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10篇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作者从我国矛盾纠纷和调解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大调解的来源、概念，以区县为视角，站在党委政府的角度，通过对大调解的目标、性质、功能进行定位，对调解的范围进行界定，对调解的观念、机构、功能、方法进行整合，对管理、程序、行为、结果进行规范，按照相应的逻辑组合，搭建共同调解的合力平台、形成了调解行为的分工负责机制、合法调解的促进和激励机制、非法调解的约束机制、调解方法的综合集成机制，完成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对于矛盾纠纷的分流和化解，缓解法院诉讼信访压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调解立法、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然而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人员老化、手段僵化、效果退化、动力锐减、各自为政，从而使得调解的范围窄、效力低、公信力差，造成使不少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群众在无其他选择情况下只有依靠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矛盾纠纷的出口变窄，因而群众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严峻形势迫使各地纷纷进行探索，*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1]，此后江苏省建立从地市到村组六级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形成社会各方整体联动大调解格局[2]。

一、大调解机制的概念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3]。调解的概念中包含了纠纷原因分析、防止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控制处理矛盾纠纷之意，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不同，调解可分为友好调解、邻里调解、家族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不同种类的调解其性质不同，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已就不同。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有三种理解：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主体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本文所称的大调解是指区县党委主导下的大调解，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而大调解机制是指矛盾纠纷的一系列的程序、制度、规范和章程的总和。

大调解与ADR都能缓解法院审判压力，都能满足多层次纠纷解决的需求，都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对话和协商的解决渠道，但他们还是区别：ADR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包括诉讼外的调解、传统仲裁,还包括法院附设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审判等方式。大调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协调处理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其范围仅限于各类调解,与ADR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而且与我国传统的调解也有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4]。

调解只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手段，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可以调解结案，但也可以以其他方式结案，大调解中含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中的调解，但大调解并不能完全涵盖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大调解是多元化解决手段的一种但并非全部，大调解可以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的衔接起来，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展变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并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式，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积极采用多元化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我县社会经济事业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性ADR崛起的启示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各国兴起了发展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即ADR的浪潮。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之所以在当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为了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压力，它的发展还反映着人类社会和法治自身的一种发展需求。首先，法治社会固然必须有司法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司法垄断所有的纠纷解决。同时，诉讼不是万能的，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样性客观决定了诉讼在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各种社会性、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及其纠纷解决机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在现代法治社会，仍有相当多的纠纷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权利义务关系，而更多的是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在纠纷当事人充分行使意思自治权利时，有可能通过协调达到双方利益的“双赢”，而不一定要通过判决得出非胜即负的结局。再次，ADR机制以合意为基础、以当事人为中心，它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低成本的解纷程序，使当事人可以规避正式的、严格的程序，而通过非正式的、灵活的程序寻求更符合情理的个别正义。可见，ADR是在现代社会日益凸现的效益理念、自治理念和实质正义理念的支撑下而得以蓬勃发展的。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从ADR的国际性大发展中得到启示，思考如何提高社会的整体协调功能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维护法院的权威和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公众解决纠纷的现实需求，维护社会稳定。

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中的基础作用

*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人民调解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传统，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决定将《人民调解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立法机关对此立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坚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充分听取各部门、专家学者和基层的意见、建议，深入地调查研究，对此法作了修改完善。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让人民调解这支“东方之花”更加绚烂夺目。2010年3月3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开发区人民法院揭牌成立，她是武汉市第一家由市司法行政系统与法院系统联合设立的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她的成立标志着武汉市“三调联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是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共同发起，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武汉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2009年以来，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就如何构建区域性大调解机制进行的积极探索，在对武汉市区域性大调解工作的发展变化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维稳防范力量构成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大调解工作推进的战略举措，科学整合大调解力量，调整大调解实验区域，优化大调解机制，开辟了在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区域性调解组织的新途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运行，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市委书记杨松、市委政法委书记胡绪昆对我市大调解工作的实践与创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求进一步研究和推进。作为人民调解基础上再提升的矛盾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在社会转型多发社会矛盾特定环境之下应运而生，区域性调解机制更是司法行政系统在参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一项实践和探索。笔者依据区域性调解机制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摸索，以及对武汉市部分城区、武汉城市圈、孝感市、云贵等地区的区域性调解机制的调研，仅就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提出一点思考与启示。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动态性、关联性、聚合性的新特征。对此，只有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才能有效地把握社会矛盾纠纷大的走势，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大调解作为“三大建设”之首，成为司法行政系统当前的重要任务。大调解以排查、发现、化解、疏导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为目标，促进整体平安社会的创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区域性调解机制的构建，适逢新的机遇，面临新的挑战。

(二)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深入推进

【提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汇的关键时期，为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全国各地都对大调解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由于没有前车可鉴，大调解机制的某些概念和相关理论一直处于探讨和争论之中，而各地实践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更好地发挥大调解的社会综合治理功能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是亟需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发挥政治优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这一重要指示立足和谐建设，以人为本，顺应了当今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同时承继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实现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使其联通互动、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形成规范、长效的工作机制，是摆在政法工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现代社会构建大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大调解机制的本质在于调解。在我国，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还是近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保障人民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支花”的美誉。

（一）大调解赋予了传统调解新的价值与使命

要和谐，抓调解。由于调解工作具有主动性、便民性、灵活性和亲和性，因而深受中央、省市各级的重视和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广大外来务工者的欢迎。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各类矛盾纠纷也急剧增多，但我市调解工作仍处在部门各自为阵阶段，没有形成整体合力，难以适应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的复杂性（涉及面广）和及时性（需迅速及时调解）的需要。为加强和深化我市基层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我市综治委于2011年年底提出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设想，并开展调研，于2012年1月在廿三里街道进行了试点，2012年4月召开现场会，在全市各镇（街）铺开实施，取得较好效果。

一、构建大调解机制的方案。

（一）关于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平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深化枫桥经验，在全社会倡导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在镇（街）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综治机构的协调作用，整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多种调解方式和信访资源优势，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二）关于工作目标

通过整合基层调解资源，构建镇（街）大调解工作机制，达到“四下降、三提高、二没有”的目标。即民转刑案件下降，信访案件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提高，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没有恶性群体性事件，没有恶性民转刑命案。

大调解机制中诉讼调解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对整个调解行为起着引领和导向、支撑和保障作用，而诉讼调解是由法院主管，除诉讼中的调解外，法院的判决和执行同样会对其他形式的调解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没有法院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撑大调解机制根本无法形成，法院在大调解机制中，应当多角度思考、多层次介入、才能全方位突破。

一、多角度思考，寻求理论创新

（一）澄清三误区，解决认识问题。

1、澄清有违宗旨的误区。有人认为调解一般是以信息、能力和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让步而达成协议，调解一般是帮助强者来损害弱者，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违背了法院司法为民的宗旨。调解确实需要当事人让步，但是并非都是弱者让步，也并非让步必然就损害当事人的权益，追求真相、追求权益必然需要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花费成本和代价，并非每一个真相、每一项权益都值得去追求，各项权益之间常会发生冲突，调解有助于帮助当事人清醒认识、理智判断，及时中止当事人无谓的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的浪费，并非损害而是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体现了为民宗旨。

2、澄清有损权威的误区。有人认为，调解通常以合意来规避强制、以柔性来软化刚性、以保密来限制透明、以灵活来侵蚀规范，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官参与劝说当事人，破坏了法院中立和超然地位，不利于法院和法律权威的树立。国家和法律的干涉并非无限制、无疆界，民事权利本质上是私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调解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避免公权力的浪费，提高了公权力运行的效率；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法律规则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调解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避免与大众情感的冲突，使其不会个别牺牲其稳定，且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法律不承认其效力，从而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法官虽然参与劝说当事人，起引导促进的角色，但最终决定权在当事人，并不破坏其中立地位，相反，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避免当事人的不当上诉、申诉和缠诉，维护了法院的权威。

3、澄清有碍发展的误区。有人认为，搞大调解是不务正业，法官在非诉调解上花精力使案件数量减少，成绩无形，无法定量评估，会使法官的编制、待遇受到影响，从而有碍法官和法院的发展。法官和法院的科学发展并非只体现于办理案件的数量，而是体现于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法官通过大调解可以了解百姓的司法需求，摸索矛盾纠纷规律、积累解决经验，提高诉讼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大调解过滤掉大量的矛盾纠纷，便于法官集中精力关注司法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矛盾纠纷的解决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合理设置案件流程，全程全员调解，便于法院人员类别化管理，形成内部激励机制，有利于法官和法院的科学发展。

摘要农村社会的安定是农村发展、进步与富裕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但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于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由与特征等方面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以诉讼方式解决此类问题产生的耗时耗力的不足，因此从非诉讼方式寻求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调查，探讨非诉方式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完善非诉方式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无疑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