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唐律用多种途径加密了自己的法网，主要是：违反了唐令、格、式的行为，要依唐律受到处罚；触犯了唐代礼、理而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也要按唐律受到惩罚；用比附的手段，使一些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同样受到唐律的制裁等等。唐律内容密而不漏的实际情况与唐律本身的思想、唐朝统治阶段成员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旧唐书·刑法志》所记载的贞观律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凡削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不意味着就使唐律的内容由密变疏。

[作者简介]王立民，1950年生，博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已出版独著《唐律新探》和《古代东方法研究》，多篇，主要从事法律史与法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有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即是说，唐律只有五百条（或五百零二条），内容不多，但法网却无疏漏，各种犯罪都无法逃脱它的制裁。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

唐律不仅要制裁违犯唐律的行为，而且还要制裁违反唐令、格、式等其它形式的行为，其范围大大超过了唐律本身五百条的范围。

《新唐书·刑法志》曾对唐律的这类制裁范围作过较为精辟的阐述。它说：“唐之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事实也是如此。现有资料可以证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受到唐律处罚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另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这两大类行为在数量上都很多。

本文提要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唐后也不无变革。变革主要表现在体例、一般原则、罪名和法定刑四个领域。究其变革原因主要有社会情况变化、立法经验结果和立法技术提高三个方面。这种变革只是在唐律基础上的部分变革，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律对后世立法影响之深远。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一、唐律关于出入人罪的规定

“断狱而失于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减三等；失出者各减五等”[2]，官司出入人罪就是司法官吏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故意或过失地将无罪判为有罪、有罪判为无罪，或将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的行为。即出入人罪包括以下四种情形：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出人罪、失入认罪。

(一)故入人罪

故入人罪的罪状包括：(1)《唐律疏议》中有:“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2)“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在得知国家即将有恩慑时，故意提前处决罪犯。(3)“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故入人罪的刑事责任亦可分为三种情况：(1)《唐律·断狱》规定，“若入全罪，以全罪论”，故意把无罪判有罪的，按反坐原则处罚司法官吏，以判错的全罪量刑。(2)《断狱》，“从轻入重，以所剩论”，故意把轻罪重判的，也按反坐原则处罚司法官吏，以多判部分量刑处罚。(3)“刑名易者，从苔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答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为确保执行时的统一，至于不同刑种之间的折算方法，唐律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从徒入流者，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即从近流而入远流者，同比徒半年为剩；若入加役流者，各计加役年为剩。”

(二)故出人罪

《唐律疏议·断狱》487条规定:“……其出罪者，各如之。”可以看出，故出人罪的情状与故入人罪是一致的，由此不再赘述。《疏议》还规定:“其出罪者，谓增减情状足以动事之类。或从重出轻，依所减之罪科断，从死出至徒、流，从徒、流出至答、杖，各同出全罪之法。”故出人罪，把有罪判无罪或重罪轻判的，按反坐原则处罚司法官吏，以判错的全罪量刑或以少判部分量刑，但是如果改变刑种，将死罪减为徒、流，或将徒、流减为答、杖，则以死刑或应判处得徒、流刑处罚，以全罪论。

摘要：唐律沿袭隋朝的《开皇律》的基础上新添加了《五十三条新格》进行修改和补充，之后又在唐高祖李渊时期编制《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修订了《贞观律》，随后在唐高宗时期编修了《永徽律》，然后在对对于《永徽律》进行逐字逐句的解析之后就形成了中国目前现存的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被评价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对我国现代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立法技术；刑法；儒家思想

一、唐律形成的背景

唐初法律制度基本上并没有创新，而基本上是沿袭隋朝。唐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还没有来得及创制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因此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六月下诏废除了隋朝的《大业律》，暂时适用隋朝的《开皇律》。然后于同年十一月在暂时适用的《开皇律》五刑体系的基础上又新添加了《五十三条新格》进行修改和补充；然后唐高祖李渊再让尚书仆射裴寂等人花费近六年的时间，以《开皇律》为基础，编制属于唐朝自己的新律也就所谓的《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发现建国之初的情形和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的情形有所不同，《武德律》已经有些不能适应此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需要，而且在法条上也有许多空缺和不足之处，因此于贞观元年三月让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名臣，在仔细钻研隋律的基础上，以“宽简”、“平允”和“画一”为原则，对《武德律》认真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贞观律》，将主要的刑罚进行了减轻，补充进一些新的条文使得整个法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体系，为唐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唐律的特点

(一)以刑为主,诸法合体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一、《唐律疏议》中的数罪并罚制度

《唐律疏议》中的数罪并罚制度被规定在《名例律》中该章被概括为二罪从重，由此可知，唐代的数罪并罚采用吸收原则，以从重处罚为主。《唐律疏议》中将数罪并罚制度大概分为四种情况，其一是犯两种以上的罪被同时发现，应该以重罪论处。所触犯的几种罪的轻重一样时，只按一种罪处罚即可。其二是犯人所犯罪行并未被同时发现的情况，一个罪先被发现且已经决断完毕，其他罪在其后发现，其他罪如果轻重同已论处的罪一样或者轻于已论处的罪，则不再论处，如果重于已论处的罪，要在论处该重罪的基础上，再计算上已论处的罪行。其三是对犯赃罪的犯人的数罪并罚。在唐朝赃罪根据性质的不同，把赃罪分为六类，统称“唐六赃”。犯同种类型的赃罪就累加其所犯赃罪的数量然后折半，以此定罪量刑。犯不同类型的赃罪则把重罪的赃物数量计入轻罪的赃物数量之中再折半，然后以此定罪量刑。其四是一事分为二罪，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两种罪名的情况。若触犯的罪名“罪、法等”则以赃物的数量累加论处，若触犯的罪名“罪、法不等”，则重罪的赃物数量并满轻罪的赃物数量，以该数量按轻罪定罪量刑。

二、现行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

我国现行刑法第六十九条到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我国刑法中把数罪并罚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情况，即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条明确死刑和无期徒刑采用吸收原则，并规定了限制加重的原则，即数罪并罚后刑期的总数不得超过数刑中的最高刑。其二是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和又犯新罪两种情形，发现漏罪的“先并后减，又犯新罪的“先减后并”。从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数罪并罚制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犯罪嫌疑人必须要犯有数罪的情况下才能够数罪并罚。这里数罪指数个独立的罪或数个非实质的罪或者数个罪既包括独立的罪又包括非实质的罪。其次，数罪所发生的时间要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在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判决宣告以后，但要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的漏罪或又犯的新罪，审判机关才能根据数罪并罚制度予以裁判。最后，数罪并罚的适用，要对数个罪分别定罪量刑后，依法定的数罪并罚的原则、方法、范围，决定其并罚后应当执行的刑罚。

三、《唐律疏议》与现代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的比较

数罪并罚制度从古至今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法制度，且其中的内容也有很多的相近之处。首先，对适用数罪并罚的犯人采用数罪并罚的方法是一样的，二者均要求对数罪分别进行定罪量刑的基础上适用数罪并罚制度。第二，《唐律疏议》和现代刑法在数罪并罚上均采用了吸收原则，《唐律疏议》中的二罪从重，现代刑法中死刑吸收其他刑罚，无期徒刑吸收其他自由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权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我国刑法也发生了改变，我国刑法在保护人权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数罪并罚制度方面，现代刑法比照《唐律疏议》产生了不同。首先，吸收原则的适用。《唐律疏议》中以二罪从重原则为根本原则，现代刑法中虽也有吸收原则，但并不适用所有罪刑，仅适用死刑和无期徒刑。其次，现代刑法中增加了限制加重原则，且现代刑法对数罪不俱发的情形分为发现漏罪和新犯新罪的情况。而《唐律疏议》中并有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字句，而且对数罪的情况并未进行区分。限制加重原则是对人权保护的一个表现，可以看出我国在惩治犯罪中对人权保护的加强。同时还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刑法对数罪并罚制度的规定更加趋于完善。第三，《唐律疏议》中的数罪并罚制度对赃罪有特别的规定，而现代刑法中并未有特别对待某项罪名的现象。原因在于，唐代的经济十分繁盛，我国唐代对赃罪即现代刑法中的盗窃罪的规定十分特殊，所以才会对赃罪有如此特别的规定。最后，《唐律疏议》中的“其一事分为二罪”的情况和现代刑罚中想象竞合犯十分相似，但现代刑法中并未给予条文的明确规定，但实务中有具体适用的原则。现代刑法中，想象竞合犯一般情况下择一罪论处，但存在特殊情况，此时要数罪并罚。而《唐律疏议》中的“其一事分为二罪”则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罪、法等”，此时“累论”，第二种情况“罪、法不等”，则以“重法并满轻法”，即把重罪的赃物数量或者其他罪状算在轻罪的头上，最后以轻罪论处。对比《唐律疏议》和现代刑法的数罪并罚制度，我们发现数罪并罚制度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其所规定的内容具有现实意义，在实务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分子一人犯数罪的情况，该制度的明确给予了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明确的方法，而且对于犯罪分子的人权保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唐代/民事法律主体/客体/民事法源

内容提要：文章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认为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一

唐代法律向来是传统中国法的研究重心，可谓成就斐然，惟不称人意的是唐代民事法素来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国内出版的几部中国民事法通史的著作[1]对此有所填补，但涉及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这一部分过于简略，未能从复杂的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生活中概括和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多年前台湾潘维和先生的《中国民事法史》[2]也存在这一缺憾。笔者因整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原因，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现将初步成果提供给大家批评。

民事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构成现代民事主体的一般是自然人、法人和合伙。唐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人和合伙组织，但有一些相关的特殊组织，至于民事法上的自然人早已有之。基于唐朝是等级社会这一事实，其民事主体可依类别和社会分层简述如下。

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表者，作为自然人，他是特殊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在身份、物权，还是婚姻、家庭、继承上，皇帝都不同于一般的主体，享有各种特权。《唐律疏议·名例》称皇帝是“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之父母。”[3]从法理上看，唐代皇帝亦承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的传统，名义上是国家土地的所有人。

中文摘要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摘要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唐朝，是与汉朝并列的伟大朝代。唐朝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国力，还在于完备的典章制度。法律方面，一部《唐律疏议》被后世史家盛誉为“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①《唐律疏议》完全依照礼教原则制定法律规范，通过制度设置和刑罚惩处促进德行教化，为当世之人提供行为指引和价值导向。唐代的调解制度，即是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开展实践的。唐代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民间调解制度，只是组织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唐代乡里讼事，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基层分设的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能取决方交府县处理。②调解组织进一步向基层社会下探，汉代以来由地方上的郡、县官员主导调解的局面渐渐由基层自治组织先行调解所替代。除此之外，调解的依据也更为明晰，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实施的依据,在唐代之前多半是出于宗法伦理道德,强调“礼和”。从唐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礼法合一”乃是不争的史实。调解的涵义逐步扩大,即从一般的社会秩序上也要求调解或劝和。③调解已经不仅是儒家道义上的要求，还上升到上层建筑层面，法律直接调整民事纠纷的化解行为，先行调解成了民事诉讼前潜在的要求。

一、对“礼教”原则的全方位贯彻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在刑事规范上，围绕“三纲五常”设置罪名，着力于维护“尊尊亲亲”的“礼教”秩序，系统而完美地贯彻了“礼教”原则。在民事法律部分，对“礼教”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的抑制。一方面，对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进行限制。唐代尚没有形成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基本上没有差别,对诉讼当事人条件的限制也一样,如子孙不得起诉父母、祖父母,奴婢不得诉主人;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也不得提起民事诉讼等。④“孝亲”是唐代法律的立法原则之一，子孙对于祖辈、卑者对于尊者，是没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另一方面，是对诉讼时间进行限制。对于一般的民间纠纷，唐《杂令》规定，凡是田宅、婚姻、债负之类的案件，只能在每年的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这6个月内起诉和受理。⑤规定秋冬季节才可以诉讼，以免妨碍农时，影响农作，伤及和气。二是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视。一些官员由于善于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而获得“良吏”“循吏”的声誉。如韦景骏，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⑥即使是皇帝，也认可解决民事纠纷不应当走大张旗鼓的诉讼之路，尤其是闺门之内的财产纷争，应当通过调解等内省式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唐德宗时，已故勋臣郭子仪侍妾的子弟与郭子仪的子孙相诉，德宗本想按照司法途径解决。但侍御史卢群建言：“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⑦德宗听从其言，希望他们自行和解,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二、制度上的两项重要创新

唐代法律在继承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做出了两项对后世大有裨益的制度创新。一是在婚姻法律里规定了“和离”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了三种离婚方式：协议离婚，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和离”；促裁离婚，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对于“和离”，《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190“义绝离之”这样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说，如果夫妻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且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和离制度是唐代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立法在坚持礼制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生活进行了变通：一方面，和离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其外在形式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妇女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和离”强调了夫妻的情感因素，即夫妻生活的和谐，重视婚姻生活的质量，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离”制度不仅在当时礼法结合的法律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二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创设了“保辜”制度。《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一“斗讼”307“保辜”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依据该条规定，在斗殴等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人没有立即死亡的，官府可根据加害人的保辜请求为其设定一定的期限，即保辜期限，在此期限内，加害人需为被害人积极医治伤病。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因本伤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就以杀人罪论处。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已受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死亡、或是在保辜期限以外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只以斗殴伤人罪论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保辜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伤害罪是一种结果罪，在古时落后的医术水平下，伤害案件发生后很难立即判断伤情，设定一定的保辜期限更加有利于准确判断伤情。并且，保辜制度要求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积极救治，使被害人早日康复、也使加害人减轻罪责，进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

三、唐代调解及其所依附的法律体系对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