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范文10篇

摘要在传统诉权理论影响下依据私法一元论、诉讼法一元论以及平行二元论建立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自身都有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传统诉权理论以“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命题为出发点，力图根据诉权的来源及性质说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代诉权理论产生后，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推动了诉权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诉权现代诉权公法诉权

民事诉权理论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被视为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多年来，人们给诉权下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从而形成诸多诉权学说，比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宪法诉权说;多元诉权说(三元诉权说和二元诉权说)等。

一、国内民事诉权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前苏联的诉权理论而展开探索的。实际上，前苏联的二元诉权学说统治了新中国整整5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诉权学说也进行着独立的研究，最后在前苏联二元诉权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稍有差异的二元诉权说。顾培东教授于1983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创刊号)中发表的《诉权辨析》一文，首次明确对诉权二分说提出了异议，对中国诉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张“诉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不包含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但同实体权利又有必然联系”;同样针对二元诉权说的一些缺陷，江伟教授在与单国军合著的论文《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与陈刚、邵明合著的《民事诉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新二元诉权说，主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权益的权利;左卫明教授等著《诉讼权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诉讼权，并对诉权与诉讼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李龙教授的论文《民事诉权论纲》则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总体来说我国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也形成了一些独自的见解，从传统诉权理论到现代诉权理论，诉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波折，每一次都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传统诉权理论研究

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某，吃过晚饭就和家里的小姑子一起到楼下去散步。当他们刚刚走到了十几米远的一个丁字路口时，突然裴某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被撞到的裴某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定了定神之后，撞人的是邻居钱某。于是，二人发生了争吵。吵完之后，裴某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当天晚上，裴某下身开始有少量水流出。裴某赶紧休息，但随着流量越来越多，这才引起了她的警惕。2001年7月29日凌晨5点，裴某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所流水为羊水并进行抗炎保胎。2001年8月8日，裴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根据医学上讲，早产儿因为孕龄低，婴儿体内各脏器没有发育成熟，因此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各种早产儿综合症。就这样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孩刚一出生，便被放进了保温箱，进行住院治疗。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便当上了原告，她和她的父母一纸诉状将邻居钱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索赔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

某法院受理了此案，认定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在碰撞发生时孩子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她所受到的损害在出生后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法院认为，现在孩子已经出生，可以作为主体提起诉讼。但她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钱明伟赔偿裴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法院认定小孩不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权提出赔偿请求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但其父吴某是否也没有实体权利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本案中被告钱某撞到裴某致其早产，导致小孩出生时健康状况为差，并需要住院治疗，造成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构成侵权，那么受到损害的是否仅为裴某一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早产而产生的婴儿住院治疗费用不是裴某个人的损失，而是裴某与吴某二人的共同损失，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失只发生在裴某一人身上，否则应当认定该损失是裴某与吴某的共同损失，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这里的抚养义务当然不仅仅是给子女吃饭穿衣，抚养义务当然还包括为子女提供医疗和护理的保障，为子女提供医疗费用照顾在治疗中的子女是父母双方的义务；因撞击导致早产造成婴儿健康状况为差，造成婴儿父母精神上的担忧和痛苦，其承担者也不是裴红霞个人。父母对子女健康的期待和关怀是人类情感的天然的状态，在子女健康发生危险时，父母的担忧与不安是自然发生的，并不因为孕育子女的只是母亲而有所区别。所以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裴某与吴某受到的损害都是共同的，因此二人均是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享有本案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

摘要：域外各国突破传统以实体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引入正当程序理念确立了多元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包括违反迅速审判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报复性起诉、歧视性起诉等等。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及实践经验，重新认识和界定我国的公诉权滥用形态，以更好地规范公诉权的运行。

关键词：公诉权正当程序权力滥用报复性起诉

一、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

公诉的实体要件是指作出公诉决定时必须符合法定实体要件，如果违反这些法定要件则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传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无刑罚权的起诉。公诉权基于国家刑罚权而产生，其必然要求具有国家需要动用刑罚权惩罚的事实。如果起诉书记载的事实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不应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公诉。否则构成公诉权滥用。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第1款，即使起诉书记载的均是真实事实，但没有构成任何犯罪，驳回公诉。此外，如果出现法定的情形，国家丧失刑罚权，则禁止提起公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被告人死亡、心神丧失以及法人消灭；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超过刑法追诉时效的，如果起诉则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

2.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许多国家要求不起诉必须在一定条件内行使，如果案件不属于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放弃追诉的，构成公诉权滥用。各国做出不起诉处分最明显的限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要求裁量不起诉决定只适用于一定的轻微案件。如果超越不起诉要求的案件类型，对严重犯罪做不起诉决定的属于公诉权滥用。二是附条件的不起诉，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不起诉。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构成公诉权滥用。三是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追诉。

一、经济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兴起及其特征

所谓经济公益诉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提起的诉讼。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与传统的普通侵权救济诉讼方式和手段相比，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目的上的公益维护性。在单纯私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形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借助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标的的经济违法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却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而经济公益诉讼之“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经济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社会经济公益。

2.经济公益诉讼功能上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实际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尽量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诸如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经济公益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通过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3.经济公益诉讼具有与经济法的契合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决定了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应采取公益诉讼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将是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制裁经济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彻底解决复杂经济纠纷的有效举措。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障碍及西方国家的启示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力。通常，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与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案件以及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或通知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诉权相对于强大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这种公权力，确实显得无力，一旦发生对抗，诉权利先受损。权利依赖救济。如不能对诉权实施救济，就不能完整的实现司法权公正和行政权公正，其最终结果是损害法治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然公正和法治精神。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对诉权的影响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两种权利各司其职、互相制衡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而发生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实践中，行政权、司法权对诉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自身的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实现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权。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使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难以起诉的地方政府强制农民种、养殖行为，以及城镇不规范的强制拆迁等工作侵权。

二是审判机关自己作出的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一部分民事诉讼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多是由于历史原因，如落实政策行为，还有“”后平反的冤假错案，当事人现在又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复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

三是基层综治组织和民调组织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尤其是上级综治组织对下级综治组织实行机械的数字考核，发案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几，调解率必须高于百分之几，否则“一票否决”等。这些也限制了诉权行为。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宪政的角度入手，分析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从而为其在宪法体系中获得制度安排。公益经济诉权具有宪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理念，因而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下对经济公益诉权进行制度安排，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也是宪政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诉权，公益经济诉权，宪法权利，社会经济权利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尤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利益的冲突和整合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种新型权利的勃兴。社会经济权利（或者称为“公益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就是这种新型权利勃兴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宪法权利体系仅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大块，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的残缺现象已成为中国宪政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对社会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公益经济诉权为着力点，以宪政为视角，探讨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从而为宪法对公益经济诉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善宪法权利体系，为宪法的完善，为创制一部“活的宪法”提供理论依据。

一、公益经济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

权利有无社会性即社会共同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是由于在一定社会中，相对于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权利主体之间必然也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这不仅指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等，例如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关涉到人们需要普遍保护的利益和权利。社会权利的总量具有递增性。社会权利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和分工的深化而递增的。人类每一项发明创造、每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的开辟，都意味着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利。[1]社会权利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对整个法学都非常必要的概念，因为它第一次使社会整体利益成为一种思维形式并进入了法学领域。[2]社会经济权利是社群主义人权观的制度化形态。该类权利关涉人类尊严和自由在经济领域的承认与保障。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扶助与保护，意在谋求社会正义和平等，更多体现为社群主义人权观的制度化表达。在此权利框架内，国家以值得信赖的形象被赋予“福利国家”的职能设定，承担尽其资源能力以适当方式实现该类权利的渐进性义务。主体权利和国家义务的渐进性，则使该类权利在核心内容之外的边界难以确定，可诉性和司法救济的实现相应遭遇障碍，社会经济权利的成熟程度因而逊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在有限政府和法治框架内强调个体性基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的社群主义人权观则在政府职能的扩张性体制中侧重公共性基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连接不同语境规定性的各人权观念间及其与各实证化人权形态间的此种紧张与对应关系，集中体现于被称为“世界人权宪章”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权利公约》中。

实际上，我国宪法法理上和具体立法中，都有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论述与规定，只是不详细而已。我国宪法理论界对基本权利的分类主要依照《宪法》条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之种类与学说理论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主要观点如下：（一）以宪法立宪例关于基本权利的分类为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十种类型：1.平等权、……6.社会经济权利、……10.华侨的权利。[3]

论文关键词：申诉权监督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宪法权利

论文摘要：我国《宪法》第41条的规定引起了我们对申诉权的宪法定性问题的质疑，中诉权不应属于监督权，而应属于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这样的定性对我国宪法理论的完善和宪法立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第l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条第3款又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从上述条款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六项公民的具体权利，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国家赔偿请求权：我国宪法学将其概括为“监督权”。

然而，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监督权”里怎么包含一个“请求权”，即国家赔偿请求权。那么，监督权和请求权是一个概念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要追究一下，其它的五项权利真的就无可争议属于监督权吗?我们稍加分析就可得出结论。

第一个问题，监督权和请求权是一个概念吗?公民监督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对国家机关的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而一般意义上的请求权(对请求权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这里是狭义的请求权，广义的请求权在后文中也将提及)，是指当公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因国家机关所作出的决定、判决、裁定违法或者不当而受到损害时，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要求予以撤销或者改变，以矫正和制止侵权行为，使受损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的权利。监督权和请求权虽然在内容上有相互交叉渗透，在功能上有相互依赖、互存互补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两者的权利性质不同，监督权属于第一性的权利即原权利，请求权属于第二性的权利，即救济权。其次，两者的行使目的不同，对于行使监督权的公民来说，其目的在于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维护公共利益，本人与所反映的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请求权的行使主体通常是自身权益遭到侵害的当事人，他们向有关机关申诉或者请求国家赔偿，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目录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1)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2)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

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3)

摘要：域外各国突破传统以实体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引入正当程序理念确立了多元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包括违反迅速审判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报复性起诉、歧视性起诉等等。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及实践经验,重新认识和界定我国的公诉权滥用形态,以更好地规范公诉权的运行。

关键词：公诉权正当程序权力滥用报复性起诉

一、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

公诉的实体要件是指作出公诉决定时必须符合法定实体要件,如果违反这些法定要件则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传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无刑罚权的起诉。公诉权基于国家刑罚权而产生,其必然要求具有国家需要动用刑罚权惩罚的事实。如果起诉书记载的事实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不应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公诉。否则构成公诉权滥用。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第1款,即使起诉书记载的均是真实事实,但没有构成任何犯罪,驳回公诉。此外,如果出现法定的情形,国家丧失刑罚权,则禁止提起公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被告人死亡、心神丧失以及法人消灭;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超过刑法追诉时效的,如果起诉则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

2.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许多国家要求不起诉必须在一定条件内行使,如果案件不属于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放弃追诉的,构成公诉权滥用。各国做出不起诉处分最明显的限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要求裁量不起诉决定只适用于一定的轻微案件。如果超越不起诉要求的案件类型,对严重犯罪做不起诉决定的属于公诉权滥用。二是附条件的不起诉,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不起诉。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构成公诉权滥用。三是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追诉。

内容摘要：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的诉权理论一直是学者们力求探明的

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学说林立。本文着重阐述诉权理论对指导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设立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诉权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法的价值(人权、民主、正义、平等)之间的天然联系，并力图结合当前不断扩大的人权保护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趋势，探求现代诉权理论的新特征、新发展。

关键词：诉权人权人民主权

宪法在赋予人民主权的同时也赋予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人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尤其是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使其依法确保人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人民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①因此，诉权可视为公民基本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中的体现。

一、诉权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诉权作为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石，指导整个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运作，体现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它具有极其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