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范文10篇

所有权（ownership）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制度。一个民族如果不知所有权为何物，或在其制度安排中仅给予所有权以次要地位，而且如果它认为，“我的和你的”（meumandtuum）只不过意味着“当下你我所持有的”，这个民族生活就生活在一个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世界里。但是为了弄明白他们的世界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了评价以“公共管理”取代“所有权”的这一模糊设想或所有权在20世纪重要性已下降、特征已发生变化这一的模糊要求的可能合理性，我们首先要对“所有权是什么”有一个清晰的理概念。

因此，我打算首先描述一下列出所有权所内涵的标准的附属于财产的要件权利义务（incidents），：即：，通常情况下，适用于特定成熟法律制度所承认的、对某物具有成熟的法律制度所承认的最大利益之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义务，以及或其他附属于财产的权利义务要件。这样做也就是要分析所有权的概念；我指的是“完全的”个人所有权这一的“自由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其它他受到更多限制的观概念，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它们亦可叫做所有权。

其次，我计划谈一谈了财产权资格（title）§的观念，谈一谈了法律制度为决定“谁拥有某物”所采用的规则的种类以及，谈了在多个主体都对主张对某物享有均有要求权利的情况下，谁享有优先权的问题。再次，我也会简单谈到分割所有权（splitownership）的情形，在这里，标准的附属于财产的权利义务要件由两个或多个主体分割所有。最后，我会分析社会利益对所有权所作的限制，以及所有权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述顺序具有如下优点：只要描述了完全所有权的标准情形，它的变体和或可能的替换形式，就会通过对比，显得更为清晰，也更易于理解和评价。另外，这种处理也并不意味着提前臆断了对私人所有权应扩张至何种程度以及公共利益应对它作何种程度的修正这一下述问题作了预先判断。，即：私人所有权应扩张至何种程度？公共利益应对它作何种程度的修正？这些一问题尽管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但也只有在对所有权观念做了足够的分析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一、自由主义的所有权观念

我们若暂时将所有权定义为“某成熟法律制度所承认的、对某物的最大可能利益”，则自然可得出结论：既然所有成熟的法律制度都承认对“物”的“利益”的存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成熟的法律制度都有所有权的概念。确实，即使那些原始的制度，（如特罗伯利昂特岛〔Trobriand〕的岛民中存在的制度），也有一些规则，依照这些规则，某些人，（如独木舟的“所有人”），对某些物品比任何其他人有更多的利益。[1]。

对成熟法律制度而言，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广泛的主张，，即：在这些法律制度中，存有一些重要的附属于财产的权利义务法律要件，它们是不同制度所共有的。若非如此，在纯粹英语环境中所说的“他拥有那把雨伞”这句话，就和不同于作为法语“这把伞是他的（Ceparapluieestalui）”这句话的译文的――“他拥有那把雨伞”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两句话含义是相同的。确实，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或其他人们愿意提及的任何现代国家，“拥有”雨伞的人的地位都有着实质的相似性。无论在哪里，在若没有其他人对该物有利益，的在这种简单的、不复杂的情况下，“所有权人”都可以使用该物，或禁止他人使用该物，或都可以出借该物，或、出卖该物，或者随意抛弃该物。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不得用该物来戳邻居的肋骨，或打破邻居的花瓶。所有权，所有权（dominium）（拉丁语），财产权（propriété）（法语），所有权（Eigentum）（德语）及其他相似的用语，不仅代表特定法律制度下某人对某物的最大利益，而且代表超越特定制度而有共同特征的某类利益。因此，知道这些共同特征是什么，当然肯定是很重要的。我强调这些共同特征的重要性，只是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相似性事实上存在着，而且可以通过人类共同的需求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条件得到解释。若要说，这些特征在不同的成熟制度里都必定相同，或者说，这些特征的范围及普遍存在性都证明了所谓的“普遍法学”是一种可敬的追求，则未免草率。这些说法也许确实是真的，但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只需要证说明下述结论就够了：并非像某些作者所暗示的那样，所有权的标准的的附属于财产的权利义务是以毫无规律的、不可预期的方式在标准要件，在各个制度间进行变化的有着截然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毫无规律的、不可预期的，；相反，所有权的的标准的附属于财产的要件权利义务有保持，总保持恒定的倾向内容，它们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命题与下列主张要求混为一谈：即：一切制度均赋予所有权（完全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所有权）以同等的重要性，或它们认为相同的物都是可以拥有的。这个主张要求显然是错误的。例如，在苏联，一般说来，重要财产如土地、企业以及集体农庄均不可以是“个人所有权”（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所有权）的对象，而是“政府”或“集体”所有权的对象；这种所有权虽然与个人所有权也是相关，的制度，但还是与个人所有权有所不同。[2]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非流通”物，它不属于私人所有权，但却服从于国家或公共机构的特殊管制，――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在现代大陆法中，它仍有着重要地位。[3]另外，在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土地似乎不能说是被“拥有”的，因为在那里，我要讨论的标准权利义务在要件被地主与佃户之间进行了分割了，任何一方的地位，与拥有某物的典型情形之间，都不具有充分的相似性。[4]

[内容提要]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近来美国公司法学界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我国学者有的将之译为“法人治理”①其所指的含义一般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之后，经营者掌握公司经营大权，但凡人有权必滥，经营者怠忽职守、不负责任及浪费、奢侈甚至与关联者利益输送的事情，亦必所在多有。为改善或避免此种情形，法律之制衡监控设计便十分的重要。这种防止经营者执行公司经营业务时滥权行为的研究也早已成为晚近公司法学者讨论的重心。在我国企业法人的形态较为复杂，治理结构难有统一认同，本文为力求能与国外学者研究企业中监督、防弊范围相一致，故选择“公司治理”一词加以适用。

企业法人所有权在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企业法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所有权的权属范围是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包括：由股东出资形成的财产和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增值的财产；从权能上说，企业法人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抽象属性上说，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②这一定义显然是在强调法人所有权和其上位民法中所有权概念的一致性，而本文为强调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企业所有权使用经济学中的定义即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residualearnings）的索取权。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的，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要是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企业剩余索取权问题。企业剩余索取权，指的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之后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由于余额的风险性，剩余所有权的享有者也即企业的风险承担者。又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和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必须有人决定如何解决契约中的漏洞或解散契约，由此产生了企业剩余控制权问题。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顺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③

明确了上述概念界定，那么任何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所有权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企业把所有权配置给某一特定种类的利益者？无论这些人是作为出资人的股东还是公司的雇员甚至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明了这些因素，则我们有必要再把公司合同集束理论（thenexusofcontractstheory）④加以确立——把公司看作是一个由合同集成的网。更确切的说，公司在本质上是一系列合同的共同签署人，这些合同中包括同原材料或服务的卖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同向公司提供劳动力服务的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同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资本供应方签订的借贷合同，以及同公司产品的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实际上，企业组织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授权建立一个法人——一个单独的法律上的实体——来充当合同签署人的角色。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对我们定义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拥有自有财产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强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法理：企业所有权与财产权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定与资本的拥有和投入相联系。因为从广义上说，企业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建立在他与交易对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种关系上。我们把第一种交易关系称为是“市场合约关系”，即交易的对象不是企业的所有人，只是通过合同与企业有商业往来；而另一种关系，我简单的称之为“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交易的对方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人。如果企业所有权关系完美无瑕，永远有效，可以完全消除市场合约交易的所有成本，而他自己又不制造任何新的成本，那么所有权成本分析就无必要。但事实上，所有权关系本身也有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就是我们就要讨论的公司“治理”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权人集体决策的成本，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以及因集体决策失误或管理监督不力造成判断错误和管理人员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其他成本。还有一类是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风险承担成本。因此要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在成本最低的所有权配置状态下，企业交易成本的总和应实现最小化，也就是以下两种成本之和达到最小：（1）企业与非所有人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2）企业与企业所有人交易的成本。

因此如何使所有权成本最低转化为公司治理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何种治理模式更有效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便于分析，把两项权能的固有成本大致化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集体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

关键词:所有权保留简易交付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

内容提要:所有权保留，是与分期付款买卖结合紧密的担保制度。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也存有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坚持我国原有民事立法的作法，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原则。但就动产标的物如何基于合同行为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我国原有民事立法以补充性任意性规范的方式确立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略作调整，以强制性规范的方式确立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此背景下，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体现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除与动产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附有生效条件外，其他条款自依法成立时生效。在与动产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所附生效条件成就前，出卖人向买受人进行的标的物交付行为，系服务于买受人提前享用的需要，而非履行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一旦该生效条件成就，买受人即可基于简易交付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所有权保留，是与分期付款买卖结合紧密的一种担保制度。依据该项制度，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虽先占有、使用标的物，但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特定条件(通常是价金的一部或全部支付)成就之前，出卖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待条件成就后，再将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该项制度以微观上的利益均衡为宗旨，以权利享有和利益享用相分离的权利分化理论为构思主题，以设定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前提条件为特征，精巧地实现了买受人对标的物的提前享用，有效地降低了出卖人滞后收取价金的交易风险，从而以制度设计的内在合理性为契机，一经运用，即发挥了巨大的信用供与功能。（关于该制度稍稍详细一些的分析，参见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34条就所有权保留设有明文，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2007年3月16日颁布，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相较于此前的民事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在物权变动模式（这里所谓物权变动模式，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对于基于民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上尽管基本相似，但仍做小幅调整。（稍微详细一些的论述参见王轶、关淑芳：《物权变动制度三论》，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在此背景下，所有权保留如何进行法律的构成，颇值研究。

一

《物权法》以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为核心，确立了多元的物权变动模式体系：即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原则（）有学者以《物权法》第15条的规定为据，认为《物权法》效法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认可了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此论尚有讨论余地。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区隔债权合同的生效要件与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要件这一问题上并无二致，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在债权合同之外，认有独立的物权合同的存在。，以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混合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例外。所谓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其核心内容为：欲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最低限度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其一，当事人之间存在生效的合同行为；其二，当事人需要依据生效合同进行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其核心是采用法定的公示方法。（《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1款、第14条、第15条、第139条、第187条、第212条、第224条、第226条第1款、第227条第1款以及第228条第1款皆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此处尚需注意的是，国内也有学者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这一术语。如孙宪忠教授认为“所谓折中主义，即在承认债权意思主义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中的公示原则，并把物权公示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的观点。由于这种观点把物权公示行为当做债权意思的生效条件，所以也被称为债权形式主义。”参见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32页。民法学界通说将孙宪忠教授所称“债权形式主义”命名为“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谓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其核心内容为：欲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最低限度满足一个条件即可，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生效的合同行为。法定公示方法的采用仅系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具有对抗效力的条件。（《物权法》第24条(限于在船舶、航空器、机动车上设定抵押权的情形)、第127条第1款、第129条、第158条、第188条、第189条第1款皆采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谓混合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基于合同行为在当事人之间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所有权，欲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最低限度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当事人之间存在生效的合同行为；其二，存在交付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行为。登记手续的办理仅系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具有对抗效力的条件。（参见《物权法》第24条以及第23条的规定。）

由于《物权法》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一致，仍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原则，在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问题上，不认可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的存在。由此产生了所有权保留法律构成的第一个争议问题。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能否完成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有学者主张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必须以认可独立的物权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若不采认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有权保留就无法完成法律的构成。（早在《物权法》颁行之前，这一争议就已存在。详请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0页）此外，就《物权法》作为一般规则加以确认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此前的民事立法相较，还略有调整。主要体现为：就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而言，此前的民事立法，如《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以及《合同法》第133条确认，动产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交付之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之外，尚允许“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该项规则属于补充性的任意性规范，留有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充分空间。但《物权法》第23条就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仅允许“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删去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项规则属于强制性规范，限制了当事人自由约定的空间。（约定排除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属于违反效力性禁止性规范的情形，该项约定应认定为绝对无效。就此请参见王轶：《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由此就带来了所有权保留法律构成的第二个争议问题：即在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仅允许“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背景之下，是否还有所有权保留的容身之地？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以及《合同法》第133条允许当事人就所有权转移进行约定，该规定为所有权保留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当事人可以就所有权转移附条件。如果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似乎也就排除了所有权保留制度的存在可能性。（代表性的文献，请参见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71页。）

摘要：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城镇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地上物的所有权属于用地者，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地上物的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弊端，实有修改之必要。本文试借鉴大陆法系的地上权制度来平衡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建议在未来的物权法上抛弃土地使用权的概念，直接采用权的概念，建立统一的地上权制度。

关键字：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上权

一

我国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其实，就城镇国有土地而言，因所有权主体具有唯一性，故客观上不存在转让的可能。但为了鼓励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开发和建设，保护其对地上物的合法权益，我国建立了土地使用权制度。有关法律也规定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方可取得其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实行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一致原则。过去我国在城镇土地使用权方面沿袭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土地无偿划拨，由单位和个人无期限使用的模式，私房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冲突被土地使用权无期限的事实所掩盖。但随着市场经济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的出让和转让制度的确立，使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和无期限的房屋所有权方面的权利冲突日益明显。

依《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将城镇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一般为40—70年。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随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外，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予以续期的，应当重新签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第2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取得。”依上述规定，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可出现以下法律结果：1、按时续期，且重新交纳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用地者可继续拥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2、否则，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的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3、虽按时申请续期，但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申请续期未被批准。这些规定对城市房地产的土地使用，确立了土地使用权有年限和土地使用权终止后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无偿由国家取得的制度。

对于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国家应否无偿取得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随着物的所有权，法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肯定论者从罗马法创立的“土地所有权吸附建筑物”的原则出发，认为国家应无偿取得地上物的所有权。支持该观点的学说主要有：无主财产说、折旧补偿说、履行义务说、超值补偿说、所有权有期说。否定论者一般从民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定出发来进行论证，认为国家无权无偿取得地上物的所有权，。

[摘要]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分别属于物权法中的他物权与自物权，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是物权法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上说，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

[关键词]用益物权所有权权能分离所有权社会化

在物权法上，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学说上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笔者认为，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

用益物权是支配他人之物的一种物权，这就表明用益物权与他人之物的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权是确定财产归属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只有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财产的利用才存在可能。在财产归属不明的情况下，财产的利用也就不可能有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没有所有权的存在，用益物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物权也被称为对物显要的主宰(signoriaeminentesullacosa)。一切其他物权均从属于所有权，并且可以说它们体现所有权。一切其他物权，至少在其产生时，均以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1]正是由于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故理论上一般认为用益物权具有派生性，是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对此，法国民法上并没有“用益物权”的概念，此类权利被称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但其实质与用益物权并无区别。[2]但是，在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这种关系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罗马法上，他物权的出现早于所有权。[3]因为，所有权(dominium)的形成是地役权和用益权产生的结果。同时，从时间上分析，地役权和用益权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2世纪左右形成的。从《学说汇纂》中的一些片断来看，前古典的法学家曾讨论过用益权。[4]他物权的产生客观上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的地位，dominium和proprietas便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3](1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实际上，在罗马法上，地役权和用益权的出现也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只不过这种所有权不是完全私有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公有意义上的所有权。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权，它是由土地公有制之土地使用规则演变而来的。罗马古时，土地属于村社公有，分给各个父权制大家庭耕作后，各个土地使用者为了耕种的便利和其它需要，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持未分割的状态。《十二表法》第7条已有关于通行、导水等的规定，只是尚未形成地役权的观念，认为役权即为所有权。[5]可见，在罗马法上，尽管早期的地役权与所有权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地役权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点应是无疑问的。对此，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格罗索也指出：“早期的乡村地役权是从早期的所有权——主权原型中产生出来的。”[6]

一、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观点简述股权是股东权利的简称，是股东基于出资而对公司享有的一定的权利，我国《公司法》也对于股东权利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定，例如股东享有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等。但是就股权的性质而言，在学说上却有不同的理解。主要包括股权性质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独立新型权利说等等。但限于本文篇幅所限，仅对股权性质所有权说加以简要的陈述并评析。

持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学者认为股权属于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股东对其投人公司的财产所享有的支配权，在公司中并存着两个所有权，即股东享有所有权，公司法人也享有所有权，可称之为“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股东认缴出资、持有股份并不是对股东所有权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所有权。同时持此观点的学者也认识到所有权性质的股权与民法中典型的所有权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所有权中支配权是一种直接支配权，而具有所有权性质的股权则是一种间接支配权，由股东授权董事会对财产行使权利，本质上使得所有权的权能与所有权本身相分离。同时所有权的客体为有形物，股权的客体为公司。

二、对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简要评析就股权性质所有权说而言，其观点本质上是承认股东对其出资财产享有所有权.笔者认为此种学说观点存在以下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

首先，股权性质所有权说其实是在否认了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股东出资之后，其出资财产都已经进行了财产转移。

例如，货币财产需要实际的出资，而非货币财产性权利则需要进行财产权利移转的登记。因此，实际出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的所有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承认公司人格的同时，那么不可否认，股东的出资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已成为公司独立财产，其所有权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该条款是对法人人格独立性的承认。我国《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也就承认了公司作为法人组织的一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同时，《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人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该条规定是对公司股东出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强制性规定。联系上述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公司的成立过程中，股东利用其出资共同组成了公司财产，从而获取的是公司股东的地位，对价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的所有权则归于公司。

其次，从整个公司演变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大陆法系，股份有限公司最初被视为一种依契约关系结成的合伙，公司财产被视为合伙财产，为全体股东共有。因此，起初学者之所以会产生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学术观点，与当时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认识以及公司发展历史进程有较大关系。笔者认为，最初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具有合伙性质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将股权理解为一种所有权，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司已经完全摆脱合伙的影响和束缚，成为一种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其本身拥有独立的财产，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所以，在现代公司制度下，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在法律中明确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如果采纳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观点，就无法解释公司拥有独立财产的法律制度，实质也否认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摘要]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分别属于物权法中的他物权与自物权，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是物权法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上说，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

[关键词]用益物权所有权权能分离所有权社会化

在物权法上，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学说上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笔者认为，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

用益物权是支配他人之物的一种物权，这就表明用益物权与他人之物的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权是确定财产归属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只有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财产的利用才存在可能。在财产归属不明的情况下，财产的利用也就不可能有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没有所有权的存在，用益物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物权也被称为对物显要的主宰(signoriaeminentesullacosa)。一切其他物权均从属于所有权，并且可以说它们体现所有权。一切其他物权，至少在其产生时，均以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1]正是由于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故理论上一般认为用益物权具有派生性，是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对此，法国民法上并没有“用益物权”的概念，此类权利被称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但其实质与用益物权并无区别。[2]但是，在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这种关系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罗马法上，他物权的出现早于所有权。[3]因为，所有权(dominium)的形成是地役权和用益权产生的结果。同时，从时间上分析，地役权和用益权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2世纪左右形成的。从《学说汇纂》中的一些片断来看，前古典的法学家曾讨论过用益权。[4]他物权的产生客观上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的地位，dominium和proprietas便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3](1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实际上，在罗马法上，地役权和用益权的出现也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只不过这种所有权不是完全私有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公有意义上的所有权。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权，它是由土地公有制之土地使用规则演变而来的。罗马古时，土地属于村社公有，分给各个父权制大家庭耕作后，各个土地使用者为了耕种的便利和其它需要，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持未分割的状态。《十二表法》第7条已有关于通行、导水等的规定，只是尚未形成地役权的观念，认为役权即为所有权。[5]可见，在罗马法上，尽管早期的地役权与所有权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地役权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点应是无疑问的。对此，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格罗索也指出：“早期的乡村地役权是从早期的所有权——主权原型中产生出来的。”[6]

[摘要]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分别属于物权法中的他物权与自物权，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是物权法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上说，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

[关键词]用益物权所有权权能分离所有权社会化

在物权法上，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学说上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笔者认为，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

用益物权是支配他人之物的一种物权，这就表明用益物权与他人之物的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权是确定财产归属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只有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财产的利用才存在可能。在财产归属不明的情况下，财产的利用也就不可能有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没有所有权的存在，用益物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物权也被称为对物显要的主宰(signoriaeminentesullacosa)。一切其他物权均从属于所有权，并且可以说它们体现所有权。一切其他物权，至少在其产生时，均以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1]正是由于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故理论上一般认为用益物权具有派生性，是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对此，法国民法上并没有“用益物权”的概念，此类权利被称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但其实质与用益物权并无区别。[2]但是，在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这种关系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罗马法上，他物权的出现早于所有权。[3]因为，所有权(dominium)的形成是地役权和用益权产生的结果。同时，从时间上分析，地役权和用益权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2世纪左右形成的。从《学说汇纂》中的一些片断来看，前古典的法学家曾讨论过用益权。[4]他物权的产生客观上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的地位，dominium和proprietas便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3](1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实际上，在罗马法上，地役权和用益权的出现也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只不过这种所有权不是完全私有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公有意义上的所有权。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权，它是由土地公有制之土地使用规则演变而来的。罗马古时，土地属于村社公有，分给各个父权制大家庭耕作后，各个土地使用者为了耕种的便利和其它需要，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持未分割的状态。《十二表法》第7条已有关于通行、导水等的规定，只是尚未形成地役权的观念，认为役权即为所有权。[5]可见，在罗马法上，尽管早期的地役权与所有权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地役权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点应是无疑问的。对此，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格罗索也指出：“早期的乡村地役权是从早期的所有权——主权原型中产生出来的。”[6]

引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1月28日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该稿分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和附则6部分，共有7章335条。一年以来，该稿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物权法》是一部私法，它把目前混乱的财产关系明晰化，对以前的法律空白有所规定。有学者说：《物权法》在立法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他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有学者认为，《物权法》能够调动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企业，去创造财富，爱护财富，积累财富。当然对意见稿存在的争议会在所难免，尤令人注意的是，《物权法》如何说清楚国家所有权。①

文章基于如何在国有资产的处理模式中寻索一个妥善的方法，而对所有权及占有制度进行根源的溯析，试图提出一些拙见陋说，以期方家见教。

古罗马时代状况的分析

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与占有无疑源于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学家们在处理法律事务的不断积累中研习和探寻出适应于当时的许多法律概念，所有权与占有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现代所有权可以从实质的和经济的观点加以界定的话，罗马所有权却只能从抽象的和相对的观点加以界定，这种观点把土地所有权同地域主权等量齐观。②在罗马法中，所有权是物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权利人得直接行使于自己物上的最完全的物权。与现代所不同的是，在罗马人那里，所有权与所有权的标的是混合不分的。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所有权具有三个特性，即所谓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舍此不存在所有权的问题。③然而，就如彭梵得所陈述的，罗马法中所有权概念及分类是随着罗马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既有词法上的变迁，如家父权、用益权、所有权等，又有所有权类别上的演化。——如早期原始形态的所有权的绝对的和排他的权力及永久性，到后来出现的对所有权主要特性的限制乃至废除；根据罗马行省的实际状况在所有权方面上的创制；市民法所有权和裁判官法所有权的分立及其最终的合并。④从彭梵得所述可以看出，所有权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永恒的、绝对的法律标准术语，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概念框架。这一状况对于现今所处的实际进行一些思考是不无裨益的。

在罗马法中，占有是指占有人对某一物所拥有的排除任何第三人的事实控制权。……占有一词的拉丁文原意是对某物的实际控制权。……在那时的法律术语中，占有一词用来指私人以各种方式对土地行使的广泛的使用和利用的权利。因此，在这一概念形成之初可以说是专制贵族对属于全体民众所有的土地所享有的使用权。也正是因为这些土地是占有的，不能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所以才有占有这一术语的产生和占有这一概念的形成。⑤彼德罗·彭梵得对占有的阐释，占有在罗马人那里是指一种使人可以充分处分物的、同物的事实关系，它同时要求具备作为主人处分物的实际意图。“占有”这个词的含义是指真正的掌握，一种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如此理解的占有关系所体现的只是所有权的一般内容，因而，在一种更准确的、更能反映其蕴意的意义上，占有的确可以说是所有权的外部形象，或者说，如耶林所表述的，是所有权的事实状态。①中国学者对占有的述解：罗马人对于物的私有财产权是由对土地的自然占有开始的，但这种权利本身不是产生自然占有的原因，相反，倒是法律保护自然占有的结果。……占有的概念不同，各自所包含的义务关系也就不同，但他们的本质却又是相同的，都是指的对物享有事实上的管领力，而物权归谁则是次要的。……根据占有的概念以及发生占有的各种实际状况，同样表明，罗马法中的占有首先事实是而并非权利。②从以上不同的表述可以对占有的概念及演进看出一些端倪。即占有同所有权一样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处在某一开放的状态，时刻注意对新内容的扩延。

[摘要]《合同法》第134条规定了约定所有权保留制度，而《物权法》第23条规定，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以外，标的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所有权保留这种所有权变动时间的约定能否与《物权法》第23条的规定保持协调？对此问题，本文分析所有权保留制度的含义、性质、公示与效力，并进而分析《合同法》与《物权法》在适用上的矛盾及解决途径。本文从物权法的角度审视所有权保留制度，并提出未来物权法应当规定所有权保留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所有权保留所有权转移非典型担保

我国对所有权保留制度没有详细的规定，只在1999年《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在2007年《物权法》中既没有将所有权保留作为动产交付转移所有权的例外进行规定，也没有将其作为债权担保规定在担保物权中，由此可见，立法者对所有权保留的认定仍然停留在债权领域，没有将其放在物权领域中思考，有待于未来在物权法的修订中逐步完善。本文拟从物权法的角度解读所有权保留制度，以期对未来物权法的完善产生一定的作用。

一、所有权保留的含义及性质

所有权保留制度是是指在商品交易中，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出卖人移转财产的占有于买受人，而仍保留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以作担保，待买受人交付价金或完成特定条件时，该财产的所有权始发生移转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所有权保留下，标的物的所有与占有相分离，出卖人以保留所有权作为其价金债权的担保方式，通过取回占有及再行出卖和破产取回权等手段来保障价款的清偿；买受人则可于首付一定价款之后便占有利用标的物，尽早地从中获得利润或享受，而无须劳烦他人或另行提供担保物作为偿债担保，同时，还能通过时间差增加偿债能力。所有权保留制度不仅能起到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目的，同时能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实现物尽其用从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其内容来看，所有权保留制度之核心是所有权的附条件转移，并同时以延缓所有权转移这一方式而对债务清偿产生实际的担保效用。故从性质上看，所有权保留实质为一种权利移转型的非典型担保。因此，有学者称之为附条件买卖或者所有权保留担保。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为分期付款买卖、赊销与试用买卖。出卖人可在受让人不依约定偿还价款、不依约定完成特定条件或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为其他处分时行使取回权以维护自己的担保利益，督促受让人积极履行债务，能够很好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所有权保留的设立与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