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范文10篇

2011年对于艺术学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年初艺术学终于脱离“文学”门，正式升格为第13学科门类，从学科建制上保证了艺术学发展的独立性。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学学科体制的最终确立还是要依托于该学科自身发展的成熟度，有赖于全体艺术学人的共同努力。而在艺术学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里，艺术学理论由于学科建制晚、学科成熟度低而尤其饱受学界诟病和社会质疑。目前来看，这种争议并不会随着学科升级而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更加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两个严重不匹配现象。“一是学科外部制度建设热火朝天、成绩斐然与艺术学学理内涵的认识模糊和极度混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一是在艺术学学理研究内部存在重学科设计和规划论证而鲜有权威性、代表性学术力作的严重不匹配。”［1］而艺术学理论若想获得如其学科建制中的一级学科地位，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必须要消除这两个不匹配现象，在学科建设中拿出扎实的、令人信服的高水准研究成果。因此，由凌继尧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面世，无疑对改变艺术学理论学科现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艺术批评史》虽只是艺术学理论所辖二级学科艺术批评的一个研究方向，但由于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国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这种学术写作实践其实对艺术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如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乃至艺术史等学科建构都有参考价值。从学理上看，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艺术批评所注意的直接对象是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艺术作品，是艺术遗产；艺术批评偏重于评价，艺术理论偏重于认识；艺术批评往往具有主观论辩色彩，艺术理论则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2］2但这种学理上的严格区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还是不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以文艺批评领域发展最为成熟的文学批评史为例，中外文学批评史著作往往都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混合史。如美国学者韦勒克韦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写道：“‘批评’这一术语我将广泛地用来解释以下几个方面：它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判断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3］1鉴于已经形成的现状和读者接受的思维定势，著者认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并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这种约定俗成援引为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的范例。遵循这种范例，《中国艺术批评史》把艺术批评史看做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历史。这种处理方式表面看似乎是对先发的强势学科的一种妥协，但对于蹒跚学步中的中国艺术批评史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最稳妥可行的操作模式，并无形中扩大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学科涵括力：通过学术写作，能够将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进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研究。著者对艺术批评这一核心范畴的界定较好地解决了学术惯例与学理间的冲突问题。如果说遵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惯例显示了著者研究中的现实性原则，那么在实际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中贯穿的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则彰显了著者的学理性原则。从学科关联看，中国艺术批评史处于一组较为成熟的相邻学科如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绘画批评史、书法批评史、音乐批评史、戏剧批评史）的围裹之中，如果能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将其从与上述相邻学科千丝万缕的缠绕中抽绎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无疑对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著者因此科学地界定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将其与上述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并在研究中严格地遵从。首先，严格以我国的学科分类为依据，选择所研究的资料。根据我国的学科分类，艺术学学科包括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不包括文学理论、建筑理论和园林理论，后三者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一级学科研究的对象。所以，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只能从音乐批评、美术批评、设计批评、戏剧戏曲批评、舞蹈批评中提炼，而不包括文学批评、建筑批评和园林批评。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就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等强势学科划清了界限。其次，中国艺术批评史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史，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发展史的集合（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艺术设计批评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阮籍、嵇康的音乐批评，顾恺之、宗炳、谢赫的绘画批评，王羲之、王僧虔、萧衍、庾肩吾的书法批评。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思想不是上述门类艺术批评思想的集合或大杂烩，而是从上述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中抽取、提炼出适用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的阐述。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也就与门类艺术批评史拉开了距离。从具体的学术实践看，这种新学科视野使得著者选择材料的标准和对同样材料的理论阐释都全然有别于相邻学科。如在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中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但这是孔子在评诗时提出的观点，所以不属于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孔子的艺术批评思想则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组成：“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正是以仁学为基础，通过音乐，阐述了上述艺术批评原理。“他的‘成于乐’说明了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他的‘游于艺’说明了艺术的审美陶冶功能。他评价艺术的标准是内容上‘尽善’，形式上‘尽美’。为了达到‘尽美尽善’，艺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和的原则。孔子还要求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由于艺术以直观的、形象的方式同时作用于主体的理智和情感，所以它能够产生强烈的审美享受。孔子‘在齐闻《韶》’，就享受了这种高峰体验。”［2］24显然，在全新的理论视野的观照下，著者解析的孔子艺术批评思想不但区别于孔子的美学思想、文学批评思想，而且具有内在的体系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完全可以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为一部通史性质的学术著作，《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启发性。首先，全书努力做到“略小而见大，举重以明轻。”著者抓住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著作和一流的艺术批评家或思想家提出的重要艺术批评命题这条主线，力求揭示芜杂凌乱的表象背后历史的清晰脉络。而把握住这些中国艺术批评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更易对之做出全新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概括。像两汉书论中的艺术批评思想，被著者凝练为八个字“书者，如也”，“书者，散也。”前者以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艺术模仿论，又细分为两个子命题：一是“书肇于自然”，表明书法是对自然物象的模仿。二是“书乾坤之阴阳”，说明书法不仅模仿静止的自然，而且模仿自然的运动；不仅模仿自然外在的状貌，而且模仿自然内在的发展规律。“书者，散也”则充分表明艺术创作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艺术活动的精髓是自由。艺术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确定的规则可循而要创作出独特的作品。虽然只是短短的八个字，却涵括了两汉艺术批评思想的重要特征。显然，这种高度凝练是建立在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整体走向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展现了著者对研究材料驾轻就熟的功力。第二，遵循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强调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对原典尽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义的阐释。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本体论阐释学者看来，阐释者对历史文本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且这种“前理解”或“成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4］184确实，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发展脉络的剪裁及描述中都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这对于一门正在建构中的学科而言是必要的），但在对具体的古代经典文献阐释中，仍然秉持着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追寻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力求平心持论，而不深文周纳。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字面意义的阐释，另一是学术思想的阐释。比较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往往是直接的、有限度的、比较客观的阐释，但并不就是低水平的阐释。为此，著者首先强调文本细读的功夫，对原典读深读透，理解原典的原初意义，同时又注意充分吸纳学术界的经典研究成果，在符合原初意义的阐释中，追求精辟的阐释。第三，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研究中国艺术批评史，揭示影响艺术批评思想的“内因”和“外缘”等复杂性因素。从“内因”看，艺术批评家的艺术批评观点不仅应该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考察，而且要把每个艺术批评家摆在作为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的艺术批评史中来考察，阐述每个艺术批评的术语、观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渊源联系。中国艺术批评史应该展示的不仅是艺术批评家代表著作中的最终结论，而且是艺术批评家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进程。例如，顾恺之“传神写照”的命题，与先秦和汉代哲学中的形神论薪火相传。这个命题更得益于魏晋哲学形态———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重神理而轻形骸。同时，这个命题又是人物品藻中“神”的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运用。从“外缘”看，中国艺术批评史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有血有肉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必然对艺术批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中，“多力丰筋”、“骨丰肉润”、“纤浓有方，肥瘦相和”等命题术语，都来自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不了解人物品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审美的人物品藻发生在魏晋时代不是偶然的，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自己的生命、生活，人自身的才情、风神、性貌取代外在的功业、节操受到尊重。

《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及与相邻学科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联系。该书不但吸纳了文献学与经典注释学的权威成果，而且从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中汲取有益的养料，甚至从西方最新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中寻求方法论的启示，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展开开创性的研究，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揭示艺术批评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缕析社会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在这部50余万言的学术著作中，作者的学术主张得到了较为忠实的贯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基本研究规范。此外，著者将该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大学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群，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有意追求“有深度的通俗”。首先要通俗易懂。为了做到阅读无障碍，著者对所引用的古典文献，都根据有关研究者的注释本作出比较完整的白话解释。读者只要比较认真地阅读，无须借助工具书就能读懂。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深度。著者从老一辈学人冯友兰、朱光潜等人的学术写作中受到启发。“他们的著作明白如话，因为他们的思维清澈似水。他们厚积薄发，思维异常清晰，加上极好的中文修养，所以他们的文字总是如行云流水。‘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而后者则一览无余，可以一目十行地读，浏览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读。”［2］9应该说，书中对孔子、老子、庄子以及《周易》、《淮南子》等艺术批评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评著作的阐释都做到了简洁晓畅，生动传神，并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集体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作者之间学术积累、科研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的差异，在其所负责的章节中都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呈现，因此该书也不可能通篇做到“有深度的通俗”。但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5］122学科初创阶段，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关键是，第一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面世，宛若一声清亮的啼鸣，宣告了中国艺术批评学理研究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期待，她能够经受更多的学术激荡和交锋，并催生出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

一、艺术指导简介

艺术指导的定义为“帮助表演者更好诠释作品的行为”。从定义看，艺术指导不仅是一门指为表演者伴奏的简单行为，同时还致力于用自己对于艺术作品全面而精准的理解，帮助表演者诠释一部作品。所以，钢琴伴奏与艺术指导，是两种不尽相同的艺术。伴奏艺术的历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从原始社会开始，未开化的原始人就开始探索世间的声音：飞鸟的鸣叫声，喉腔发出的呜咽声，拍手发出的脆响，敲击动物骨头的声音等等。他们不仅发现并利用这些声音恐吓敌人和吸引异性，还将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使交汇在一起的不同声响产生不一样的音效，例如伴随着鸟鸣声敲击动物骨头。原始社会之后，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伴奏艺术与人类生活如影随形。虽然这种“伴奏”形式极其简单，但这代表了人类对声音及“伴奏”的最初探索。这种发自天性的伴奏活动，意味着伴奏艺术是一种自发的活动，是一种人类对于美感追求的天然行为。与伴奏艺术不同，艺术指导并不是一门古老、自发的艺术。艺术指导在大概17世纪左右出现。据西方音乐史记载，艺术指导的出现，和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歌剧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后，不论是器乐、声乐、舞蹈艺术还是其他种类的艺术，都对钢琴艺术指导有着很大的依赖。原因是，单一的一种艺术形式过于朴实，而艺术指导的伴奏就起到了很好的润色和加工作用。如浪漫主义时期，舒曼将声乐艺术歌曲当作一种专门的音乐艺术种类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如《菩提树》、《冬之旅》、《魔王》、《鳟鱼》等等。他的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占有极大的分量，并且，钢琴伴奏部分与声乐部分紧密联合在一起，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称作艺术歌曲。艺术指导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各国各大音乐院校的重要学科。西方国家对艺术指导这门学科尤其重视，他们已经将艺术指导发展成了条理清晰、主次分明的一门学科，与钢琴演奏学科地属并列关系，甚至可谓两个专业性质完全不同。然而中国刚刚引进这门学科几年，发展相当不成熟，大部分的师生对于艺术指导的职责和能力要求也不甚理解。这无疑也是学科发展不完善的结果。本文将针对中国和美国音乐院校内的艺术指导学科的差异进行简单的探讨，寻找中国艺术指导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存在的问题和有待提高之处。

二、艺术指导学科现状

（一）中国艺术指导学科现状。在中国，艺术指导专业目前大多是下属钢琴演奏专业的一个分支，进入艺术指导专业的标准几乎等同于进入钢琴演奏专业的标准，核心考核标准是学生的钢琴演奏技能与快速识谱能力等。然而，想要培养出好的艺术指导，单凭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帮助更多人了解和把握好钢琴演奏和艺术指导两者的差异，笔者在曾经的一篇文章中分别从二者的定义、职能、能力的要求等维度探讨过。甚至两者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因为对两者的区别含糊不清，中国艺术指导学科定位以及学科设置也处在一个模糊且不成熟的胚胎状态。不仅学科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艺术指导作为一个工作岗位，也远没有欧美的艺术指导受重视。在我国，人们将艺术指导的概念等同于“钢琴伴奏”，对艺术指导者们能力的认识也仅限于“识谱能力好”、“弹过很多伴奏谱”、“有丰富的伴奏经验”。这样的认识是对艺术指导的极大误解。由于我校艺术指导学科尚且非常年轻，我们将对比的眼光投入中国艺术指导专业发展相对久的中国音乐学院。和大多数国内音乐学院一样，中国音乐学院（以下简称“国音”）的艺术指导专业设置在钢琴系之下，研究生阶段可以选择进入学习。他们的教学理念虽然逻辑没有美国院校那么清晰，但只从课程设置上看，他们更倾向于对声乐作品艺术指导的培养，曾经一度还更名为声乐钢琴伴奏专业。目前，国音的艺术指导专业设有以下几个类别的课程：歌曲类、语言类、室内乐类、歌剧类以及技能类1。其中，每个类型的课程都有更多的细分，例如歌曲类，分不同语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技能类又分为键盘和声、总谱读法等基本专业技能。由此可见，国音的艺术指导课程设置正在向美国靠拢，不仅有钢琴伴奏相关的核心课程，也开始有一些支撑的辅助课程。但整体来说，相比于美国，中国艺术指导专业还存在课程难易程度不稳定，考核机制欠佳，以及实践机会缺少等等问题。（二）美国的艺术指导专业现状。如上文所提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艺术指导非常重视，几乎所有的音乐类院校都设有艺术指导专业。由于美国的音乐类院校数量最大，专业开设的时间相对于中国更长，我们这里以美国的艺术指导学科作为对比探讨的主要对象。艺术指导作为一门职业和行为，在美国的名称为Coach。Coach有非常细致的分类：对于声乐艺术，歌剧艺术，管弦乐艺术，以及舞蹈艺术等都有对应的Coach。大多数的艺术指导专业都设置在研究生阶段。艺术指导作为音乐院校里的专业时，被称为CollaborativePiano（协作钢琴）。探寻美国各大音乐学院，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学校内都设有CollaborativePiano专业。CollaborativePiano（协作钢琴）专业（下文称艺术指导专业）与和钢琴演奏是两个独立的系别。申请该项目的学生也有着高超的钢琴技巧，只是他们志向不在钢琴演奏。美国的艺术指导学科目标清晰，他们致力于培养学生指导排练以及引导演奏或演唱者的能力。他们非常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同时，美国音乐院校也着重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他们认为，所谓“协作钢琴”便是一门合作的艺术。从美国协作钢琴专业走出去的学生，往往能够很好地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表演者进行艺术作品上的合作。以下，我们从伯克利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两所知名美国音乐学院分析艺术指导专业的学科设置及课程设置情况。伯克利音乐学院（伯克利）作为美国知名音乐院校之一，艺术指导系的学科设置已然非常成熟。在伯克利的系别设置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CollaborativePiano（协作钢琴）项目外，还设置了CollaborativePiano--OperaEmphasis项目（协作钢琴专业声乐歌剧方向）。即学校为偏爱声乐歌剧艺术的艺术指导学生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歌剧指导学习方向。伯克利艺术指导专业的核心是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协作演出机会，例如派学生和管弦乐队、歌剧团共同排练，以此来锻炼他们的艺术指导能力。这一点也体现了美国教育界的共同观点：实践对于学生的重要性无法忽视。艺术指导的课程中，核心课程有与各种不同的器乐声乐表演者合作的课程、参与室内合唱团排练的课程、钢琴演奏专业课程等等。这些课程不仅为了提高学生的键盘技术，更致力于培养学生全方位的合作、指导、伴奏能力，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艺术作品排练过程的渗透和理解。除了专业类课程，伯克利还设有辅助学生提高音乐综合素养的课程，例如和声学、对位法、视唱练耳、音乐史、外语发音（德奥意等英语外的语言）、乐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课程难度普遍要比中国的课程难度大很多。这样一套严密的音乐素养课程，其难度不言而喻。由此可见，伯克利这套课程体系对于学生艺术指导专业水平及综合音乐素养的提高是极大的。曼哈顿音乐学院（以下简称曼哈顿）是美国另一知名音乐学府。它的艺术指导系别设置与伯克利稍有不同：曼哈顿将艺术指导专业直接分为两个分支--声乐艺术指导以及管弦艺术指导，即把两个专业分支的学生分开教学。这就意味着曼哈顿更致力于将学生向更加精专的方向培养。相比于曼哈顿，伯克利显然更希望学生具备更强的综合能力。不过他们也有共同点，曼哈顿的艺术指导专业同样十分注重学生的音乐实践，他们要求管弦乐艺术指导方向的学生从一进学校就开始排练组织自己的室内乐合作作品，这对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是极大的提高。除了平时的课程学习外，“钢琴协作实践”占据了学生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钢琴协作实践”将贯穿学生整整四个学期（以两年制研究生课程为标准）。声乐指导方向的学生需要在“声乐工作室”进行实践，而管弦指导方向的学生则需要在“管弦工作室”进行实践。两个专业方向在主干课程中合并为一个整体，而实践与课程上又完全分开。每隔一段时间，学生还需要开自己的独奏音乐会以及与其他乐器、声乐合作的协作音乐会。总体上，美国的艺术指导课程更加科学和人性化，不管是注重培养声乐管弦指导技能样样精通的全能型艺术指导，还是着力培养其中一门指导艺术的精专人才，都体现出了美国艺术指导学科对于自己的高度认同感和使命感。这也意味着，对于美国艺术指导领域的师生来说，艺术指导是门及其复杂深奥的学科，其掌握难度甚至要超过钢琴演奏。

三、中国艺术指导未来之路

从美国的艺术指导专业课程设置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例如开设更加全面、综合、科学的课程，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一）改善课程设置，科学培养学生曼哈顿音乐学院将声乐歌剧类和管弦类的艺术指导学生分开教学，将会十分有利于学生精准学习自己领域的知识。我国的专业院校也可以将艺术指导专业的培养目标清晰化，让学生从进校开始就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艺术指导门类。除了基础知识课程如总谱读法、键盘和声等要和所有其他方向的学生一起学习，其他专业性较强的课程都分开来学习。如选择声乐歌剧艺术指导方向的学生以各国语言、各种风格艺术歌曲的即兴伴奏课程为主；管弦艺术指导方向的学生以管弦室内乐的即兴伴奏课程为主。学生能够以清晰的目标进入艺术指导专业学习，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往后工作中的竞争力。（二）增加实践机会，提高协作能力。中国艺术指导专业的学生十分缺乏真正的实践机会。他们走上舞台帮人伴奏的机会也许很多，但参与整个排练过程的机会却很少。如果只是单单替人伴奏，那么即使不是艺术指导专业甚至不是钢琴专业的同学便可以胜任。艺术指导应该有更多参与管弦乐队或歌剧团排演的机会。每一次的排练都不是短短几天，而是一个月甚至更久。整个排练过程中，对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在排练场内，只会闷头在琴房练琴的学生是不能充当合格的艺术指导的。因此，为了提高艺术指导学生的专业能力，艺术指导专业可以和声乐歌剧系和管弦系进行合作，指派学生全程参与排练过程。

【摘要】文章指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运用一定的策略对自我印象进行管理，有利于规范教师的言行以符合社会对其角色的期待，使课堂教学和师生交往有效、顺畅地进行，而且可以使学生在对教师的观察和模仿中完成自我社会化形象的建构。

【关键词】教师印象；印象管理；课堂教学

一、教师印象管理的概念界定

对于印象管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里在《君主论》里有关如何控制人类行为的见解，但真正对印象管理有较深入研究并对印象管理研究有过较大影响的还要算是美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享誉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中，戈夫曼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交往的需要，我们常常希望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恰当的印象，这种有意影响别人对自己形成符合自己期望的某种印象的过程就叫做印象管理。它既是人际交往顺利进行的必要策略，也是人类社会互动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人类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印象管理是指教师凭借其在学校中承担的社会角色，在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教育生活中，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向学生投射某些信息，希望在学生心目中形成符合自己期望的某种印象。但它与其它人际互动中的印象管理不同的一点在于，它的最终目的在于试图以此来有意识地影响学生，从而使学生发生某种期望的确认和转变，这种行为就是教师的印象管理。

二、实行教师印象管理的意义

一、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2011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比重首次超过50%，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4.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35%以上。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与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喜获八年连续增产，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创下历史新高，为粮食供给和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保了驾护了航。尽管粮食单产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比整体现代化低约10%，只是工业的1/10，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仅为美国和日本的约1%。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属于农业初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不同指标的世界排名差距很大，因为除了产量外，劳动生产率、人均营养供给、化肥使用情况、农民生活水平等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比例、农民人均产肉产粮等指标仍处于欠发达水平。我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33%，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粮食单产明显好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表现，我国主要粮食单产世界排名已经进入前20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排在80多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2]我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11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世界第65位，为发达国家的1/3。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其背后却是，全国农民六十多年间以实际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土地剪刀差为载体，为实现我国工业化并确保城市发展，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作为农业大国，如果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仅仅依靠超前的工业化和过度的城镇化，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其结果是潘建伟1，张立中2（1.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市101149；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3）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基础设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并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法国就因忽视农业现代化，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使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农业是基础性产业，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业基础建设滞后，而资源相对匮乏，因此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在加快工业化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只有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无论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时代课题，其意义十分深远。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国外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于农业投资的经营风险和自然风险大，比较效益低，农业的发展往往被削弱或弱化，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步推进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率显著提高，但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1.人口不断增长与农用土地资源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人多地少、人地关系十分紧张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基本、最突出的现状。2011年，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亿，其中乡村人口6.57亿，使得我国尽管地域辽阔，陆海兼备，多种农业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农业资源却极为稀缺。我国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呈净减少趋势，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近十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833.3万公顷，另外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趋势难以逆转。[4]1992年中国科学院的国情研究第二号报告预计，21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届时以水、土为中心的农业将接近或达到承载力的临界状况。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仅有的耕地资源日渐稀缺，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农业比较利益下降。

近年来，县域经济在地级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县域经济是壮大区域经济实力、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有人说，一座地级城市的发展，基础在县域，难点在县域，发展的希望也在县域。所以报纸开设的县域版面也要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实现新突破。《牡丹江晨报》作为一张地市级报纸，定位为市民报，从2010年开始创办县域版面，每周一期，全方位展现县域经济发展的亮点。本文结合笔者自身的编采经历，尝试从三方面谈谈如何寻找县域版的新闻。

一、贴进百姓生活，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各县（市）都在竞相发展，所以可供参考的素材也很多，但是由于《牡丹江晨报》是一张市民报，如果大量刊发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内容，百姓不会特别感兴趣，所以，这就需要版面的记者多跑基层，寻找和发现贴进百姓生活的新鲜事儿。如何寻找新闻亮点，让县域版面活起来？首先，笔者设置了几个栏目：县域观察、县市快递、百姓故事、县域杂谈等，力求版面新鲜活泼、内容丰富。一方面，展现各县（市）争位赶超、迅速崛起的一个个经济亮点，另一方面，通过刊发贴进普通百姓生活的新闻事件，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其次，多与各县（市）相关部门联系，增强新闻敏感性，在不偏离时事报道的情况下透过“蛛丝马迹”挖掘新闻亮点。2010年夏天，笔者到小北湖自然保护区采访时了解到，保护区附近有一条新建的宽1米多的灌溉渠，由于渠道较宽，每到夏天，都有一些野兔、獾等因为跳不过那么宽的水渠而掉进湍急的水里丧生，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时间至少有四五十只野生动物因此丧生。笔者赶到现场，抓拍了照片，并走访了附近农户，采写了《灌溉渠竟成野生动物殡葬地》一文，在县域版发表，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各级国土资源管理局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现场调研后，决定在灌溉渠上每隔几米铺上石板，为野生动物过渠开辟一条“生路”。

二、加强舆论监督，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报纸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舆论监督作用。目前各县（市）正处于经济总量蓄势突破的重要时期，也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关口。如何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实现超常规发展，是县域版面需要关注的内容。兰岗西瓜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近年来，兰岗西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销售的市场风险明显增加，卖不出去的西瓜烂在地里，一些瓜农一年甚至赔几万元。笔者通过多次采访瓜农、卖瓜者，以及兰岗西瓜协会的西瓜经纪人，采写并发表了系列报道《兰岗西瓜的突围之路》，见报后许多读者打来电话，提出了诸如为兰岗西瓜寻找出路，为兰岗西瓜注册商标、让瓜农们“抱团”发展、招商引资建果汁厂等建议，引起了兰岗镇政府以及牡丹江市政府、宁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派遣专家到兰岗镇调研，为西瓜产业把脉，确立了西瓜产业的发展方向，并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使西瓜产业再现勃勃生机。此外，作为全国大豆之乡，穆棱市下城子镇近年来也遭遇了发展瓶颈———眼看着被人称为金豆子的大豆卖不上价，而低价的豆子远销省外一些城市后，被加工成豆制品，身价倍增，又重新卖给当地人。笔者针对大豆产业尴尬的处境采写了相关的报道，引起了牡丹江市政府与穆棱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专门研究了大豆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穆棱市决定今后加大对大豆产业的扶持力度，并鼓励投资者到穆棱县对大豆产业进行合理的投资，使大豆产业见暖回春。

三、增加互动环节，为百姓做好服务

摘要：近年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得到了深化发展，中小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教学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自己的财务管理。但是通过调查，很多学校的财务管理情况并不理想，甚至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行，对此我们必须对其加强研究。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特点，进而认真审视了其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问题，最后积极探寻财务管理问题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中小学；财务管理；审视；探寻

财务管理工作是中小学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性保障[1]。近年来国家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财务管理活动，在此情况下，国内很多中小学财务管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不得不承认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使得财务管理整体水平不高，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而当前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行，学校的财务管理状况出现了改变，学校必须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研究，切实审视其中的问题，进而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改进。

一、中小学校财务管理的特点

(一)以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

作为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在国家整体教育占据一定的战略地位，学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这些年来，教学体制得到了显著改革，中小学教育划归财政保障范畴，相应的教育资金有政府直接拨付。在此背景下，中小学财务管理工作逐渐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为保障学校自身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必须提高经费的利用效率，构建完善的预算制度，并将收支划归预算管理中，保障资金高效、安全。与此同时，对于经费的使用进一步强化监督，积极的组织绩效评估，由此是财政资金发挥出更好的效益。

【摘要】古人云“礼者敬人也”。礼仪是人际交往的重要行为规范，一个懂得礼仪、行为举止得体的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在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因此，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礼仪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职业院校;礼仪教育;特点;路径

一个懂得礼仪、行为举止得体的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在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更容易取得成功。由此可见，礼仪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一个人立足社会，谋求发展的基础。

一、职业院校礼仪教育的重要性

（一）礼仪教育是践行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

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礼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渗透在我们文化和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沉淀，学习礼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践行和传承传统文化，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所在。因此，礼仪教育应当成为职业院校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礼仪应该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摘要：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对中小企业重视程度的提高，政府陆续制定了一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开始启动若干领域的中小企业政府支持体系建设，特别是为高新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制约其发展及作用的充分发挥，亟待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并尽快采取相关对策措施加以有效解决。

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对策探寻

一、寻求突破，力助中小企业排解融资难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及银行营销战略的因应调整

中小企业的兴衰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投入情况息息相关。因其经济规模达不到股市要求，很难上市，也不具备向公众发行债券的能力，中国目前又没有创业板，风险投资也不够活跃，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却较难得到银行的认同和较大规模的贷款扶持，中小企业信贷资金需求普遍较强与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不平衡的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当前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主要还是融资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阻障多还存在。

首先，有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要解决。一是担保问题，现在中小企业提供的担保抵押不符合有关条件，有的刚创办的企业甚至没有财产抵押。二是信用风险问题，部分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规范。由于部分中小企业的财务报告制度落后，信息不透明，缺乏审计部门确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经营业绩，银行经营面临的风险较大。三是信息不对称，一些申请贷款的企业提供虚假的报表，隐瞒信息，增加了银行的工作时间和管理难度。

一、公共服务外包

公共服务外包作为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模式之一，是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引进。然西方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基于国家权力源于公民的授予，即国家作为主体是被公民“形塑”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于需要和担忧的双重考虑，从而产生了“小政府，大社会”的顶层设计。这种理念虽然同中国的传统社会治理理念是相反的，但都是基于以单一主体（在中国是国家，在西方是公民）为中心来构造社会秩序，因而均表现为一种“德治”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随着个人主体面对社会和市场的无力，西方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市场的介入开始越来越多，④西方社会进入到了“行政国家”的时代。[2]在西方国家，尽管国家主体得以产生，但公民对国家始终存在着“利维坦”般的恐惧，因此，国家权力被牢牢地限制在法律规范中，即“法无规定即禁止”。由于“公权”的固定和“私权”的占有，国家只能将大量生产性的公共产品通过合同的方式提供给企业或社会组织，这也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3]因此，公共服务外包在西方的形成，不是基于供给的效率，而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有限。在我国，政府基于权力所衍生出的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管理性和生产性两种。管理性的公共产品是基于权力的强制，如警察服务、城管服务、工商服务等；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是基于权力的占有，如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由于我国是公有制的国家，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国家通过开办企业或事业单位来提供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在公共产品的履行上，管理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是需要法律授权的，不是适格的行政主体是没有资格行使的，故管理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不能外包的。⑤而生产性公共产品在于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因此，它既可以由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来直接生产提供，也可以通过资源税收等间接方式转让资源使用权来生产提供，这其中的抉择，就在于产品提供的效率。因此，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服务外包模式，在西方，是受制于权力，而在中国，则受制于效率。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公共服务外包都面临着市场逐利的风险，因为私有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它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公益性。[4]因此，公共服务外包是建立在政府财政充足的前提下的一种注重效率的模式。然当前我国各级政府还远没褪去全能的角色，财政匮乏已是当前政府道德失范的不争事实。[5]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外包模式的引进，名义上是政府管理创新，实质上是变相实现“公共服务外摊”的企图，即政府把理应自己承担的职责市场化，从而转嫁为由企业和公民来承担的额外负担。鉴于此，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服务外包模式，在当前政府债务高筑的情形下，并非特许经营的目的选择。北京“鸟巢”经营权一波三折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6]

二、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源于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的“第三方治理”理论。[7]该理论认为，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政府应扮演着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而具体服务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特别是非营利部门。因此，民营化是“第三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即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如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更是构建了“伙伴关系”。与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特殊国情的推动下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创新”。[8]政府购买在中国可追溯到1996年，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建设的罗山市民会馆，被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所“购买”，成为当地居民社会交往、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享受公共福利服务的公共场所。从2003年以来，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不断增多，范围涉及教育、公共卫生、扶贫、养老、残疾人服务等服务，以及社会工作、社区发展、社区矫正、环境保护等诸多新型社会需求。同公共服务外包模式一样，我们在引进政府采购模式时，依然没有认清这种模式在注重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质量的同时，却很容易陷入到财政供给不足的困境中，从而把一种本身并没有太多弊病的制度，很轻易地就变成了政府脱责的借口。⑥如此同时，政府采购也面临着市场逐利的风险，市场主导的购买价格令财政匮乏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前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于是在探讨政府购买制度时，刻意把购买对象限定在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这样就可以避免市场逐利的风险。但问题是社会组织的服务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是等值交换，还是象征购买，如果是前者，公允的服务价值该如何评估；如果是后者，社会组织因“造血不足”又该如何延续。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在中西方的发展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方，社会组织的发展，实质是个人自由整合起来对抗国家的一个产物，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就清晰地表达出交易的双方是一种相互平等和独立的关系，彼此之间互不隶属。而在中国，社会组织是国家逐渐培育出来的，以此来增加公民的主体性，因此，在当前阶段，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是无法真正建立起一种类似西方政府购买的法律关系的，它们之间只能是一种扶持和被扶持、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鉴于此，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政府购买模式在我国是根本不成立的。

三、公私合作

2011年，国家审计署在审计中发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高达107174.91亿元。而如此同时，截至2011年8月末，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由于存款增值的渠道不畅，以致很大一部分通过民间金融途径形成民间资本。[9]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民间资本在我国呈现出无序流动的状态。2011年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广东东莞、福建厦门和安溪、宁夏固原等地相继爆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欠债“跑路”的事件层出不穷。民间资本和地方公共财政在我国呈现出的二律背反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国务院继2005年颁布“非公经济36条”之后，于2010年5月又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再次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打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从上述资料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级政府缺钱，民间资本逐利，才是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背景所在。当前中国，政府依旧还在扮演着经济发展的“火车头”，⑦“发展”成为了一切行为的目的，以致政府在税收、卖地等财政手段之后，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大举从银行借债来筹集资金。然政府取代市场的投资，无法导致产业升级，短期的GDP增长会导致长期的经济低迷，而公民在幸福被“有意识”地淡忘后，后顾之忧的情结，使得公民要么紧紧地捂住口袋，要么疯狂地参与“房地产游戏”，而民间资本的投机行为，也导致了“有价无市”的高风险，以致血本无归。当前愈演愈烈的政府饮鸩止渴和层出不穷的民间资本无序流动，促使了公私合作进一步成为可能，这就是现实决定了制度的设计。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做引进民间资本的制度顶层设计，即民间资本的疑虑与政府担保的衔接；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服务的公益性与资本逐利的统一；服务的提供与公益损害的法律监督等。公私合作模式旨在引进民间资本，来缓解政府财政的不足，它只是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是取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对民间资本投资的担保显得尤为必要。由于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政府在合作中是不能动用强制性来加以主导的，因此，合作的方式需以合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经营者以企业的身份进入合作，会承担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责任，以致步履艰难，难以为继，因此经营者的身份准入就是一个需认真思考的话题。[10]公私合作提供的服务，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自由放任的服务提供，需要监督机构全程对合作双方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不是于事无补的事后问责，因此，监督机构的专门化和有效化也是制度设计中需要着重思虑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与危害；基层政府信用缺失原因的制度分析；提升基层政府信用的制度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应、对中央和国务院及各省政府相关政策下达不够清晰，执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基层政府职能滥用、政府决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朝令夕改，具有随意性、政府和官员为达个人目的轻易许诺，搞数字游戏和“政绩工程”、基层政府债务日益增多，正常发展受到阻碍、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种种表现，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行政管理制度：职能定位不准、干部人事制度：以片面绩效为标准的晋升博弈、行政法制制度：追究赔偿制度的缺位、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低透明度和行政监督的弱化、以机构改革为切入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化公务员制度为基础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以依法治国建设为依托改革行政法制、以电子政务建设为平台推进政务公开等，具体请详见。

所谓政府信用，是指“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和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应”。学界对政府信用缺失的内涵、影响等方面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尚缺乏足够关注。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去探寻。

一、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与危害

当前政府信用状况主流是好的，然而也不能否认不少地方存在政府信用缺失的现象，尤其是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情况更为严重，归纳起来，当前基层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主要有：

第一，对中央和国务院及各省政府相关政策下达不够清晰，执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这使许多对农民有力的国家方针政策得不到有效实施，当上级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时，基层政府承担责任。同时群众的认识不够完整，造成他们不理解或误解政府，进而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第二，基层政府职能滥用。即政府该管的事没管，不该管的事却管了。例如为本地区企业的发展提供地方性保护，基层政府滥用权力、越位管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而在自己职能领域内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导致政府职能的错位、缺位，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经济适用房‘变味’等问题。这种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不仅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投资环境的破坏，而且必然造成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和谐因素，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