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范文10篇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主要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古代诗歌辞赋中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从休闲的视角探讨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2]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衒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内容提要】

关于陶渊明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论者向以“平淡”、“自然”、“真率”作评，把“自娱”说视作其创作理想，从无异词。陶渊明对社会与政治并未忘怀，“平淡”不过是外在表层的“淡化”手段，而非追求的目的。其审美趋向的实质是外淡而内奇，这不仅体现在使用率极高的“奇”字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田园、咏史、咏怀诸作中。这和他儒道兼综的思想、外和内刚的性格，以及“平淡”萎靡的玄言时代息息相关。

【关键词】陶渊明；文艺思想；审美追求

陶渊明诗的外在风格与内在的审美倾向，存在微妙而不易觉察的悖论形态，然而又非常协调有机地融成一体。以往论及他的创作态度、文艺思想、文学倾向，或者美学思想，都归之于人格的“真率”，风格的“平淡”，主要特征是追求“自然”。如今看来这种认识涉及的只是外在表象，其内在实质却与此迥然有别。内与外的绝大差异——外淡而内奇，这种外象和内涵的悖逆，于内尽力拉大其间的距离，在外尽量淡化这种落差。二者既是矛盾的，不平衡的，又呈现出协调与统一。它相克相生，相反相成，横岭侧峰，视白却赤，是一片平静而奇异的沼泽，往往使人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透过“平淡自然”的外美层次，走近内外结合的审美境界，这就是我们竭力追寻的目标。

一、奇情异彩的实质

“真率自然”的陶渊明有着无尽怀的矛盾与苦衷，他“平淡”的外美，包裹的却是一个奇异的审美世界。“平淡”、“自然”不是他追求的终极，只是他的“过程”，或者仅是一种手段，抑或属于包装性的“广告”。陶诗审美的终极，正在于相反的一面。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一语天然万古新

陶诗在诗歌题材上、语言锤炼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继“风骚”，承“三曹”，开创了田园诗歌的先河。如《归园田居》（三）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毕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首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后诗人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于西田获早稻》劈面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找到了人生的新意境。他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语言上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语）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等用质朴的语言形象创新性地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

二、质朴无华的语言美，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诗中凡俗农事、田园风光以及那恬淡的心境，都是通过浑朴、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以少胜多的艺术概括，表现出了韵味的含蓄与隽永。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在采菊时那俯仰自得的情趣，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偶然发现的内心喜悦。一个“见”字让意境有意想不到的趣味。《归园田居》（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一句，如果是“戴月”，就只是披星戴月的意思，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而“带月”则是把人与月亮紧紧联系到一起，这样把人的形象与月景融成一个整体，以人的情趣笼罩整个诗歌的画面。一个“带”字表明人带着月行走。这样就把人的一片情意流露出来了，使诗歌的主观色彩变得浓郁。陶诗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和对仗典故，往往一切如实说来。描写的景物，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如村庄、鸡犬、豆苗、桑麻、小巷，然而这些平常的事物在诗人笔下看似平平淡淡，细细咀嚼却平淡之中见绮丽，另有一番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

三、情真味永的情感美，给人亲切质朴之感

陶诗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都质朴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陶渊明的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草屋、鸡鸣、狗吠、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作为重要的审美意象出现，诗人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却能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人生真意，经过他的描写，便构成了一幅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却把对生活的真情与美意悄悄地传达出来。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让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和质朴。

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可谓一枝独秀。魏晋之世，他的文学上的造诣并未得到认可，而其却赢得了高评价的身后名。在辞世六百余年以后,从宋代苏轼、朱熹等人的高度赞许开始,陶渊明其人其诗其文的地位受到了一致的推崇,直至被定位于能与屈原等人相比肩的人物。论及陶渊明，国人可以脱口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桃花源记》为古今世人提供了一个长远的精神寄托。陶渊明开创中国古典诗歌新境界———田园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然而陶渊明现仅存诗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章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数量不可谓之为丰硕，甚至过少了。影响深刻和作品数量少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证明其文学思想在中国古思想史上，也可算卓然而立，影响深远。故而，陈寅格先生慨然叹息“: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己哉!”[1]。“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然而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朝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年代，文坛同时受各种思潮影响，陶渊明本人也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出仕归隐如此数次。陶渊明的文学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本文试从生活经历角度论述其文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一、少年时期到出仕为官之前

东晋初期，中原沦落在异族手里。司马氏依靠大族的拥戴，在江南偏安一隅建立了政权。生长在这个动荡时代里的陶渊明，在年轻时候，曾意气慷慨想开创一份事业。“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2]（《拟古》）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对于古代游侠的向往，显示出了少年时代陶渊明慷慨有为的精神。“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杂诗八首》)，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即使没有什么快乐的事也高兴，因为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发奋地想张开翅膀向天外飞去。这种积极入仕的情感源于少年时候深受儒家经典思想影响，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中第一首诗描绘了在自然美景中劳动过程，同时抒发亲自劳作的高尚情操。其二描写其谨记祖师教诲“忧道不忧贫”，继而联想到古时隐士做法，更感心怀天下不易。这两首诗体现出来心怀天下的儒家思想对陶渊明影响很深。受儒家经典影响，中原沦陷时代，怀抱着救世的精神，意欲宏图大展，追随祖上的功业，“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命子》）陶渊明从少年时期到入仕之间，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修身治国相辅相成，陶渊明曾想在仕途上留下光辉一页,如曾祖一样平治天下,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此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抒发发自内心的愉悦，追求真情实感，不言虚。言报国之志，入仕为国为民，建言建德，泽福后世。

二、入仕为官

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激情，在入仕不久后便被沉重的现实击垮。当时的东晋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出身高门大族的，无论朝廷或地方上都会请他做官，从而逐渐掌握实权，有所作为。可是当时陶渊明距离高门大族很远，只能从小官做起，竭力巴结上司。可是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断然不会如此。一时间壮志成为空想。“总发抱孤介”，“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于公元393年，迫于生活压力，他不得不出仕为官，任江州祭酒。与一流高门子弟通常起家就担任中央政府清闲且待遇优厚的郎官相比，陶渊明出仕时间相对较晚，官职也较低。州祭酒事务繁杂，取权较大。但是陶渊明不久后却辞去官职，一方面受当时官场风气影响，耻于处理具体事务，另一方面是陶渊明思想中儒家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深蒂固。因此不久便辞官了。此后又先后三次入仕为官，出任桓玄幕僚，刘裕的参军，彭泽县令。这三次为官期间，陶渊明已表现出田园生活的向往。“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古以来就有人感慨外出远行的艰难，我今天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表达了长期生活在外的陶渊明开始想念自己的母亲，由此更觉得田园生活的安逸，向往田园生活。但是虽心中向往世外，但是陶渊明的行动上并没有倦怠，努力实现造福百姓的政治抱负，而且心系家中老母，孝顺之至，恰和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中陶渊明又表达了积极入世为官，开创一番事业的远大目标。此时陶渊明虽向往田园生活，但仍心系天下，积极实现抱负。至此陶渊明两次入仕,发现少年政治抱负与现实发生的巨大反差,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思想上有巨大的震动，但是陶渊明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仍在积极践行其政治抱负。“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唱着商歌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这不是我所想，我所依恋的是躬耕隐居的生活，不会为高官厚禄所动。能够在简陋的住处里保持淳朴的本性，就是善了。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离乡为官已经产生了后悔、倦怠之意，流露出对归田躬耕的强烈渴望。此后的诗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达了对远行求仕的倦怠及放弃自由生活的惭愧。陶渊明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令，虽品秩不高，却是地方之长，握有实权。一开始陶渊明对此职位很满意，可以补贴家用，还有百亩公田。所种之粮，既可足食，又可酿酒。因上级检查，须衣冠整齐，束带见之。陶渊明感慨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立即辞官。从以上诗作，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于入仕为官的抱负愈加失去兴趣，对于田园生活则从心里逐渐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向往。少壮时期由儒家思想构筑的理想蓝图受到沉重打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思想。入仕不成，归隐融入自然，无为而治。这一阶段的陶渊明的文学思想的重心渐渐移向“比兴”。运用具体的、恰当的形象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抱负，完美地将自然环境、情感抒发融合在一起[4]。他在创作过程中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借意象寄情抒怀，其中最经典的当数《归鸟》，以鸟为载体，抒发个人情感，表明个人志向[5]。“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使陶渊明的诗作中具体物象与思想感情达到了高度统一，融自身于自然世界中，与当时东晋文坛虚浮的文风迥然不同，陶渊明所向往的境界，追求的文学理想是物我融合，不是无感情堆砌华丽的辞藻。

三、归隐阶段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作者试图用历史及社会学观点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分层、家庭结构、生活习俗结构等方面来阐释陶渊明的理想社会，希望发现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所到起的积极作用，增强其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关键词］陶渊明；社会理想；“自然”社会模式构成

Abstract:Overalongperiodoftime,expertshaveattachedagreatimportancetothestudyof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butmostofthemexplainitfromaliteratureangle.Theauthorinthispaper,fromthestructureofsocialeconomy,politicalsuperstructure,thesocialestateandfamilystructureandbyusingthestandpointofhistoryandsociology,triestoexplain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Wehopethatinthiswaywecoulddiscoverthechangeofsocietyandthiswillplayanactivepartinruralityandincreaseitsreferencevalueandstudyvalue.

Keywords:TaoYuan-ming;idealcommunity;patternofnaturalsociety

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因“亲老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几度出仕，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官。最后一次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此远离官场，退隐田园。后陶渊明以满腔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抱负作脍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晚年写了《桃花源诗并记》，以真实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新颖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浑浊。通过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园——“桃花源”社会，逐渐构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希翼寄托其对社会政治积极参与的强烈愿望，展现一种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负，更是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和感叹。而其所架构的“桃花源”对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理想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本文作者试图从陶渊明作品的基本内容来分析其人生观，并由陶渊明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方面的认知来对其阐释并探析其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客体；自我生存方式；人生态度

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受到其人生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像陶渊明这样生活在动荡时代之中，社会地位变化无常的官僚士大夫人物。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又字元亮，东晋末年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这个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所特有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价值和其行为走向。

一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1］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

陶渊明处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社会转型之际，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连年不绝。陶渊明自幼经历一系列战乱兵变，认识到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因此痛恨战乱，关注民生，忧国忧民，进而心生辅佐明君之愿，胸怀匡扶天下之志。同时，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生活使陶渊明对现实感受有切肤之痛；战争破坏和军阀人物的行径迫使陶渊明对去留志向作出选择；对现实悲惨状况的认识，陶渊明明晰了思想意识中的善恶观，坚定了其人生价值抉择，并在其诗作《桃花源诗并记》中，描述一种美好和谐田园生活图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希望构建一种无压迫、无剥削、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以汉斯•罗伯特•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认为，以住撰写和研究文学史的几种传统范式，即古典主义———人文主义范式(以古代经典为范本来衡量其后文学作品的优势)、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将文学史看成整个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并在因果关联上将文学史看做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审美形式主义范式(专事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内在研究，从而将文学史看做是与一般社会历史分离的自足封闭的历史)割裂了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的内在关联，从而无法揭示文学史实本身。

要撰写真正的文学史，要了解真正的文学史实，姚斯提出必须以一种新的方法将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统一起来，也就是运用“接受美学”这种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接受美学强调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主要阐述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接受理解的意义。它自觉地、有理论地把读者在鉴赏文学作品过程中的创造性，提高到与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同等的高度，并把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彼此影响推动的完整的文学过程。以往，人们更多的是把文学作品的存在看做是先于读者接受的已然客体，认为作品只与作者创作有关，作者是作品存在的根源，读者只是在被动地接受一件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与作品的存在无关。因此，一部文学史更像是作家的创作史和作品的罗列史，读者在文学的视野之外。姚斯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即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这种读者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存在。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文学史中有这样的现象:许多被后世认为是杰出的作家或是经典的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有的甚至遭到贬抑，而一些被后世认为并不重要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人们的青睐。东晋时期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伟大的诗人，但他的诗并未为时人普遍接受: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为其作诔时，对其文学成就只是提到文而未涉及诗;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中述陶渊明的生平，却全未提及其诗文;钟嵘虽褒赞陶诗并以“隐逸诗人之宗”视之，然而也只列其诗为中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于陶渊明竟未置一字……第一个独具眼力，对陶渊明的人品及诗品都给予极高评价的，是他逝世的一百多年后的梁人萧统。他编著《陶渊明集》并作其序，赞其文风明净高邈，净如“素波”，高若“青云”，“语时事则指而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并深赞陶渊明安贫乐道、“贞志不休”的高洁人品。如此全面地评价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再以后，唐代大诗人杜甫《可惜》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白居易《题浔阳楼》诗:“常爱陶澎泽，文思何高玄”;北宋文学家苏轼赞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宋大诗人陆游:“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云:“靖节诗真率自然，倾倒所有，晋宋以还，初不知尚;虽靖节亦不过写其所欲言，亦非有意胜人耳。至唐王摩诘、元次山、韦应物、柳子厚、白乐天、宋苏子瞻诸公，并宗尚之，后人始多得其旨趣矣。”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陶渊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就这样由后人确立起来了。出现这样的现象，问题不是在创作者身上，而是在读者身上。读者是文学鉴赏这一审美活动的审美主体，具有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特征，是审美活动的发出者、承担者，在审美活动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这种积极的主导作用甚至对于文学史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影响。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西晋诗坛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东晋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总之，自西晋到南北朝时期，在侈靡豪奢，享乐淫逸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诗文也弃却建安的健美，正史的壮丽，而渐次流入绮靡。形式主义成为美学时尚，文辞的华美、声律的和谐渐渐成了读者的阅读口味，进而成为他们评判作品的标准。如同为东晋诗人的孙绰、许询等因为大量创作符合时人谈玄之风的玄言诗而成为当时诗坛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些诗在今天看来没有太大的价值。而陶渊明的诗纯以自然本色取胜，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没有奇特的意象，也没有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词藻。所以，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似处于尘世却又一尘不染的高洁、自然恬淡之美，也就引不起当时人们的阅读兴趣，更算不上是他们眼中的“上品”了。即使是萧统对其有了极高的评价，也只是陶诗在一些方面符合了萧统个人的文学审美标准。进入唐代，从初唐开始文人们便努力以刚健清新、富有时代气息的诗风取代六朝的浮靡诗风。在诗歌异常繁荣、最能代表唐诗成就的盛唐时期，人们更是以是否具有雄壮刚健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和清水芙蓉的自然美为诗歌的审美标准，评判作品的优劣。“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谢榛《四溟诗话》)从李白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也不难看出这位大诗人对自然美的喜爱:“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到了宋代，平淡自然成为美学风尚，当代的评论者多从平淡自然方面去评价作家作品，几乎所有重要的宋代作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都普遍坚持这种风格。姜夔在《白石诗说》中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欧阳修的《斫雕为朴赋》中“除去文饰，归彼淳朴”体现了他对自然美的肯定。陆游也认为“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读近人诗》)。

元代诗文皆不及唐宋，没有跳出唐宋藩篱。明、清两代盛行小说戏曲，不以诗文著称，诗人、流派多游于“宗唐”还是“宗宋”之间。但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对当时、后世影响颇大的文学主张，我们可以从中大致了解到这时期的一股强调“真情”“自然”的审美风尚。例如，晚明李贽的“童心说”，主张写作要反映童心，即真心，作家的真情实感，崇尚自然，反对矫饰。清王士禛提倡的“神韵说”，要求诗歌“天然澄淡”“风神韵致”……以“清”和“远”为诗歌境界的审美特征，所谓“清”，是一种超脱尘俗的审美情怀;“远”，则有玄远之意，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清袁枚倡导的“独抒性灵”的性灵说，强调创作主体的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时代在变化，读者的审美能力也在变化。作为阅读活动的主体，人们不是消极被动接受作品，一方面作家为他们创作作品，用作品影响他们;另一方面人们在鉴赏过程中总是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来对作品进行选择、淘汰，肯定、否定，这种种信息又反馈给作家，从而创造作家、影响作家，推动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发展，因而便确定了各个时期的文学面貌及文学发展的历史景观。陶渊明爱自然，求自然，自然就是他最高的美学理想;陶诗无所谓匠心，更无所谓技巧，只是生活中目有所触，心有所感就诉诸笔墨，无矫情也无矫饰，一切如山涧之水婉婉流溢，真率而自然。他的这种“自然美”符合了唐、宋及后世的主流读者的阅读口味，所以，自唐代开始，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渐次上升，到了宋代，更是因与时人“平淡自然”的美学风尚一致而备受推崇。朱熹就赞陶渊明“诗所以为高，正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子文集》)后历代学陶诗者几成风气。陶渊明以其平淡自然的诗风而赢得后世如此高的评价，应该是晋人想不到也想不通的吧。读者的如此反应，只能说，那些被后世认为是伟大的作家或是杰出的作品只能代表当时创作的一种风格，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个文学风貌。也就是说，陶渊明并非不是东晋的杰出诗人，只是他的诗风与当时的文学风尚不同，不代表当时的文学风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接受美学所坚持的，文学作品一旦离开了读者，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至于我们认为的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要具有现实意义，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获得新的艺术生命，也只有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根据自己的美学见解，在审美鉴赏中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再创造来实现。

读者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研究，当然一定存在不合适的地方。但它终是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以“作家创作”为对象，对文学史进行传统研究的同时，转换一个角度，走走以“读者接受”为研究对象的这条路子———以读者为中心，研究历代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历程，在展示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具体历程中突出“读者”的重要意义，即它不仅通过对作品选择，展示出具体历史时期的审美品格，同时由于对新的文本的选择，更新和扩展了人们既有的审美视野，从而使文学史成了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

----浅析陶渊明归隐原因归园田居为那般？在学习《归去来兮辞》时，我们往往要分析到这样一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要归隐？原因常常被分析成这样：陶渊明自幼家贫，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做官，正当“程氏妹丧于武昌”（客观），再加上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杵”与腐败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而自己又爱好自然（主观）等主客观原因，使得陶渊明归隐。但笔者认为，这不能很完整的作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下面，就笔者的观点略作分析：

一不愿做官地潇洒离去？不容于官场的痛苦归隐？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年轻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的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直到29岁，他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的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笔者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诗人的归隐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二《桃花源记》和《咏荆珂》《咏山海经》等诗歌的启示

【提要】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道家思想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教学资源。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蕴含着丰富道家思想，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其理解往往存在问题。本文结合《归园田居·其一》中的道家思想，对高中语文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有利于促进道家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正确理解和有效传播。

【关键词】道家思想；《归园田居·其一》高；中语文教学；现存问题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具有道家文化色彩的文学流派，这些文学流派具有丰厚的美学价值及哲理韵味。但道家思想进入教材，不但要体现文学的审美价值，也要求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道家文化中体现的避世思想与现在社会倡导的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处理这种矛盾，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笔者以《归园田居·其一》的教学为例，探讨高中语文教学中道家思想传承的现实问题。《归园田居·其一》被选入高一教材，这不是高一学生第一次接触道家思想，在这之前，高一学生已经学过了柳宗元的《江雪》、李白的《独坐敬亭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大部分作品是看不到作者本人的，诗人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隐逸文化表达近乎一种阳春白雪式的欣赏和向往，这拉开了作者与作品的距离，也拉开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而另一些能看到作者本人的诗，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却比较含蓄，采用间接抒情的方法来表达隐逸之情，没有像《归园田居·其一》一样将归隐弃世之情表现得如此直白大胆。因此可以说，高一学生其实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直面道家文化的避世精神，直面陶渊明隐居田园、脱离官场世俗的人生选择。刚进入高中阶段的高一学生，对理解其中的隐士文化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笔者将结合长沙市怡雅中学的听课记录，和网上的课堂实录，分析其对《归园田居·其一》中的道家思想理解存在的问题。

一、将“追求自由”误解为“躺平无为、消极避世”的享乐主义

笔者以长沙市的一所普通高中学校——长沙市怡雅中学为考察地，分析高一学生对道家文化的归隐精神的认识。这虽不能代表全部高中学生，但也可见一斑，可以发现高一学生在理解《归园田居·其一》中的道家文化还存在一定问题。课堂实录：老师：你怎么理解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学生：陶渊明是一种“躺平”。（学生针对“躺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老师：在中华文化中，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是互补的，这两者精神，在陶渊明身上似乎都有体现，陶渊明是真正的躺平吗？学生：不是！从这段教学实录可以看出，学生将陶渊明“归园田”的人生选择看成追求安逸、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学生理解的“躺平”源自于对“躺平即正义”的一个帖子，主要表达“一种不想作为、无欲无求的心态”。①该帖子现在已经被全部删除，但是“躺平”却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躺平”，很多年轻人对此产生了共鸣，直呼想“躺平”，但“‘躺平’会消磨人的斗志，折损人的精神，让人把普普通通的平常过成浑浑噩噩的平庸，当然也就难谈有更多的自我实现”。②让平常人变成了平庸的人，这不是我们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文化，那么，这是不是《归园田居·其一》中的道家思想所要表达的人生价值观呢？《归园田居·其一》中体现着陶渊明厌世嫉俗、向往自由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躺平”有着本质的区别。下面主要分两方面来阐释。第一，《归园田居·其一》所体现的“自由”包含着厌世，但并不消极。陶渊明所生活的晋朝极其混乱，“魏晋三百年间，中央政府与门阀世族之间、门阀世族各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异常残酷。”③身处这一社会的陶渊明，选择出仕，投入桓玄门下，但桓玄篡位，违背了陶渊明忠君思想；他追随刘裕，又看到统治阶级为排除异己而滥杀无辜。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曲作》中写到:“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他用诗表达对官场的厌恶，那是“心为形役”的压迫感，陶渊明将个体的感受的向往表达得很干脆、直接和不加掩饰。田园隐居并非是陶渊明一开始的选择，而是社会环境与本心的对抗中的选择。这表现了文人的气骨，是以文人的方式对抗世俗，是对政治的不满，虽是“出世”，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入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朱光潜先生对弘一法师的评价，也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也可以以之概括《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思想文化内涵。第二，《归园田居·其一》所体现的“自由”，虽然包含着隐逸，却不是享乐。其“隐”的目的是为心灵留下一块栖息的净土，“逸”表现出其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魏晋时期的田园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根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记载，当时农民的土地分配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晋朝实行占田制，“占田不仅承认官吏与农民在占田数量上的差别，也规定了二者承担国家税赋上面的差别，官吏不仅比农民税赋轻，还免除了徭役……”④陶渊明所拥有的“方宅十余亩”是不算多的，在这里，我们若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做官远比归园田要好得多，而陶渊明为了心灵的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独立，仍然选择归园田，表现了对世俗观念的打破，这是一种与“功利”相对的“逍遥”的境界。我们学习陶渊明，也并不是学习他的“回归园田”，而是学习他坚守自己为人的准则，坚守文人的骄傲与尊严，在黑暗而强大的社会中，守“拙”，守“静”，守住了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我们不能把道家思想简单地理解为清净无为，脱于尘世，我们要崇尚的不是“归园田”的本身，而应该看到“归园田”背后的精神价值和勇气，道家文化体现的出世精神。同时，道家的“出世”是一种精神，但并不是消极无为，他“避世”却不消极。

二、以儒释道，以儒家思想代替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与传播

摘要：东晋诗人陶渊明作为我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可以称为中国田园诗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及这一风格形成的原因的解析认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诗歌意象自然寻常、诗歌语言朴实无华、诗歌意境优美淡远；其田园诗的成因主要体现在独特的个性与心境以及儒家、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成因

田园诗以书写田园景物与农民、渔人等于其中的活动为主，要歌咏的便是人在田园中的劳动与生活。作为唐代诸多诗歌流派之一，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主要有王维、孟浩然。陶渊明虽写下大量田园诗，但是他在诗文上的贡献和成就，则是在他去世很久之后才逐渐为人重视。也是从那时开始，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袁行霈曾经说过“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1]。陶渊明一生写下许多诗，尤为值得一提的便是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平淡，景色自然寻常，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淡然优美，最为后人尊崇。陶渊明把归隐生活中接触的美丽的田园风光作为描绘对象，做诗歌颂着自己与农民朋友一起躬耕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的生活，这些愉悦的情绪在陶渊明的诗中比比皆是，与当时的玄言诗相比，陶渊明的田园诗像是一股清流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一个崭新的领域，从此田园诗成为诗歌的一个派别，与此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2]。

一、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一）景色自然寻常

众所周知，陶渊明的田园诗给人的感受是很平淡和亲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陶渊明在写诗的时候，所选的题材都是非常平常的景物以及很寻常的人和事。陶渊明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与社会的黑暗，无比向往隐居田园的躬耕生活，只有在田园生活的淳朴之中，他才能忘记尘世间的种种烦恼，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欣赏着田园优美的景色，享受惬意的风光，陶渊明内心感到非常满足。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月风霜、桃李杂草、鸡犬飞鸟等非常平常的景物，陶渊明将这些自然寻常的景物写入诗中，让人感觉到妙趣横生[3]。比如在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首诗中既有像“丘山”、“榆柳”、“桃李”等自然景观，又有如“池鱼”、“草屋”、“户庭”等平常之物，其中描写到的“鸡鸣”与“狗吠”更是田园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这些田园生活的自然之景作为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在陶渊明的笔下显得如此动人，不禁让人感觉到诗意盎然。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描写的都是极其平常的景物，反映的亦全是农忙、闲居以及饮酒作乐这些极为平常之事，如在《归园田居》其三中，陶渊明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又如在《饮酒》其五中，陶渊明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些景物与劳动生活虽然平常，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此丰富愉悦的生活给陶渊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心情，反映出的也是不同当时人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