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范文10篇

一心为民。官员们真正保险的护身符”什么？那就是清正廉洁。

表面上貌似平静，如今一些潜伏在官场的贪官。其实内心充满恐慌，生怕有朝一日自己的罪行败露，被“打落下马”那个“本该去的地方”为了减缓内心的恐惧，一些潜伏的贪官们总会想方设法变着法儿为自己找“护身符”以求内心的安宁。笔者粗略观之，发现一些贪官爱从四个方面找“护身符”

想方设法巴结、拉拢上级，一是将上级的保护伞”当做“护身符”一些贪官深知“背靠大树好乘凉”道理。甚至不惜代价让上级变成绑在自己贪腐绳上的蚱蜢，以此套牢上级，让上级在关键时期”保护自己。殊不知能够管贪官的上级多得很，并不是所有的上级都能为贪官所用，关键时刻”帮贪官一把，上级的保护伞”也可能被上级的上级摘掉。这样的护身符”实在不保险。

对贪官们随时都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二是将纪委、反贪部门某些人当做“护身符”纪委、反贪部门手执反腐利剑。为了求得平安，一些贪官想方设法拉拢、腐蚀某些纪委、反贪部门人员，甚至将某些纪委、反贪人员“拉下水”让他变成自己的人”以图筑牢腐败利益同盟。殊不知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同盟通常不牢靠，弄不好就会“内部反水”纪委、反贪部门的某些人也有上级管着，谁又能保证这样的利益同盟有朝一日不被上级“一锅端”这样的护身符”也不保险。

热衷于拜佛求神，三是将神灵、风水当做“护身符”一些贪官不信马列信鬼神。玩风水的把戏，有的闹出被巫婆、神汉欺骗的丑剧。殊不知正统宗教的神灵、佛、菩萨从来都是抑恶扬善、惩罚恶人的贪官干了坏事，怎能得到神灵、佛、菩萨的保佑？这样的护身符”仍不保险。

有的贪官想方设法在各类媒体宣扬自己的政绩和廉洁，四是将自我标榜和作秀当做“护身符”有的贪官在台上喊反腐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有的贪官在上级面前谈廉洁信誓旦旦，有的贪官想方设法争清正廉洁的先进典型，有的贪官在工作生活中故做简朴状，等等，这些贪官们诸多作秀，无非就是为了往自己的脸上贴上廉洁的金，公众面前装廉洁，留下廉洁的好印象。殊不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贪官是真廉洁还是真作秀，群众通常能一眼洞穿。这样的护身符”还是不保险。

一、我国外逃贪官引渡现状

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贪官外逃现象也愈演愈烈，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同时贪官外逃成为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声誉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严峻挑战。余振东、杨秀珠、蓝甫、高严……这是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们无一不是敛财数千万乃至十数亿元的腐败分子，他们中有人外逃多年后被引渡回国，也有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在国外过着富豪般的生活。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在《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外逃贪官目前有4000多名，卷走的资金约在500亿美元左右。我们必须深刻反思难引渡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缺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建构起遏制贪官外逃的法治长城。

二、我国在引渡贪官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在国际法上，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引渡制度是一项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也是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然而各主权国家并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引渡的法律依据主要为含引渡条款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以及相关国内立法。我国在贪官引渡的过程中遇到各种掣肘，其中主要面临两大障碍。

（一）政治犯、死刑犯不予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政治犯不引渡是引渡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即一国对于在其境内的某一外国人因民族、种族、国籍、宗教、参加某一政治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观点而遭受其本国或居住地国通缉、审判或判刑而给予庇护，拒绝将其交给其本国或经常居住地国。该原则形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欧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各国间的引渡条约的规定。1793年《法国宪法》中规定：法国给予为争取自由而从本国逃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这是关于庇护政治犯的立法的开端，也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33年，比利时制定了第一个禁止引渡政治犯的法令。后来，在欧洲国家间订立的引渡条约中，大都有政治犯不引渡的规定。这样，政治犯不引渡就逐渐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现在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中国外逃的贪官往往因为以"政治犯"为由，避免被引渡。

此外，我国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是影响贪官引渡的重大障碍之一。在国际社会，死刑犯不引渡是一条传统的原则。有些国家即便没有废除死刑，他们只要断定你要判这个人死刑，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引渡，以显示他们对"人权"的保护。哪些条件可以引渡，哪些条件不可以引渡，更多取决于其本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各国之间法律存在的差异，也会造成引渡的障碍。与此国际潮流所不同的是，我国刑法中目前仍广泛存在死刑。从学理上讲，贪官的确未必都需要判处死刑。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出逃贪官的犯罪数额都特别巨大，如果按照既有的法律规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被判处死刑。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许多国家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且是较为严重的制度分歧。尤其是在特别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死刑问题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国家以人权保障为由不向中国引渡或外逃经济犯罪的嫌疑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受贿*余万元，违规放贷造成国家损失*亿元，近日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100，这是黄锦江受贿额与其受贿行为造成国家损失额之间的比例。为了一己之私，便置上百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黄锦江，你的良知何在？德行何在？责任心又何在？

与自私自利的黄锦江之类的贪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刚评选出的53名“全国道德模范”，以及254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他们或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或诚实守信，或敬业奉献，或孝老爱亲。为了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和谐、公众的幸福、别人的生命，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辛苦劳动甚至生命而一无所求。他们是全社会的楷模，更是公职人员的榜样。

面对道德模范的感人故事，那些已经被处罚的贪官，以及还潜藏着的贪官，应该感到汗颜。

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比如河北农民林秀贞，30多年来赡养村里的孤寡老人，有的8年，有的14年，有的20年，使这些老人重享生活的快乐。而一些贪官呢，却滥用职权贪污挪用被困难群众视为“保命钱”的社保基金，让人很不快乐。

道德模范见义勇为，比如江苏52岁的小学教师殷雪梅，用瘦弱的身躯，在飞驰的汽车和6个稚嫩的生命中间，构筑起生的屏障。而她，则把生命写入了永恒。一些贪官呢，却是在收受贿赂后，放弃职责，导致安全事故频发，使数十上百人丧生；导致教材教具价格虚高，让很多孩子“上学贵、上学难”。

近日，北京市丰台法院对2014年至2014年审理的贪污案件进行调查后发现，贪官趋向年轻化——平均年龄为44岁。贪污的手段也以直接侵吞方式为主，此类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4.7%（2014年4月25日竞报）。 分析起整治贪官的措施，

很多人热衷于归结为两个方面：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和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事实上这两点也正是无数贪官在落马之后的忏悔中老生常谈的内容，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预防措施，而贪污腐败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笔者认为其中另有原因。

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初涉官场就出现贪污腐败行为，至少说明在用人机制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少年轻贪官在任职之初就抱有一种很强的功利欲望，也正是凭借种种不法手段他们才得以爬上官员的宝座，为了挽回曾经的付出，势必会变本加厉地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教育对他们显然收效甚微。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约束力，那些一门心思想要腐败的贪官们又怎能甘心自己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呢？

贪官们直接侵吞为主的贪污方式令人震惊，这样的方式几乎已毫无“技术性”可言，为什么他们敢于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制度上确实还存在某些缺陷，但也决不至于沦落到一无是处的地步。据统计，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14余项，其中中纪委、监察部制定的就有120余项。这么多的各项制度措施，难道没有一条能触及到贪官们的要害吗？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贪官们竟然直视制度为无物？答案只有一种，那就是落实。惩处贪官所欠缺的不是制度，而是如何把这些制度落实到实处，真正对贪官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

“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主角“三贪”局长李国蔚，在庭审现场颇为不服气地说：“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贪官落马却归咎于“运气不好”，一方面说明确实还有“运气好”的人在，另一方面也表明制度在这些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制度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与震慑力，其结果就是贪官们竞相凌驾于制度之上，甚至就连落马也只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心态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可想而知。

制度反腐被认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因此每当腐败现象出现，很多人总是倾向于从制度上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力争使制度更加完善。但是在制订出新的制度的同时，如果忽略了制度的落实，则很有可能使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而那些贪官们显然对此已经形成了“抗药性”，因此难有实际收效。

党风廉政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寄予厚望；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对今后反腐倡廉作出了全面部署，引起了十七大代表的热烈讨论。

对腐败现象绝不姑息，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

对腐败现象，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对反腐倡廉工作，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在十七大报告这句话的背后，是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不懈斗争。

“我们党的肌体从整体上看是健康的，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极少数腐败分子，我们党也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养奸。”十七大代表、来自四川的章小平说。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共有11071人因为贪污贿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727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贪官的蜕化变质，既是在一定的腐败心理影响和支配下，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过程，也是在腐败心理作用下的结果。其腐败心理的形成则是腐败者在动因和外在诱因相互作用、转化的结果，是由量变到质变、部分质变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结果。纵观许多贪官的堕落，大凡经历三个阶段，称为“三部曲”。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看一看当今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一个个都是人模人样的，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要业绩有业绩。但是，随着地位和职务的不断升高，他们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出头露面的机会渐渐地多了起来，身边逢迎拍马之人应有尽有，奉承话、恭维话不绝于耳，还耳濡目染一些腐败现象，在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土特产、纪念品、礼金礼品等糖衣炮弹的攻击下，产生了消极从众心理，也就理所当然地迈出了走向腐败者行列的关键一步——“湿了鞋”。所以，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悔罪书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学习，思想觉悟越来越低，自我约束能力也是越来越差，最根本的是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越来越缺乏警惕，以致麻木不仁，慢慢地自己思想上防腐拒变的防线开始崩溃，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受这个“一念之差”左右出现的偏差，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既然湿了鞋，就再洗洗脚”

如果说，腐败者在第一次实施腐败时，往往会产生矛盾心理，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话，但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担心会自然消失，特别是在感到“没事”之后，心中仅存的那么一点负罪感、不安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庆幸，侥幸心理即便形成并占据上风，并驱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腐败，胃口越来越大。贪官至此时，早已把党纪国法抛到九霄云外，不断地发出“当官的感觉真好”的感叹来，而且不仅满足于钱欲，又滋生出“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奢欲来，带小蜜、养情妇、包二奶，制造出“十个贪官九个花”的闹剧来。所以，“五毒”书记张二江出笼了。他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间，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一名女性被他玩弄，几乎不可一夜空床。他经常指使自己的表侄及身边工作人员充当“皮条客”，为其物色符合他标准的女孩供其玩弄，甚至多次与多名女性同床淫乱，与姊妹俩发生性关系，左拥右抱，毫无廉耻。当然，用来满足他纵欲的大量钱物只能靠贪婪而获得了。

“既然洗了脚，干脆洗个澡”

近段时间，我们集中观看了警示片，阅读了警示录，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贪官者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小到村级干部，大到部级干部，金额少的几千，多的几千万，确实触目惊心，虽然他们贪污受贿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利用手中的审批权，有的利用手中的审判权，有的利用手中的资金分配权，有的利用手中的人事调动、职位升迁权等等，但是他们有唯一性，那就是手中撑握着权利。因此，贪污受贿的罪魁祸首是权力，而不是贪官者本人，不信你们看看，受处理后的贪官者还有谁会去贿赂他们，难道人变了吗？没有，而是权力没有了。因此，我们想杜绝贪污受贿就要从权利说起。贪官者利用手中掌握着权利谋取自己的利益危害人民，而他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如果人民不给他们权利，我想他们也不会贪污、受贿，最终走向断头台，也不会发生白发老人送黑发儿女，孩子失去父母那种伤痛的悲剧场面。如何杜绝权利存在呢？

一、要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权利存在

我经常听到上级领导对刚上任的下级领导说，这是人民对你的信任，这是人民赋予你的权利，你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想这种观念应该要改变过来，不能说这是人民赋予你的权利，就该说这是人民交给你的重任，是义务、是责任，而不是权力。当然要改变这种观念很难，权利两字在官场上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应该去说、去宣传，那怕是小石子扔进大海，起不了风浪也应该试试，我坚信扔到的地方一定能产生微波。

二、要加强监督力度。

看了那么多案例，一个个贪官者不是生来就贪，有许多曾经还是优秀人才，为什么导致他们走向坠落呢？失控——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权利失控，一旦权利失控，许多为官者为了权利，绞尽脑汁，伪装自己，贿赂上级，欺骗人民，使自己的权利越来越大，个人利益越来越多，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因此，要加强监督力度，使为官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下民的监督下，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

贪官落入法网后其忏悔的调子大多相似，诸如放松了思想改造，放松了看书学习等。尽管这些并非其堕落的全部原因，却道出了共同的病灶，原来贪官大多不读书。

某些出事的贪官先前在大学里也读过百十本书，学而优则官后，离书就渐行渐远了。上班一是看报纸：大报看标题，省报看领导，本地报纸一是看几套班子，而后是看本区镇、本处局的消息，其余的则一带而过；二是看文件：上下左右的文件、人民来信太多，只能选看略看，有的圈圈批批，有的转转踢踢，有的干脆不看。八小时之内忙开会、忙接待、忙政绩、忙升迁、忙贪污，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心思读书。八小时之外要接待、要应酬、要收礼受贿、要买官卖官、要喝酒唱歌、跳舞打牌桑拿猎色，就更没心思读书了。

组织上每每要求干部们读一点书，还要求写读书心得笔记。然而，亲自读书亲自写笔记的并不多，有让下级找些资料来抄的，有的干脆让下级代劳。至于上党校、进读书班、在职读硕读博什么的，自有秘书代听代记代考论文，领导是不屑于亲历的。别看办公室的书橱里整整齐齐排出若干本书，那是布置环境营造氛围、显示学问，作“秀”而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踏着这个阶梯到达人生某个台阶后再撇开这个阶梯，很难想象还能攀升到什么高度。而由台上之官落马为阶下囚，恰恰说明没有正确的读书目的和持久的读书生活，纵然学而优则仕，也会仕不学而劣，渐渐地厚黑化、倒退到比没有知识还要肮脏的境地。

书籍乃是取之不尽的能源。对于人生，书是释疑解惑、增知积德的良师益友；对于诱惑，书是抵御滚滚红尘的铠甲；可惜，如同做父母的教育子女读书一样，“父母”官们总是教育下级读书学习，自己却悠然、茫然、碌然乃至昏然于外，这是贪官们无可挽回的悲哀。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党中央重拳出击，贪官纷纷落马，老百姓拍手称快。一个个落马的“贪官”，就是一面面镜子，应年年岁岁引以为鉴；一声声警钟，应时时刻刻长鸣耳边。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古代的官员就有如此的境界，今天，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更明白自己手中这权必须为民所用，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办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而不能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一旦以权谋私，以权谋利，那么离“贪官”就不远了。

“官”之“贪”，说到底，无非是一个“钱”字。贪到了钱，有些人就猎色，有些人便豪赌，肆意妄为，不一而足。所以，树立“以不贪为宝”的信念，十分重要。

“以不贪为宝”，典出《左传》。说的是春秋时宋国有一个人，把一块美玉拿去献给当时的一个名叫子罕的大官。子罕坚决不肯收。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世上稀有的珍宝，所以我给您献上。子罕说：我把不贪作为珍宝，你把美玉作为珍宝，如果你把它给了我，那么我们就都失去了珍宝。与其这样，还不如你我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珍宝。

子罕“以不贪为宝”，体现了一种宝贵的精神。把“不贪”作为一种“宝”，也就是把“不贪”作为高尚的情操而恪守之。子罕见稀世珍宝而心静如水，洁身自好，何其难能可贵！

今天，我们仍要继承这“以不贪为宝”的传统美德，尤其是为官当政者。

国庆期间，与来自各地的朋友闲聊反腐败问题，这时，我忽然发现，大家所谈到的一些腐败分子，尽管在台上时职务有大有小，但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既没有无权无势的底层老百姓朋友，如工人、农民、教师、手工业者等，也没有一个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朋友，例如大师级的学者、著名科学家、资深记者、名作家、海内外有影响的艺术家等等。

这些腐败分子当然也有“朋友”、也有心腹，但是些什么人呢？大致不外乎这么几类：一类是与他们沾亲带故的人，如亲戚、邻居、老同学老同事等；二类是他们尚未发迹时交往过的社会小混混，大都是做生意的出身的，例如贩鱼卖蟹开小饭店，或者是“第一桶金来历不明”者，然后想靠贪官发财的，因而关系拉得贼紧；第三类是海外来的、或本地财大气粗的商人，例如房产开发商、大企业老板等；第四类是各种工程的包工头，这就不去说了；第五类是腐败分子的下属，由于为贪官送钱、买官、介绍女人、陪赌，或一起干过贪赃枉法的事，这些人便逐渐成为腐败分子的“铁哥们”。上述这几类“朋友”，在腐败分子还在台上时，会像苍蝇围追逐臭肉一般，整天围着腐败分子团团转，而此等贪官在没“出事”之前，也大都甘坐这群苍蝇的“围城”中，真心实意地将他们引为“知心朋友”，视为“铁哥”，而共产党人的原则、国家的法律政策、广大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则早就被他们抛在了脑后。

腐败分子的这些狐朋狗友，有一个铁规律，即当腐败分子在台上时，这些人对腐败分子比赛着献忠心，对贪官交办的事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平时，这伙人为贪官出馊主意、动坏脑筋，然而与腐败分子一起干祸国殃民的事，大家抱成团，到了铁板一块的地步。但一旦东窗事发，落到纪委、检察院手里，这些“铁哥”们便一个个为乞求宽大处理而对贪官撕咬，向办案人员来亇“竹筒倒豆子”般的彻底交代，用一句时尚语言讲，叫做“井喷”，此时，贪官的秘书、下属们早顾不得主子平時的情分，“喷”得主子们想逃也逃不掉；而贪官的那些商界“朋友”更可怕，有的会和盘托出行贿的账本或小本本，有的会把过去搞贿赂贪官时的现场记录即录音、录像带子交上去，有的则把所掌握的未入账的单据交上，还会口口声声称：他们过去是“迫于权力的压力”而不得不去迎合腐败分子，所以早就把证据保留下来云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活画出腐败分子“朋友”的众生相。而甘愿自己把牢底坐穿、把腐败分子保下来的“真朋友”，则一个也没有。这就叫做“坏得一点品位也没有”，还不及旧社会的绿林好汉、江湖朋友。

凡此种种，官员们在交朋友时不可不察。

毫无疑问，领导干部当然也需要交朋友，譬如来自基层的、甚至生活困苦需要政府帮一把的普通老百姓朋友，每个领导都应当交一批这样的穷朋友，不仅可以给一些需雪中送炭的老百姓以帮助，还可以了解民情、社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同时，我们也希望领导干部能交一些大知识分子的朋友，各界都要有，政治界、经济界（不是老板）、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社会学界、军事界、科技界、新闻界的等等，在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这方面就是楷模，他的朋友三教九流全有，例如人们熟悉的宋庆龄、程潜、张治中、章士釗、范文澜、郭沫若、艾思奇、李达、邓宝珊、钱学森、许德珩等，以及上海方面的陈望道、周谷城、谈家祯、苏步青、赵超构等人，常像老朋友一样与他们谈天说地，甚至连夜把这些上海朋友召到杭州畅叙。而已故总理的政界、知识界朋友就更多，像张治中、郭沫若、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白杨、张瑞芳、傅作义、屈武、钱学森、周培源等等，与这些朋友相知相识，十分贴心，至今引为佳话。试问：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有几亇人身边交到了如郭沫若、梅兰芳、程砚秋、屈武等这样高层次的朋友？看来很悬乎，即使是某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未必有几亇当代属大师级的朋友吧？

我们提倡领导干部交一些有较高文化学术成就的朋友，是有所期待的。首先，这些文化知识界的朋友，他们有较高的智慧，有丰富的知识、阅历，这些都是社会财富，若能经常向他们垂询，像老朋友一样让他们讲真话，对领导干部肯定有益，可以集中他们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智慧，这有何不好？其次，这些高层次知识分子朋友大都十分了解国情、民情、社情，领导与他们成为朋友，实际上是最好的社会调查。三是这些人周围大都有许多同等水平的朋友，平时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学术、关心时政，与他们交往，可以通过他们团结更多的朋友，这就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讲盛世，什么叫盛世？不仅是社会物质丰富，老百姓生活好，还要做到人尽其才，野无遗贤，与知识界多交朋友，才能实现这种境界。如果一方封疆大员身边只有老板朋友、只有“忠心”的下属、只与官场同僚为友，我看他们决策行政肯定非失误不可。这些年某些地方传统文化正在衰落，这与地方官员对文化不懂，而身边没有大文化人朋友、也不经常征询他们意见有关，这种情况不应当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