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范文10篇

一

对于《办法》得到广泛认同的优点、如大幅度减轻了当事人负担、以及通过废止“其他诉讼费用”而使诉讼收费得以规范等等，本文中将不再正面涉及。相反，以下的讨论拟集中在《办法》可能遭受质疑或批评的若干问题上。综合到目前为止从这一角度提出的种种意见，可以先把《办法》自身及伴随其施行而引起的问题归纳并区分为五个方面的论点[4]。因每个方面都包含若干具体问题，所以也可理解为五组问题群。第一和第二方面的论点都属于针对《办法》本身的质疑或这项法规内部可能孕含的问题。前者包括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出面制订有关诉讼费用的法规是否合法、法规制订的过程及程序等是否存在不足等问题；后者则指《办法》中一些条文在文字表述上的模糊、矛盾，以及实际解释适用时可能发生的某些理解上的困难乃至混乱等问题。从第三到第五这后三个方面的问题群都是因《办法》实际施行而可能给审判工作和法院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相对于第三方面专指因诉讼费用收入的减少而给法院经费保障带来严重困扰的种种现象，第四和第五组论点则分别包含了《办法》实施后对当事人的动机和法院的程序运作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出于笔者对上述问题群之重要程度大小以及优先顺序的考虑，本稿把探讨的焦点限定在后三组问题群上，原则上不再涉及第一和第二这两方面的论点。

以下先整理并介绍从第三到第五这三组问题群中，究竟各自都包括哪些具体的论点。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因实施《办法》而带来的诉讼费收人大幅度下降与支撑法院运转的资源基础之间内在的关联。在《办法》实施之前，相当一部分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交地方财政再全额或扣除一定比率后返还法院，一般情况下“其他诉讼费用”还不用上缴财政，直接由本院使用。法院的办案办公经费（又称“公用经费”）主要从收入的这部分诉讼费用中开支，而且有时法院的基本设施或硬件建设和工作人员的福利补助等一定程度上也得靠这种收人提供支持。实施“办法”之后，“其他诉讼费用”被取消，尤其在非财产性案件较多、财产性案件标的也较小的基层法院，一般诉讼费用的收入锐减[5]。在财政仍基本维持原来“上缴返还”机制的地方，法院在经费保障或资源基础方面很可能陷入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在法院工作的各个领域或不同方面反映体现出来。例如，由于办案办公缺乏经费而应做的事不能去做；由于待遇及士气下降而带来人才的流失；由于更加依赖地方财政而加剧“司法地方化”的倾向；由于缺乏投人而使基本设施及硬件方面的工作条件难以改善；等等。

第四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在诉讼费用大幅度减少可能给潜在当事人的动机带来某些不应期许的刺激，从而引起诉讼案件在负面意义上的增加。许多作者都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减少之后的诉讼费用将不再构成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抑制因素，《办法》一旦实施可能导致不该起诉却诉至法院的滥诉现象更多发生。也有的文献指出，在破除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所谓“诉讼万能”迷思，重新注重和努力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时代潮流中，《办法》的实施反而可能刺激一部分本来应该或者可以由诉讼审判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处理的案件又回流到法院，从而既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又迫使资源有限的司法因疲于应付而不得不经常停留在非正式的粗放状态[6]。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纠纷发生是由于一方当事人故意违约或侵权而造成。这些纠纷一旦成讼，当事人中有过错的一方因败诉不仅将被追究违约或侵权的责任，还要负担诉讼费用。在这类情形中，诉讼费用的大幅度降低最终并未给无过错的当事人带来多少好处，却只是减轻了违约或侵权方的负担，从而在实质上降低了违约或侵权的成本。这意味着潜在的违约者或侵权人有可能比以前更肆无忌惮，或者在日常生活和交易活动中更易出现违约或侵权的行为，结果是引发更多的纠纷，其中的一部分将成为其实本无必要的诉讼案件。

第五组问题群则与《办法》的实施可能对法院民事审判的运作整体以及某些具体程序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例如，“办法”规定，在民事审判中只要调解结案，诉讼费用就减半收取。如果适用简易程序同样如此。因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论点，就是这些规定是否会抑制法院努力进行调解和选择简易程序的意愿。更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则在于，如果法院不能通过诉讼案件的受理和审理获得与其付出的成本大体相称的资源，同时又有更多包括非常琐细的纠纷涌向法院的话，在这种激励缺乏而压力却增大的情境下，民事审判中法院本该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在质和量上会不会都出现明显或同样大幅度的下降呢，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也很容易理解。

二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故对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民事诉讼规则》第43章至第48章皆是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2000年6月14日又修订了有关诉讼指引，并于2000年7月3日生效，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则及诉讼指引篇幅浩大，近八万余字。这样，先前复杂的诉讼费用规则有所简单化。拟就英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用及其评定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述。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驾驶的汽车相撞，d和d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的诉讼费用，而d应补偿p支付给d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1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交纳诉讼费用。

本办法规定可以不交纳或者免予交纳诉讼费用的除外。

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四条国家对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

一、构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的原因

从权利性质上来讲，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针对管理上的不正当行为，为了维护公司利益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而非原告个人。败诉，则由原告股东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从诉讼结构上看，股东代表诉讼是代位诉讼与集团诉讼的混合体，是普通民事诉讼的异常形态。这主要表现在：（1）两种诉讼的诉权不同，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享有的形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质意义上的诉权是合一的，无论原告胜诉或败诉，一切利益和不利益均归属于原告；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仅有形式意义上的诉权，至于实质意义上的诉权则归属于公司，即形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质意义上的诉权是互相分离的。胜诉后，利益归属于公司而非原告个人。败诉，则自己承担赔偿责任。（2）两种诉讼主张的权利不同。普通民事诉讼主张的是个人性权利，所谓个人性权利是指直接涉及个人利益的权利。诸如认购股份的权利，要求记录其投票表决的权利等。而股东代表诉讼所主张的是团体性权利，所谓团体性权利是指直接涉及公司利益的权利。（3）两种诉讼的程序规则不同。股东代表诉讼是为公司利益而设计的诉讼制度。鉴于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并非始终一致，立法者在诉讼制度的安排上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利益，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因此，其公法色彩比一般民事诉讼更浓。有关股东代表诉讼的诸种要求和限制无法适用于普通民事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以普通民事诉讼为标准设计的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无法实现立法者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目标。这是因为：

1.股东因为巨额的诉讼费用而被迫放弃诉讼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解释,从一般意义上讲,诉讼费用应当是指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各种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之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而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大致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案件受理费；二是律师费；三是其他诉讼费用。在我国，其他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和律师费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案件受理费由原告预先交纳，其多少和征收办法依据当事人争执的标的是否具有直接的财产价值而定。即非财产性案件按件收费，财产性案件按诉讼标的价额的大小征收。所谓财产性案件是指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具有一定物质内容或直接体现某种经济利益的案件；非财产性案件是指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而是与争议主体的人格、身份不可分离的案件，一般不直接体现为某种经济利益。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基于“利用者分担”的原理。不可否认，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目的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但其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公司利益的维护。而公司利益并非股东利益的代名词，包括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职工利益，甚至所在社区居民的利益。因此，股东代表诉讼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了诉讼对原告股东所产生的私人利益。股东代表诉讼的社会性使得利用者负担原则的公正性受到了质疑，依此所构建的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也客观上阻碍了股东提起诉讼的积极性。

2.股东为了避免承担诉讼费用风险而不愿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由原告预先交纳，由败诉方最终负担。诉讼费用的这种分担方法一方面能使原告在诉讼前全面平衡利弊，谨慎行使诉权；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被告在诉讼前及时履行义务。

摘要：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诉讼费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保障的程度。我国民事诉讼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案件受理费；一是应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征收的主要依据包括：案件诉讼性质和非诉性质；案件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案件审理程序的繁简性；诉讼案件审理的阶段性等。

诉讼费用制度是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诉讼费用与诉讼权利一样，与诉讼者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诉讼费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在现代法治国家，“接受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要实现这一基本权利，让普通民众真正接近正义或真正享受司法福利，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在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且认为现实的诉讼费用是合理的情况下，民众才会利用司法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反之，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那么他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进而回避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接近正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因此，笔者认为，加强诉讼费用制度的具有极为重要的与实践意义。本文拟就诉讼费用的性质与征收依据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专家。

一、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

诉讼费用是由一部分诉讼公共成本（即审判费用）和一部分诉讼私人成本（即当事人费用）构成的。而每一部分在具体的构成上，各个国家又并非一致。如德国和日本，其诉讼费用中的公共成本（审判费用）包括两类：一类是司法手续费或案件受理费，另一类是当事人应交纳的其他诉讼费用，即当事人向法院外的人员所支付的费用，主要包括公告送达费以及向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等所支付的费用。在德国，由于实行律师强制制度，因此诉讼费用中的私人成本主要是律师费用，而日本由于不采律师强制制度，一般不承认把律师的手续费用和报酬作为诉讼费。①其当事人费用主要包括当事人或人出庭费、制作和提出诉讼文书费用等。对于美国来说，诉讼费用虽然也是由审判费用和当事人费用两部分构成，但每一部分在具体构成上都与德日存有明显的差异，就审判费用而言，其仅指案件受理费。由于美国采取按件低额收费制，因此，这部分费用在诉讼费用中所占比例较小。其当事人费用虽然与日本一样，也不包括律师费，但是却包括了在德国和日本属于审判费用的一部分费用。即将证人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补贴费、法庭记录费、专家费等费用作为诉讼私人成本的一部分，由当事人自行支付。由此可见，诉讼费用的性质，必须首先了解该国诉讼费用的构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方可对其作出的判断。

我国诉讼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案件受理费或其他申请费，另一部分是应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具体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的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实际支出的费用；执行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所指诉讼费用实际上就是审判费用，并没有包括当事人费用。在审判费用中，对于第二部分费用的性质大多没有争论，即具有补偿性。争论颇多的是案件受理费和其他申请费的性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1）税收说。该观点认为，税收既出自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同时也带有调节行为的功能。案件受理费则体现了税收的这种作用和功能。受理费的收取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亦可抑制滥诉行为[1]（P84）[2]（P173）。（2）国家规费说。该说认为，一方面，诉讼如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需要收取一定的规费，以表明手续或程序的开始，并显示主体对实施该行为的慎重，另一方面，司法机构解决民事纠纷需要作出相应物质耗费，因此，裁判费用也是当事人分担这种耗费所必须作出的支付[3]（P303）。（3）惩罚说。该说认为，既然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方负担，败诉方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负担诉讼费用是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一种制裁[4]（P292）。

对于上述观点，我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科学。首先，我国案件受理费不具有税收性。一般来说，税费是由一般纳税人通过税收方式上缴国库并由国家财政以行政拨款形式统一分配给全社会一般纳税人共同享用的费用。如果当事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全都上缴财政，作为预算内资金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并且当事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粘贴印花税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案件受理费具有税收的性质。在日本，案件受理费就是诉讼税[3]（P307）。但我国不是这样，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1996年《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法院征收的包括案件受理费在内的整个裁判费用分别由受诉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分享。高级人民法院（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可按一定比例适当集中一部分诉讼费用，用以统一购置必需的业务设备和适当补助贫困地区的法院业务经费，最高人民法院可适当集中一部分用于为全国法院系统购置必需的业务设备和适当补助贫困地区法院业务建设需要。其余部分上交地方财政或存入地方财政部门的“预算外资金管理专户”，全部用于法院的业务经费支出。由此可见，将案件受理费认定具有税收的性质显然是说不通的。虽然，从清除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这个角度出发，费改税也不失为一良策，然而，我国现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离这一目标还相差太远。其目的只是禁止法院动用收费、罚款和没收财产的收入为自身牟取利益，并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全额上交所有的诉讼费。再加上费改税这样一种制度的变迁，将涉及到制度变动本身所产生的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如果制度安排的改变不能使取得的收益大于这些成本的总和，则改变现行制度的尝试或者会遭致失败，或者会变形走样。②其次，征收案件受理费也并不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或经济制裁。惩罚说有违诉讼的目的和价值导向。一般来说，惩罚源于错误，处罚数额的多少取决于一方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以及给对方造成的客观后果。由于立法者与守法者，以及守法者相互之间总难以站在同一条理解的水准线上，不同的守法者对立法条文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并最终因理解的分歧而导致了诉讼，你能说这种分歧就是错误吗？因分歧而导致诉讼就应当受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诉讼费用实行“败诉者负担的制度合理性只限于当事者的行为动机，而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争议的意识和行动从道义上或法律上加以谴责的。”[5]（P290-291）然而，惩罚说或制裁说在本质上违反了这一原则，它否定了当事人求诸司法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正当性，否定了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是当事人的一项诉权，把当事人花钱购买司法服务的行为当作反面的东西加以贬抑或限制，结果必然会压制社会大众对诉讼的需求，误导大众对争议本身产生否定性评价。尤其在现代法治社会，“接受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依法进行诉讼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表现，因此，将诉讼费用视为对败诉方当事人的一种经济制裁的观点更为不妥。如前所述，法院之所以向当事人征收案件受理费，主要基于“受益者分担”的原理。即当事人除了作为纳税人承担支撑审判制度的一般责任外，还因为具体利用审判制度获得国家提供的纠纷解决这一服务而必须进一步负担支撑审判的部分费用。尤其在国家尚未达到足够富裕、财政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由国家投资的公共设施或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适当收费以补足财政实属必要。否则，对于没有利用公共设施或没有享受公共服务的其他纳税人来说实在是不公平的。因此，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向直接利用公共设施的人，即特定公共设施受益人收取或回收部分费用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此外，从现行有关诉讼费用征收的规范性文件来看，诉讼费用也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规费。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第1条就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考虑到目前财政困难，拨给法院的业务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暂不上交财政，以弥补法院业务经费的不足。1996年后，法院开始推行诉讼费用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是诉讼费用作为一种国家规费的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其用途仍主要是弥补法院业务经费支出。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和原来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相比，《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将标的额10万元以下的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比例的起点由4%下调为2.5%，对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结案和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上诉案件、反诉案件等案件都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收费标准，明确和扩大按件收费的范围，取消了原来规定中具有弹性的所有收费项目，同时对诉讼费用的交纳、退还和负担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司法救助的形式、范围和程序，完善了诉讼费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6年12月8日由国务院第159次常务会议通过，2006年12月19日国务院令第481号公布，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取代了原来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明确人民法院不再是收费主体，当事人为维护个人合法权益提起诉讼，其交纳的费用不是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而是向国家交纳的，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收费管理。

一、《办法》出台的过程

着手修改诉讼收费办法，时间已经很长了。2003年，中央决定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提出了二十多项改革任务，其中有一项就是修订诉讼收费办法。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是原有收费办法的法律依据不行，《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是1989年制定的，当时《行政诉讼法》还没有实施，《民事诉讼法》还是试行，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法律基础上制定的收费办法，且一直没有进行过完整的修订。二是社会上对原有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诟病多，特别是对其中的弹性条款反映比较大，对法院收取“实际支出的费用”反映非常强烈。三是法院认为《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收费标准太低，应当提高，而社会各界认为收费标准太高，要降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了一个司法改革研究小组，分课题地研究司法体制改革问题。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报送的意见中，对修改诉讼收费办法，我们确定了几条基本原则：一是按阶段收费，改变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不论是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等情况一律都按一个标准收费；二是取消弹性条款，即原收费办法中第四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三是取消社会上反映非常强烈的像“实际支出的费用”这样不可量化的条款。此外，还有一些涉及细节的修改建议。但是，当时没有提出具体的收费标准，是想等中央同意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后，再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收费的标准。报告提交后，中央政法委曾三次征求法院意见，决定修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

200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若干问题初步意见的21号文件，决定诉讼收费办法由国务院负责制定，国务院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接到这项任务后，找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研究怎样启动制定诉讼收费办法。200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起草的诉讼收费办法草稿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以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草稿为蓝本，先后征求了地方党委、政法委、政府、公检法司、大中型企业和群众的意见，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前后修改了十多稿。稿子出来后，国务院法制办又与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的同志一起，面对面地研究了三四次。在修改诉讼收费办法的同时，我们法院也开展了一些相应的工作。200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制定基层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还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布置，各省市自治区都在加紧制定基层法院公用经费保障的标准。制定公用经费保障标准，表面上看起来是制定一个最低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对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的一个很大改革，把原来主观化的预算变成了客观化的、标准化的预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改革。按照国务院的立法规划和工作进度安排，新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应当在2006年的春节前后就出台，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修改内容有不同意见，《办法》的出台就拖了下来。到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2006年9、10月份，中央要求有几项改革措施在年底之前必须出台，其中就包括了诉讼费的收费办法。由于中央催得比较紧，加上2006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有好几次曝光了法院在诉讼收费方面的不规范做法，以及社会上对诉讼收费存在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原有的诉讼收费办法确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2006年10月份，国务院法制办与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最后一次交换了意见，把几个主要问题最终确定了下来。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将《办法》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这就是《办法》出台的大致过程。应该说，国务院法制办在制定《办法》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充分听取了法院系统的意见。他们不仅仅是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高、中级法院的意见，还听取了基层法院的意见。国务院法制办曾经专门召开过好几次中西部地区座谈会，我们的高级法院、部分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同志都参加了，也都谈了自己的意见。总体上说，制定《办法》还是较适应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但法院系统的意见没有被充分采纳，在相关配套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前，客观地说，《办法》的出台对法院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办法》修改的重点

1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建国伊始至1984年之前，我国曾经历了一个长达30余年的诉讼无偿时代。[i]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了第一个全国统一适用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8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印发《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法（司）发[1985]23号），用以规范法院内部的财务管理。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同时，为了配合《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实施，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诉讼费用管理是法院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与诉讼费用征收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以该规定作为研究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一个起点。

（一）1989年-1996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989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基本上构建起了1989年到1996年期间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第一，诉讼费用坐收坐支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考虑到当时的财政困难，拨给法院的业务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暂不上交财政，以弥补法院业务经费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