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范文10篇

摘要:推定规则在我国民法、刑事法等部门法中都有运用。作为一种认定法律实施的证据法则，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运用能够破解案件证明难题，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犯罪认定统一。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行贿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推定规则的适用虽有上述积极功效，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又必须对该原则的适用做必要的限制，方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推定规则;贪污受贿;犯罪

一、推定规则的适用价值

（一）推定规则的含义。法律意义上的推定规则指的是按照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直接认定另一事实成立的证据法则。推定规则的适用在国际规则（条约）以及我国民事法、刑事法中都有体现。（二）贪污贿赂犯罪中推定规则的适用价值。1.符合当前从严治党、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形势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从严治党高压态势基本形成。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适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犯罪证明标准，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扎得更紧。2.破解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明难题，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此类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导致案件侦破难度比一般刑事案件要高，特别是出现“一对一”且其他相关证据无法进一步挖掘的情况下，案件往往陷入窘境。推定原则的适用简化了证明程序，提高此类案件的成案率。3.帮助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司法认定由“乱”到“治”。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认定中经常会出现因办案人认识上的不一致而导致司法裁判不统一的问题。推定规则的适用，能够在一定程度内明晰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有效实现此类犯罪认定标准的统一。

二、贪污贿赂犯罪中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况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现有刑法及司法解释中适用推定规则的情况，北京大学的陈瑞华教授概括为：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确立的三大类推定规则为对巨额财产来源非法性的推定、对犯罪明知要素的推定与对犯罪目的要素的推定。本文对推定规则适用情况的分类在以刑法罪名为标准的基础上，借鉴陈瑞华教授的观点。（一）受贿罪和行贿罪。受贿罪和行贿罪是刑法中典型的对合性犯罪，故将对两罪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放至一处。1.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推定。《纪要》中明确在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收受其财物，可以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该条规定是针对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的受贿人明知行贿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但是并没有明确承诺或者暗示为其谋取利益而受贿的情况做出的规定，这条规定为解决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展，这样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与当前贿赂犯罪的发展趋势相比显得有些过时。2.2003年11月13日《纪要》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推定。《纪要》中提到，对于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根据以下6个因素综合判定：（1）是否有正当、合理的借款理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以及是否有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能力。实践办案中，办案人员往往会结合具体案件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在综合以上各个因素的基础上直接推定犯罪嫌疑人具有贿赂犯罪的主观故意。该规定的操作性很强，对实践办案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对避免现实中对以借为名而行受贿之实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僵局的出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2016年3月28日《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推定。《解释》第13条规定对下列三种情形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1）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2）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3）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另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与《纪要》的颁布相隔十余年，此间中国发展迅速，贿赂犯罪形态呈现复杂化特点。《解释》第13条是对《纪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细化和发展，经过逐步的完善，在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外延已经较为宽阔，对实践中出现的形式多样的案件情况已经能够较好应对。4.2016年3月28日《解释》中“共同受贿主观故意”的推定。《解释》第16条第2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利用特定关系人来收受贿赂，被查处之后就辩称不知情。按照传统刑法理论，如果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事前存在共谋，其犯罪主观故意也就无法认定。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突破，对于解决前述证明僵局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第八章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罪名，其罪状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该罪名中，巨额财产非法性结论的得出就是依据推定规则，其逻辑论证线条是：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明其差额部分来源——差额部分的财产来源是非法的。该罪名是1997年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加的一个罪名，其对于解决无法对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不合理财产又拒不说明来源或者无法说明来源的情况实现有效打击的尴尬局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开放，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这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挑战的不仅是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包括政府对经济秩序的监管能力。由于入世后经济活动的增加，市场交易环节的增多，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政府对涉外经济活动监管的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犯罪将会有所增加。为此，及时研究入世后贪污贿赂犯罪发展趋势及遏制对策，未雨绸缪，十分必要。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开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有望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为保障对外经贸活动健康有序发展、防范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我们对近几年发生在涉外活动中的一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认为入世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有可能增加。为迎接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作好应对准备。

一、贪污贿赂犯罪易发部位

（一）对外经贸部门将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部位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主体多元化格局将逐步形成。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仍将以国有外贸公司为主。随着外贸业务量的增加，涉外贸易队伍急速扩张，鱼龙混杂，如监督不力，以下环节易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摘要：贪污贿赂犯罪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严重腐败行为，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在基层，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规律，如贪污犯罪较为突出，“一把手”犯罪居多等；其发生的主观原因是涉案人员放松思想改造，享乐主义思想严重，客观原因是单位财务制度不健全、制约机制不建立，财务不公开，私设“小金库”；为减少和避免贪污贿赂犯罪，应采取加大惩处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健全财务制度，建立制约机制等预防措施。

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那么在基层，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基层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实践，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1999年3月到2004年9月，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46件，其中贪污案27件，挪用公款案13件，受贿案6件。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在基层单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如下特点和规律：

1、贪污犯罪较为突出。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案为27件，占58.7%，说明在基层更容易发生贪污犯罪。基层单位直接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单位执法人员直接从事各种规费的征收和管理，且一般情况下，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直接主管财务工作，这就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成为可能。

2、“一把手”犯罪居多。在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一把手”犯罪案件为20件，占43.3%，远远高于副职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如我们查处的县物价局原局长李某某贪污案（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县冶炼厂原厂长范某某贪污案（范被判刑处有期徒刑1年）等等，均是“一把手”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那么在基层，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基层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实践，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1999年3月到2004年9月，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46件，其中贪污案27件，挪用公款案13件，受贿案6件。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在基层单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如下特点和规律：

1、贪污犯罪较为突出。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案为27件，占58.7%，说明在基层更容易发生贪污犯罪。基层单位直接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单位执法人员直接从事各种规费的征收和管理，且一般情况下，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直接主管财务工作，这就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成为可能。

2、“一把手”犯罪居多。在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一把手”犯罪案件为20件，占43.3%，远远高于副职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如我们查处的县物价局原局长李某某贪污案（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县冶炼厂原厂长范某某贪污案（范被判刑处有期徒刑1年）等等，均是“一把手”犯罪。

3、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私设“小金库”、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曰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如我们在立案查处县粮库原主任毕某某贪污案时，发现毕在任粮库主任期间，私设“小金库”数额达56万元之多，除了处理违规支出外，将其中的5.5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同时挪用公款2万元，毕被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己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己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贪污贿赂犯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其特点及现状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激励机制以及国家的调控职能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就实质意义而言，贪污贿赂犯罪只是一种现象，它反映的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实质，它只是一种附体，它的载体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这个结合体流向哪里，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犯罪也就跟向哪里。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我们不难理解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的特有的特点和规律，它总是发生在那些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接掌管金钱或商贸的经济单位和管理部门，哪些部门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力大，哪些部门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滋生的热点部位。可以说权力处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核心位置，权力的“魔杖”挥向哪里，贪污贿赂犯罪也就向哪里聚集。

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突出。贪污贿赂犯罪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的过程。犯罪分子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范围”，必然要向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发射“糖衣炮弹”，获取新的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也必然有时利用有利时机，利用职务之便，用非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

⒉“首长”犯罪居多，案犯级别高，犯罪数额巨大。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目前大要案猛烈上升，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⒊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着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已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已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技术化、智能化的反侦查手段,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突出,相比反贪侦查手段却没能跟上科技进步的要求,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对反贪侦查中运用技术措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及具体运用立法建议等作一探讨。

关键词:现代科技手段;反贪;运用

一、现代科技侦查手段运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理论界对此争议也颇大,有肯定说,也有否定说。否定说学者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构必须严格依法办案,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因此对于监听之类秘密取证手段不宜提倡,因而这类材料也不宜直接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来使用。肯定说认为:只要办案需要,法律没有禁止,检察机关可以采用技侦手段。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如下:

(一)理论基础。

技术侦查手段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该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国家安全法》亦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享有技术侦查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是我国的专门侦查机关,享有侦查权。上述法律规定只是增加了上述两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扩大了侦查权的外延,但归根结底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对贪污、贿赂等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故在收集贪污、贿赂犯罪证据时也应有权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近来年，金融系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发生，且呈上升趋势，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近期我院对九九年以来查办的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等进行了认真地分析。

一、基本情况和特点

这类案件的特点：

（1）犯罪数额大，危害严重。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场所，是直接管理资金的职能部门，由于其职能的特殊性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大都直接管理和经营货币，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机会多，涉及金额也大。如原农业银行某储蓄所主任刘某自98年2月至99年6月，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十次挪用公款32万元，进行营利活动，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二）发案面广，基层所、部、科负责人作案比例高。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在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内容相脱节的情况，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以及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以我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以此为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刑法规定，达到完善我国有关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之目的。

［关键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刑罚设置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批准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①[注：①《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除序言外，分为总则、预防措施、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实施机制、最后条款，共八章七十一条。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公约》将在第30个缔约国批准后的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联合国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2005年9月15日厄瓜多尔政府向联合国交存了《公约》批准书，使《公约》满足生效所需的30个批准国要件。《公约》已于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这必将对我国的刑事法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公约》是当前国际社会专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最新法律成果，是国际社会对于预防和惩治贪污犯罪经验的宝贵总结。《公约》第三章详尽规定了9种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以此对照，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基本上也涵盖了这些犯罪行为，但是与《公约》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不尽科学合理，这与《公约》旨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打击腐败的整体精神有不尽吻合之处，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使其与《公约》的有关内容接轨，建构起符合国情并与国际潮流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

一、限制、减少死刑适用，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适用上一贯是相当严厉的，主要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12种贪污贿赂犯罪类型中，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包括了两种，即贪污罪和受贿罪。这在世界各国的刑法中是鲜见的。贪污贿赂犯罪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加以实施的，不仅会严重妨碍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而且会腐蚀国家的政治肌体，严重威胁国家政权和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贪污贿赂犯罪显然较之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这类犯罪适用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予以严惩是有其必要性的，否则难以取得相应的法律震慑效果，也无法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增长势头［1］。应当说，这样的立法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因为这些规定毕竟正视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并且尽可能是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和处理问题的。然而，死刑在我国的实际适用中，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有效威慑腐败，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理想效果呢，实践表明，这是存在疑问的。就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而言，对于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并且情节特别严重”。这里，对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似乎有了一个清晰明了的数额标准，即以10万元作为起刑之底线。暂且不讨论以10万元作为数额标准是否合理，关键是条款中所谓的“情节特别严重”，在刑法中就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便存在困惑。有学者所理解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贪污（受贿）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本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贪污（受贿）的手段、性质、数额、危害结果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动用死刑这一极刑［2］。此观点虽然试图说明对贪污贿赂犯罪适用死刑的法律标准，但该标准毕竟失之于过于抽象和空泛，不易清晰把握和实际操作，况且又没有得到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具体认可，这样便使得司法机关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往往因缺乏相应的可供根据和参照之法定量刑标准而可在较大空间内自由裁量。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弹性空间过大，自由裁量权过度而不加限制其后果是绝对不能令人乐观的，因为在司法机关内部不同的法官由于自身的专业水平、社会经验、道德操守以及对犯罪的憎恶强烈程度等有所不同，对于犯罪情节的理解也不一样，特别是在遇有外界压力（例如来自领导批示、舆论压力等等）之下难免造成对大致相同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进行不同的处罚，甚至可能完全不考虑具体犯罪情节的差别，在重刑主义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裁处极刑，这也许就是导致我国近年来在贪污贿赂犯罪上适用死刑呈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种状况实际上是严重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当今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将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的实质性内容，而刑法明确性的基本精神应当反映到法定刑的配置过程中，法定刑配置明确性的总体要求是分则各罪的法定刑种类、分量要明确。所以，“情节特别严重”这样比较模糊的情节使用造成了贪污贿赂犯罪法定刑的过于不确定，尤其可能导致死刑适用过多过滥，这样的立法规定表面上看似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然而考察其客观效果，却是极不相容的，实质来看，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3］。既然已经违背了现代刑法基本原则，那么刑罚适用必然发生实际上的偏差，从长远来看，又如何能真正起到有效预防和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良好效果呢？

立法规定不明确还仅仅是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存有缺陷的一方面原因，或者说是表层次的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死刑对于犯罪，特别是财产型犯罪动用死刑是否合乎情、法、理。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主流的观点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是否有必要适用死刑这一极其严厉的刑罚开始提出质疑，甚至有主张对该类犯罪应当完全废除死刑的呼吁。他们的理由在于：死刑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至少对于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许多职务性经济性的犯罪而言，由于是属于非暴力犯罪的范畴，诱发这些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因而，简单地对其配置死刑，并不能有效地遏制这些犯罪的发生，在这些罪名中设置死刑，其必要性大可质疑。进一步说，在人权观念日益弘扬的新时代，死刑本身的存废也愈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法治发展状况乃至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时代性课题。而死刑问题逐步得到合理解决，正是保障人权的需要［4］。所以笔者倾向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从实际效果看，死刑的存在以及过度适用非但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甚至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应该认识到，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的最极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而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过度使用死刑确实会对全面的人权保障产生消极影响。坚持希望通过死刑来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观点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报应刑的理念，认为贪污贿赂犯罪属于危害性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理应适用与其危害性相当的刑罚，然而这恰恰忽视了现代刑法不容忽视的另一重要功能，即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其中包括加强对犯罪人的改造、防止其再行犯罪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一般预防功能，这虽然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讨论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这类罪行时尤其有必要强调。试问一旦犯罪人的生命权被剥夺，又从何谈起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的改造，谈何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呢？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规定了死刑，这两种犯罪显然危害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侵犯了公共财产，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毕竟其没有危害他人的生命，也就是没有造成他人人身的侵害，而对这样的犯罪在立法上施加生命刑，这是有失刑罚的公正和人道之精髓的。《公约》第三十条第十款开宗明义地指出：“缔约国应当努力促进被判定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重新融入社会”。这足以表明《公约》所确立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理念并非强调通过重刑处罚达到罚当其罪的结果，也即并非希望通过使犯罪人受到报应性的惩戒来阻止犯罪的发生，而是基于有效改造犯罪人、消除其再犯能力的刑罚目的，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效果，这当然就包含了限制死刑、刑罚人道以及重视人权保障的内容。根据“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的国际法原理，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缔结的，只要条约约文合法且有效，各缔约国就有法律义务遵守条约。在我国已经批准《公约》且《公约》正式生效情形之下，立法机关理所应当考虑国际规则和国际状况的整体精神，正视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并接受世界各国普遍的司法伦理观念和制度安排。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一员的中国，在死刑问题上必须考虑国际规则和国际社会的状况，在本国的刑法规范中规定相应的减少死刑的内容，其中限制、减少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是重要的一环，以达到逐步稳妥地与《公约》接轨。

摘要：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被发现和查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因素直接影响此类案件的质量,本文试就此问题提出研究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法律监督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是检察机关的生命线。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办案的效果,更影响到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办案效果好与坏,在某种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作方法不当,侦查途径不畅,不但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质量和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反腐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就更无从谈起。影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和工作效果的因素存在于很多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些因素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就不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当前影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的几个因素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评价系统不完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保证案件质量,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完善的案件质量评价标准。否则,就无法判定自侦部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的好坏。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评价系统非常不完善,也没有统一标准。究竟什么样的案件才是一个高质量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是以公诉部门没有退查、成功起诉为标准,还是以法院顺利判决为准?又或者以每年所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多少、社会影响力大小为标准?众说纷纭,目前,检察机关在评价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时,或多或少会自觉不自觉地参照法院的判决。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固然可以作为衡量案件质量的一个比照对象,但是绝不能主观地认为,凡是与法院判决不一致就是质量问题。在查找案件质量时,应尊重客观事实,从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寻找原因,检法两家本身就是各自独立的主体,对法律的认识不一致,实属正常,具体到办案过程中,也就体现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办案人员和法院的审判人员的法律认识不同问题,这种认识的不同是不能认定是案件质量问题的。同样,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办案人员和公诉人法律认识不同问题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完善的案件质量评价系统,就谈不上建立检察机关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质量保障机制。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党政机关中的极少数干部受金钱万能的诱惑，钻政策法律的空子，混水摸鱼，采取各种手段大肆侵吞公共财物、收受贿赂，严惩损害了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干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党政机关干部所占比例突出，情况严重

近几年，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党政机关干部人数呈上升趋势。

二、当前依法贿赂犯罪案中党政干部犯罪的突出特点是：

1、利用职务作掩护，运用权力搞犯罪，其方式多样，有极大的掩护性。从案件被告人的职务看，有局级副局级、科长等。这些罪犯利用手中职权，采用多种违法手段，大肆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有的利用不正之风掩护中饱私囊的犯罪活动；有的打着为集体谋利益的幌子挪用公款；还有的以为群众搞“福利”的名义，私设小金库，虚报冒领。

2、犯罪手段诡秘，反侦查能力增强。党政干部阅历深、知识广，而这些人中的经济犯罪分子随着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其作案手段更加狡诈诡秘。大都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充分准备，作案时力求不留下蛛丝马迹，犯罪后又千方百计地掩盖、毁灭罪证，案发后又内外勾结，四处活动，打探案情订立攻同盟，企图逃避法律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