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范文10篇

【内容摘要】：隋文帝杨坚实现了南北统一,这与他积极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经济实行一系列改革分不开的,同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心声和愿望.隋朝的统一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杨坚实现了南北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统一改革隋文帝

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而他一生的最大的作为,就是结束了几百年的南北分裂,从而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那么他是如何实现南北统一的。

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人,出身关陇士族。其父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爵随国公。其妻是大将军孤独信的女儿。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周宣帝的皇后,杨坚为大前疑,是北朝的核心人物之一。

隋文帝杨坚在北周王朝虽为累世显贵及帝室姻亲,但他的政治地位一直不牢,常受到当权者的嫉恨,几次遇到丧失性命和全家遭祸的危险。周武帝时,宇文护当权,就曾屡次准备加害。齐王宇文宪执政期间,又曾建议把他除掉。宣帝即位,特别讨厌杨坚,常常对杨后说：“必族灭尔家”。这些都因杨坚从容应付而安然度过险境。

后来杨坚为什么在北周终于成为举足轻重,众望所归的人物呢?主要就是他在政治风云中,独能顺从民情,善于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对人民施行缓和政策,因而使各个阶层从对比中,深感到他可以信赖,从而获得民心。“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因而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北周的帝位,短期内击败了北周残余武装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的反抗。从581年代周到589年灭陈,隋文帝更加致力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到灭陈前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史称平陈时,隋王朝的经济情况为：“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灾,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社会秩序的状况良好。

一、此道诏书的背景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这道诏书的时间是开皇三年(583)四月。《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将诏书的背景作了简要叙述：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治所在令辽宁省朝阳市)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在今河北省抚宁县境内)。上郲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上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肃省的中西部)，兰州总管叱李长又守临洮(治所在今甘肃省岷县)，上柱国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长儒据周槃(地址不详，马长寿先生认为周榘在隋宏化县界内)，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又名木硖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南，扼陇山之口)、石门(在今宁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须弥山)两道来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安定(今甘肃省泾川)、金城(令甘肃省兰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县)、弘化(治所在今内蒙古鸟审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六畜成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显然，隋文帝下达的这道诏书，是基于隋朝与突厥之间已进行多年的战争。

突厥是北魏时期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杆可汗在位时逐步强大起来，“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到陀钵可汗在位时，突厥已拥有兵马数十万，对处于对峙状态的北齐、北周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增加与对手抗衡的筹码，周、齐统治者争相“交结突厥，以为外援”。他们交结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亲与输送大量财物。“朝廷(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来，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周齐的做法，使突厥统治者益发骄横，更加轻视中原人民。每当突厥南侵之时，周、齐两国为保存实力均采取避战态度。开皇初年，隋将李充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隋文帝维护中原人民利益的强硬政策，使突厥贵族极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隋朝与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动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营州刺史高宝宁再次联合，开始对隋朝西部、北部边境大举进犯。面对突厥的强大攻势，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于开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击突厥入侵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调遣“凉州总管孤独罗、元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兵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隋文帝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各军的指挥。四月初，“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使隋军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和外交努力，到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项准备，于是隋文帝这道诏书激励各军将士对突厥进行决战。

论文关键词：开皇三年；隋文帝；《隋史新探》

论文摘要：在《隋史新探》一书中，金宝祥先生等人引用了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文帝的一道诏书，引文是“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开皇初年“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己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这道诏书载干《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从中可以看出隋文帝此诏是基于隋朝与突厥历时多年的战争。将诏书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金宝祥先生等人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金宝祥先生等人为了论证“炀帝对高丽决战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以高丽为首的北方草原强大弧形包围”的观点，在《隋史新探》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的第一部分专门论述了隋朝“对高丽决战的历史条件”，其中引用了《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记载的隋文帝的一道诏书中的几句话，并据此而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开皇初，隋文帝曾了一道很值得人们重视的诏书，其中曰：“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从文帝所谓“东夷”对隋的“私仇”，“西戎”对隋的“宿怨”，契丹、突厥等对隋的“切齿磨牙”与伺机进犯的情况分析，当时的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已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

仅从引文的字面来理解，金宝祥先生等人对所引史料的分析论证似乎没有不妥之处。如果从隋文帝诏书的背景出发，将诏书的内涵作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金先生等人对诏书原文的引用及由此而阐发的观点，似乎存在有断章取义之嫌。本文拟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一点儿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道诏书的背景

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关系者，长孙晟的业绩是不应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长孙晟一生活动的述论，以揭示隋与突厥关系发展进程的某些片断。

一

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

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

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曹县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

（一）隋文帝统治时期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88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国家统一，社会趋于安定。隋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3］35诸等措施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帝还关心民情，赈救灾荒，及时保障百姓生活。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开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仁寿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统治的20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势明显地趋向稳定。而山东地区也是“奸盗屏迹，境内肃然”［3］1695。稳定的局势，给山东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摘要：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其间虽然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但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度左右。这就是说，当时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由于气候偏暖，而当时的盛夏更显得十分炎热，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性不宜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长安周围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洛阳周围共建有6所。避暑宫是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宜人的山谷地区。

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关系者，长孙晟的业绩是不应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长孙晟一生活动的述论，以揭示隋与突厥关系发展进程的某些片断。

一

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

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一、对改革的贡献

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吏治,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炀帝明令废除诸州总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诏:“自今以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又规定“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须德行功能显著者,才能升级。大业三年,炀帝下《求贤诏》,批评各级臣僚,举贤不力,要求从德行、文武才干等各个方面荐举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亦宜录用”。北周官制,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员冗杂。隋文帝虽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炀帝即位后,作了大胆改革。如废除三师、特进官;废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将光禄、金紫、银青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定为散职。又改三卫为三侍,废除直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别将等武官。文帝时设置了九等爵位,炀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废除。尚书省六曹,原各设侍郎六人,共计三十六名侍郎,炀帝改为每曹各设侍郎一名。这些改革,不仅裁减了冗官,精简了机构,同时又削弱了北周的贵族势力,是切中时弊的。

南北朝以来,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现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县的数量越来越多。隋灭陈后,全国总计有州253,郡689,县1562。这么多的各级地方机构,供养那么多的官吏,势必加重黎庶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文帝废郡,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即位,又废州改郡,大量压缩裁并地方官僚机构。大业三年,全国仅设郡190,县1255,郡县数目较前大为减少。

南北朝时,豪族地主拥私兵,建坞堡。农民罹于战乱,又不堪赋役负担,纷纷依托豪族,加之当时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门便隐占大量户口。造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载国家户籍,国家就无法征收赋役,这就减少了朝廷对劳动力与财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阅,检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炀帝即位后,继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蕴主持貌阅,进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负租赋。裴蕴历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二、对经济的贡献

隋场帝即位，继续推行均田制，于大业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连续两次“诏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时，坚持打击豪强兼并的行为，专门派司隶台负责纠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对赋役制度也进行改革。“场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裨、部曲之课”。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龄文帝时二十一岁，到大业时规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多次减免租税，对农业生产也比较关注。“赖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还在今青海地区“大开屯男”，解决了边防军粮的问题。由于有效的农业政策，垦田数大业二年，达到“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恤，沙债碱卤，丘陵叶陌，皆不预焉”。国家积蓄更加充盈。大业五年(609)，隋场帝继文帝后，在裴蕴的建议下，再次在江南括户，“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这一措施既打击了豪门大族的势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隋朝的强盛。大业元年(605)场帝在宫城东又建筑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粮食库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国二十多年，西京府库的粮食还未用完，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商业城市进一步繁荣。场帝“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迁徙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设置十二坊于洛水，东都的商业空前的繁盛。

隋代统一且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众多有利的条件，同时国家对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商业。这时候无论是商业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业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抛弃了前代杀鸡取卵的剥夺方式，开始从注重巩固根基，对商业发展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隋王朝是一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业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是隋代统治者在数百年的乱世环境下，主动对旧有制度的调整，去除了以往的积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具有显著的成效及深远的影响。隋王朝通过采用制度来规范及保障商业活动，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创造了重要基础，并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

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