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调解范文10篇

诉讼调解制度是被誉为神奇的“东方经验”，调解结案相对于司法裁判有着独特的优点。调解可以使当事人的矛盾不易激化、履行率高、节约司法资源，真正实现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结合。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为强司法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调解机制成为司法机构审理案件的首选途径。我们要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坚持“多调少判，案结事了“的审判理念，不断地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出诉讼调解的新机制，新方法，提高司法为社会提供保障的整体力量。本文试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民事诉讼中法律关系，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主导去化解诉讼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加强诉讼调解，力求案结了事，实现诉讼和谐解决的目标。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博弈分析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受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它由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两部分组成。而这两种法律关系都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1、民事审判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审判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讼权与法院的审判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事审判法律关系划分成几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原告在起诉时，由于法院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范围的规定会形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法律程序的要求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原告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起诉条件的要求，法院才予以受理的。因此，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是起诉时原告心中的形成一种博弈思想。受理案件后，原告须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告与法院、法官的一种博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风险承担，“谁主张谁主证”，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调解等都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加强引导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他对其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也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法官不会认可与采信。这当中，被告心里也形成了一种与法律规则、与法官的一种心理博弈，因此，也是法官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

2、民事争讼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一、调解制度运行状况实证分析

在制度创设上，《调解规定》的亮点有五：立案调解、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调解担保、调解协议特殊生效、超范围调解。这些亮点也是学理探讨与立法构想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立案调解

根据《调解规定》第1条，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答辩期满前，案件尚未转入审判庭，在司法实践中，这个阶段的调解被定位为“立案调解”。可以说，立案调解是《调解规定》实施后，在诉讼调解实践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革新之举。

就调解时段问题，本次调查的当事人被调查者中愿意答辩前调解的占33．2％，占比例最高；29．3％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居中；占比例略低的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当事人；占比例最低的是选择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当事人，占13．6％。就调解时段问题，对律师被调查者调查显示的结果与对当事人被调查者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占比例最高的被调查者愿意选择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高达50．7％；其次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选择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14．8％。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律师，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都在同类别调查中居于最低比例。不过，律师中的强硬“斗士”要比当事人中的要少，在比例上有3％的悬殊。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的法官群体与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前调解问题上达成共识。法官受调查者中占最高比例者是愿意在答辩期满前主持调解，比例为45．5％；在庭审过程中调解的比例居中，占34．8％；愿意在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占比例最低17．1％。综合上述调查数据，在被调查地区当事人和法官较多愿意在答辩期满前调解，而律师更倾向于庭审过程中的调解。

比较两次调查的统计数据，法官群体对立案调解的态度从观望转向积极支持。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最高法院对立案调解的倡导；第二，法官普遍意识到案件激增现实的严峻性；第三，立案调解实践的积极效果逐渐显现。总而言之，在近2年的实践中，在被调查地区逐渐形成促进立案调解的合力。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而应当是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应当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说明法律赋予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案件进行调解，争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创造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记载了不少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

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古代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诉讼制度的局限，古代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民众对调解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专制国家的民事纠纷的解决也逐渐借鉴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使调解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年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有关“和谐社会”的理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一社会发展目标，成为十七大的最强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法院的各项工作中，与“和谐”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体现“和谐”的制度当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当然与之具有类似作用的还有执行和解制度与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但作用和影响相去甚远。为充分发挥调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我国在民事审判始终提倡和鼓励民事调解。这与我国长期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不仅最高法院多次颁布对于法院调解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而且在法院内部鼓励调解的政策导向明显，各级法院都以调解率来考评法院及法官工作实绩已成普遍现象。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基于解决纠纷的彻底性，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深入，诉讼调解受到以实现审判程序规范化运作为重点的改革理念的冲击，诉讼调解被认为是以牺牲实体权利为代价的“和稀泥”审判方式，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立，不利于忠实执行法律。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随着各级法院这一指导思想的变化，弊端很快显现出来，民事案件判决率不断上升，上诉率、上访率、抗拒执行等现象也随之大幅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上诉、上访、申诉。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由于执行兑现率偏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人民法院开始重新审视诉讼调解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指导原则。诉讼调解热潮在审判实务界再度兴起。现阶段进行的诉讼调解工作，并不是对传统诉讼调解制度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治意思的前提下，以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为目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现代诉讼机制协调一致的诉讼调解新机制。

诉讼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在实践中，它不但具有审判所不具有的功能，而且在我国促进和谐社会方面同样大有可为。它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自由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具有平等对话、互谅互让、纠纷解决彻底、自动履行率高等多项好处。因此，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都要充分认识诉讼调解在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制度的功能。

虽然调解工作作用重要，在审判实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还存在以下诸方面的不足，本文拟对此作简要论述，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强制或变相强制调解

在我国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因为各级法院过多地将调解作为考核法院和法官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在实践中因过于追求调解率而发生许多强制或变相强制调解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不正常现象，在民诉讼的多次修改中，诉讼调解的指导思想也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将调解由“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之后又发展为“自愿合法调解”，强制或变相强制调解的现象曾一度得到了抑制。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源于私权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这为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交涉、讨价还价以及自主达成调解纠纷的协议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双方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在调解的整个过程中，作为调解主持者的法官，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尽量为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创造条件，营造和谐的适合调解的气氛，但能否调解以及调解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绝对取决于当事人的完全自愿。只有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才是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的真实体现，才能将调解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否则，如果当事人是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尽管表面上纠纷解决了，调解率上去了，但却埋下了隐患。实践中，调解后当事人不能履行协议，向上级法院或其他部门上访的，多半都是因为调解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为了追求调解率，一些法官通常是“劝说”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而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却只是象征性地承担点责任，以此显示向对方作出的让步。如果法院常常以这种方式调解纠纷，势必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足，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良好的经济、法律秩序。调解是诉讼制度的一部分，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因此它不应当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调解不应是没有是非、没有底线的。在任何时候，自愿原则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即使靠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法调解结了案，也不具有正当性的，这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处分权，而且，也伤害了法治本身、伤害了调解制度本身。

一、诉讼调解内涵及其价值

长期以来，通常是诉讼调解和法院调解混用，或者把二者等同。笔者通过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有近六成的文章使用了“诉讼调解”这个概念，有约两成的文章使用的是“法院调解”这个概念，而另外有两成的文章是将二者混用，把二者作为同一个概念来对待。一般认为，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1}200也有人认为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1}185另有人认为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2}上述三种界定虽表述有差异，但其基本内涵是相同的，概括起来就是三点：第一，法院调解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第二，法院调解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法院调解是一种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诉讼调解”与“法院调解”并不完全相同。其一，从调解发展的历史沿革来看，人们最早使用的是“诉讼调解”而不是“法院调解”，“法院调解”只是一定条件下历史的产物。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调解的方式多种多样，可分为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两大类，其中官府调解即诉讼调解，如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就已经有诉讼调解的记载。[1]很显然，即使实际进行调解的是类似于现代法院调解的司法机关，由于古代司法行政不分，根本没有专门的“人民法院”这样特定的机构，也不能称其为“法院调解”，而只能是“诉讼调解”。其二，从规则的层面来看，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法院调解”，并把“法院合法自愿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事实上，“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因而称为“诉讼调解”并无不妥。不仅如此，从规则的发展来看，“诉讼调解”涵括了“法院调解”，其外延大于“法院调解”。《调解规定》第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由此可知，“法院调解”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院”的调解了，其主持调解的主体范围已经有所扩大，如果继续使用“法院调解”则不能表达其完整的内涵，也不具有针对性，相反，使用“诉讼调解”更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其三，“法院调解”强调作为调解主体的“法院”的调解，而“诉讼调解”强调调解发生的时间在诉讼过程中，与其对应的是诉讼外调解，其涵盖性更强，使调解的划分更科学。基于此，笔者认为，所谓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或人民法院委托的单位或个人的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合法地就民事权利义务或诉讼权利义务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活动。

诉讼调解不仅在学理和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一是权利性。诉讼调解对当事人权利充分尊重，通过当事人自愿协商而不是法官依法裁判来解决纠纷，整个诉讼过程当事人都非常清楚，容易理解和接受。二是公正性。诉讼调解强调当事人的积极参与，发挥当事人自己最清楚纠纷真相和自身利益的优势，实现最符合他们利益需求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自愿选择和处理结果，因而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三是效率性。诉讼调解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调解方式灵活，既可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能节约司法资源。四是和谐性。诉讼调解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协商和妥协，促进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和友好合作，降低和弱化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诉讼调解协议的性质：实体法与程序法视角下的探析

诉讼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为妥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纠纷方面更显示着裁判所不能达到的司法救济功效。然而在诉讼调解制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诉讼调解协议的性质。诉讼调解协议是典型的民事合同还是诉讼契约？或者它属于实体法规范还是程序法规范？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调解协议性质的认定，需要经过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视角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运动所带来的“非讼化”趋向正逐渐改变着诉讼的原有结构；“诉讼契约化”成为这一改变的集中体现。国内已有学者对这种新的改变做了相关阐述。[1]民事诉讼的契约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2]它意味着“从当事人自治、意识自由、当事人的自主性角度系统地按照契约化的思路对民事诉讼体制进行修正，使其满足社会转型的需要”。[3]其中，诉讼和解或诉讼调解，[4]即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就解决该诉讼实体争议达成的合意，自然也是诉讼契约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诉讼契约化”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于民事诉讼原始契约本质的回归。20世纪在法国诉讼法学家之间展开的关于诉讼契约本质的争论中，赞同者强调民事诉讼和合同之间的相似性，比如，诉讼的封闭性和合同的不可触犯性，判决的既判力和合同约定的相对效力，甚至也有学者将诉讼的应诉等同于合同中的承诺。不过，这番争论以诉讼关系的法定性质结束，否认了诉讼的契约性质。1975年新《民事诉讼法》的出台最终确定了诉讼和合同的分离。[5]诉讼和合同成为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当事人意愿的分歧，后者意味着当事人意愿的趋同。[6]然而，近年来“诉讼契约化”和“契约诉讼化”共同诠释的“契约正义（或司法）”理念蕴含着诉讼和合同的再联合。[7]

在中国，一直以来，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在努力摆脱原有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积极地位，从而实现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结构。“诉讼契约化”正是模式转换的一个总结；这对于我国的民事诉讼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并非一种回归。同样，“契约化”对于我国的司法调解（或称“法院调解”、“诉讼调解”）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从建国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8]到建国后的“调解型审判方式”，[9]调解在民事程序中长期以来被视为与判决相平行的一种审判方式。调解和诉讼程序不严格区分：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很大，法官可随时随地将纠纷从诉讼程序转入调解程序，以逃脱诉讼程序刚性带来的约束；[10]而在调解程序中，法官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依赖于调解的合法和真实原则，[11]他恣意约束当事人意愿的效力，以自己的判决方案取代当事人的合意。这样的程序结构模式造成一种“畸形”的产物：“调解式判决”，即带有“调解”的名义或特征，但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实际上为法官一方意思表示的裁决结果。[12]

司法调解的改革旨在“纯化”当事人的合意和弱化调解中的职权主义特征。[13]从最初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着重调解”，[14]再到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自愿和合法调解”。调解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然而，实践中民商事一审案件的调解率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保持在50％左右。这是因为，调解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当着一个磨合立法与实践的调制器，弥合法律职业化之前的活动空缺，甚至也在帮助法官减少职业所带来的风险。

从20世纪末，民事程序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关于民事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转变获得相当的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2007年1月5日的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合乎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虽然从2001年开始，民商事一审案件的判决率超过调解率，但是，外部环境的改良，ADR运动蕴含的非讼化理念提供了调解新的发展空间，调解作为多元化诉讼或司法的一部分被保留和发展。

新世纪的司法调解是在法律、司法、诉讼这些大“背景”变革之下的创造性发展。总方向是继续延伸以往的思路，即纯化当事人合意和弱化法官职权干预；简而言之，我们将之总结为司法调解的“契约化”。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是司法调解“契约化”的一个重要“界碑”。《规定》重新构造了司法调解的原则：自愿原则的提升、保密原则的有限建立、抛弃真实原则、限制合法原则。[15]然而，司法调解契约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如何确保当事人合意，确切地说当事人“真实”合意的实现，是现代调解“正义”实现的关键。

【内容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复杂性使之各种新问题，新现像的出现和产生，给广大的法律工作者带来很多的工作量，与时俱进的同时，传统的调解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因而在此论文中本人浅析了法律工作者（各基层法院，公安，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常遇见的各类民商纠纷为重点，论述了一些在各类调解工作活动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司法调解制度，司法调解的原则、作用，调解工作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践中常见的强迫调解、该调解的不予调解、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久调不决的几个问题作出了肤浅的分析。本文的最后就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各式各样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调解水平，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调解时应注意的方式，也发表了一些个人的经验和观点。

【关健词】司法调解民事诉讼调解强迫调解无原则调解

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主权，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行政诉讼调解，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协调下，以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进行协商，形成合意，从而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调解不能只看作是一种争议处理方式，还应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的处分，它是新形势下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在此思路下，进而探讨规范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

一、行政诉讼的性质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行政诉讼对行政主体而言是法院对行政主体的法律监督制度；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则是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

（一）行政诉讼是法律监督制度。在行政法律监督体系中，行政诉讼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事后法律监督制度，是国家法律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主要是监督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国家组织依法行使职权。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发现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认定违法事实不清，可以运用国家司法权，撤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或责成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人和事违法或有其它瑕疵，还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机关予以纠正。实践表明，法院通过受理和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依法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判决一些被告败诉，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

（二）行政诉讼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设置上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保护的救济途径。由于行政行为的先定效力，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诉讼之前根本无法与行政主体对抗，而只能服从，所以，没有行政诉讼，不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这层意义上说，行政诉讼旨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二、行政诉讼的制度缺陷

诉讼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高效、便捷、和谐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有着重要作用。诉讼调解是一种操作难度很高的审判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规律可循，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和选择不同的场合及主体进行调解，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下笔者就有关诉讼调解的技巧发表浅见。

一、把握好最佳调解时机

调解时机是指在整个纠纷过程中，最适宜调解的阶段，这个阶段既可能在诉讼内也可能在诉讼外，本文只讨论诉讼内即从纠纷诉讼来院后至审理期限结束前的调解时机。各类民事纠纷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不相同，同一类型纠纷由于当事人情况不同，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有所不同。民事纠纷诉讼调解时机可以分为：

（一）“乘热打铁”。即案件受理时立即进行调解，制止事态扩大，及时化解矛盾，把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乘热打铁”一般适用于标的争议不大、当事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身份或对法院比较信任以及初次涉讼等纠纷，如欠款、借贷、一般债务、相邻关系等。此刻当事人解决纠纷心切并且对法院认可自己的理由寄予希望，纠纷初期事态尚未扩大，矛盾不尖锐对立面较小小，及时解决纠纷可以节省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诉讼调解。

（二）“冷却处理”。即案件受理后不急于调解，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调解。“冷却处理”一般适用于当事人感情比较冲动、对立情绪强烈或者抹不开面子以及一气之下引起的纠纷等，如离婚、损害赔偿、赡养、继承、分家析产等。此刻当事人正处在气头上，比较固执，都恨不得值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必须等待一段时间，让当事人气消了，情绪稳定了，考虑成熟后，有了调和的余地和基础再进行调解。

（三）“欲擒故纵”。即回避当事人的轻率的调解意见，逐步引导当事人走上调解正轨。“欲擒故纵”一般适用于草率诉讼或诉讼另有其他意图的纠纷。对某些纠纷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虽然意见一致，但过于轻率、情绪化、不计后果，或者明显欠缺考虑，简单调解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的，不能简单调解，要耐心做工作，摸清找准当事人的真正用意后再调解。如离婚案件一方诉讼并非真想离婚，赡养案件老人诉讼并非只想解决吃住等。

一方面有的律师能够配合法官，案件中有律师。正确引导当事人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种情况下，能够增大调解成功的机会。但由于律师往往替代了当事人本人的参加，而他往往又没有真正的调解权限和调解动机，因为律师比当事人更关心法律问题，更追求官司的输赢结果，更不在乎诉讼的风险和成本；律师对法律的解释和判决的预测经常会给当事人以不十分确切的期待或盲目的乐观，而当事人往往又对律师的作用过分相信。此外，当事人甚至把请律师本身也作为增加对峙实力的武器之一，也是刺激当事人期待诉讼高回报的因素之一。

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从我国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维护安定团结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法院调解制度再一次被提到重要位置，通过调解审结案件，对于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发展第一要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中调解工作的基本做法：

调解结案的好处在于：1直达诉争双方的思想根源解决矛盾纠纷。由于许多民事案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关系，与判决相比。而且还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关系和情感世界，因此，用判决的方式很难更好地解决这类纠纷。调解能很好地抓住当事人之间矛盾症结，既能从事实上又能从思想上、心理上彻底解决这类问题。2案件调解结案后无须启动二审程序，当事人一般也没有提起申诉，很少启动再审程序，对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大多能自觉地履行从而减少执行案件数量，减轻执行环节的压力，这样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3诉讼中的调解，尤其是庭前调解制度的实行，简化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开展调解，提前解决纠纷，这样减少了诉讼环节，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采取调解方式审结案件，不但能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由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诸多优越性，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的巨大功能作用，受到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法官们都乐于接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问题：

对民事诉讼调解的地位认识片面。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