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范文10篇

关键词：谈话节目，海派文化，文化特征

对于现代大众传播而言，受众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结构出来的。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社会团体成员和大众传播媒介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诠释关系在文化上的意义。传播的文化研究认为，和社会分工与经济差异一样，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种种历史过程都足以对受众的媒介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J.Fiske&J.Hartley,1978）。考察电视的收视行为，应该有两个向度或者双重视点：作为一种仪式，“看电视”这一活动赋予家庭内部生活某种和外部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关联；作为一种消费过程，“看电视”也是文化传递的方式（DavidMorley,1992）。与此同时，电视对于拓展公共论坛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空间具有重要的贡献，电视谈话节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电视谈话的话题涵盖面十分广泛，便越来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观众产生影响，而电视谈话中出现的言行，也越来越作为新的文化形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分享的一种重要文化经验（RaymondWilliams1990）。通过对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电视受众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电视产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一、电视谈话类节目的诞生

1954年美国NBC推出《今夜》栏目,开创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先河。中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于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自此,在中国大陆上刮起一阵谈话类节目的旋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从此中国电视进入了“谈话”时代。

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存活期都很短。2005年,《实话实说》正式从央视一套“搬迁”至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崔永元则告别《实话实说》。后来他坦承,当初离开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节目进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期。但崔永元后来另起炉灶的《小崔说事》,也难续《实话实说》火爆的“神话”。《实话实说》还算幸运地“存活”着,国内更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却不得不匆匆离去。如沪上开播不足一年的新闻辩论节目《撞击》,终因收视率差强人意而黯然“下岗”。一些谈话类节目在短暂的风光之后便黯然退出电视舞台,更多的则还在苦苦支撑着。其原因主要在于:1.国内谈话类节目题材单一;2.观众对于谈话类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众口难调,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受众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观众对其电视节目总是褒贬不一的。据统计,我国各式各样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已达数百个,能让人记住的不过是《面对面》、《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少数名牌节目,而这些节目被记住的原因更多的在于主持人而非谈话内容。然而,谈话类节目想要吸引观众,想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在于“谁来说”,而在于“说什么”。

与国内的访谈类节目“短命”相比,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往往经久不衰。比如开创访谈类节目之先河的美国NBC电视台推出的《今夜》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访谈类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对国内访谈类节目在制作理念和方式上缺失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二、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困境

当然,无论一个节目曾经是如何受欢迎,收视率是如何火爆,都有周期性,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分析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传播模式决定其谈话现场的特定场景和氛围。传播过程的展开依托一定的社会场景，“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或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场景的区别会影响到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现场来说，正如张颂先生提出的，场景是“实境”与“虚境”的结合：主持人在和现场的嘉宾交流是实境；通过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是虚景。对此，约书亚·梅罗维茨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媒介平台使“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场景”，谈话现场是物理场景。媒介创造出的是“信息场景”。谈话现场的这种虚实结合的传播场景构筑了新的交往模式和传播模式。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是没有虚境的，交流对象总是可感的，确定的；电视媒体给电视谈话节目增加了“虚境”，而对这个“虚境”的感知和把握往往体现了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崔永元讲过自己早期作为主持人参与《昨日童星》节目录制时的一个疏忽：“有个嘉宾说到张嘎子，我就想去看照片，上去了，把照片拿下来，自己看看，再给了别人”。如果是普通人际交流这一系列动作毫无问题，但当时导播立即指出，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照片拿过来，在镜头前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完以后，再拿过来给观众”。显然，这个所谓的疏忽就是忽略了电视的特性，没有顾及到场外观众对看照片的视觉需求，只让自己和现场观众看清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目的传播效果。媒体创造出的这个信息场景从本质上区分了生活中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即使被大家认为是最像生活中面对面传播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从本质上和生活有了距离，不仅多出了一个信息场景，原来的物理场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场景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制约。虚境传播决定了实景传播的性质和目的，实境传播是虚境传播目的的执行。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传播关系也是复杂的，是一对对传播关系的有关联的叠加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传播的网络，是一个组织传播的现场。“是否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信息交流，是区别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员是作为节目的一员参与其中的，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场外观众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用图来显示谈话现场的人员状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平面代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右边的平面代表场外观众接受信息层面，在这个立体三角形中，先是谈话现场平面有三组一对一的传播关系：主持人←→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嘉宾←→现场观众；每组传播关系又和剩下的那个倾听对象形成了新的传播：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嘉宾、嘉宾和现场观众←→主持人，这六对传播是有及时反馈的，沉默、掌声、笑声、语言都是反馈的形式。再看连接两个平面的传播关系，两个平面之间听不到反馈。每一个现场的人员组成元素都会单独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受众、嘉宾→受众、现场观众→受众；而现场的每组交流又会共同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和嘉宾→受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受众、嘉宾和现场观众→受众，最后现场所有成员集体和受众形成了传播关系：主持人和嘉宾及现场观众→受众。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关系实际是两个交流过程的嵌套，即现场构成的每对交流关系又通过电视平台和场外观众构成新的交流关系，正如卞之琳《断章》里描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内容摘要】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着重指出人际传播与角色传播的不同，而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达到真正的人际传播。第二部分论述了作用于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两大因素：“谈话关系范围的划定”与“谈话者彼此的了解度”，解析了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从而指出应被还原的客厅氛围是可被还原的。第三部分论述了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语言符号标志：谈话者“复杂代码”的使用。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人际传播；角色传播；大众传播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们希望能有一种融洽的谈话氛围，彼此间坦诚地交流观点，倾诉感情，就像在自家客厅中与朋友聊天一样，撇去别的社交场合过多的修饰，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在此，就把这种体现真实的氛围，称为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一个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客厅氛围的还原过程。

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个体面对面的交流并非使谈话者理所当然地处在人际传播之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其本质是独特个体间“我与你”的交流。电视谈话节目平民化的走向，对于“人”的关注，恰恰是对人际传播本质的追求，这也是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真意所在。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

摘要：本文对电视谈话节目体现出的文化意义进行理性探讨，尝试着借此以期对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制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①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一、电视谈话节目“谈”什么

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较为特别的电视节目类型，它以面对面、零距离和即兴谈话（所谓的脱口秀）为主体。口头语言的趣味性、话题的吸引性、谈话的深刻性和对观众产生的思考性以及对影视蒙太奇的“排斥性”为其显著特征，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以及它对大众的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强烈关注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虽然不长却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形态。那么，究竟什么是电视谈话节目呢？其内涵与外延又是什么呢？

1、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

目前，对于谈话节目的定义并没有一种非常权威的说法，国内大多数的定义都是基于对《实话实说》模式的感性描述。按照传播学理论的观点，谈话是一种人际口语传播活动，包含了这种活动的参与者、谈话内容和交流方式，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信息交流手段的“以交谈的方式”。没有把“交谈”和“交谈的方式”准确地区分开来是电视谈话节目界定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很容易忽视谈话节目自己的特点，从而把它与“交谈式”的其它节目类型即“谈话节目”与“谈话因素的节目”混为一谈。

张泽群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人（包括特邀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室里就某一问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阐述和讨论观点的节目。”这一定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的“遥控器”角色，但对谈话节目的空间限制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电视谈话节目完全可以走出“象牙塔”般的演播室，回归嘉宾真实的生活空间。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吴郁对谈话节目下的定义是：“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对现象的描述，显得过于琐碎。

摘要让节目内容回归生活真实，将人际交流的意趣与大众传播手段巧妙结合，贴近受众生活以及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是电视谈话节目吸引受众的重要人文内核。

关键词谈话节目生活真实话语方式

电视谈话节目，是指由主持人、嘉宾以及观众围绕某一社会话题在谈话现场共同进行谈论的一种节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备稿，而是脱口而出，因而在港台也被形象地称为“脱口秀”。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这些年来，各地先后也涌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谈话节目，如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虎一席谈》、湖南卫视的《新青年》、重庆台的《龙门阵》等等。这些节目具备了相对成熟的节目风格，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在社会上也较有影响力。毫无疑问，谈话节目的“发达”，在我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谈话节目到底有哪些“招引”人的魅力呢？电视谈话类节目“风行”的背后，究竟又联系着怎样的社会语境和俗世生活情怀？笔者拟从人文的视野，就此做一番简单探讨。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摘要：本文对电视谈话节目体现出的文化意义进行理性探讨，尝试着借此以期对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制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无不包含着两大元素——人和语言。首先是策划人，通过这样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人的魅力。而支撑和驾驭这种节目的是“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的节目主持人。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人；语言；节目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中国电视的一种节目形态，严格地讲，它要到2001年才有资格庆祝5周岁生日，因为它的最有代表性的栏目——CCTV的《实话实说》就诞生在1996年的3月16日。但是如同国内其他许多电视节目一样，电视谈话节目在我们这里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神速，《实话实说》问世并大获成功之后不久，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也就是《实话实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便相跟着纷纷面世，一时间电视里你说我说他也说，弄得全国各地荧屏闹嚷嚷好不热闹。

然而正如一些电视学者所担心的那样，“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要导致一哄而下”。在《实话实说》效应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省台市台不知上马了多少谈话节目，可是能笑到最后的却并没有预先希望的那么多。幸好，在这个问题上数量并不意味着一切，那些顽强生存下来，并不断向高峰攀登的谈话节目，已经渐显未来电视媒介支柱节目端倪。不是吗？下面所列这些节目，有哪一家不是当作“拳头产品”、“朝阳类节目”来经营的？这些节目包括：《实话实说》、《相约夕阳红》、《十二演播室》、《五环夜话》、《朋友》、《影视俱乐部》（以上中央电视台）、《国际双行线》（北京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东方直播室》（东方电视台）、《北方直播室》（黑龙江电视台）、《周末沙龙》（河南电视台）、《有话好说》（湖南电视台）、《女性时空》（广东电视台）、《羊城论坛》（广州电视台）……

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一下大作家托尔斯泰老先生那句至理名言。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说，失败的脱口秀各有各的失败原因，成功的脱口秀，却一定是找到了通往成功的共同路径。若透过成功案例将这条通往成功的路径加以显影，便清晰可见构筑这路径的不可缺少的两大元素——人和语言。

笔者1999年曾有幸应邀参加了某市电视台一档电视谈话节目试版的录制，并且作为准嘉宾得以敬坐前排。那期节目的话题是“某城是我家，清洁靠大家”，所选嘉宾有市环卫局负责人，环卫工人一名，市精神文明办负责人一名，普通市民一名，现场观众则既有环卫工人，又有高校学生，还有一些普通市民，主持人则是电视台的一位名闻全市的靓女型综艺节目主持人。录制开始后，主持人在乐队的欢快乐曲和观众的被指挥下发出来的掌声中迈着优美的步子“闪亮登场”，登场后开始背诵大段事先写好的开篇词，然后像介绍歌手赛评委一样介绍四位嘉宾，介绍完以后就开始“请嘉宾发言”，再然后就是“请现场观众谈感想”，最后是请环卫局领导作总结性发言。这样的谈话节目，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试版，同时也是绝版。这当然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反面例证，举在这里只是想表明我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是决定一档电视谈话节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