造的”，要高明得多，科学得多。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倾向仍然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城乡迥异且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两个独立的小圈子，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误区。

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

1.消除城乡壁垒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

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农村肩负这一重任。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冯海发，李薇，1993)。

以农业作为工业化长期积累主源的直接结果是，工业和城市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为代价的，农业长时间地作为工业发展的积累主源造成了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城乡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按美国数量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竟高达6.08倍，堪为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