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范文10篇

[关键词]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

[摘要]根据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一项社会活动的运行是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合理作用的结果。太平天国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属于正式制度安排，它是在非正式制度安排即由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所包含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断加深，遂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经济政策逐渐背离，导致了其后期经济绩效的严重不佳。

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EconomicPolicyandtheCultural

ConflictbetweenChinaandWest

KeyWords:TaipingHeavenlyKingdom;economicpolicy;formalsystemarrangement;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

Abstract:Accordingtothetheoryofmodemnewsystemeconomics,themotionofasocialactivitydependsontheresultantforcesof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economicpoli-cywas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cameintobeingonthebasisoftheethicsnormof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achievedsomeeffectintheearlydays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Withthedevelopmentofconflict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thatwereconstantlycontainedin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socialideal,thepolicygraduallydeviatedfromitsrealisticeconomicaleffectinthelaterperiod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

[关键词]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

[摘要]根据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一项社会活动的运行是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合理作用的结果。太平天国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属于正式制度安排，它是在非正式制度安排即由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所包含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断加深，遂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经济政策逐渐背离，导致了其后期经济绩效的严重不佳。

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EconomicPolicyandtheCultural

ConflictbetweenChinaandWest

KeyWords:TaipingHeavenlyKingdom;economicpolicy;formalsystemarrangement;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

Abstract:Accordingtothetheoryofmodemnewsystemeconomics,themotionofasocialactivitydependsontheresultantforcesof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economicpoli-cywas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cameintobeingonthebasisoftheethicsnormofinformalsystemarrangement,andachievedsomeeffectintheearlydays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Withthedevelopmentofconflict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thatwereconstantlycontainedin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ssocialideal,thepolicygraduallydeviatedfromitsrealisticeconomicaleffectinthelaterperiod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弗洛伊德对军队和教会的心理学研究对太平天国败亡的心理因素做了集体心理学解释，认为太平天国作为军队与教会的集合体，其内部的心理纽带在两个方向上相互纠结和影响，天京事变使得一个方向上的基础遭到破坏，直接影响了另一个方向上的关系，这源于太平天国政权结构与教权结构的固有缺陷，也和拜上帝教固有宗教理念中的消极因素有关，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太平天国；心理群体；权力结构；宗教理念；集体恐慌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以基督新教为革命工具的运动，按照费尔巴哈的解释，宗教就是自然，人们把所依赖的自然提升到意识中去接受就成为宗教，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人们依赖感的存在，是对自己说不清但又必须依赖的事物的崇敬，而这种依赖在某个空间内只有一个1。施莱尔马赫甚至将宗教解释为一种“绝对依靠的感情”（feelingofabsolutedependence）2。宗教力量是太平军“圣战”热情的来源，也是太平天国群体认同3的基础。应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太平天国的败亡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第三共和时代的保守派勒庞（GustaveLeBon）在他的成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4这种特点可以解释一个心理群体形成以后有别于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行为，例如，人们可以在宗教狂热情感的驱动下“慷慨赴死”，可以采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无辜的人而无动于衷，群体行为的恶劣与个人私欲之间的关联可能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无法单纯从人性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勒旁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因数量因素造成的集体非人格化特点所形成的“法不责众”心理；二是心理感染性所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催眠；三是群体心理的暗示感受性造成的意志与识别能力的降低5。简言之，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伴随的是个人情感的增强和理智的减弱。遗憾的是，勒旁只是对一种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做了描述，并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服从本能，这就如同是说，人们之所以出现催眠现象是因为他们会被催眠。从某种意义上说，勒庞是问题的提出者而弗洛伊德是问题的解决者。弗洛伊德并没有对催眠这个本身需要解释的问题做出生物学考证，而是采用了一个反向推导，从群众理论的末端出发，以高度建制化的团体着手，再扩展到街头群众，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群散乱的人员不是可以随便构成一个心理群体的，那么，这些群体成员心理的纽带是什么，是谁在起着催眠师的角色？弗洛伊德选择了教会和军队这两个团体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种群体都必须有一种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或者阻碍其结构的改变，维系这种高度建制化团体的心理纽带一旦破裂，这个群体就归于瓦解。弗洛伊德指出，这个纽带是力比多性质的，这种人类的本能是一种性本能，或者叫爱的本能、爱欲，认同是最早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人在早期家庭生活中形成的6。这种群体的心理纽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错觉，也就是，在一个教会和在一个军队里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前者是基督，在后者是司令官。一旦这种错觉消失，该心理群体必将崩溃。而为了维持这种错觉，头领必须以平等的形象出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成员，所以，基督面前人人平等，而司令官则像父亲一样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士兵，这样就在该人为群体中构建起两条心理纽带，一条藉由效忠观念和长官相连，一条藉由平等观念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相连，“假如每个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样一条强烈的感情纽带束缚着，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认为，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个人在人格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变化和受限制的现象。”7心理群体中对于领袖的认同和对于群体成员爱欲认同关系共同维系了该心理群体的存在，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结论。

我们无意对于弗洛伊德的结论做出修正，而是想借助于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一些情况对于这种心理纽带的存续做出说明，之所以选取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个个案，因为太平军既是军队又是教会，军权属于世俗权的范畴，把握在杨秀清手中，而身为教主的洪秀全同时又是世俗君主，世俗权与教权相互纠结，相当于西方中世纪政权与教权之争的一个缩影。我们要关注的是，当一个组织内部兼有两种权力的斗争时，心理纽带的一个方向对于另一方向的影响以及纽带破裂的条件。

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所谓“谶谣”，是一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至近世太平天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相对性的高潮，甚至影响所及，过后还有人热衷造作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本文即拟对相关情形进行概要的考察解析。

一

这个时期生发的谶谣，是以清方与太平天国对立、争斗的情势为中心题材的。具体看来，内容上起码涉及下述一些典型方面：

一是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譬如有说当奕zhǔ＠①即位改元咸丰之时，有童谣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争山打破头（tóu＠②）”（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1页。）这显系一联拆字谜式的谶谣。其“谜底”，前一句为“咸”，后一句为“fēng＠③”（“争山”的两“丰”与“主”字象形，破“tóu＠②”则为“豆”字，合为“fēng＠③”），寓意为咸丰年间要出现两主相争的乱势。又有记载说，咸丰初年北京出现“今年不算苦，明年二三五，城内莲花瓣，城外一片土”的谶谣。有论者分析说：“这反映其时北京人心惶惶，预言大劫将来。”（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又有说，“清道咸间，江宁童谣有‘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之语。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后洪氏都金陵，语悉验。”（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303页。）甚至还有说明朝的黄檗禅师即有预言诗云：“亥逐元讹二卦开，三三两两总是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一扫平。一纪刚周阳一复，寒冰空自惕兢兢。”（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其隐寓清咸丰年间要有从太平军（红巾）到西北回民（白帽）起事的发生，随后则有“同治中兴”之局。更有甚者，署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撰，清朝金圣叹注的《推背图》中，竟有“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其“颂”则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飞。”或解释说：“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tì＠④发，太平蓄发也。曰太平，所立国号也。王杀王，谓诸王相并。洪水滔天，谓天王。苗不秀，梦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虽英明，事终不成也。”（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

二是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以有关北伐战事者为例，据清方人员记述，咸丰三年五月间“贼未北窜之前”，河南地方上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一阵烟。”所谓“一阵烟”，当寓败意，而当时北伐太平军是在豫境，要继续北进，记述者预言“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51页。）。还有清方的记述说：“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也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按：指僧格林沁）也。”（注：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三二，《前事略》二。）

三是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如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因常州被太平军占领，清朝方面感到江南形势更加糜烂，当时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说：“先是，有谣曰：‘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门关。’妖谶如此，亦可异矣。”（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这也是一拆字式的谶谣，所谓“人丁口”，合起来为“何”，隐指两江总督何桂清，当时因清江南大营全溃，其人遁出驻地常州，并且在临行时枪击跪乞留守的绅民，常州要地失守，在清方看来不啻陷入鬼门关。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建都之前，江南即有“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的童谣。有的研究者解释，这也是隐指何桂清的，“何桂清字根云，根不深入泥土，却悬之云中，可比虽为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历来驻节的根本之地南京却在太平天国手中，他只能流寓常州，亦犹丹桂之不栽入泥土，而插入瓶中，皆无根也。无根岂能成事？”（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372页。）再如，有记述当年四川有谣云：“四川土地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按记述者的解释，“硝磺”分别是隐指记名按察史萧（俗写作“肖”）启江和记名道员黄醇熙，“马生角”则隐指骆秉章（说是“角”、“各”音近，“马”、“各”合起来为“骆”），此谣预言在石达开兵临四川清方组织“援剿”时，萧、黄两人皆无功而亡，总督骆秉章“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笔者按：实在同治二年）四月禽（擒）石逆于紫达，蜀乱始平”（注：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第22页。）。

本文作者：石志新工作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这里讨论的刑法制度,主要是对罪名和刑名范畴问题的探讨,即对太平天国政权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及相应的刑罚办法的研究。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天国的立法活动及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

一、立法活动及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曾进行过一些断续的立法活动,但不曾编订颁行系统规范的天律或刑典,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刑法制度方面的资料十分零乱。早在金田起义初期,曾颁布过1款天条和太平条规。从内容看,十款天条前四条讲的都是拜上帝教的宗教诫规行为,而后六条是5原道救世歌6所举六不正的条文规定,在平时可作为要求人们的生活规则,战时就变为刑律了。至于太平条规,可分为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十条,属于军律范畴。但太平天国刑律的特征是:宗教诫规与国家刑律不分;军律与民律不分,军律治军亦可治民。所以将1款天条和太平条规称之为早期的刑律,也就说得通了。至1858年左右,洪秀全亲自编订过刑律,内容有十诫、十斩、十除,共三十条。上海博物馆所藏从江苏金坛发现的黄绫墨写的5邴天福令6文中,也有四十天法的话语。因此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天王所订刑律三十条的基础上,又加了十嘱的新内容,遂成天律四十款。另外,浙江秀水人沈梓曾记载,1861年夏,他经过白雀寺,见有贴出的天王颁布的规条,共有十诫、十嘱、十除、十斩等四十条。至于各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沈文无载,他只是言其大概说:诫者,诫人犯教中之禁也;嘱者,劝人从其教也;除者,除去恶习,如乌烟、花酒、释、道之类;斩者,斩违其教也。这样看来,1858年至1861年间,太平天国中曾颁行过由天王制订的刑律四十条。曾在天京任职的罗孝全说,辛酉年(1861年),太平天国曾刊印过刑律º。据曾在天京生活了十一年,并与天国的上层领导人多有接触的沈懋良称:天律一百七十五条:天灯者三,五马分尸者三,斩者四十一,杖者五十二,鞭者七十八»。而吴县文士谢绥之曾于1863年随清军进入苏州城后,先收图籍,得备见贼人著述,事涉诡奇,随笔摘录¼,编成5血丛钞6一本,言称亦见到天律,所列条款内容与沈懋良所言俱同½。不过迄今未发现罗、沈、谢三人所谈的天律的具体律文,故难论其详。这样就在文献记载上出现了天律四十条与天律一百七十五条的差异。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估计不在记述者的主观因素方面,显然是天律自身的混乱和不成熟所致。至于清人张德坚汇录刊行于5贼情汇纂6的刑律六十二条,完全是糅合了十款天条和太平条规的法意,增加了若干新议律文和主政官员的禁令¾而成的汇集。除此,我们在爬梳资料中发现,定都前后,出于政治生活和宫廷生活的需要,洪秀全写的一些天父诗和天王诏旨,以及整肃后宫制度的规定,也有很大的法律效力。另外,天朝规定的对惰农的惩罚办法,有关诏谕中关于禁止私酿白酒、偷种烟草的禁令,以及对农商民户抗税、偷税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亦属于肃军律民条款的范畴。从散见的律文看出,太平天国刑法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它突破了魏晋以来以礼入法,封建法规受儒家礼教思想支配的立法原则,而确立了以信基督、拜上帝为指导思想,以轻教化、重刑罚为体系的立法原则。也就是说,洪秀全利用神道设教方式发动了起义,又用神道设教方式维护其统治。拜上帝会尊神天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要求人们只能崇信上帝,反之是获罪于天。规定,凡礼拜颂赞、朝晚敬拜及其他祷告活动中其若有违犯仪规行为者,就是得罪上帝,要付诸刑典。洪秀全捧起上帝这一尊神要人奉拜的目的,不在宗教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说穿了,与其说要维护天父的尊严,不如说要维护天王的尊严,按其说教,奉上帝遣命下凡作真主的天王以及辅佐朝纲的东王,都是天父之子,对他们也要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反之,对天王和东王等人的不敬、不顺、不忠、不恭或冒犯行为,都与得罪天父同论,要处以极刑。看得出,这是君权神授思想在天律的反映。与上帝对立的是妖魔,诸如中国民间信奉的释道宗师、菩萨、阎罗、龙王以及儒家圣哲,皆属邪神妖魔之列,是罪恶的代表,均要杀(捣碎)。而从事迷信活动或宗教活动的卜、祝、巫、僧、道等,也都是生妖,是刑法打击的对象。禁止民间岁时节令进行祭祀斋醮活动,犯禁者就是信拜邪神,是违犯天条的行为,要绳之以法。从而进一步引申为,凡粉色、烟、酒、戏、娼、优、奸、赌八项活动,都在所谓的十九项生妖之中,干了这些事的人也是妖,要付诸刑典。同时又把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引入法规,规定凡奸淫者是最大的违犯天条行为,对之惩处甚厉。总之,太平天国的刑法是为其政治信仰服务的工具,它给天国政权的暴力行为涂了一层拜上帝教的神权化的油彩。使用重刑治国,成为太平天国刑事的立法中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太平天国虽然是起义的农民军创立的政权,但它并没有放弃封建社会的刑罚制度,而且还集春秋以来所有最残暴野蛮的刑罚屠杀手段之大成。特别在杨秀清主政时期大搞神权政治,习惯于假天父之名滥施刑罚,威慑朝内。其所行圣库制度和男馆女馆制度,完全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正常秩序,使人们在心理和习惯上皆难以接受,一时触禁犯法者甚多。为保证这些偏激政策的实行,杨秀清等人又使用轻教重刑手段,以杀戮、杖笞代替行政教育,造成了天国之民动辄陷刑的恐怖局面。

二、残酷的肉刑和死刑

太平天国奉行重刑主义,特别在杨秀清主政时期,一直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其所推行的离法者罪、犯禁者诛的法治特征十分明显。就律文中所列刑名而言,太平天国不用隋唐的五刑之法,而分生刑和死刑两类。所谓生刑,实际大多是刻裂肌肤、残断肢体的残酷的肉刑。这样,有关文献中所称太平天国有生刑和死刑之法的提法就不准确了,实际可分肉刑和死刑两类。肉刑主要为枷锁、鞭笞、杖责,皆属常刑;又有反弓、踩土棍、上鹰架、太师椅、跪磁锋、跪火练、熨斗烙背、火练缠腰、斩足、挖眼等,皆属法外酷刑之法。死刑以斩首为主,又有五马分尸、点天灯等,这是律文所规定的刑名。另外,又有若干法外刑,如剥皮、椿沙、吃酒、凌迟、铁杵、顶车等À。11肉刑肉刑中最常见的是杖责,刑具有大小板之别,量刑自五板至二千板为止。诸如女馆妇女逃走被捉、长官传令讲道理而属下无故不到,值更兵士贪睡,兵民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背诵天父诗和天条文者,俱受一百至一千的杖责科罚。特别在杨秀清主政期间,杖责成为他滥施刑威慑服朝野的工具。卑下官员、士兵和民众偶有纤微过失,便痛加捶楚。甚至假天父之名对贵为天王之尊的洪秀全以及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也数次跪杖责。杖责之滥,由此可见一斑。鞭笞与枷锁往往并用。所用枷锁轻重无定式,枷锁时间短则一日,长可达七周。若男子入女馆,无论儿子探视母亲或丈夫探视妻子,皆属违犯天条,轻则枷责,重至斩首。另外士兵有吸黄烟者施以枷责,并以烟具置枷上,荷之游街。原来规定凡吸食鸦片者予以斩首;后来驰刑限期戒毒,规定限后一月内犯者枷三个礼拜;两个月内犯者枷七个礼拜;三个月内犯者杀。枷锁游街时,令一人鸣锣于前警众,一人持藤条于后驱赶。枷锁游街之法,具有肉刑与精神刑的双重性质。太师椅、上鹰架等,皆属非常酷刑,用于审问不肯轻易招供的案犯。如上鹰架就是将犯人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又用纸燃烧油滴鞭破处,或以灼锥刺臂股。受刑者呼号怨惨,乞死不得,几于无问不承Á。最残厉的酷刑还有跪火练、烙背等。当年天京男馆女馆中有人因天热生疮长虱而剪了发,结果被诬构为通妖,施以酷刑逼供。所用刑法除踹杠杖责外,或将手足反接背置铜炉,用火之,呼惨之声,不忍入耳。或将衣服脱尽,用铁练烧红,向胫一盘,但闻油渍铁声,肉皆糜烂。或用火著烧红,刺入股内,或锥进谷道,亦皆号叫万状,濒至于死Â。太平天国的肉刑之法,还有斩足、挖眼等,施刑范围也较广泛。甚至为移易某些生活陋俗,也不惜动用酷刑,如太平天国禁止妇女裹足,规定凡女馆妇女不去裹足布者,一经查出,轻则责打,重则斩脚。但更荒唐的是杨秀清曾令一些被阉割的幼童裹脚,有一童子不肯,即斩脚示众。据文献所载,太平天国也实行过宫刑。即攻破南京后,将俘获的一批清朝官员的子弟予以阉割,因手术不得法,大多惨死。这一做法本质上是古代刑法中将重犯子弟刑之以宫的恢复。从以上叙述可见,肉刑在太平天国刑罚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文帝实行刑法制度改革,废除肉刑。此后,便不断出现肉刑复活论,更如五代、朱明之世,确也恢复了若干肉刑,但莫若太平天国刑罚中的肉刑使用得这么滥,这么残酷!21死刑死刑中最常用的是斩首。笔者从所见文献中辑出科以斩首的律令近百条之多,大体可分为以下七种情况:第一,违犯军纪军令者处以斩首。如规定扎营之时,各衙馆兵士工匠如发生争吵斗殴、私自过馆或在别馆寄宿、黑夜逃走被捉,处以斩首;行军之中,不认队旗,越次争先,耽延退后者斩首;交战之时,不按鼓令进退者斩首。兵士工匠妄讲谎言,惑乱军心,私卖火药者斩首。第二,犯抢劫奸淫罪者斩首。按天国律法,凡奸淫抢劫,皆属违犯天条,法律禁止甚严。如规定:凡有人假冒官兵私打先锋(抢劫)者斩首不留;凡烧毁百姓房屋者斩首。若发生强奸,将男人斩首,妇女释放。如系和奸,男女皆斩。如果兵士中发生鸡奸事,年龄十三岁以上者两人皆斩,十三岁以下只斩行奸者;如系和奸,两人皆斩。杨秀清一度用重刑惩治强奸犯罪,规定老兄弟犯强奸者处以五马分尸。第三,凡有敢犯洪、杨等规定的别贵贱、分尊卑的名分等级制度者,处以斩首。定都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为维护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制订了一整套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以重典作为维护这一制度的工具,在5太平礼制6和5太平刑律6中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检点及指挥各官轿出,朝内军中下级官员兵士回避不及,冒冲仪仗者斩。又为了维护天王尊严,规定朝内军中各官未经奏准,擅入天王府者斩首;臣下有敢谈及后宫娘娘的姓名位次者斩不赦。有犯天父、天兄、天王名讳者斩首等等。第四,一些文化方面的行为触犯刑禁者斩首。如规定教习诵念古书,演唱的戏,视为变妖,按律斩首。太平天国又行焚书殄物政策,规定凡儒、释、道著作造像,尽行焚毁,如有私藏者,法当斩。清朝官服、官印等,名为妖物,一概焚烧,若有保留者,搜出斩首。第五,衣饰饮食方面的行为触犯天条者,处以斩首。金田起义时,太平天国就倡行留发易服,表示与满清决裂。所以规定兵士工匠凡剃发刮面,皆是不脱妖气,要斩首不留。凡聚众饮酒、赌博及私议军事,一概处斩。另外,定都之初对军民中的吸食鸦片者,究处甚厉。曾有烟鬼周亚九等吸毒被捉,全被处以斩首。第六,一些经济方面的行为触犯刑律者,处以斩首。如在永安时期颁行圣库制度,要求凡缴获的金银、绢帛不得私藏,违者斩首。定都后,又把这一制度推行到民间,规定百姓有私藏金银者斩首。为督励耕作,规定若有惰农废于农事者,视情节予以杖责或斩首。为筹集粮饷,又规定农商民户有严重抗税偷税行为者处以斩首。第七,其它方面的言行触犯法律,刑以斩首。天国规定,衙馆兵士工匠,凡私盗关凭,私藏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凡各馆书生编造歌谣诗文,煽动惑众者斩首。无论官兵,凡自杀遇救者,亦必斩首。除上列各条外,天国还曾兴起文字狱。如杨秀清作寿,有人送对联云:一统江山,五十七里有半;满朝文武,三百六行俱全,遂被屠杀。按太平天国刑例,凡处以斩首者又按犯罪情节或主刑官喜怒,有枭首和抬首示众之法。枭首又名持红,原于封建社会的极刑之一。所谓抬首示众,是以筐篮盛首级,命二人抬筐,一人鸣钲,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斩首示众,遍行各馆各营,欲达到恫吓慑服、杀一儆百的作用。死刑中的五马分尸、点天灯等,属法内极刑;剥皮、吃酒、椿沙等,皆属法外极型。规定凡反草(反叛)、通妖(通敌)、带奸细入城、张贴反对太平天国的标语、盗卖圣库粮物、冒犯天王或东王,皆以极刑处死。所谓五马分尸,类于古代的车裂。不同的是车裂是在人死后而分裂肢体,但天国的五马分尸却是将活人分裂而后死。行刑办法是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撕裂人体。据李秀成告示所称:天京织营总制吴长松勾结清兵,朱九妹私藏红粉,周锡能首谋叛变,陈先进等七十余人通敌以为内应,皆被五马分尸。点天灯者,是用棉絮或麻纸包裹其身,灌以桐油,悬高杆上,纵火焚之。据载,某一太平天国军将领因为打了败仗,按军法当斩,但其出语不逊顶撞天王,天王谓其得罪天父,创此刑以为谢。还有一名不甘受玷辱的李氏女,在发内藏小刀刺伤杨秀清左肩,结果被刑以剥皮后又点了天灯。所谓吃酒,即以滚油灌入犯者肠肚,受刑者滚动号叫而死。又行剥皮或椿沙之法。另外,太平天国称凌迟为穿大红袍,似亦有凌迟之刑。除此,惩治宫内犯妇的极刑还有铁杵、顶车等刑名,其残忍野蛮之状,不可笔述。上述各种极刑,隋唐以后偶有见闻,但太平天国时期大量援例使用,反映出其刑法的苛猛惨毒。除刑及自身外,太平天国又行株连之法。如杨秀清曾规定,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太平天国将领的谕令中也常见一些一家长幼、均斩不留、全村剿洗等恶狠狠的语言,这也是曾行株连的佐证。鉴于此,洪仁曾主张罪人不孥,就是为了纠正株连弊政。太平天国的审讯刑戮程序也很不健全。当初,量刑多不以故意、过失、偶然、一贯为标准。所谓审判,也仅是由杨秀清假天父之名指某人反草、变妖,或者由王、侯言某人违犯天条,皆可成罪。后来有人觉得如此做法过于草率,便形成规定,行刑之先要审讯录供,层层转报天王取旨后,由翼殿刑部尚书盖印,到天牢提人执刑。石达开出走后,具体执刑部门转到殿前刑部。

一、历史阐释和叙事主题

所有叙事哪怕是最荒诞的虚构故事，总是蕴涵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就是叙事的主题。这种意义使叙事的想象性虚构超越纯粹的谎言，而获得某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普遍真实性和哲学意味。

对于历史叙事来说，主题便是叙述者藉以把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史料贯联并赋予其意义所阐释的观点。对于一部电视剧形式的宏大的历史叙事来说，叙述者的情况远比小说作者要复杂得多，集体性的创作方式、政治性主流话语的干预、商业性营运机制带来的大众参与，都使叙事者必然作为一个多重价值的联合体而存在。这就使得历史无法像传统叙事一样，在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价值逻辑的统一观照下进行阐释。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涵养和良好艺术悟性的历史小说家，张笑天在叙述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件时，对历史叙事文化传统的珍视和艺术创作风格的追求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创作谈中溢于言辞间的历史悲剧意识，对悲剧英雄所倾注的悲悯之情与恻隐之心，以及对深厚的历史意境的追寻，无不标识出他试图摆脱现时各种历史理性法则的羁绊，回归传统的努力。

在传统那里，历史是一场场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冲突中的群体双方成也好，败也好，俱是天意，突显出来的英雄人物善也罢，恶也罢，任人评说。历史中的个体生命作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是无奈的，因而也是值得同情，应当宽宥的。历史的悲剧早已决定，叙述历史悲剧的意义就在于展现悲剧英雄的人格魅力和人物命运在自身性格发展中，在与群体生命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冲突中，以及神秘的天意面前所获得的无限丰富的生命意义和永恒的生命价值。张笑天为之倾倒的太平天国神韵，便是这种令人遐思无限的深远的历史意境。这也是我们民族为之倾倒的历史以及历史叙事本身的神韵。⑴

同时，时代精神赋予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批判意识又使剧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本身并非历史的进步，它所代表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以及施行的社会制度和法规，比作为其历史对立面的清政府更为野蛮落后。这固然主要是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但天国英雄人物性格自身的弱点：专制、凶残、欺诈、贪鄙、腐化，他们身上这些典型的民族负面性格中最恶劣最危险、也最富于感染性的特征，对天国社会“远远超过清王朝”的“等级压迫制度和不讲人道的法规”⑵的施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张笑天的英雄悲剧意识所无法忽略的，对历史主体的无限的宽容，造成的只会是“整个民族作为无辜害人者和无辜受害者的无尽更迭”⑶。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笔下的狂人眼中令人绝望的历史的恐怖，才有了疗救痼疾的理性批判。然而，痼疾毕竟是历史长河沉积于文化的普遍存在，在时代社会罪恶的浸染下无限膨胀的结果。如同启动的“一个巨大的飞速转动的机器”，上面的人“谁也不能叫停”。⑷

一、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方法首先，对苏州，南京，宜兴等地太平天国艺术的现场资料进行拍摄、绘制，并对现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充实第一手资料。其次，针对太平天国装饰艺术，在其分布、艺术风格特点分析上结合太平天国史和太平天国建筑的理论知识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对其艺术特点和风格运用系统学方法以及对比与事实论述的手法进行详细的论述。

2.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是对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的一个综合研究，太平天国艺术种类涉及壁画、彩画、版画、雕刻、缂丝、刺绣、书法、印章、装帧八种。地域涉及苏州，南京，宜兴等地。时间跨度为十九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的将领们非常注重建筑及其装饰，并且大力提倡和发展艺术，并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装饰艺术手法与形式，装饰了苏、浙、皖等地的王府及军事建筑，他们“无一不绘”的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特点随处可见。这对于清末萧条的社会状况而言，太平天国各种装饰艺术的出现，无疑再度向世人展现了太平天国注重装饰艺术的程度。因此本课题的目标是要对太平天国装饰艺术进行一次综合性的研究，包括从其形成的社会背景、现状分析、艺术特征、文化意蕴，从而强调对其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3.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创新之处（1）对太平天国绘画艺术研究，绘画艺术包括壁画，彩画，版画等，是太平天国装饰艺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反映太平天国艺术成就的门类。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这样论述：“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得到成功，那么他们就可以恢复中国的装饰艺术，特别是那些自满清统治以来已经衰微的建筑工程，”所以对绘画艺术的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不仅涉及到绘画风格，绘画题材的研究，更是要对这些绘画的创作者进行一个综合研究。（2）对太平天国刺绣雕刻的研究，以往对太平天国艺术的研究比较重视壁画，彩画等绘画类艺术形式的研究，对刺绣，雕刻等艺术形式的研究比较少，但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天京设有绣锦营、绣锦衙，担任绘壁画和刺绣等工作；设织营、典织衙担任刻丝、织缎工作；设鐫刻营、镌刻衙担任雕刻工作等，是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刺绣，雕刻等艺术形式所存作品较少，所以也是研究的创新之处。

二、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研究太平天国装饰艺术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佐证太平天国艺术是太平天国当时社会生活，革命斗争的一个反映，太平天国作为近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其艺术形式传承了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因而研究太平天国艺术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个一个重要的实物佐证。

一、一相情愿的外交思想

由于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同是信奉上帝，天朝从一开始就视洋人为兄弟，不能清楚地识破他们的侵略行径及其实质，对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1853年东王杨秀清给英国公使文翰的诰谕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1］

此诰谕中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经营商业，悉听其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太平天国来说，几乎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列强的经济文化渗透，因此实质上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列强越来越公开地支持清政府，甚至派兵“助剿”太平军，但天朝的领导者们却仍然认为洋人与他们“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并无虚假损害之念。”“义谊之笃，如同一家。”［2］不光希望列强严守中立，甚至还妄想他们协助灭清，这是天朝领导人狂热的宗教情节在作祟，对同信一个宗教的列强抱有幻想，但后来局势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无疑又是太平天国的一相情愿罢了。

二、彻底失败的上海外交

摘要：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受到极大的动摇，出现了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

摘要：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受到极大的动摇，出现了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