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范文10篇

处室职能-市场运行调节处(对外经济协调处)

1．起草有关市场运行调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标准并组织实施。

2．监测、分析全省贸易市场运行和重要商品供求状况，负责市场预测、预警和信息。

3．研究提出市场运行和调控方面的政策建议，组织解决市场运行的有关重大问题。

4．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负责重要工业品、原材料的进口管理工作。

5．负责肉类、食糖等省级国家储备的收储、投放、轮换等相关工作。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观。《侵权责任法》作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法充分体现了社会公正，特别是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对医患双方予以平等保护，不仅明确了医疗机构对医疗损害的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4条)。可以说，《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既为患者一方受到损害给予有效救济，又为制止“医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提供了保障。《侵权责任法》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主要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公平、正义。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也可以说是因医疗过程中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对于医疗侵权损害，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和非医疗事故侵权。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以医疗方行为的违法性和过失为必要条件。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另外，医疗事故是排斥故意的，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故意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1]但不可否认，在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下，也会给患者造成损害。显然，医疗侵权损害的范围不限于医疗事故损害。即使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使患者受到损害的，也应可构成医疗侵权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中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此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如果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在处理上则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是因为虽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2]然而，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一，贸易损害的范围。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往往不提贸易损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利益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要素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在有政府政策介入的条件下，在贸易利益中还包括政策导致的利益。与此对应，贸易损害的测量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这意味着贸易损害同贸易利益一样，包含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就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损害问题的研究来看，人们往往较为关注产业损害问题，而对消费损害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前面说过，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损害仅仅是生产损害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用某个行业中生产者剩余的下降来表示。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产业损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由于其它贸易损害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也就难以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摘要】近年来，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民事侵权案件越来越多，虽然有最高人民法院的24号指导案例进行参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进行考察，对这些裁判中涉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法官判决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判决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探索出一条比较合适的路径来对该类案件进行裁判，避免因个案的不公正而削弱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关键词】特殊体质；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

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侵权纠纷不在少数，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在同样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场合，不同的法官对于责任承担的认定却不尽相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最高院于2014年1月26日了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根据此判决，在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那么其特殊体质不能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是该判例针对的仅仅是交通事故纠纷领域，而医疗损害纠纷与交通事故纠纷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能否直接适用有待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试比较以下三个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纠纷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案例一：孕妇梁某产前在甲医院进行产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遂选择顺产，结果因为甲医院产前检查做得不够完善，未能正确评估新生儿顾某的体重（产前预估3900克，实际4500克），导致孕妇发生肩难产，之后医方对新生儿的抢救措施不到位，使得新生儿患有脑瘫。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患儿的脑瘫疾病与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医院提出受害人特殊体质抗辩。最后法院根据该鉴定判决医院承担全部（100%）责任。案例二：产妇周某临产至丙医院处治疗，因丙医院在周某的分娩过程中对周某的病情认识以及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对患者周某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周某自身患有的肾孟肾炎等疾病、胎盘前置等问题，造成了周某死亡的损害结果。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医院过错行为的原因力为同等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50%的责任。案例三：患者胡某因先天性心脏病到乙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医方存在一定过错，最终因为多种因素导致胡某死亡。经鉴定机构鉴定，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的风险性、患者自身特殊体质、手术并发症等原因才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错行为与胡某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拟参与度为1%至20%，法院判决医院承担15%的责任。将这三个案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同法院的裁判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异处，跨度非常大，但仔细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又会发现这些案件还是不同的，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医疗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的过错程度。

二、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简述

[论文关键词]西利宾胺；预防；肺结核；药物性肝损害

[论文摘要]目的：探讨西利宾胺对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致肝损害的预防效果。方法：242例初治菌阳肺结核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应用“2HRZS(E)/4HR”方案抗结核化疗,观察组加用西利宾胺，对照组加用肝泰乐。结果：观察组药物性肝损害发生率为6.6%，抗结核化疗中断率为4.1%，调整化疗方案率为1.6%；与对照组的19.2%、14.2%和9.2%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西利宾胺可显著降低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所致肝损害的发生率,并可减少因抗结核药所致肝损害而造成的不规则化疗发生率。

肺结核患者在接受抗结核化疗期间可出现药物性肝损害，进而可致部分患者不得不中途停药，影响正规化疗进行。既能有效化疗而又可减少或避免肝损害的发生，近年来，我们对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在抗结核药物治疗的同时，予西利宾胺或肝泰乐同服以预防药物性肝损害，并对其效果进行对比观察。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1年1月~2003年12月我所收治的肺结核住院患者242例，男167例、女75例；年龄18~72岁；患者均具备下列条件：①为初治肺结核，临床表现有发热、乏力、盗汗、消瘦等肺结核常见症状，X线胸片示肺部有结核浸润影，痰涂片检查结核杆菌阳性；②痰培养证实结核杆菌对异烟肼(H)、利福平(R)、链霉素(S)、乙胺丁醇(E)及吡嗪酰胺(Z)敏感；③无上述药物及一般抗生素过敏史；④无精神、神经病史；⑤无免疫缺陷病或使用免疫抑制剂史；⑥非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⑦无心、肝、肾功能异常及糖尿病史；⑧不嗜酒及近3周内未使用解热、镇静剂等影响肝功能的药物；⑨患者同意治疗方案。按1998年肺结核分型标准[1]，Ⅲ型215例、Ⅲ﹢Ⅳ型27例。

内容摘要：企业的产品及生产活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由于有限责任制，这些损害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无法得到赔偿。本文重点分析了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的金融手段，认为保障社会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不仅能够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而且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关键词：社会损害金融手段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财务担保

目前，关于矿难、劣质产品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伪劣药品夺人性命、重大环境污染等由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悲剧时常发生。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是政府？还是由企业的股东、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是政府承担，那就等于由全体纳税人承担，那么这种非自然原因的、由个别企业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人为灾难为什么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后果？而股东、经营者是自然人，能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让黑心的矿主、企业经营者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承担刑事责任，也无法对无辜的受害者进行经济补偿，或对污染的环境进行事后治理。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仅靠政府的直接管制还是不能完全阻止社会损害的发生。本文具体探讨了如何通过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进而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社会损害及其控制

社会损害是指企业的产品或其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对人生命健康的危害以及对财产的损害，这些损害可能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也可能是产品导致的。这些后果本应由对社会造成损害的企业承担，但由于有限责任制，在损害发生后，往往企业破产，无力对这些损害进行赔偿，最终这些本应该是企业的内部成本就间接转变成了外部成本。

避免社会损害发生的办法有两种：第一，依靠政府采用各种政策、规章、措施进行管制，一般的做法是由各相关部门（如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保局、安监局等）对企业进行管制；第二，依靠道德教育，提高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但是，事实证明，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要更有效地解决社会损害问题，事后的惩罚与事前的管制同样重要，有时可能效果更好。事后的惩罚也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严惩，由造成社会损害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种是经济严惩，由造成损害的当事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谁生产的药品、食品致人死亡，谁赔偿，谁的煤矿发生矿难，谁负责赔偿死难家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后严惩不仅能够惩罚社会损害者、补偿受害者，而且能够警示潜在的社会损害者，促使企业事前采取措施防止社会损害的发生。

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中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无疑，这是我国《婚姻法》的重大改革。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本文从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功能及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的比较出发，试图使大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是夫妻一方违法侵害其配偶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有过错一方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背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其配偶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夫妻一方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至于离婚财产损害，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其配偶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及为恢复损害而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上的损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期待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就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即积极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的丧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等期待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夫妻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扶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受扶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一方却不予以扶养的，由此造成无过错配偶应得的扶养费损失，过错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扶养条件的，不宜列入赔偿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上给予扶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扶养条件。凡具备法定扶养条件的夫妻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受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婚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

内容摘要：新《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产物。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配偶，双方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配偶一方的过错是对婚姻法规定的夫妻间应尽义务的违反，造成另一方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新婚姻法在借鉴外国法基础上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笔者认为，可以坚持以下四项原则，即：法官自由裁量原则、适当合理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个人负责与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关键词：离婚案件精神赔偿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损害赔偿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婚姻法第46条及其《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规定，权利主体是指离婚诉讼当事人中受害配偶一方即有过错方的配偶，义务主体是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无过错的配偶一方且对方存在着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或双方均无过错的，就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我以为，这里的“过错”应作狭义理解，是指法定的过错即具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正因为人具有自然属性，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难免存在着争执与纠纷。在婚姻家庭中，难免会发生一方侵犯他方的合法权益或违背婚姻家庭的法定义务的情形，夫妻双方总会存有或大或小过错。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规范的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要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否则婚姻关系之间就没有是非的标准了。

【摘要】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

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化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我国正处于快速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一、概述［1-3］

酒滥用及酒依赖对神经系统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其临床表现大致可分为三类:①急性酒中毒;②与戒酒综合征有关的异常，如震颤、谵妄等;③与长期饮酒及酒依赖有关的异常，包括中枢神经病变、外周神经病变及植物神经病变等。本文集中介绍第③部分内容论文。需说明的是，有些表现的分类较难。

Wernicke(1881)首先观察到一种发生于酗酒者中的三联征:突发意识障碍、眼肌麻痹及共济失调。Korsakoff(1887)描述了一些酒依赖者在其他认知能力相对完整的情况下，出现明显的记忆障碍。后人即以其名字命名上述两种综合征。与此同时，Maudesley(1879)注意到一些酒依赖者出现与老年性痴呆相似的全面的认知功能损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上三种综合征成了酒依赖的神经系统损害的经典描述。此外，震颤也是酒依赖患者的常见神经损害症状，尤其是手及舌部震颤。

Freund等［1］证实，长期酒滥用(其标准为超过80g/d纯酒精，时间超过10年)可使额叶的M型胆碱受体明显减少;他们还证实，壳核处胆碱受体也减少，而苯二氮受体却未受损。组织学研究发现，额叶并无萎缩的表现。提示乙醇不仅具有区域选择性，而且具有受体选择性。近年来的各种研究均提示，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而言，除长期酗酒所致的营养不良外，乙醇的直接毒性也不容忽视。

综合而言，引起饮酒性脑损害有关的因素:①乙醇对神经细胞(尤其是细胞膜)的直接作用;②乙醇对神经递质、受体及第二信使系统的作用;③饮酒使细胞膜、神经递质或受体产生的长期改变;④进食及吸收不良，产生维生素(主要是维生素B1、B6、烟酸)缺乏;⑤与酗酒相关的代谢性改变；⑥长期饮酒使脑血流减少;⑦酒依赖对其他器官的损害(如肝病)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2］。

二、威尼克脑病［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