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范文10篇

摘要：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作为诉讼时效的障碍机制，是协调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本身的不完善之处也日益显露出来，例如把起诉作为中断事由引发的问题；中断事由的种类过于简单笼统问题等。本文通过与国外相关时效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中断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起诉请求

诉讼时效期间及开始计算的方法，必然会使债权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只要债务人拖延给付时间，时效期间就必然完成，进而影响自己权利的实现。因此，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必须赋予债权人对时效期间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诉讼时效的中断制度便是对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合理限制，以期有效实现其公平价值的典型机制之一。然而，与其他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仅提出其中几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可见，我国民法所采纳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有起诉、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种。以下就以这三种中断事由为例逐一简要分析。

1.起诉

摘要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实体诉讼权利,但法律禁止义务人做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后进行反悔,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诉讼时效自愿履行时效抗辩意思自治

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是为了满足工商业文明社会中社会信用的剧增和信用保障的需求,是为了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牺牲个体利益的制度安排。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义务人对抗权利人诉讼主张的一项特有权利,但当义务人做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此规定看似同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初衷相背离,但实质上这是立法者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笔者通过对个别学者解读该规定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剖析,以阐述该规定的理论依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三条法律条文涉及到两个法律术语:自愿履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有的学者认为,自愿履行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事实而自愿履行债务后,其不得以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请求撤销该履行行为;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与自愿履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以义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要件①。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学者对于“自愿”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自愿理所当然是指义务人明知或应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愿意放弃行使时效抗辩权,其与放弃抗辩其实是同一个含义的两种语言表示。因为,如果义务人并不知道自己享有时效抗辩权,那么其主观上仅仅具有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不具有自愿放弃时效抗辩权来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换而言之,义务人并不做出有关于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自愿”或“不自愿”的说法。

摘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从此，使债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债权并获得收益，故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债权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权人虽败诉却永远是债权所有者，债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债权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债权并获取收益。当初民法通则的立法者们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成了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邯郸学步[2]。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最高院的大法官们似乎意识到了诉讼时效制度这种可笑的缺陷，却苦于欲补乏术、欲改乏权[3]，江郎才尽之下只好治标不治本地作出一个时效新解释[4]。至今还在为适用范围的扩大而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侵权法[5]的立法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该法设定所有侵权债权，都有可能成为本文所需救济的对象，该法第二条那些自命不凡的罗列，可谓极尽蝇头小利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车薪之嫌[6]。虽说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三大法[7]的立法者们岂是一般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8]，其实根本不用立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目睹了大量债权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的情形，一种对债权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债权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智者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权利性质，决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在因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引起的纠纷中一般应以债权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因为上述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不确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取得的，在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马上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不知道具体的债务人，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宜推定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实践中当债务人以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时，债权人应负有证明何时知道侵害事实发生及谁为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债务人也有权举出反证，证明债权人在某个时间已知侵害事实及确定的债务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债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及债务人的时间。

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而取得，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不能获得预期权利能够即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所以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可以推断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期限届满时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必查明债权人是否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

二、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债权人必须直接向债务人提出债权请求才能认定中断诉讼时效；也有人认为债权人向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人或有关单位提出债权请求也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某些情形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或向第三人提出请求也能起到主张权利的效果，此时债权人虽不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也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民事活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人，包括法定人、指定人或委托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对于有关单位的范围应限制在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单方承诺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能否另行起算

1.某房屋买卖合同规定，出卖人须于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后150天内书面通知买受人，向某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申请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出卖人和买受人共同办理房产证，如买受人不能按法定期限领取《房地产权证》，从出卖人取得房地产《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之日的第180天起，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实际情况是，出卖人于1998年9月28日领取了所建房屋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自该日起加上180天，就是到1999年3月26日，出卖人应当在此前为买受人办理好所买卖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及《房地产权证》。实际上，直到2002年7月16日，买受人仍未取得所买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在这种情况下，当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及交付《房地产权证》时，出卖人可否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为由，拒绝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拒绝交付《房地产权证》？

2.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等规定，出卖人移转所售房屋的占有和所有权为其主要义务。尽管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房屋买卖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购房人占有、使用，但这只是出卖人履行了移转所售房屋占有的义务，只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时因出卖人的原因仍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场合，就属于主给付义务不履行，构成违约，甚至是根本违约。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诉讼时效自合同规定的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据此观点，上述案件中，出卖人有权援引诉讼时效已经完成的抗辩，拒绝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并拒绝交付《房地产权证》。

有的专家不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购房人，就是出卖人履行了主给付义务，至于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只是出卖人未履行从给付义务。在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的情况下，从给付义务不得单独适用诉讼时效，以真正发挥从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佳实现的功能。因而，在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受让人的情况下，即使出让人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自合同规定办理的期限届满的次日开始计算已经超过了2年期间，受让人也有权请求出卖人继续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其原因在于：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等条文的规定，出卖人所承担的主给付义务为移转房屋的占有，尤其是移转房屋所有权。出卖人仅仅把房屋交给了受让人，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届满时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就是没有履行移转房屋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主给付义务，已经构成了违约，诉讼时效的期间应该起算。

有专家说，在实务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情况下是出卖人（基本上为发展商）故意拖延，致使房屋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迟迟未办下来，同时因购房人（大多为小业主）的法律意识不强而往往未于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按照诉讼时效完成处理这些问题，显然使已经交足了房价款的小业主遭受了重大损失。实际上，小业主恰恰值得同情，进而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若保护，就不应认为上述案型中小业主关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权已经罹于诉讼时效。

就我个人而言，也十分同情小业主，但仍然痛苦地坚持上述案型中小业主关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权已经罹于诉讼时效的观点。其道理在于：其一，小业主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及时向发展商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造成诉讼时效中断，从而使其债权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小业主却躺在权利上睡眠，于是，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对小业主再予以优惠的保护。其二，把发展商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定为违约，意味着赋予了小业主追究发展商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且，发展商逾期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给小业主造成严重损失时，小业主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以便尽快甩掉包袱，进行有效益的新交易。其三，如此确定，也是双刃剑，即，使小业主获得较大数额的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额，因为把发展商的违约时间定得越早，其所负违约金的累积或者可得利益损失的数额就越多。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论诉讼时效若干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法律规定的保障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请求权利的有效期限。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就无权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人虽可提起诉讼，但其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故诉讼时效的计算和有关规定直接影响到权利人的权利是否能得到充分实现，现我就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及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和仲裁申诉时效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一、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

（一）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的起算点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述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即诉讼时效届满，债权人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从而实现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法律不保护睡在权利上的人”这一西方法谚正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经典诠释。

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七章专章作了规定，此外，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合同法解释（一）》等也都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指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使先前已过去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事由结束时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是权利人防止其胜诉权因诉讼时效完成而消灭的有效措施。诉讼时效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有否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更是司法实践中需谨慎审查把握的法律问题。如果正确把握了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不但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滥用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也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案例引入

某银行诉朱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银行诉称：1994年12月1日，某工艺木制品厂向原告借款17万元，1997年9月，该厂向工商局办理注销登记，原企业债务均由时任厂长的朱某承担。现上述借款早已逾期，多年来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但均无结果。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原告向法院提供了贷款催收通知书八份、六位证人出具的有关催收贷款的证明一份、通知书及公告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自借款到期后，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被告朱某辩称：对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承认至2000年8月止，原告先后八次催讨，但之后10年间，原告从无催讨，被告认为原告应提供相应的催讨通知单，原告提供的六位证人书面证明具有伪证嫌疑。故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过二年的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因在原木制品厂被注销营业执照前，该厂尚未向原告归还贷款，在被注销后，原告继续向被告朱某催收贷款，催收方式包括到被告朱某的住所地和原木制品厂查找朱某本人，并向所在村委和村干部打听了解被告下落，但由于被告外出避债，致使催讨工作未有成效。法院审理认为，在2000年之后10年间，由于木制品厂已被注销，企业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外出避债，原告一直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被告的下落，这已为三位证人的当庭证词所证实，也能证明原告一直没有放弃对逾期贷款的追偿权利，原告的上述行为，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截至原告起诉时止，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尚未超过。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以上案例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即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该如何认定和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做了进一步说明，相对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但在日益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网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断考验着司法工作人员理解、适用法律的能力。

〔论文关键词〕诉讼时效，适用基础，物权请求权

〔论文摘要〕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基础在于切断久远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财产能力和信用评价的不利影响，维护现时交易安全和社会整体秩序。依照该理论，物权的“妨害除去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以及不动产和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之动产之“返还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除此之外的物权请求权均得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确立以来，迄今仍广泛应用。无论基于何种立法例，其适用结果都将对权利人之权利产生减损作用，是一项对民事主体权利限制的民法制度。尽管这与人们通常之民法对权利之保护观念多有偏差，但其却弥久而常青，说明这一制度蕴含着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在我国的研究愈益升温，物权请求权之于诉讼时效得否适用问题也成为一个争点。但因视角各异，各种论争之产生，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诉讼时效适用之基础的认识分歧。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究，并就教于读者诸君。

一、诉讼时效制度适用基础之反思

在笔者看来，对于民法制度的研究，不仅要求得理论与逻辑的自洽，而且还必须以其得否适用于社会的纠纷之解决为目的。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各种纠纷的形成其实不过是各种利益交织的结果，因此相关研究与制度设计其实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利益衡平。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必须贯彻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之利益衡平理念。准此以言，对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之基础的探究，应为诉讼时效制度研究之切入点。

查学界认为诉讼时效制适用基础，可大致归纳如下：第一，维护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第二，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提高权利行使效率，充分发挥物之效用；第三，作为证据之代用，降低诉讼中的证明成本；第四，避免法院查证之困难，以节约司法资源。这些观点及其相关之论述几成当下教科书之“定论”。但若细究，则大有反思的必要。

内容摘要：运用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分析来看，《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身体受到伤害请求赔偿”中的“伤害”，其含义并不包括死亡的后果在内。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分析来看，136条第1项规定的是侵害健康权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而侵害生命权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并不能适用该条文。由是观之，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应适用规定的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而应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关键词：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死亡

一、问题的提出

各国及地区相对于普通诉讼时效规定了一些期间较短的特殊诉讼时效，比如台湾、德国、法国等规定追讨律师费、收取租金等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但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遍查各国民法典，均作为普通诉讼时效，而未见有特殊的规定。但是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却往往被当作期间为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就常常被引为这种见解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持此见解者常用的理由是不论侵权行为致人伤残，还是致人死亡，都是身体受到伤害的结果之一。果真这样的理解正确吗？粗看似乎有道理，其实不尽然。

《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的规定包括了侵权致人伤残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这一般来讲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造成死亡的赔偿请求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包括在内，却值得探讨。侵权致人死亡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死者亲属的情绪也会非常激愤，所以一般来讲，这类纠纷都往往会在1年以内或协商解决，或诉之公堂，因此，对于诉讼时效期间是1年还是2年，在大多数情况下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尚无区分的必要性。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在当事人法制意识尚处于发育期，或者本身纠纷的责任归属很难搞清楚，而事过1年有余才认识到自身权利可以通过诉讼来对特定对象索赔的情况下，提出侵权致人死亡请求赔偿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就非常有必要了。

二、对第136条第1项中“伤害”与死亡的解释分析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首先需要分析“伤害”的含义是否涵盖了死亡。如果“伤害”的内涵包括了死亡，其外延完全涵盖了死亡，则可以认为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第136条第1项。否则，则不能适用。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需要运用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对“伤害”及“死亡”进行解释。

当前,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前减后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内控机制尚未建立,不善于依法管贷和维权,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丧失，贷款形成风险。因此，农村信用社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内控机制，使信贷资金始终处于严格的法律监控之下，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一、积极主张权利，确保贷款的诉讼时效期

在信贷管理中，面对贷款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由于债务人信用淡薄、恶意逃债，农村信用社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贷款诉讼时效的确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取多种自救措施，使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以充分实现信用社的债权。

具体说来，农村信用社一要及时发出贷款到、逾期催收通知书，要求债务人给予确认并写出还款计划；二要及时与债务人进行对帐，形成事实上债务人对债务的默认，诉讼时效就得以延续；三要及时组织、参与与债务人的清欠会谈并参与起草和最终形成清欠会谈纪要；四要及时督促、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人，督促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还款，如果逾期不还，由担保人偿还，使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五要及时找出第三者来证明曾经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并形成的书面材料；六要注重保留为了催收不良贷款而出差的车票、住宿发票、信函、电报等书面证据，以此证明一直在主张权利；七要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八要取得和保存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证据，如：债务人同意立字据、签订偿还债务的协议或制作备忘录；或者要求债务人去公证机关办理清偿债务的公证等。

从法律意义上讲，债权人未能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其丧失的只是胜诉权,即失去了人民法院凭借国家强制力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机会,而实体权利并不因此而消灭,只是无法通过诉讼手段来达到清偿债务的目的。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盘活、保全信贷资产。

二、多策并举，努力做好依法收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