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范文10篇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的研究对象，乃始自隋文帝杨坚建祚的开皇元年(581)二月、止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这一时段内，中国境内佛教信仰与文学现象的互动关系。之所以截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乃因为是时南方割据诸国方才皆平也:是年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914—985)献漳、泉二州于宋，南唐残存势力祛除;三月，吴越王钱俶(929—988)朝宋，五月更献地于宋，吴越国亡［1］。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隋唐五代佛教文学为其当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亦已有百馀年，成果斐然。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25］认为，八大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就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初赤身裸体的在森林里穿行，有了羞耻感后会用树叶来遮羞，树叶只能用来遮羞，不能满足身体保暖的要求，在欲望的强烈需求及人类意识的发展下，人类开始学会用兽皮做衣服，使自己身体暖和，在身体暖和之后，人类希望自己更漂亮，更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欲望下开始装饰自己，衣服做得越来越精致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装饰物。以至于发展到现代这个异彩分呈的流行时代，各式各样的服饰、发型、化装等。也许昨天还是大街上的流行主调，今天的新的款式、样式的出现又成为大街的主流。正是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才使得新事物不断涌现。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当猿刚刚进化为人的时候肯定没有穿衣服，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不得而知。上古传说把衣服的发明归功于黄帝。《易经》说：“黄帝、舜垂衣裳而天下制。”实际上，衣服的出现要得多。我们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就发现了骨针，从而可以知道，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穿衣服了。在6000年前的韵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在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各有20～30根的细布和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90～50根的绢。那时的人们一定也穿衣服了，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从传说的玉帝时代起，经夏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朝末期，共约4900多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相当长久，经历许多历史朝代，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穿着的服装在逐步的发展变化。

由于人的欲望是没有截止的，社会也是发展的，所以新的艺术品，也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断发展，其实艺术发展的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在寻求自由、解脱的过程。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性欲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所以说有了欲望艺术才会发展。

生活中常有衣、食、住、行的说法，把衣放在第一位，然而唐代被称为一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以及人们对奢华欲望的极度追求。

摘要：中医美容源远流长，其发展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远古至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明清时期，在长期的发展沿革中，中医美容已经形成的自身独特的历史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医美容方剂历史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样，也是美容研究的渊源考察文物。可以看到我们先人在二千年前就已经能研制简单美容制剂。浩翰的古籍里，有关美容的论述丰富深刻，其实用方笺也屡见不鲜。自战国至清末的医籍、医著中，就有增白悦颜、祛斑莹面、毛发美饰、酒渣粉刺、灭斑除疣、除臭散香6大类1233首美容方剂，269味中草药。当然，这些多数是为当时朝廷贵族服务的。本文对古籍中的美容方药归纳如下。

1远古至先秦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甲骨文已记有“疥”、“秓”、“癣”、“疣”等损美性疾病［1］。殷纣王时期，已研制有“涂脂擦粉”，使用的化妆品——“燕脂”，能收到“桃花妆”的美容效果［2］。战国时的《山海经》146种药物中，有12种与美容有关［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时期的医药方剂书《五十二病方》的内容十分丰富，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剂6个［3］。《养生方》中有3个长寿方，还有“令人面泽”和“去毛”、“黑发”的专方。

2秦汉三国时期

一、走上敦煌学研究的道路

邹兆辰(以下简称邹)：郝老师，您好!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历史系工作，对您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这次我们不谈其他，主要谈一谈您在学术方面的经历和成果。首先我想问的是，您在学生时代是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为什么从一开始您的学术方向就选择了敦煌学呢?

郝春文(以下简称郝)：的确，我一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就选择了敦煌学这个方向。1983年我正式考取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一入学，宁先生就让我和李德龙同学在通读敦煌文献的同时，协助他搜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这样就开始与敦煌文书打交道。您问我为什么选择敦煌学，那就要先说明敦煌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敦煌文献研究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它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批研究资料，而且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与正史资料不同，它们是没有经过史家处理的，因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材料数量不少，有5万多件。当然，其中与历史有关的不占多数，但还是有相当数量，可以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大约90％左右是佛教典籍，其题记及背面所抄写的内容与世俗有关，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我们对这些资料里面史料信息的发掘会越来越深入。这些资料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记载敦煌地区的资料，不能完全反映全国的情况。时间是公元9－11世纪这二百年间。这部分材料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大，反映的方面也比较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等等方面都有。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进行得比较深入。第二个层面是敦煌文献中一些不仅能反映敦煌地区，而且能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比如一些法律文书，是中央政府颁布的文件，就不仅反映敦煌地区，也能反映中原地区的情况。再如，反映均田制的文书，对于了解全国均田制的情况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敦煌文书实际上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一批资料。这样的资料的价值就更高一些。再一个层面是敦煌保存了一大批记录敦煌地区民族问题的资料，包括汉族的资料，也包括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资料。其中还有古藏语及回鹘文的资料。因为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并没有实际控制西北民族地区，所以正史中留下的资料很少，且往往不准确。所以，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就更显珍贵。

敦煌文献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保留了一大批中国古代中外交通史的材料。敦煌地区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一个通道，中原文化通过这个通道往外传播，国外的文化也通过这个通道往里传。敦煌保留了这些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比如，记载宗教的材料就是异彩纷呈，不仅仅是儒家的、佛教的、道教的，还包括景教、摩尼教、袄教的记录。利用这些资料，有助于推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摘要：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隋唐时期；陕西航运；漕渠

Abstract:TheSuiandtheTangDynastymarkedanotherpowerfulandprosperousphaseinChinesehistoryfollowingtheQinandtheHanDynasty.BothdynastiesestablishedChang’an,locatedinthedepthsoftheGuanzhongPlains,astheirrespectivecapital.Undertheinfluenceofthisimperialarrangement,navigatingindustryinwhatisnowShaanxigainedapinnacleofprosperityinhistory.Duringthisphaseofhistory,acompletesetofregulationsofnavigatingadministrationwasintroduced,maintainingthemaximumoftransportingcapacitybyovercomingnumerousdifficultiesinnavigationontheWeiheRiver.Especiallyatcriticalmoments,large-scaletransportationwascapableofbeingorganizedontheHanRivertobasicallyguaranteethegrainconsumptioninChang’anthecapital,whichplayedanessentialpartineconomicsupplyforthecapital.

KeyWords:timesoftheSuiandtheTangDynasty;navigationandtransportationinShaanxi;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摘要：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开始有较为成熟的绘画理论设专著出现，绘画理论专著中的理论核心成为了绘画的品藻标准，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研究古代绘画理论专著文献，通过收集和整理相关图书、期刊、论文，梳理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专著的发展脉络，分析对中国绘画史有重要意义的核心理论。

关键词：理论专著；山水画论；绘画史；绘画理论

古代绘画与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创作者绘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不断成熟的绘画理论体系。早在《论语》中，就有对于绘画的品评，发展至清代，画论更趋全面和细致。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文化中，艺术文化无疑是体量很大、十分活跃的板块。因此，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画论，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和绘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魏晋南北朝画论专著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其中，绘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石窟壁画、墓室壁画、装饰画和人物画方面，此外，山水画和花鸟画也从这一时期萌芽。绘画的发展，也促进了绘画理论著作的进步。古代第一部对于绘画的系统性理论专著是南齐谢赫《画品》[2]，书中对27位画家及其作品进行点评，提出了“六法”作为评价画作的标准。“六法”是人物画的品评标准，对画作的气韵、用笔、形象再现、色彩运用、构图、作品的思想都作了系统的要求，其标准无论在绘画实践还是各类指导绘画的理论上都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画品》开创了史实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对中国绘画编年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宗炳是思想家、佛学家[3]，倡导“万趣”与“神志”的融合，在其对绘画分析的著作中，对山水画形都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解读，他认为山水等自然之灵于外形的绘画中体现了“道”。魏晋玄学对宗炳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思想重在画作中表达思想、气节。他在《画山水序》中也阐述了“以小观大”“神托于形”等观点，对绘画的创作理念、形象的表达再现甚至于具体表现技法、空间上的透视方法都有精辟的概括。有别于《画品》，《画山水序》在山水画尚未形成系统科目之前，作者就提出了山水画创作的规律和方法，并初步概括了透视原理。除理论专著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大批的绘画理论。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人物画创作标准，完成了众多描述绘画的著作。顾恺之在文学和绘画上的造诣出众，撰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理论著作，提出了新的观察人物形象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目的。他对人物画的描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求表现出人物的精、气、神，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后人对其评价中写道：“顾恺之得其神。”

二、隋唐五代画论专著

中华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牢记历史、传承文明特别是我们中华文明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将来有可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广大考生，在行测考试中的常识部分，命题人也安排了适当比例的中国古代元素：涉及历史、人文、或天干地支、自然节气等等前人的智慧结晶，这里仅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浅析，希望对广大考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公务员考试中纵观近几年国考和省考的行测考试，不难发现在常识部分的考查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元素，这其中涉及到了历史年代、古代科技成果、天文历法、自然节气、杰出人物和古代文学作品等等，其中这些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框架，专家提醒大家，行测考试加大对该部分的考查，就是时刻提醒广大有志于公务员事业的应试者，要在牢记历史熟稔文明的基础上，发扬文明。

例1(2014年中央真题)：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巨大的“和”字，其蕴含的思想源自

A墨家

B道家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玉文化是关键的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民俗、理念等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玉文化历经几千年，不断发展、演变、沉淀，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文聚焦玉文化专题博物馆，从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及创新性等方面展现中华几千年的玉文化。

关键词：展陈设计；玉文化；博物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玉文化是关键的一部分，其依托玉器形成特定的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民俗、理念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玉文化的演变

60万年前，古老的北京人就已开始选用水晶、玛瑙、蛇纹石等物品打造片状的旧石器。随着制石工艺日渐成熟，治玉工艺被逐步剥离，成为专项技艺。大约6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并应用原始砣机制作玉器，镂空与钻孔是常见工艺，玉器制作由此逐步迈向成熟。进入夏朝后，玉器制造开始将体薄、饰细阴线、刻几何纹作为主流工艺；商朝时主雕阴线。之后几代也多有变化，比如西周雕刻大多简单遒劲，春秋战国时期流行隐起剔地技法。上述玉器制造，多需用铁砣操作。秦汉匠人手法豪放沉雄，尽显气势与神韵；隋唐到宋辽金这一阶段，碾玉高登成为玉器制造的主流工艺；元朝的玉器制造工艺相对粗犷，风格较硬朗；明朝前后，工艺则一精美一厚重；清朝玉器主流工艺较为精细；近现代玉雕工艺不断追求创新，随着电动机技术、超声波工艺、计算机科技等愈发成熟，玉雕工艺炉火纯青。围绕中国玉器展开的研究、鉴赏以及收藏等历史活动形成了玉文化学术史。纵观当下，学术界多以考古所得玉器为对象深度探讨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比如，玉在奴隶社会已具有独立内涵；在商朝被纳入“八材”体系，并出现了专门的玉雕行业；在周朝被赋予了宗教伦理、人文道德以及政治涵义，所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春秋末期至隋唐五代是金石学的萌芽期；北宋时期，金石学成为时代热潮，士大夫愈发偏爱玉器研究。其中，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玉器卷》正式拉开了我国玉器研究的帷幕。随后，宋、元、明、清各朝均出现了较知名的玉器研究成果，比如，元朝朱德润编纂的《古玉图》，深受人们推崇；明朝曹昭编纂的《格古要论》备受世人青睐；清朝吴大徵编纂的《古玉图考》与民国刘大同编纂的《古玉辨》是人们考察、钻研和了解玉文化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玉雕史中，独山玉是最古老的玉种，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四大名玉中，独山玉被誉为“南阳翡翠”，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新石器时代初期，在独山及其周边居住的原始先民在制作农耕劳动工具时，最早小规模地开采独山玉石。到该时代中期，独山居民已开发出玉器磨制、钻孔等多种工艺，能将玉石从普通石料中剥离。商代开始在天然的山洞中找矿脉开采深层独山玉，制玉的手工作坊也出现在独山脚下。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南阳先进的冶铁技术，极大地革新了传统的琢玉工具，尤其是南阳所创新的脚踏砣子技术，大大提高了玉器制造效率。到了汉代，独山脚下有一座专门加工、雕琢并对外销售独山玉的村落，叫沙岗店村，是汉朝较有名的“玉街寺”遗址。进入宋元时期后，玉器逐渐转变为流通性商品，备受百姓青睐。清朝时期，南阳已然形成专门的玉雕产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南阳独山玉再次展现出与众不同之处。目前在南阳，流行着这样一句充分彰显独山玉雕技术之精湛、文化底蕴之深厚、市场地位之高的谚语：“十个玉器匠，九个南阳人。”中国玉文化历经几千年，不断发展、演变、沉淀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在经过提炼、升华后，玉文化形成体系并以博物馆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随着玉文化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以玉为主题的各种艺术品也涌现出来。在距离南阳市西部三十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小镇—石佛寺镇。在该镇，有一座俯瞰形似草书“玉”字的磅礴建筑，即中华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内陈列着数目繁多的玉器，是人们了解中华上下几千年玉文化、玉器种类、玉器用途、玉器制作工艺的地方。为向世人传播我国优秀的玉文化，本文聚焦中华玉文化博物馆，细致地探讨其展陈设计以及创新性等，致力于通过阐述新型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来传递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几千年的玉文化。

二、玉文化博物馆展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