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范文10篇

一、公益之诉的渊源及以展

公益之诉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之诉而言的。吴文翰先生曾论及：“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的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由此分析6罗马法的诉讼种类时，可知其诉讼制度是相应于公法、私法的划分而建立的，将其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吴先生说：“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7另周楠先生对此曾信得过重要的论述：“前者（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古罗马的公益之诉至少包含两点”1、公益之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2、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之诉，无论其自身利益是否受损。

周楠先生还对公益之诉存在的原因作出阐释：“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可见，公益之诉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力量不足相联系的，当公共权力机构不足以维护社会公益时，市民据法律授权能够起诉违反公益的行为。

国外的公益之诉发展到今天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谷口安平先生曾就此谈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交给法院要求得到解决。这样的现象首先大量发生于美国。……（这样一种）新型诉讼被区别于所谓‘纠纷解决模式’的一般民事诉讼，而被称之为‘行为调查模式’或‘公共诉讼’、‘制度改革诉讼’等，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9在美国当代诉讼中，《反欺骗政府法》、《反垄断法》及环境保护法中的公民诉讼都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即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的而扩大诉讼功能，尤其以公民诉讼为甚，在这种诉讼机制下，“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10，公民据法律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尉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敦促联邦环保局和各州执行其法定义务，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一旦转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就发现一直以来囿于私益之诉，我们对个案的分析已陷入了困境。在私益诉讼下，我们一方面为王海们的义兴趣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王海是否适用消法心存疑虑；一方面我们认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表示王英据现行法律制度无法获得赔偿。或许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情理与法律的较量，更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于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制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11

二、现象与问题

一、普通共同诉讼的含义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现代型诉讼/当事人适格/诉之利益/诉讼信托

论文内容提要: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多数人共同利益遭受不法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当众多受害人将纷争引入司法领域，试图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时，有别于传统诉讼制度所预设的诉讼类型的新型诉讼便应运而生。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亦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1]在美国则称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2]面对现代型诉讼，法律和法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由何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才是有效、必要且妥当的？诉讼担当中的非系争的实体权利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当事人，以及群体诉讼中的群体成员代替群体其他成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其正当性何在？未参加诉讼的众多受害人为何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凡此种种，均需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理论作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一、现代型诉讼的特质

现代型诉讼一词已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尚不明确，也不存在确切的界定。一般是泛指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公民权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等。[3]

现代型诉讼并非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诚然，其产生系根源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但是如果将这一类型纠纷的产生仅仅归结于人类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则未免显得过于片面和狭隘。实际上，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创设之初的近代，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或不足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选择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

一、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多元化

在立案时，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适当与否的判断，首先是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所谓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指有要求法院对作为本案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判决，并取得该案诉讼程序上主体地位的资格，即对于具体诉讼有作为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资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一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从而排除了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缩小了原告主体的范围。实际上原告或者被告是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属于实体问题，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诉讼、调查和研究才能解决的。我国的这种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是有悖于时代，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和整个商业秩序。因此在平衡利益冲突，矫正和预防违法行为理念指导下，运用诉讼担当理论，扩大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才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公共利益。

第一，消费者保护组织。我国现有的全国性消费者保护组织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和1989年成立的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我国目前立法只承认消费者协会有支持起诉的职权，没有为起诉的权利。鉴于我国支持起诉制度收效甚微的状况，笔者认为不妨改良目前形同虚设的支持起诉原则，让消费者保护组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告资格，代表公共利益追究不法经营者，从而起到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大对违法者的追究力度。2006年3月15日，中消协通过了《消费者协会法律支持办法》，明确了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等六种法律支持方法，无疑在支持起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鉴于消费者协会在公众消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典型，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及社会公益的一致性逐渐明显，将诉权直接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不但可以保障受害者的实体权益，而且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消费者协会要想真正履行好为消费者服务的职责，必须进行改革。应该逐步改变目前消费者协会这种半官方性质。任何消费者都可以申请成为会员，由会员选举理事会直接参与治理；不得进行任何有偿的商品和服务推荐活动，彻底杜绝经济利益驱动；保证消费者协会完全的民间性质，保证独立运行；消费者协会的经费应该取之于会员、服务于会员，在消费者协会及其成员违法时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引进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背景。

第二，任何个人，这里特指受害人。受害人是指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个人其利益受到了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看，经营者的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威胁到大多数消费者的公众利益。这时法律除了允许受害人提起含有保护私益的诉讼外，还可以同时提起保护公益内容的公益诉讼。

在我国的实践中，许多发现了经营者有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人，为了能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得不先主动接受经营者的侵害，然后再以消费者的名义提起诉讼，如著名打假英雄王海必须先买假然后再打假。这种救济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消费者只能就自己的损害请求赔偿，而不能制止不法经营行为。

二、改革诉讼费用制度

一、按年度、类别、审级、一案一号单独立卷原则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类别，按年度、按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一个案件从收案到结案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公文、公函都使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这一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在法院确立并付诸实施。

按年度立卷，就是根据法院受理案件的年度将其分为年度类别进行立卷。按年度分类立卷，可以客观地反映各法院每年度审判案件的数量、特点和逐年发展变化情况，有利于现行利用和归档后提供利用，也与法院工作制度相吻合，同时自然而然地把法院全部案件划分成了各种年度类别。按年度立卷，要求根据案件收案年度编定的案号归入相应的年度，某一年度受理的案件应当集中管理，不可分散，不可将一个年度的案件放入另一个年度之中，跨年度审结的案件，无论何时立卷归档都应列入收立案年度集中管理。

按类别立卷，是指按照案件的性质分类进行立卷。依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诉讼案件分为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四大类别。

按审级立卷，是指按照案件所在的审级进行分类立卷。这里的审级指审判程序，一般分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特别程序、执行程序等。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程序作出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必须认真遵照执行。

按一案一号立卷，是指按照案件在立案部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进行立卷。一个案件在同一审级审理时，只能编定一个案号，收、结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表、案件登记表、档案检索目录都应按照立案时编定的案号顺序排列。

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故对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民事诉讼规则》第43章至第48章皆是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2000年6月14日又修订了有关诉讼指引，并于2000年7月3日生效，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则及诉讼指引篇幅浩大，近八万余字。这样，先前复杂的诉讼费用规则有所简单化。拟就英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用及其评定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述。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驾驶的汽车相撞，d和d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的诉讼费用，而d应补偿p支付给d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内容摘要」本文从行政法的角度对公益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基本理念以及有代表性国家的相关经验做了简介，呼吁重视公益诉讼和客观诉讼，倡导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制度。

「关键词」行政诉讼，公益诉讼，客观诉讼，行政公诉

缺少公益诉讼或客观诉讼，是我国行政诉讼的一个重大制度缺陷。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设立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种类，即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的主观诉讼，而没有专门设立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客观诉讼制度。虽然《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一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但是这里的“保障”是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观权利的制度框架内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该法律本身并没有设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独立的客观行政诉讼种类。因此，人们无法直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前不久一家报纸引述了一个行政诉讼公益案件被驳回起诉的情况。（注：见《检察日报》2001年3月14日第6版时评：维护公共利益如何启动“司法救济”。）一个人向税务局举报了某工厂有偷逃税款行为。未见到该税务局有所反映，他就以税务局没有履行税收稽查职务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以税务局是否履行税务稽查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利益，也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理由驳回起诉。法院的作法在法律上是正确的，符合现行法律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起诉受理的规定，因为我国法律没有关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种类。

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既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这在理论上表现为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统一体。建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宗旨的客观诉讼制度，是从制度上改进、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方向。

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有客观诉讼和主观诉讼划分的先例，例如法国、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日本行政诉讼法学将机关诉讼和民众诉讼，称为客观诉讼。（注：［日］盐野宏：《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机关诉讼是指关于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相互间就权限之存在或者其他权限行使争议的诉讼。行政体的机关争议原则上应当通过行政体内部机制解决，但是为了确保各个行政机关客观合法正确地行使行政职权，法律有必要在立法政策上确认机关诉讼，（注：［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在具体范围上可以根据立法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例如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和第42条规定机关诉讼限于法律有规定者。根据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民众诉讼是以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是不限于救济起诉人自己权益的行政诉讼种类。

一、迷雾深锁--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分析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侵犯公共利益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因此引发了许多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加上我国法律的先天不足，很多诸如此类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得到救济。如：

案例一：河南王英和张弛前诉富平春酒厂，要求被告在酒的标识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但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判败诉。

案例二：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王日忠因不满公司的偷税行为，在多次向税务局反映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院以被告不是税务机关的直接相对人而驳回起诉。

案例三：丘建东为使黄山市地名与黄山风景区混淆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向法院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诉讼。为使法院能够受理，不得不先购买黄山风景区的门票意图通过合同之诉促使造成这一地名混乱的行政行为问题得到解决。

一、普通共同诉讼的含义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