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范文10篇

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一直被大陆许多学者甚至官员视为是此岸同一进程的先行者。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以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为发韧的台湾民主进程，迄今已有20年历史。期间的执政党轮替大概是最震撼的成果，但也被视为民主制度的正常现象。但是，自民进党二度执政后，陆续暴露出其民主制度下的种种弊端，诸如上至“第一家庭”、下至方方面面的弊案连连，现行制度对“总统”腐败的无能为力（“立法院”“三罢”不成，代表社会良知的政治家与百万“红衫军”群众的悲情抗议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及执政党在政绩乏善可陈、全面腐败、其领导人人格破产的情况下，居然基本盘稳固，仍然赢得高雄市长的选举，等等。

台湾的民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但我们可以说它仍处在民主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因此，对于它的种种“乱象”，此岸的我们宜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之。不过既然我们认为它是“先行者”，就应该认真地分析其经验教训何在，以在此岸的必然的民主进程中避免重蹈覆辙。当前有两种观点是需要克服的：一是一味淡化台湾民主乱象的负面影响和重大教训，认为即使如此也比某某好了许多；二是全面否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睥睨哂笑道：“你看它乱了吧”，从而为维护此岸的现状制造依据。

从台湾民主乱象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我以为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最好方法

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边界开始变得愈来愈模糊,民族国家概念下稳定的主体性开始处在不确定性之中。边界的模糊带来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交”状态。在电影生产领域,民族电影的概念不断受到挑战,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跨区域制作使一部电影的“血统”难以进行辨认,“将民族身份看成是至为根本而又一成不变的表现模式”逐渐遭到瓦解[1]。资金来源的复杂化,主创人员的国际化背景,各大电影节的推动,都使得当下的电影生产成了多种权力角逐的场域,而台湾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和台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得台湾电影的生产成为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前沿之一。在此意义上,台湾电影对西方“他者”的呈现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所可能达到的深入程度,一方面也反映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台湾人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台湾在历史上曾屡遭外来势力的殖民统治,多种文化的影响乃至交融形成了当代台湾文化的“混合”特质。1945年台湾光复后,本应进行的殖民反思和族群融合却因时代局势的风云际会而未能及时展开。时至今日,统、独意识形态分野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已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要症候。对于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经长时间的发酵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台湾电影多有涉及。自1987年台湾实施“解严”以来,尘封的历史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对身份的寻求成为台湾电影非常热衷表现的母题。然而吊诡的是,对于另一段殖民经验,台湾电影却很少触及。众所周知,美国对台湾有着“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有时候是直接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影响”[2]。在整个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在经济上依赖“美援”,政治和外交上甘当美国反共的桥头堡,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依附于美国。在台美关系中,台湾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美国一方面通过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控制台湾,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威力巨大的流行文化将西方的民主观念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台湾。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探究台湾电影中的殖民经验和身份认同时,忽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台湾殖民经验的塑造是会存在偏颇的。与对台日关系进行反思的电影作品相比,台湾电影对于台美关系的反省并不充分。这自然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的影响毕竟只是一种外部影响,与当年日本的直接统治并不相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绝对数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后殖民主义的又一特征:即殖民者破坏了被殖民者的心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而代之以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被殖民者因而被趋同化了。正如杰姆逊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据笔者的统计,台湾电影中直接涉及台美关系和美国人形象的影片有:《源》(1979年)、《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1983年)、《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袋鼠男人》(1994年)、《少女小渔》(1995年)、《太平天国》(1996年)、《蛋》(2000年)、《双瞳》(2002年)九部影片。而这些影片根据其内容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进行批判;二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通过对上述影片的解读,可以分析台湾电影在后殖民语境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是如何表述的。

一、后殖民语境下台美关系的书写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台湾就成了美国东亚战略的一颗棋子。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台湾因为其战略位置之便,成为美军后勤补给地,这给台湾当局带来了相当的外汇。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台湾迎来了其惨淡发展时期。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日以及中美相继建交,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台湾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台湾一下子似乎成为了世界的弃儿。为了重振台湾社会的信心,国民党当局责成公营的“中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抗日电影,如《英烈千秋》(1974年)、《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1975年)等。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笼罩整个台湾社会的挫折感,也适时地弘扬了爱国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精神。对于美国的“背信弃义”,台湾当局敢怒不敢言,自然只能将怒气全部撒在日本头上。到了1980年代,随着党外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台湾社会氛围有所松动。在电影界,“台湾新电影的横空出世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次复归与深化,同时也是对以前台湾瞒和骗的文艺创作理念的一次反拨”[4]。新电影对于许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因此此前难以想象的一些题材也被搬上了银幕,这其中就涉及非常敏感的台美关系。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中《苹果的滋味》一段就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了正面的批判与反思。另一部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电影是在十多年后才出现,即吴念真执导的《太平天国》(1996年)。除了仅有的这两部影片,我们发现其它绝大多数台湾电影对台美关系的反省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在阐释边界开放的前提下,笔者倾向于认为,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扈从化,也许由屈服而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无可奈何,乃至于形成一种心灵“内部”的殖民,而这种无意识的屈服正是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显影。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都将美国人塑造成“他者”进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从而将本土意识深深地镌刻进影像文本之中。

《儿子的大玩偶》(Son’sBigDoll)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其中万仁执导的《苹果的滋味》的内文本和外文本都值得细读。由于影片涉及不正常的台美关系,台湾制片商害怕影片在当局的审查中引来麻烦,就自行将影片中的一些场景剪掉。这一举动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并在最后引发成了著名的“削苹果事件”。影片讲述由乡下来台北谋生的江阿发被美国驻台湾的格雷上校的汽车撞断了腿,为了不引起民间情绪,美国驻台办事处把江阿发送到了豪华的美国海军医院,并答应承担巨额赔偿。于是撞人者与被撞者的关系发生了讽刺性的大反转,格雷上校俨然成为了江阿发一家的恩人。不但周围的人对江阿发一家非常羡慕,就连作为受害者本人的江阿发也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幻想中。影片通过很多细节来呈现这种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比如在江阿发被撞的场景中,阿发倒在血泊中,格雷上校汽车上的美国国旗则迎风飘扬。在黑暗的美国驻台湾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和格雷上校的通话中,不仅交代了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且通过光影的运用,使这一场景让人联想到美国才是台湾的幕后老板。父亲被格雷上校的汽车所撞,江阿发的儿子们却对自己能因此坐上美军的汽车非常开心,痛苦反倒成为他们向同学炫耀的资本。医院的场景中,影片通过白色墙壁所产生的反光营造了一种天堂般的幻觉,这与江阿发一家居住的脏乱的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比。医院大厅上方的美国国旗高高在上,形成了对江阿发一家居高临下的俯视。在格雷上校给了江阿发五万块钱赔偿并答应送阿发的女儿去美国留学后,躺在病床上的阿发对格雷上校连说对不起,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伤害被轻易地遗忘了。至于格雷上校这一形象,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冷静和江阿发一家的急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一种他者的冷静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神中,处处留露出对东方民族的好奇,台北脏乱的贫民住宅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都令他感到诧异。《苹果的滋味》固然对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但由于篇幅所限,其对于这种关系只是做了简要的呈现。对台美关系比较深入地加以剖析的是吴念真导演的《太平天国》。影片的英文名BuddhaBlessAmerica,直译便是“佛祖保佑美国”。这其中充满了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讽刺与戏谑。影片讲述的是美军将要在台南乡间进行一场军事演习,为了配合这场演习,村民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孩子们停课,当局动员全村人搬到小学教室居住。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你们好！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新春佳节又来到了。丁亥除夕的爆竹即将放响，戊子新春的屠苏已然飘香。在这辞旧布新、春满山河的喜庆气氛里，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向广大的台湾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共同的血脉文化，共同的两岸关系前途，共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景，把两岸同胞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岸同胞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我们风雨与共，有力回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维护了两岸关系基本稳定。我们同心携手，大力推动彼此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达到新水平，感情更增进、合作更深化。公务员之家:

年是两岸关系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我们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心诚意地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地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两岸同胞理应增进相互理解，摒弃分裂对抗，追求合作双赢，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维护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衷心祝愿台湾同胞幸福安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我们在2002年5月13日至5月25日赴宝岛台湾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在台湾考察了多处2000年“9.21”大地震遭破坏遗址。但令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台湾公众的防灾自护能力与意识。

在福华饭店提供给客人免费资料中最为醒目的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酒店防灾安全措施，它较为生动及详尽地介绍了在“万一发现火灾时”“万一难以逃脱时”“万一发生地震时”的紧急对策。

5月15日正值大会学术报告时，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第10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会场上强烈地摇晃起来，其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

当学术报告结束后，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近5分钟。中午12点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里氏6．5级。

为什么台湾公众有如此到位的防灾意识呢？这不单单是由于台湾省颁布了综合减灾的灾害防御法，更在于有法制指导下的防灾意识教育。如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9?21”大地震前夕建成并向市民及学生开放，现已开放的防灾科学文化教育课程及展览训练内容有：各种灾害的影像播放厅、儿童专门防灾教室、综合性灾害通报指挥室、气象灾害展示区、地震体验区及紧急救护训练区、火灾体验室及烟雾模拟救难室、高层建筑室外逃生演练装置。

可贵的是，此楼内所有设施还有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标识，这表明安全减灾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也必须要直接为城市的弱势群体服务，而且所有这些教育内容均是免费的。据该馆馆长介绍，自幼2000年开馆迄今，接受过较正规训练的市民及中小学生已近50万人次。

一、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台湾出现第一宗对外直接投资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现第二宗对外直接投资案，发展之缓慢可见一斑。直到1973年，投资论文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案仅增加到72项，这一状况反映出工业化初期的台湾，经济实力并不强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台湾当局改变对外投资政策，规定：“海外投资申请，凡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者，皆可获得批准，一是投资项目有助于资源匮乏的台湾获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资项目有利于台湾出口商品占领或保护海外销售市场。”由于政策的驱动作用，台湾对外投资趋于活跃，对外投资项目增加到142件，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两倍，投资金额也达到1.98亿美元。期间，仅1981和1982两年的对外投资，就超过整个70年代的对外投资总额。

80年代中期以后，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方面，出于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迫使新台币大幅升值；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降；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备受狙击。在政治方面，虽然军事戒严令的解除使得台海两岸出现互动，但李登辉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不但想分裂祖国，也想分化国民党；陈水扁上台以后，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岸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岛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恶化，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大。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一再放宽台商对外投资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向东南亚投资。广大台商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乘势扩大对外投资，不过不是向南投向东南亚，而是向西投进祖国大陆。2000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达76.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尤其是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更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2001和2002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略有下降，但对大陆投资却继续增长。特别是2002年，对大陆投资大幅增加，达到67.2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66.6%。2003年春夏之间，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台商前来大陆投资的热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起步比较早，但初期的发展较为缓慢；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高潮迭起的发展态势；三是台湾作为海岛型与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深受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不仅受到各种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岛内外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

一、浙江地方金融发展概况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开始了第一次，建立了自耕田制度，选择了外向型农业经济，并大力实施农业技术革新、农业机械应用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措施，使台湾农业持续快速地发展。同时，实施了适度“盘剥农业”以培养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入70年代后，随着台湾工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迅速转型，台湾农业的比较优势又迅速丧失。于是，台湾又进行了第二次，废除了土地兼并的限制，并采取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关税壁垒、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福利、工业“反哺”农业等保护政策，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积累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台湾农业发展模式政策调整经验教训

现代以来，台湾农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转型四个阶段，反映了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兴衰史。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控制，岛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抗战胜利后，台湾农业开始缓慢复苏，但因内战期间岛内政局动乱，经济发展再度受挫。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实施了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使台湾农业得到了逐步恢复。从1953年起，台湾农业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闯出了一条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市场狭窄且生产力落后地区发展外向型农业的道路。然而，随着台湾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台湾农业的比较优势又迅速丧失，并从1969年起进入了停滞阶段。于是，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农业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本文拟就现代台湾农业发展模式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政策转变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帮助读者了解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

一、通过变革土地管理制度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二战结束后，台湾地区的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少数地主(11．7％)占领了大部分(56．0％)土地。据1948年统计，“当时台湾总人口约740万，农业人口约380多万，农民75％是佃农，约有280万，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3。”①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靠租佃地主土地维持生活，佃农通常要将所收获粮食的50％作为租金，其土地较好和肥沃地区，租率甚至高达70％。且不管年景好坏，地租照交不误，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只能得到少部分粮食，故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解放战争结束后，台湾岛内人口剧增，经济秩序混乱，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于是，从1950年初开始，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1951年底，台湾岛内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水稻产量达到148．5万吨，甘蔗产量达到202．2万吨，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3％。②虽然台湾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但仍然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于是，在祖国大陆的影响下，台湾当局也着手进行，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①李松林著：《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最近台湾不少企业出现巨额跳票（即大量票据到期不获承兑或付款所引发的支付危机）等财务问题。甚至票券公司也相继陷入困境。连锁反应之下，台湾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台湾一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对平静的氛围，成为当前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岛内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台湾出现企业财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台湾经济的增长率1998年估计要比1997年低1.4个百分点。由于新台币汇价及台湾股市比1997年7月初下跌近20％，海外市场萎缩，厂商在东南亚的投资失利，导致企业投资减少，民众消费意欲降低，岛内经济景气与1997年相比明显转差。在外贸方面，台湾1998年前10个月的出口总额为912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减少9％。台湾对亚洲的出口更出现了18.8％的负增长率，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也从1997年同期的50.6％下降至目前的45.2％。正是由于内外需求不振，1998年前8个月，岛内工厂倒闭家数已达3000多家，较1997年同期增加40％左右；其中，金属机械、民生工业、资讯电子业及化工行业分别关闭至少600家以上。台湾失业率在8月份曾超过3％，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据台湾学者估计，农历年关之前台湾还会出现企业倒闭的另一高峰，如果当局处理不当，最终可能会对经济体系构成更大威胁。

在经济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岛内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加，负债比率偏高者更容易出现跳票危机。当然，企业出现财务危机除了经济环境转差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致有：

1、不少企业的负责人好大喜功，大肆举债，盲目扩张业务，导致企业财务杠杆放得太大。这一点与韩国的情况有些相似。只不过在台湾，如此不谨慎的企业规模较小、程度相对轻一些而已。岛内财务状况恶化的大企业，大都与过去扩张太快，运用财务杠杆以小博大，以及将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等行为有很大关系。以发生跳票危机的安锋集团、东隆五金、禾丰集团和新巨群为例，除去其他负债，其银行借贷总额均超过其资本的一倍以上，企业体质如同泡沫经济的缩影，被迫引爆只是迟早的事。

2、企业涉足股市太深，即使靠交叉持股和哄抬股价也很难抵御股市的持续性挫跌。90年代以来，台湾曾致力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成份得以大量消减。但是，企业大量举债与恶性炒股的活动依然存在。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投资法人及股友社还隐身幕后，大玩内线交易游戏（即本港所指的内幕交易），一些具有党政背景的企业也交叉持股，使联盟成员股票的股价被抬高至不合理的价位，最终加重了企业自身的债务负担和投资成本。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台湾股市已持续一年低迷不振，一些涉足股市太深的企业因遭受巨大损失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并通过企业原有的股权交叉关系及债务链产生骨牌效应，引致一系列的跳票事件。

摘要：为探讨台湾地区灯具类文创品牌之设计意象，提供文创产业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研究者设计参考。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为KJ法，以普选方式从2017年台湾文创博览会中选择出10家松山文创园区内灯具品牌为研究对象。从其文创品牌官方网站营销图片中摘取样本。每个品牌选取5张具有代表性的灯具图样，共计样本图片50张。透过KJ法操作，一共得出视觉色彩、风格特色、产品材质、仿生造形、人文素养五大项目。衍生出18小项。台湾地区灯具类文创品牌设计意象紧跟当今流行趋势。注重环保与在地文化。在实用性的同时兼具科学技术，贴近现代人生活。

关键词：灯具类;文创品牌;设计意象;体验经济;KJ法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成为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都极为重视[1]。随着服务经济日益商业化，人们对于商品的选择更加个性化。由此，将目光、消费投入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既从生活与情景开始，塑造感官体验与思维，吸引顾客注意力，改变其消费行为，从而找到文创产品新的消费价值[2]。灯具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常使用的产品之一，其设计与创新在文创产业中具有重要价值。作为文创产品，灯具设计应强调其文化属性，设计意象就变得尤为重要。文章研究目的：透过探讨台湾地区灯具类文创品牌之设计意象，为文创产业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设计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况。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2002年6月将文化创意产业计划纳入重点台湾文创品牌设计意象研究——以灯具类为例ASTUDYONTHEIMAGEANALYSISOFCULTURALANDCREATIVEBRANDDESIGNINTAIWAN——TAKINGLAMPSANDLANTERNSASANEXAMPLE发展工作，提出需以知识附加价值最高的类型设计创意产业为领导核心，重点在于艺术美学创意设计。自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文创产业发展呈现出丰富的产业面貌，产品设计产业发展优势较大[3]。近年来，台湾文博会将台湾各个地区在地文化融入文创，以成熟的传统技术结合科技技术，推动文创发展，在文化传承中激发创新[4]。（二）文创品牌。文化品牌可定义为四个面向：识别“具有辨识度的可视化重点”，产品“具有品牌特色，可辨识性的附加价值商品”，服务“以艺术文化知识等方面为主的服务”，营销“以文化艺术知识为前提的品牌与购买者之间的沟通”，展示其竞争优势[5]。品牌能给予消费者信任，为消费者提供质量保障，可突显消费者地位以及对于质量生活的追求，也成为消费者选择和购买商品的方向[6]。文创品牌不同于其他一般大众品牌，它具有地域性、文化差异性及民族性，其核心强调价值观与生活行为，是文化产业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单位[7]。（三）设计意象。意象是感觉与直觉之间综合的表现，商品意象是由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体验与心理所做出的判断。意象设计能激发人类内心的认同感，使文化与生活相结合，并透过商品设计令消费者对于普通的事物有新的感悟与体验[8]。产品在贴近当下发展的需求中应突显出消费者的价值观与个性化特点，设计者可以从感性意象出发，在造型上加以创新，确保产品造型的发展趋势。感性意象可以理解成人们对于某种物体所产生得深层次的情感追求[9]。透过外在造型因素，经过用户的感官系统被其感知后，对于产品的造型所产生的意象，其中包含感觉、感知、风格等，并透过产品的结构、材质、颜色等因素的构成，以及外部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赋予产品意义[10]。（四）文创灯具类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灯具类的产品已经不单只是作为照明的工具，设计师与艺术家开始利用灯具类产品进行设计艺术创作[11]。目前文创灯具类设计更注重与科技、人文、情景、体验相结合发展。灯具类文创品牌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性也更能够引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藉由糖葫芦，射日神话等多种在地文化元素作为源物进行LED灯具设计的操作测试。发现台湾文创商品设计上常运用到隐喻手法。从较为抽象的文化概念与具象化的文化器物中提取诠释，可开发出功能、造型、文化意涵相结合的文创类产品[12]。

二、研究范围及样本

一、“在台马华文学”的发展谱系

从1950年代末以来，海外年轻华裔学子来到台湾完成大学和研究所学业，为台湾高等教育带来一股新气象。其中又以马来西亚（含马来亚、英属婆罗州的沙巴、沙捞越）地区学子在台深造期间，投入创作，发展文学事业，最值得注意。随着这些马来西亚的文艺青年参与或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发表各文类作品、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出版作品集，并展开马华文学的批评和论述，其长期累积的庞大生产与文学效应，显然已在台湾文学场域内形成颇为特殊的文学传统。如此清晰可辨的马华文学社群由此产生，并逐渐以“在台马华文学”型态在华文文学领域占据一个颇受注目的位置。严格说来，“在台马华文学”的发展已有40余年的历史。早期习称的“侨生文学”、“留学生文学”、“旅台文学”，表现了这支从校园到文学奖而崭露头角的文学创作队伍的组成生态。近年经过张锦忠教授以“在台马华文学”为其正名，这支从1960年代渐进形成的文学创作队伍，透过各类型的书写在台湾文坛建立自身的写作传统，替台湾文学形塑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随着这些马华创作者的两地往返、落地生根或长期迁居，他们的作品持续对南方故乡的回顾与创新，探寻热带雨林的历史伤痕与奇幻想象，辩证族群政治和离散华人的文化和家国认同，以及面对台湾在地经验的撞击与融入，离散、忧患及故乡/异乡的回旋摆荡，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特殊的写作风格和蓬勃的生命力。恰恰这样的文学传统和地域风格，在台湾形塑了热带风情与文化想象的文学窗口。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台湾大专院校和文坛冒出头的“星座诗社”和“神州诗社”，这两个由马来西亚侨生为主体的社团，开启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组织和参与文学社团的传统。他们的文艺情怀，积极投入文学和出版活动，气象颇为壮盛，深刻改变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意义。在此同时，几位重要的马华小说家李永平、张贵兴和商晚筠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角逐两大报文学奖，并有获奖的记录。他们的早期作品接续出版，李永平的《拉子妇》（1976）、商晚筠的《痴女阿莲》(1977)和张贵兴的《伏虎》(1980)都展露了无比的才气，奠定了这些小说家日后在台湾的写作事业。其中李永平借《拉子妇》的出版，深入描写婆罗州雨林内部的原住民妇女和族群矛盾，算是第一位在台湾诉说雨林故事的马华作者。尔后更以《吉陵春秋》（1986）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推荐奖，赢得亚洲周刊读者票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而张贵兴的《群象》(1998)入围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决选作品，并获得读者票选奖第一名。二人的小说创作多年持续不辍，既缔造了文字美学形式的高潮，同时也开创雨林的文学视野。二人已是在台马华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家，同时也是评论家眼里台湾或华文文学领域内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到了1980年代，曾在大学修习园艺，并在1972-1974年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系的潘雨桐，也在80年代初期进入文学奖获奖行列。其时他已离开台湾且脱离学生身份多年，却重新在台湾文坛登场，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因风飞过蔷薇》（1987）和《昨夜星辰》（1989）。如此经验说明了“文学奖模式”已是新一代马华作者介入台湾文学活动的重要方式。从80年代末迄90年代末的10年间，一批在台湾文坛深耕的马华作者如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辛金顺等人，先后获得多个文学大奖而受到注目，并持续以质量并重的创作，奠定了新世代马华作者的气势和能量。这批作者大多写诗和散文，但其中投入小说写作的黄锦树，则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马华题材，开拓了独具视域的马华小说风貌。事实上，这批以文学奖崛起的作者也同时代表着另一个世代的马华作家的台湾经验。他们除了写作，同时研究教学，投入马华文学论述的行列。另外，他们来台念书多在80年代中后期，成长和写作背景除了意识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的族群政治和华人困境，也见证了台湾解严转型的社会脉动。复杂和多重经验使得他们的文学认知不同于之前的在台马华作者，文学想象直视马华政治、族群禁忌、华人文化意识和历史议题，同时也凸显自身流动的离散位置，文字考究的书写形式。在台湾文学视域之外，他们展现了徘徊在南洋性（Nanyangness）和中国性（Chineseness）之间的文学特质。这些创作者成功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的作品分量和鲜明风格，先后获得出版社青睐，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集。相关的马华文学选集、评论集也陆续获得出版。除此，自1996年不曾留学台湾的黎紫书，以《蛆魇》获得第十八届联合报小说首奖后，20余年间那些没有台湾背景的马华得奖者陆续登场。他们在得奖之后崛起为新一代的马华写作者，作品发表穿梭于台马两地。这带动了更多留台和未留台的写作者投入台湾的文学领域，甚至因此进入台湾出版行列，其中李天葆、陈志鸿、龚万辉、吴龙川（沧海•未知生）、贺淑芳、黄玮霜等人都先后出版了个人创作，小说尤其是大宗。台湾提供了这些马华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机会，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续投入写作和参与文学活动的重要地域。近年来，由于数位出版的便利，台湾的出版社经由两地作家、学者的穿针引线，推荐出版或作者自费出版了一些马华在地作家如小黑、朵拉、原上草、吴岸、沙河、陈政欣、许通元、冰谷等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有留台背景的马华作家傅承得、李宗舜（黄昏星）、木焱、邢诒旺、廖宏强等人的著作。除了文学创作，同时有马华文学论述著作，以及规划“马华文学奖大系”的出版，借由新型出版形式不但增加了马华作家的出版机会，也改变了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出版生态。这支颇为耀眼的海外兵团，（3）壮大了“在台马华文学”的规模，也持续改变着台湾文学系统内部多元的生产面貌。他们或因此成为台湾的在地作家，或以台湾为出版根据地，形成台湾文学内少见的“附生”或“依存”形态。

二、原乡、雨林、华人：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的马华叙事

论及台湾文学谱系内的马华小说，则以李永平、张贵兴和黄锦树最值得注目。李永平和张贵兴都是出身于英属婆罗州沙捞越（Sarawak）的马华作家。其中张贵兴在1990年代开始借系列雨林故事确立写作风格和叙事类型，成功缔造在台马华文学的雨林标志。他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带有传奇故事的时空体（chronotope），以家族史和国族记忆的格局铺陈离奇故事，具有雨林史诗的架势。从早期带有青春启蒙、梦幻色彩的《赛莲之歌》(1992)，后来演绎华人迁徙、家族拓荒的《顽皮家族》(1996)，以至深入追寻沙劳越共产党历史的《群象》(1998)，或竭尽表现雨林生态和国族寓言的《猴杯》(2000)，或意图在雨林演绎成长故事和传奇色彩的《我思念中长眠的南国公主》(2001)，张贵兴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既引人入胜，又处处凸显其不同于台湾文学现有的元素。这些展示雨林奇幻特色、热带生态、沙共左翼历史，以及带有历史传奇特质的成长小说和华人离散拓荒史的写作，已是华文世界少见的书写。李永平的小说长期经营南洋特质和中国性的辩证，处理婆罗州题材，亦深入台湾都市景观。从《吉陵春秋》（1986）开始，李永平在华文文学领域已受到普遍的注目和赞誉。他以铸造文字般的意念坚持“纯正中文”，追求汉字的美感形式，对中国性/南洋性的离散文化的呈现和展示，既代表了马华在台作家对创作文字的极致实验，亦被归类为台湾现代主义美学写作。尔后的《海东青》(1992)、《朱鸰漫游仙境》(1998)依序实践其“纯正中文”的写作风格，同时铺陈其萦绕不去的原乡乡愁，一个自婆罗州离散的浪子形象，穿梭游荡于台北街头，且设定了朱鸰的倾听者角色。但他在《吉陵春秋》中成功地营造地域模棱两可的原乡，美学化的欲望地理，（4）性、堕落、欲望和原罪的循环辩证和论证，以及受难女性、性别暴力等符号和美学的展演，论者以为这是一部“中国性——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5）精确呈现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特殊的热带景观。“一个中国/南洋小镇的塑像”是大众对《吉陵春秋》的阅读印象，却也凸显马华作家在语言和美学层次意图展示的文字乡愁，一个模仿说书话本腔调世界的“中国性/南洋性”辩证。近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2002）则直接回到婆罗州地景，以忏情的自传色彩开始写作他的“婆罗州三部曲”。到《大河尽头》（2008、2010）上下册的完整出版，李永平以散布在婆罗州地表上的族裔、鬼魅、性欲等传奇元素，揭开殖民和战后的雨林奇观和成长故事，开展雨林书写的大河叙事。从气势磅礡却又幽婉动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诉说的家乡经历和少年记忆，引导读者走入他的个人成长世界和婆罗州经验。小说的飘零情调和原乡想象，交织着从婆罗州、台湾和纸上中国循环构成的离散的原始激情。这一点恰恰被论者视作20世纪华文文学内独具风格的“浪子文学”。（6）1990年代在台马两地开始为人熟知的黄锦树，他的小说长期表征大马政教环境、华人生存寓言和历史伤痕，关注马华文学生态、华人移民的处境和命运，无论题材和思想，其颠覆、戏谑和后设技法和饱满的历史忧患，既迥异于两岸三地的小说格局，也不同于马华当地以写实为创作主线的小说特色。黄锦树小说已在试探或建立另一种马华小说的写作经验，在审美趣味和文学风格上，皆凸显了马华小说在台湾文坛的特殊位置。他同时在大马及台湾两地推动马华文学论述，成为创作与论述并重的在台马华作家。从《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瞑》（1997）开始，他的创作关怀与学术眼界交织的复杂脉络——总不自主的边缘意识（客观被迫或主动就位），凸显其双乡的流动身份，以及反骨与颠覆传统的企图心。他的小说挑衅政教禁忌和出入文学史观，引领台湾在地读者进入不甚熟悉却又别具魅力的马华视域。尔后《由岛至岛》（2001）、《土与火》（2005）的出版，展现了种种带有不同流亡和错置脉络的故事，意图重建一个马华文学隐喻式的精神原型：南来与离心。无论是历史性的迁徙，或因为远离中原的境域，或大马政教结构性排挤下的离心，由此生发的悼亡、愤慨、无奈、悲凉等复杂情绪，因而形成抑郁、嘲谑等不同形式的小说面目。然而，这些无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学史表述的“心灵史”，却因此在黄锦树小说世界凸显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症状”和“狂欢形式”。

三、翻译马华与台湾热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