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范文10篇

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碳排放量以及责任划分也逐渐受到了各个国家的关注与重视。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为发达国家承担着碳排放的责任，这对于世界公平是有影响的，因此必须要对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进行科学的核算，明确其责任分配，更好的促进世界的和谐进步。

贸易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分析

从上世纪开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受到关注与研究，人们在不断地争论中反思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环境带来的后果及危害。全球经济社会主体在依靠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同时，也依靠进口物品的生态环境系统支持，进口贸易也就是人们会间接的获得国界外的资源环境以及生态功能。Copeland与Taylor提出的“污染产业迁移假说”指的是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自由化贸易会使能源以及污染密集的产业更加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中。并且国际贸易会使国际分化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更愿意生产能源、污染密集的商品，而发达国家则是生产服务密集以及附加值高的产业。发达国家为满足自身高能耗消费需要，同时保持自身的环境承载力，就会将一些自然资源以及污染密集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商品。发展中国家满足发达国家对于能源密集型商品的需要，并向发达国家净出口了大量的隐含能源，这就使得一些发达国家能源强度降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则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情况决定贸易对于国家环境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时国家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效率、产业规模以及技术差异等方面造成的进出口隐含污染流动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核算

在核算国家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时，需要明确世界各国投入产出的环节，当前各个国家的总投入主要包括国内投人和进口投人。各个国家的总产出主要涉及固定资产、国内消费、对外出口。在核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其一，有些国家的进口投入、消费以及碳排放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其二，一些国家生产的产品向国外出口，但是碳排放是在国内进行的。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其进出口结构是有不同的，因此需要选择不同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实际计算中需要提高重视程度。(一)对各部门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计算隐含碳排放时是无法对每个国家的精确数据进行保温的，但是可以将各国碳排放量与投入产出数据作为依据，进而测算不同国家分部门的碳排放量。如结合国家投入产出表，将煤炭生产部门设定为M，生产石油天然气的部门设定为N，将煤炭燃烧排放的碳总量设定为m，石油天然气燃烧排放的碳总量设定为n。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量与生产量之间是正比例关系，结合产出系数能够计算出该国家CO2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比例。在对计算模型进行构造时，能够对该国部门的存货数、产品数以及消费出口数等进行考量，进而得出该国家隐含碳的排放情况。(二)对各部门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所有国家都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在对隐含碳排放计算时，无法很好地区别本国产品以及他国产品，所以在对他国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时，可以根据本国相同种类产品作为依据，进而推导出他国产品隐含碳的排放数量。虽然这种推算方法比较简单，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出现有误差的计算结果，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出现失衡。所以为实现精确的计算结果，需要对类型产品的平均隐含碳排放量进行科学计算，通过平均估算出整体，提高结果准确性，更好的为制定隐含碳排放策略提供参考。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分配

一、国外碳排放审计的现状描述

对于国外碳排放审计的现状主要基于审计主体、审计标准、审计方法、审计报告等方面逐次进行说明。

（一）审计主体

目前碳排放审计的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专门从事审计与鉴证业务的组织，即会计师事务所，除了国际四大之外，均富国际等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参与；另一类是由环境工程专家构成的咨询、评价机构，如知名的法国国际检验局、英国劳氏质量认证公司、环境资源管理集团等。两大审计主体均属于独立的第三方，经过其审计的碳排放信息质量有保证，更易获得他人的信赖。两大主体优势互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扎实的审计功底与强大的审计队伍，而咨询公司在环境专业知识方面见长。根据WendyGreen（2013）对2006年至2008年来自43个国家的3008个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当鉴证对象仅包括碳排放信息时，倾向于由咨询公司进行鉴证。当鉴证的对象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外的更广泛领域时，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的居多。

（二）审计标准

国外进行碳排放审计时所依据的审验标准有：在国际层面，有审计职业界，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的ISAE3000标准，其他组织，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04年制定的温室气体议定书及国家化标准组织（ISO）于2006年制定的ISO14064-1、ISO14064-3等。在国家层面，美国会计师学会和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公会于2003年纷纷制定了关于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认证的审计准则。尽管审计标准种类繁多，然而与成熟的财务审计不同，碳排放信息鉴证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国际性指南。因此IAASB在2007年批准了一个旨在制定碳排放披露鉴证准则的项目，并于2008年在悉尼、墨尔本、多伦多、布鲁塞尔召开的四次圆桌会议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会计人员、政府监管者、公司代表、学术界成员等）对构建准则中的难题进行集中讨论。

【摘要】碳排放绩效研究是热点问题，兼具理论和社会价值。本文首先分析了广州市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的总体情况，然后与香港进行了碳排放量的区域对比，最后对广州市规模以上企业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负相关的结论。

【关键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绩效

一、引言

对碳排放量进行评价分析，国际上较为广泛应用的主要有国别排放指标、碳排放强度、碳化指数和能源强度等绩效评价指标。目前，国内外学者以碳排放绩效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虽然不少，但是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都是有关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区域差异性分析，或者宏观层面某一省份或行业的碳排放绩效研究、碳排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而极少针对具体地区的某一行业来研究其碳排放绩效。从现实情况来看，通过计算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分别研究它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性，并利用碳排放评价指标与香港工业数据进行比较，对评价广州减排目标能否实现，从而积极开展减排工作，走低碳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广州市能源消耗的总体分析

(一)广州市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分析。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和《香港工业的业务表现》的相关数据，将广州市及香港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指标和收入指标列示如下(详见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来广州市全市的能源消耗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10年上升幅度最大，比2009年增长8．02%;而2013年降幅达到17%，在此之后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较2013年增加3%。工业能源消耗的变动趋势同能源消耗总量趋势大体相同，2012年较2011年仅36万吨，之后大幅下降，2013－2016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消耗量仍占全市消耗量的50%左右，说明在国家倡导中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广州市工业企业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能有所成效，但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2008—2016年来广州市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升后降在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广州市工业企业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能有所成效，但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2011年碳排放量最高为8803．03万吨，到2013年碳排放量下降了24%，说明在低碳经济政策指导下，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对于广州实现减排目标有积极作用。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广州市工业企业总产值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二)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区域对比分析。广州与香港同样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地理位置也相对较近，因此选择两地同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可比性较高。但从选择统计指标上来，看香港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发电过程是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本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逾60%，因此本文选取香港工业用电量作为计算依据，数据来源于《香港能源统计年刊》(2008年—2016年)，并参考由香港环境保护署及机电工程署编制的《香港建筑物(商业、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核算方法，从而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经济效益指标方面，广州与香港的统计指标不同，相较香港的工业企业销货、加工和服务的效益指标，广州市没有此统计口径，只有选用相关联的工业总产值指标(如表1所示)。通过表1所示，在2008—2012年间，广州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香港数据的40倍左右，2013年在广州市工业企业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后这一倍数仍高达30，而两个经济体的效益指标广州仅高出6倍左右，单位效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高于香港。这说明虽2008—2016年来广州市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上较为稳定，并呈现明显的下降幅度，虽然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但仍然远远高于香港工业碳排放量情况，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还是面临较大的压力。

近年来，由CO2等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6年CO2排放量达到104亿t，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9%[2]。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背景下[3]，为了实现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4]，政府部门及学术界正致力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学者们参与科研活动对碳排放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参加学术会议的过程中。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参会者排放了约40500tCO2[5]。国外对学术会议的碳排放研究证明了这些由科学本身引起的碳排放应该得到重视。Burke最早估算了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交通能源的CO2排放量[6]；Spi-nellis等核算了2008年国际会议产生的交通能源CO2排放总量为939000t[7]；Achten等估算了博士进行学术研究全过程的CO2排放量，其中参加学术会议的碳排放占全部过程的35%[8]；Fors等测算出乘坐火车参加学术会议比乘坐飞机平均减少了36%的CO2排放[9]。国内还未展开对学术会议的碳排放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测算方面[10-12]。因此，基于学术会议视角，探讨科研活动的碳排放状况，可以为学术活动本身的低碳化提供必要的信息参考。

1方法和数据

本文基于自下而上视角，探讨科研学术会议活动的碳排放状况。由于旅行交通碳排放占整个旅行过程碳排放比重的75%[13]，因此本文核算边界为提交会议论文的作者去往会议所在地乘坐交通工具产生的CO2排放量；对于未提交论文参会的学者，一般情况下距离会议地点较近，其CO2排放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06》，基于交通工具的类型、活动水平、单位距离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的CO2排放量，公式为：式（1）中：E2CO为会议论文作者前往会议举办地乘坐交通工具的CO2排放量（单位：kg）；i为交通工具类型；D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作者所在地与会议举办地的距离（单位：km）；P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的人数；EF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碳排放系数（单位：kg/km•人）。本文对中国知网2017年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查找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会议论文的篇数和作者单位。根据会议举办地和作者单位可以定位出两地分别所在的省市，再依据中国城市交叉距离表计算出两地最短球面距离[14]，其中缺失城市间的距离用百度地图测距功能测量。假设会议论文的篇数等于参会作者的人数，作者乘坐的交通工具依据城市间的距离分为汽车、火车、飞机三种，具体分类方式及理由如下：①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为120km/h，鉴于学术会议持续的时间和参会者乘坐汽车的便利程度，假设2h以内即作者所在省市与会议所在地距离小于240km，选择乘坐汽车；②远程航空的距离一般大于1000km[15]，故两地距离大于1000km时，选择乘坐飞机；③距离介于240~1000km之间则选择火车。交通工具的碳排放系数由于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相差较大，所以本文选取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多个碳排放计算模型中给出的系数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计算最小碳排放量和最大碳排放量[16-17]（见表1）。

2结果与讨论

2.1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总体状况基于式。（1）的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学者参加中国重要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总篇数为31992篇，保守估计，其产生的CO2排放总量为2941~14178t，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为92~443kg。2016年中国全行业CO2排放总量为104亿t，人均CO2排放量为7.5t，2017年中国CO2排放量预计增幅为3.5%；2015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CO2排放量为1.89亿t[18]，虽然2017年学者参加会议旅行的CO2排放量在全国及交通运输业中的占比不大，但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却达到中国人均CO2排放量的1.2%~5.7%。与国外学者核算的2008年国际会议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801kg相比较，占比为11.5%~55.3%。2.2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的月度差异。从重要学术会议举办月份来看（见表2），2017年学者参加会议活动的交通能源CO2排放总量较多的月份为8、9和10月，分别占全年比重的16.1%，15.3%和17.7%。以10月份会议CO2排放量最多的天津市为例，分别达到了当月全国重要学术会议CO2排放总量的26%和天津市全年CO2排放总量的78%。这三个月CO2排放总量较多的可能原因为：8、9、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较为怡人，适合举办大型的学术会议；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的举办周期大多为1年，而学者们大多在上半年撰写学术论文下半年投稿参会交流。CO2排放总量较少的月份为1月和12月，其占比为0.6%和0.5%，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不利于学者的交通出行，因此会议论文的数量较少，CO2排放量也随之下降。对于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其值随着月份的变化而波动。2.3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的地域差异。从会议举办地来看，2017年因重要学术会议导致的CO2排放量最多的十个会议举办地大多为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见表3）。其中北京市、东莞市、天津市、成都市、郑州市、大连市和西安市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较为便利，因此中国重要的学术会议大多在此举办，产生了较多的CO2排放。虽然贵阳市、昆明市和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学术会议较少，但由于这些城市地处中国西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学者参加会议活动的路程较长，造成CO2排放总量也较大。中国重要学术会议CO2排放量最少的十个城市则大都是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见表4）。

3情景预测及建议

1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对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的碳减排目标任重而道远．当前，全球都在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各国都在努力实现“绿色生产”，力求减少碳排放量．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16％，而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求减少8％到10％，同时把该目标进一步分解到全国各地区，要求各地区务必坚持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理念，把节能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消费模式，进而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作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一个新标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密切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也存在显著差异．要想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政策，就必须很好地把握中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各省市碳排放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然而，截止目前，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省级层面都没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外学者的测算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那么，我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这些相关影响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否，也关系到低碳战略实施成效的显著与否．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是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参照IPCC（2006）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3］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4］的方法，运用相关方法对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估算，比较详细估算了我国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各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

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比较广泛，除了化石能源燃烧外，在水泥、石灰、电石、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物理和化学反应的发生，也会有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在所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水泥大约占56．8％，石灰大约占33．7％，而电石、钢铁生产所占不足10％．为了进一步增强估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不仅估算了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估算了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消费细分为煤炭消费、焦炭消费、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其中石油消费则更进一步细分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四类．所有化石能源消费数据都来自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水泥生产数据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CC＝Q×EFcement．（2）其中CC表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Q表示水泥生产总量，而EFcement则是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估算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仅仅计算了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没有包含水泥生产过程中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1列出了各类排放源的CO2排放系数．经过一系列准确计算，可以得到我国30个省市地区1997—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值.由表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地区碳排放量基本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为了更好的体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市、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三大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具体来讲，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11个省（市）；中部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这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藏（由于缺乏数据较多，未估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12个省（市、区）．表3显示我国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表3的数据反映了我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从总体上来看，1997—2011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1997年的336565．69万吨增长至2011年的1066359．01万吨，增长幅度达到729793．32万吨，短短15年间排放量大约增长了2．17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1997—200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为3．48％．这个阶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从2003年起，亚洲各国陆续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我国经济发展加速，但由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这一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达到13．70％．之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2008—2011年增速为9．37％．虽然增长率依旧不低，但是相比于2003—2007年还是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意识到能源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探寻低碳经济路径，为实现绿色生产付出努力．特别是在2008年10月29日我国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白皮书，郑重声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和相关行动，更是明晰了我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从表3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碳排放区域差异性是比较显著的．总体来讲，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规律，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少．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中西两大区域．从图2可以看到，这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其增长规律均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97—2002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升有降，总体来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从2003—2007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整体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从2008—2011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增速下降阶段．图2是我国1997—2011年30个省市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的降序排列图．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位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均值的省市地区有：山东、河北、江西、江苏、河南、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四川和湖北．排名靠前的前五个省份是山东、河北、江西、江苏和河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8．71％、8．00％、7．68％、6．21％和5．95％．我国的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均为传统工业，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甘肃、宁夏、青海和海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1．46％、1．44％、0．98％、0．40％和0．30％．图3是我国1997—2011年各省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的降序排列图．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宁夏、内蒙古、海南、福建和山东，其中宁夏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36％．宁夏出现较高二氧化碳排放速度的原因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1997年宁夏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0．92亿元，2011年为2102．21亿元，增幅达到1891．29，增长了8．97倍．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41．6％增长到了2011年的50．2％，增长了8．6个百分点．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刺激了二氧化碳的高速排放．除了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外，青海、陕西、广西和新疆的年均增长率也均超过了10％，高于全国8．59％的平均增长水平．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为辽宁、山西、黑龙江、上海和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7％、6．16％、5．41％、4．32％和1．95％，其中北京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以1．95％位居全国最低.

3我国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很多，比如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水平、制度环境、城市化水平、能源价格等［5－8］．考虑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出口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yit＝α＋Zitβ＋ηi＋εit．（3）其中，yit是第i个省份第t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α是常数项，β是回归系数；ηi是个体效应，主要用来控制各省份自有的特殊性质，εit是外生解释变量，主要包含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出口贸易等因素．其中，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度量（用energe表示），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用city表示），出口贸易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度量（用export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度量（用industry表示），同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结果显示，该面板回归模型拟合地较好，回归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其符号方向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较高，说明二氧化碳对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比较敏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9744％，这说明第二产业与碳排放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会增加0．5812％，这说明经济增长也是碳排放量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能源消费结构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在1％水平上不显著．

摘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农业减排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测算了1996-2015年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并用农业碳排放强度和密度对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农业碳排放源在碳排放总量中的作用程度以及碳排放效率高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山西省；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效率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化肥、电力、农药和机械等农业物质资源的投入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但也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农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约占到全世界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农业生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我国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中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在巨大的减排压力下，对我国农业碳排放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农业碳排放问题上，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田云等以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四大碳源为主测算了湖北省1993-2010年及其他市2008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利用LMDI模型研究农业生产资料效率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和农业经济水平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高标等分析了吉林省农业碳排放结构的动态变化，用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吉林省农业碳排放进行了预测。张广胜等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构建了我国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利用1985-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结构和效率。黄庆淋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碳排放的关系，证明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减少农业碳排放量。田伟等发现我国农业碳排放量仍处于“倒U”型左侧。胡中应等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正N”型。纵观已有研究，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关于省级层面的有关农业碳排放研究也较为广泛，但关于山西省这一重要的农业省份的农业碳排放研究较少。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对1997-2015年山西农业碳排放量及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分析，以期提出针对性的低碳农业发展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一、企业碳排放核算制度建立

碳排放交易的开展离不开基础的排放数据。企业微观碳排放信息的缺失，不仅使企业不能很好地了解企业自身的污染排放情况，而且不利于宏观碳排放市场的形成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为此，企业需要进行碳排放数据的搜集，并逐步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

（一）碳排放核算基本思路

碳排放核算的关键是进行碳盘查，将碳排放加以量化。总体而言，碳排放的核算包括边界的设定、排放源的识别、排放量的计算以及排放报告的编制四个阶段。（1）设定组织边界与运行边界。组织边界的设定是组织层次的碳排放核算与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组织可由一个或多个设施组成，组织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归总其设施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控制权法，组织对其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设施承担所有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股权份额法，组织依股权比例分别承担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运行边界包括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碳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指组织从外部购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在使用中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除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以外的排放，如外购原材料所包含的碳排放、产品交付用户在使用或处置期间所产生的排放。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应予以量化，其他间接排放因量化及查证存在困难，通常只定性盘查，不进行量化。（2）识别排放源。从排放源角度看，排放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逸散排放。如锅炉产生的排放属于固定源燃烧排放，运输工具产生的排放属于移动源燃烧排放，生产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学变化而产生的排放属于过程排放，煤堆、冷却塔产生的自然泄露，设备接合部、装卸料过程中发生的泄露排放，设备事故或检测发生的排放等属于逸散排放。（3）量化碳排放。针对排放源及其种类，寻找一种能使不确定性最小化且结果准确的排放量化方法。其中，排放因子法应用最广泛，具体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数据×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第i种温室气体的GWP。其中，GWP为全球变暖潜能值，即单位某温室气体相当于二氧化碳的量。量化方法确定后，收集活动数据，进而选择排放因子，计算和汇总排放量，结果按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如某期汽油的使用量为5万升（活动数据），汽油的燃烧会产生三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CO2的排放因子为2.26kg/L，CH4的排放因子为9.8×10-5kg/L，N2O的排放因子为1.96×10-5kg/L，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给出的GWP值，CH4和N2O的GWP值分别为25、298。则5万升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0000×2.26+50000×9.8×10-5×25+50000×1.96×10-5×298=113414.54kg（4）编制碳排放清单和报告。依据一定的核算标准的要求，生成企业碳排放清单和报告。清单主要包括排放源识别表、活动数据收集表、排放因子选择表、排放量计算表和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等。

（二）碳排放核算标准选择

从标准的开发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第二类是世界能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RI/WBCSD）联合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英国标准协会（BSI）的“公众可用规范（PAS）”；第四类是其他机构开发的自愿碳减排标准，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发的黄金标准（GS）和气候组织开发的自愿碳标准（VCS）等。从标准的应用范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家层面的核算标准，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2006；第二类是组织或项目层面的核算标准，如WRI/WBCSD的《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GHGProtocol)；第三类是产品或服务层面的核算标准，如ISO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英国标准协会的PAS2050《商品或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其中，比较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核算标准是GHGProtocol与ISO14064。ISO14064具体由三部分组成：ISO14064-1“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2“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国内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核算标准，但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已开始拟定相应的标准。如深圳借鉴GHGProtocol与ISO14064，于2012年11月了《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以及《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自2012年12月起实施。

摘要：我国七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以来，虽然国家颁布了《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部分省市也根据当地区域发展的特点制定了钢铁企业核算报告指南或办法，但很多钢铁企业或第三方等机构根据上述指南和标准判断企业的碳排放源和对应的物料品种还是比较困难，因而无法准确把握企业上报的碳排放数据是否有遗漏或重复计算。本文正是基于此从碳排放源识别和对应物料品种的梳理分析，给企业和第三方等机构以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钢铁企业；排放源；主要物料品种

1引言

钢铁企业具有流程长，生产工艺复杂和物料消耗繁多的特点，并且钢铁企业是各省市的碳排放大户，企业和机构盘查清一个钢企的整体碳排放量对企业和地方的碳排放水平的评估具有决定作用，盘查的关键就在掌握一个企业的碳排放源到底有哪些，消耗的物料品种具体有哪些。本文对碳排放源和主要物料品种识别分析的依据主要是《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不在指南和标准中的能源和固碳品种不在本文分析，例如烟气和高炉渣等。文中分析阐述的主要是典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工序，包括焦化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炼铁工序、炼钢工序、轧钢工序、石灰工序、发电厂和附属生产系统。

2排放源识别和主要物料品种

焦化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为洗精煤、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物料品种为焦炭、焦炉煤气、蒸汽、焦油和粗苯。洗精煤经备煤和配煤由贮煤塔经装煤车装入焦炉炭化室，洗精煤在炭化室中高温干馏；消耗的煤气主要是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煤气在焦炉燃烧室燃烧，为炭化室提供1300~1350℃的温度；焦炭是由炭化室推出的红焦经干熄炉与循环气体热交换后冷却排出，循环气体在锅炉热交换后产生蒸汽发电或自用；来自炭化室的荒煤气经冷鼓电捕工段产生焦油，脱硫的煤气经过终冷脱苯后产出粗苯。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1。图2-1焦化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烧结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有无烟煤、焦粉、焦炉煤气、高炉煤气、石灰石、白云石和电力，输出端主要是蒸汽。无烟煤和焦粉作为燃料，石灰石和白云石作为溶剂，燃料和溶剂与矿粉混合铺于烧结机台车上进行烧结；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在烧结机头点火器点燃烧结料层；环冷机或带冷机经鼓风冷却后高温废气加热锅炉内的水产生蒸汽，用于发电。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2。球团工序有三种工艺：竖炉焙烧法、带式焙烧机法和链篦机-回转窑法。应用最早的是竖炉焙烧，只能使用气体燃料：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若企业无焦化工序的就只使用了高炉煤气；采用最多的是带式焙烧机法，燃料可以使用煤气和重油；出现较晚的是链篦机-回转窑法，该方法燃料除了可以使用煤气和重油外，还可100%使用煤粉。企业或第三方等机构可根据企业所采用的工艺判断能源使用品种。图2-3主要以竖炉焙烧法为示意。图2-3球团竖炉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炼铁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包括煤粉（无烟煤、烟煤或二者的混合煤粉）、焦炭和石灰石，输出端物料主要有铁水和高炉煤气。焦炭作为燃料、石灰石作为溶剂按照一定比例与烧结矿和球团矿配料送入高炉，煤粉和热风（1000~1300℃）由高炉炉腹送入高炉内，协助焦炭在炉内燃烧，产生的高炉煤气由炉顶导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高炉煤气会供热风炉使用，属于内部消耗，高炉煤气外供量是在产生总量扣除了热风炉自用量，TRT发电也按照内部消耗使用，因此炼铁工序消耗的电力要扣除TRT发电。另外需要考虑铁水罐烤包器会使用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4。图2-4炼铁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炼钢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包括铁水、废钢、冷铁、合金（按照指南里要求合金只列出了镍铁合金、铬铁合金和钼铁合金，企业若有使用其他合金，如锰铁合金等，且量比较大，可列入输入端）、白云石（也有企业使用石灰石）和电力，输出端物料品种有转炉煤气、蒸汽和粗钢（钢坯）。铁水是转炉炼钢的主要原材料，一般占装入量的70%~100%，废钢占10%~30%，冷铁占0%~5%；白云石作为造渣剂加入转炉脱磷和脱硫，这里需要注意轻烧白云石（主要成分CaO•MgO）不作为碳排放物料消耗，只算生白云石（CaCO3•MgCO3）的消耗量；转炉煤气是铁水中的碳在高温下和吹入的氧生成一氧化碳和少量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经降温和净化后供用户使用，其中转炉烟气在经过汽化冷却烟道时产生蒸汽，蒸汽到汽包再输出到蓄热器，减温减压后到低压管网供用户使用；最后作为输出端的粗钢是指连铸工段将钢液用连铸机浇注、冷凝、切割而得到的钢坯。在炼钢工序除了上述主要碳排放源和物料品种外，还要考虑混铁炉、合金炉、钢包、中间包等所用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焦炉煤气，同时若企业有采用电炉和LF炉还要计算电极消耗量。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示意见图2-5。图2-5炼钢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能源品种轧钢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有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主要是蒸汽和废钢。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有的企业也有使用焦炉煤气）主要用于加热炉加热钢坯，加热炉汽化冷却产生蒸汽，废钢是指轧钢过程中钢锭开坯，连铸坯轧制时的切头、切尾，钢材轧制的边角余料及废材。企业自产废钢都会进入炼钢转炉冶炼。具体示意见图2-6所示。图2-6轧钢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目前钢铁企业都建立了自备电厂，降低了企业能耗和碳排放量，自备电厂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种比较简单，输入端是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是电厂发的电力。需要注意的是算自备电厂碳排放要扣除电厂自用电量，如果电厂是煤发电，还需考虑煤的消耗量。评价一个企业电厂能力，可以看企业的自发电比率，做的好的企业可以达到80%~90%，不好的企业只有30%~40%。自备电厂示意见图2-7所示。图2-7自备电厂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除了上述主要的7个工序流程外，有的钢铁企业还有石灰工序。目前冶金石灰窑采用比较多的是竖窑和回转窑，回转窑在我国运用比较成熟，大型钢铁企业都有生产线。竖窑生产线的所用能源主要是煤气和电力；回转窑生产线所用能源主要是煤粉或煤气，还有电力。在附属生产系统，主要考虑厂区车辆所用汽油和柴油，生活所用电力、蒸汽以及食堂所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附属生产系统在部分省市不在计算边界内，企业核算和第三方核查时要注意。综上对各个工序排放源识别和主要物料品种的梳理，基本形成钢铁企业排放源和物料品种体系，企业和第三方等机构可根据表1所汇总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进行查漏补缺，使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更加准确、完整和有效。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旅游交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才逐渐增多。魏艳旭等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中公路和民航的碳排放最多，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对集中。肖潇等(2012)［2］研究了不同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空间结构，结果发现旅游平均距离偏低的景区碳排放结构最不均衡。窦银娣等基于生命评价理论，评估了衡山风景区旅游交通碳足迹，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景区的环境威胁最大。孙瑞红等采用碳排放系数法估算了九寨沟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得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97%来源于游客所乘观光车辆的结论。综上，国内外对旅游交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和景区微观层面上，对省域中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山东省为例，研究其旅游交通的碳排放问题能够有效地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而对其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则能从直观上把握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现状，从而更好地为制定旅游业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

准确计算旅游碳排放量比较困难，在既有的关于旅游碳排放量估算的研究中，主要有“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两种。“自上而下法”即直接估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量;而“自下而上法”则是以分析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数据入手，根据对旅游行为的分类统计，向上逐级统计各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则用相应交通方式旅客周转量的9%来表示。在发展中国家，每人每天大约出行6千米，其中与旅游休闲有关的出行占不到10%，即每人每天大约有0.6千米的出行是与旅游相关的。一般来说，某一区域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其居民的出游意愿和出游几率也就越高。山东省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强省和旅游大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名列前茅，以2013年为例，其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48%，而当年我国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5.18%，结合石培华(2011)的研究结果，本文使用旅客周转量的9%作为与旅游相关的旅客运输规模，而计算所需的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1—2014)。另外，由于居民旅游所选择的出行方式多样化，根据2009年《中国旅游城市网誉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有35.6%的游客选择通过公路交通完成旅行，有32.7%的游客选择铁路交通，有25%的乘客选择航空交通，而选择自行车、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旅客约占6.7%，本文使用以上数据作为游客选择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的数据。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查阅历年《山东统计年鉴》获得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后，代入公式即可得到与旅游相关的各类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再根据公式，分别与相应的各种交通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相乘后，即可得到相应的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再将各种旅游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进行加总处理，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然后除以各年相应的山东省游客总数之后，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交通碳排放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果:

［摘要］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得出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大陆法系国家“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繁荣，为碳排放权进入物权领域提供了契合点。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法域归属。最后，笔者以我国《合同法》为碳排放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形式，对碳排放权转让过程中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法域归属；权利转让；法律问题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探索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该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在总量限定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平等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转变使碳排放权概念进入私法领域成为可能。由于我国以公法形式对环境要素进行配置的传统，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障碍。

一、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

研究内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晰，是学术研究根本性的前提。不同语境下，相同名词所代表的含义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下定义从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同理，科学的界定私法语境下的碳排放权的概念，是实现碳排放权私法化调整的根本性前提。但对该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对碳排放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探究。应该说碳排放权的概念之所以能够进入私法领域，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界定为公共物品，无明确的产权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某一特定权利主体在对该资源进行使用时，却不能排斥其他主体也对该标的行使权利的缘由。此时，作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载体的碳排放权就倾向于体现出一种应然性的特征。也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将碳排放权视为人权或道德权，认为对该权利的享有应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许可这种行为来确定该权利的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不断增长，导致了竞争性使用的格局出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增强了，其已很难再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存在。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追求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边际成本的消减，能促使整体减排成本的降低，趋于最小化，从而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科斯提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是一种产权，可以通过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交易，促进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需求者之间的合理配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又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前提，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进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降低控制成本”［1］23。另外，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产生的概念，在国际谈判语境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了碳排放权作为排污权的下位概念，是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新型权利，同时该公约又以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后才进入法学领域。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得原本仅具有生态属性的大气环境容量具有了经济属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又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现实路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应然状态下的“人权”已经无法准确诠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排放权，它是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权利主体有限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行为开始受到来自于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涵盖了纵向干预和横向干预两个方面，即对国家许可行为的管理，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因此，所谓碳排放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法律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是权利主体获取的一定数量的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权［2］29。那么，这种大气环境资源使用权能否作为一项实体权利而为私法所直接吸纳进来呢？如果不能，又如何为其在私法领域的权利谱系中定位呢？笔者认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总之，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碳排放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