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各派“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地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理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

关键词：理身理国．道．自然．无为

自从先秦老子创立道家学派以降，历代的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展开过不同层次地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身国相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身国同道）作了深入地剖析。本文试图在学界前辈研究之基础上，原创：对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国”（唐以前称“治身治国”，唐则“理身理国”并称。）观所体现的“身国共理（治）”内涵作初步探讨。

一、先秦以降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国”观的演变

按《说文解字》，“理”者“治玉也”。（《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作为动词的“理”后引申为治理（《诗经大雅江汉》：“于理于理，至于南海。”）、治疗（《后汉书崔寔传政论》：“是以梁肉理疾也。”）等义。“理”字又与“乱”字义反，同“治”字义同（《管子霸言》：“尧舜非生而理也，桀纣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成玄英在注解《道德经》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时注云：“治，理也。”为避唐高宗李治讳，唐用语多以“理”代“治”字，故“理身理国”，亦可转语为“治身治国”。唐代之前的道家和道教各派，虽无“理身理国”并称，却早已蕴含“理身理国”之义理。

道家和道教坟典，老子《道德经》强调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力图将自然之天道当作个体（身）安身立命及社会制度（国）建构之基础。在老子看来，常道是道之体，体现道的虚无和因应变化于无为的本然状态（“道法自然”）；可道之道是道之用，是道的“可为之、可执之”的非常状态。将常道推用于理（治）身，则能“涤除玄览”（章），复归虚静的生命本性，将常道运用于理（治）国，则能做到“为而弗有”（章）、“为而不恃”（章）、“为而弗争”（章），“以百姓之心为心”（章）。总之，要治身理国，就应以符合常道之自然体性的“无为”为实践原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章）），反对自然生命的驰骋和观念的造作，反对行人事时的强作妄为。在确立治身理国的本体依据和实践原则的同时，老子亦将身国比拟为功能相似的系统：“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章）就身国关系论，国本质上是身（个体生命）的外在化和社会化的表现。二者都是或处于常态或处于异化状态下的生命共同体。贵身、爱身喻示了合乎自然的生命形态的张扬，以此对生命的至爱推及于天下，天下自然呈现出清明、净化的政治生态。故“砉钡氖抵适嵌浴袄砩怼钡哪D狻

摘要：唐代是一个非常注重时尚的朝代，女性更是时髦成风，袒露装的流行更是唐代女子追求时尚的巅峰。它的流行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又是民族融合和交流的结果。

关键词：唐袒露装；习俗；文化

一、袒露装及其形式

袒露装是唐代贵族妇女的一种时尚服饰，最初为歌女所穿，后来流行于贵族妇女群体。袒露装的形式是，无领，袒露胸部，内衬抹胸，适身窄袖，襦长至腰。这种服饰，不但将女性的脖颈彻底暴露，而且连胸部也处于半掩半露的状态。唐代众多陶俑和壁画中妇女形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在唐朝，袒胸露肌，这是自然的、美的、时尚的。初唐欧阳询有“胸前如雪脸如花”①，其毫无保留的赞美，则更是反映了当时的时尚风气和审美标准。

唐代袒露装形式多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不论怎么变化，都围绕着表现女子的形体美来进行，唐代女子的形体美因为袒露装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种样式是袒胸大袖衫，此样式为袒胸贯头式，而且有很华美的纹饰，其袒胸处呈双桃形，恰与女子隆起的胸脯协调一致，充分体现了女子的形体美。其特点是袖口宽大，肥阔，并有很宽的绣花边缘，是盛唐时期颇为时髦的一种服装，除了供宫中乐舞和宫女穿着外，也受到达官贵族妇女的喜爱。唐诗中多处说到妇人著袒胸衫子的形象，如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等。

内容摘要：在笙的发展史中，涌现出了数位对笙的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而在这数位演奏家中，笔者对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艺术之魅力颇有感触。本文从唐富先生的艺术贡献、笙演奏的特点及演奏风格、技巧的运用及作品情感的处理、舞台艺术表演等方面进行分析，粗略探讨研究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艺术。

关键词：演奏特点作品处理舞台表演

唐富先生是继胡天泉、闫海登等老一辈演奏家之后，在我国中青年笙演奏家排行榜中，居于首位的笙演奏家、作曲家、改革家和教育家，被笙界前辈誉为“南高北唐”中的“北唐”。四十多年来，他共独创或与他人合创笙曲近三十首，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技巧新颖，形象鲜明，风格大气豪放。他还发明了许多笙的技巧，如拨舌、手颤、喉吐等。在笙的改革方面，唐富先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勇于改革，编排设计了21簧笙、26簧笙、33簧笙，他研究改革的新指法合理实用，得到同行、专家及初学者的赞评和喜爱。

谈起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艺术，就必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富先生的演奏特点及风格

由于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等条件影响，音乐的形式与风格也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大家最易接触到的民歌谈起其风格，南方民歌风格细腻婉转，陕北民歌风格高亢嘹亮，东北民歌风格则粗犷豪放。笙的作品风格也亦然，南方笙名家翁镇发演奏的笙曲风格大都纤柔、婉转、甜美，山东、河北一带以笙大师胡天泉为代表的笙曲风格刚劲有力、刚柔并济，东北笙演奏家唐富的作品风格则大气、豪放。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内容提要：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中国古代通过集体会议,以讨论的形式,集思广益,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时期则日益成熟,称为“集议”,还被写入了王朝的令、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并在注释中解释“议”云:“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①集议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重大的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方面的问题,均可通过一定的程序,成为集议的主题。有关法律问题的集议是集议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具体的程序和运作方面,更为完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当时的法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唐代的集议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关于司法过程中之集议的研究还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做较为详细的探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摘要：我国的汉唐舞蹈是汉唐两朝之间的舞蹈文化体现，它独具一格的风格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汉唐文化的总结与归纳。现如今，汉唐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更多人们的喜爱和崇拜。那么，对于汉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加的重要了。汉唐舞蹈的有利传承和发展会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和繁荣。本篇文章就针对汉唐文化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以及针对汉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发展的注意事项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

关键词：汉唐舞蹈；传承；发展；探究

在我国舞蹈的发展历史中，汉唐古典舞以它独特的风格成为了中国舞蹈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舞种。汉唐舞蹈主要以最明丽的汉、唐精神和社会特征而组成。它的独特风格以及气质在我国的舞蹈中占有很重要的舞蹈地位。那么我们要更加重视汉唐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展示汉唐文化，让整个汉唐文化可以用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力的展示汉唐文化的丰富性、多彩性，还能够推动我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为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添砖加瓦。

一、汉唐舞蹈的风格特点

（一）袖，袖得轻盈和唯美。在舞蹈文化中，“袖”是最为出色的舞蹈表达方式之一。袖分为拂袖、抖袖、抛袖、振袖等袖法，由于它的多变性，就塑造了比较多元的舞蹈形态。袖可以根据舞者对于身体的自身形态而自然的发生变化，通过身体的一扬一顿，以抛一收，就好像流水般顺滑，在无意间转换了多种姿态，从而“袖”出了具有汉唐舞蹈独特风味的轻盈、唯美。（二）“韵”出婉约柔媚。汉唐舞蹈主要就是在“韵”出一种柔媚和婉约。其中“韵”包含有少女的娇羞，流露少女的纯真以及质朴的韵味。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欣赏的观众切身体会汉唐女子的独特风味。

二、汉唐舞蹈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