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范文10篇

1概述

1.1隋唐山水画的发展

隋唐山水画独立成科，在中国画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隋时期，山水画独立。这一时期主要承接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迁想妙得”等思想，山水画走向独立，青绿山水开始完善，以展子虔的《游春图》为代表（如图1），出现了第一幅卷轴画；其次，中唐时期，山水画发生显著变化，诗、画开始相互渗透，出现水墨山水的萌芽，主要代表人物有卢鸿一，代表作《草堂十志图》；再次，盛唐时期，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除了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得到盛行，青绿山水画中也出现很多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如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江帆楼阁图》和《明皇幸蜀图》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作。可以说，隋唐这些画家及其山水画作品对后代山水画和园林艺术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山水画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2]。

1.2隋唐园林的发展

中国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园林滥觞于商周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时期，发达于明清时期[3]。在隋唐这段时期，园林艺术有所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皇家园林中的“壮大气派”也已经基本形成，写实园林基本进入成熟期，隋代因隋炀帝的荒淫奢靡，造园风气也一时兴起，致力于宫廷御苑的建造；至盛唐，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的设计也越趋精致，尤其是石雕工艺颇为娴熟，皇家建筑雕栏画栋，格外华丽。皇家园林主要代表有：大明宫、洛阳城、西苑等。第二，私家园林的艺术性较魏晋有所升华，着重于刻画景物的典型个性，具有写意而朴实的特点，自然山水以其特有的面貌表现了独特的园林艺术[4]。有名的私家宅园多为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业（如图2）、白居易的履道里宅园、李德裕的平泉庄等，为后代的写意园林奠定基础。

2隋唐山水画与园林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中国古代通过集体会议,以讨论的形式,集思广益,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时期则日益成熟,称为“集议”,还被写入了王朝的令、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并在注释中解释“议”云:“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①集议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重大的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方面的问题,均可通过一定的程序,成为集议的主题。有关法律问题的集议是集议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具体的程序和运作方面,更为完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当时的法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唐代的集议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关于司法过程中之集议的研究还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做较为详细的探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中国古代，一位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经，在黄昏的伊河上仰望过龙门石窟，顶着浓冽的秋霜拜临过白马寺，而今年的初冬又一次摸到了隋唐遗址。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

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流连在洛阳已经一年有余，小时候那些美好的诗中描绘栩栩如生的洛城在脑海中变成了不可磨灭的现实。

谁家玉笛暗飞声，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有一颇为独特的历史现象，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秦汉时期与处于鼎盛阶段的隋唐时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惊人的相似，又仅存在于秦汉与隋唐时代。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证的秦汉、隋唐现象。我们是否应该从“一般”的角度，予以必要的审视与考察，从中发现某种“必然”的东西呢？下面，谨列举十种惊人相似的历史现象。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摘要：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其间虽然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但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度左右。这就是说，当时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由于气候偏暖，而当时的盛夏更显得十分炎热，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性不宜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长安周围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洛阳周围共建有6所。避暑宫是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宜人的山谷地区。

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中国的诗歌对仗工整、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使学生们对于语文中学过的诗歌印象更深刻，引进历史教学时非常方便、快捷。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现存唐诗五万四千余首。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如杜甫的诗，题材主要是时事与底层百姓生活。又如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写的新乐府诗，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晚唐时期的杜牧，更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吸收了很多诗歌中的名篇，他们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有很多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学生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原貌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中国唐代诗歌与高中中国古代隋朝唐朝历史的教学整合做出如下设计。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在我国各个朝代的发展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音乐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经历了“成均之学”为标志的原始萌芽阶段，夏商西周“官办教学”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的提高，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不断下移，音乐教育逐渐由官府下移到民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标志着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转型。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周时期的血缘宗法分封制度在这一时期彻底坍塌，从而使与其相适应的礼乐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也必然的发生了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音乐教育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后，体制化的音乐教育，基本上从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的官办教育机构中剥离，而存在于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宫廷祭祀庆典礼仪、宴享娱乐的官设音乐机构中。此时的音乐教育目的，并不是原先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人才，而是学艺歌舞技艺等音乐知识，供宫廷娱乐而用。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体系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乐府的成立即是音乐教育中心转移的鲜明标志。乐府始于秦代，“汉承秦制”，汉武帝时进行扩充，乐工八百余人，规模宏大。到汉哀帝时取消这一机构。汉代乐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音乐教育机构。它的任务是适应宫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创作歌词、编写曲调，编配乐器以及表演乐器，唱歌等。其教学任务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宫廷的各种音乐活动的需要，提供服务人员，与以前官学中为统治阶级输入治国人才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从概念的界定上讲，乐府已并非是官学性质的音乐教育机构，而属于官办音乐教育。乐府中即使参与祭祀典礼中的音乐活动也大量存在有“以俗入雅”的行为，其实施主要是以娱乐性音乐为主，是以教授乐人技能为主。另外从乐府的领导者以及宫廷皇族出身来看，如乐府领导人李延年乐师出身；还有汉代皇后赵飞燕既是历史上出名的歌舞女子，充分证明了当时音乐教育的演变。与春秋战国以传教为主要手段的私学相比较，汉代社会中私学性质的音乐教育已相当普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私家歌舞教育，培养舞蹈音乐人才主要是为私家音乐娱乐服务，是一种满足自我需求的教育行为；另一个是通过舞蹈音乐的培养，对于贵族和皇家音乐娱乐输送特殊的音乐人才，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获利，具有买卖的商业性质。秦汉私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与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奢糜享乐风气有关。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摘要：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隋唐时期；陕西航运；漕渠

Abstract:TheSuiandtheTangDynastymarkedanotherpowerfulandprosperousphaseinChinesehistoryfollowingtheQinandtheHanDynasty.BothdynastiesestablishedChang’an,locatedinthedepthsoftheGuanzhongPlains,astheirrespectivecapital.Undertheinfluenceofthisimperialarrangement,navigatingindustryinwhatisnowShaanxigainedapinnacleofprosperityinhistory.Duringthisphaseofhistory,acompletesetofregulationsofnavigatingadministrationwasintroduced,maintainingthemaximumoftransportingcapacitybyovercomingnumerousdifficultiesinnavigationontheWeiheRiver.Especiallyatcriticalmoments,large-scaletransportationwascapableofbeingorganizedontheHanRivertobasicallyguaranteethegrainconsumptioninChang’anthecapital,whichplayedanessentialpartineconomicsupplyforthecapital.

KeyWords:timesoftheSuiandtheTangDynasty;navigationandtransportationinShaanxi;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探讨尚有待进一步展开。而从史学史角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无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