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范文10篇

摘要：对于隋炀帝在历史上的作用，人们一向持否定态度。本文从隋代诗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探索他在隋代诗歌风格演变中推进南北诗风融合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隋炀帝诗歌历史作用

一、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是那样具有嘲讽意味：同隋文帝杨坚弃华返朴的理论和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场帝杨广对华章丽句的近乎狂热般的爱好。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以荒淫无道载人史册的昏暴之君，在诗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进南北融合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些煞费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诗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始终处于历史与时代漩涡的中心。

《隋书·文学传序》载：场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稚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级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二、这段记载涉及到的历史现象比较复杂。

一、对改革的贡献

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吏治,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炀帝明令废除诸州总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诏:“自今以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又规定“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须德行功能显著者,才能升级。大业三年,炀帝下《求贤诏》,批评各级臣僚,举贤不力,要求从德行、文武才干等各个方面荐举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亦宜录用”。北周官制,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员冗杂。隋文帝虽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炀帝即位后,作了大胆改革。如废除三师、特进官;废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将光禄、金紫、银青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定为散职。又改三卫为三侍,废除直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别将等武官。文帝时设置了九等爵位,炀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废除。尚书省六曹,原各设侍郎六人,共计三十六名侍郎,炀帝改为每曹各设侍郎一名。这些改革,不仅裁减了冗官,精简了机构,同时又削弱了北周的贵族势力,是切中时弊的。

南北朝以来,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现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县的数量越来越多。隋灭陈后,全国总计有州253,郡689,县1562。这么多的各级地方机构,供养那么多的官吏,势必加重黎庶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文帝废郡,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即位,又废州改郡,大量压缩裁并地方官僚机构。大业三年,全国仅设郡190,县1255,郡县数目较前大为减少。

南北朝时,豪族地主拥私兵,建坞堡。农民罹于战乱,又不堪赋役负担,纷纷依托豪族,加之当时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门便隐占大量户口。造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载国家户籍,国家就无法征收赋役,这就减少了朝廷对劳动力与财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阅,检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炀帝即位后,继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蕴主持貌阅,进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负租赋。裴蕴历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二、对经济的贡献

隋场帝即位，继续推行均田制，于大业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连续两次“诏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时，坚持打击豪强兼并的行为，专门派司隶台负责纠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对赋役制度也进行改革。“场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裨、部曲之课”。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龄文帝时二十一岁，到大业时规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多次减免租税，对农业生产也比较关注。“赖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还在今青海地区“大开屯男”，解决了边防军粮的问题。由于有效的农业政策，垦田数大业二年，达到“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恤，沙债碱卤，丘陵叶陌，皆不预焉”。国家积蓄更加充盈。大业五年(609)，隋场帝继文帝后，在裴蕴的建议下，再次在江南括户，“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这一措施既打击了豪门大族的势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隋朝的强盛。大业元年(605)场帝在宫城东又建筑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粮食库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国二十多年，西京府库的粮食还未用完，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商业城市进一步繁荣。场帝“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迁徙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设置十二坊于洛水，东都的商业空前的繁盛。

隋代统一且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众多有利的条件，同时国家对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商业。这时候无论是商业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业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抛弃了前代杀鸡取卵的剥夺方式，开始从注重巩固根基，对商业发展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隋王朝是一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业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是隋代统治者在数百年的乱世环境下，主动对旧有制度的调整，去除了以往的积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具有显著的成效及深远的影响。隋王朝通过采用制度来规范及保障商业活动，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创造了重要基础，并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

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曹县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

（一）隋文帝统治时期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88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国家统一，社会趋于安定。隋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3］35诸等措施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帝还关心民情，赈救灾荒，及时保障百姓生活。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开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仁寿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统治的20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势明显地趋向稳定。而山东地区也是“奸盗屏迹，境内肃然”［3］1695。稳定的局势，给山东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摘要：杨玄感的黎阳兵变是隋末较大的一次军事政变，是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第一次重要分裂。本文比较了杨广与杨素父子的出身、对文中子王通和智顗的不同态度、杨广与杨素的文学创作与交游情况以及“华阴诸杨”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后发现：他们家族文化的不同是杨玄感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杨素；杨广；黎阳兵变；家族文化

隋大业九年(613)，炀帝伐高丽。同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黎阳兵变是隋末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其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其时，“济阴孟海公起为盗”，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盂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则十余万，少则数万人，山东苦之。翻然而，这些农民起义都不能阻止炀帝出征高丽。可就在辽东城即将攻破之时，“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人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口隧解高丽之围而还，军资器械皆弃之不要。

为什么隋炀帝不惧怕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而惧怕杨玄感呢?因为这是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第一次重要分裂，对隋代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杨玄感发动兵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起事时讲：“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杨玄感世受国恩，却冒着破家灭族之险，难道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吗?对于黎阳兵变的原因。一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隋炀帝多年来压抑权贵的政策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隋炀帝继位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杨玄感起兵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

然而，向来论者都没有注意到杨素父子与杨坚、杨广父子不同的家族文化背景，因而没能把握住杨玄感黎阳兵变的实质。家族文化的不同是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一

摘要：习题的训练不仅可以打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避免教学的盲目性。更可以使学生不断感到自己在掌握和理解历史知识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空白点，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增强理解能力，提高思维能力。

关键词：习题教学、准确性、层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体性、深透性

习题教学就是要把教授的历史内容设计成一个个的问题，用习题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逐一加以解决，实现教学目标，加强知识的巩固和能力的提高。平时的教学效果如何？学生掌握多少知识及能力水平有哪些缺陷？这一切肯定要通过习题的训练才能得到反馈，习题的训练不仅可以打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避免教学的盲目性，更可以使学生不断感到自己在掌握和理解历史知识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空白点，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增强理解能力，提高思维能力。

高中历史习题教学中应注意准确性、层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体性、深透性等几个方面。

一、准确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习题教学中必须训练学生学习历史的准确方法，方法的训练就是能力的培养。习题分析的方法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一般方法即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是历史学习中常用的基本思维方法；特殊方法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分析历史现象，如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如评价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康熙皇帝，可以先让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康熙的所作所为，掌握基础知识。具体在评价这一历史人物时，指导学生从康熙帝对巩固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当时汉族（明朝）发达的农业文明与满族（清朝）游牧文明比较的角度，康熙帝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人民利益的角度，所处的时代性及阶级性的角度，康熙帝的人格品质的角度，中原汉族的先进与东北满族落后的角度，康熙帝的一切行为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进步与倒退的角度，放射状，多层面地联想。然后再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史观出发，进行思维，归纳、总结出有独到见解的正确结论。

历史小论文，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作为一种训练题型，能较全面地考查《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各项能力，具有高效率地帮助学生加强思维训练的重要作用。这种题型，高考中虽然尚未出现，但是全国高考历史试卷中已出现的人物评述题和史料评论题，却与之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颇具特色的上海市高考试题，其中的分析论证题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根据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历史小论文在高考试卷中出现是有可能的，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也是必要的。本文着重探讨历史小论文的基本特点和训练技巧。

一、基本特点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具体地说有以下特点：

1.议论的方式，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①立论题，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如范文澜先生说过：“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请结合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②驳论题，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如，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一观点对不对？请围绕阶级斗争的进步作用，结合太平天国革命作一小论文。

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是历史教学这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历史教学的特征是求真，求真是历史教学的底线；另一方面，历史教学也需要历史想象，历史教学因历史想象而变得鲜活灵动，充满情趣。本文就历史教学中历史想象的意义、方法和注意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培养学生历史想象的意义

1.从知识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历史真相历史因为时间久远而生疏，因为尘埃掩埋而间断，因此，历史知识的理解需要想象。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在讲到隋炀帝时，连续提出“范文澜说隋炀帝是浪子，浪子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次问，学生说是会花钱，他说不是，是长得帅，然后用材料证明隋炀帝长得很英俊；第二次问，学生还是说会花钱，他说不是，是头脑聪明，再次用材料证明自己的说法；然后才是胡乱花钱[1]。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脑子里的隋炀帝丰满了。以后再说到隋炀帝，一个张老师给的“浪子”的印象一定会在学生脑中浮现。2.从能力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历史想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想象力是创新能力的前提。譬如，关于秦始皇的身世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秦庄襄王嬴异，另一说是吕不韦。这桩疑案都是司马迁惹的祸，源于《史记》的不同篇目（《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记载。李开元先生通过历史想象（推论）得出结论：“秦始皇嬴政的生父是子异，生母是赵姬，他是秦国第三十三代王庄襄王的嫡长子。”[2]可见，历史创新能力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想象。3.从精神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让学生沐浴人文精神其一，历史想象可以升华学生的情感，例如通过想象文成公主西行的艰辛，感受文成公主的胆识；通过想象丝绸之路上旅客的苦乐，体悟他们的心路历程，由此与历史人物对话，产生心灵的共鸣。因此，王世光说：“对历史可能性的想象能够激发学生对曾经可能的历史道路产生探究兴趣，由此产生历史主体的担待意识，以及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乃至温情与敬意。”[3]其二，历史想象也能让学生臻于审美之境。例如，苏轼的《赤壁怀古》，正时古国神游之际，向我们呈现出东汉末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历史画卷。因此，马克•布洛赫说：“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想象力。”[4]

二、培养学生历史想象的方法

既然历史想象在历史教学中有如此重要的价值，那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想象呢？1.综合成像法即运用多种材料叠加合成一种丰满的历史形象。李惠军先生在《笃学行思录》一书中谈到他们工作室一位教师在讲“东方村社”时的历史想象——教师通过“对考古学家的发现、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当代史学家的成果、落魄文人的寄情之作、失意诗人的感时之言等各种类型资料所作的深入分析”勾勒出“东方村社”的基本轮廓：原始公有遗风，组织相对封闭，成员早出暮入，小农经济形态。[5]此处即是教师通过综合成像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想象能力，通过历史想象丰富“东方村社”的社会历史风貌。2.合理推论法“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历史思维中，逻辑推论的骨架，它规定历史玄想运用的范围与限度；历史玄想则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了传达的载体。”[6]因此，运用合理推论展开历史想象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意。例如，《庄子》一书中有庖丁、轮扁、梓庆等一批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并对他们极尽赞美之言，但为何很少有关于农业以及农民劳作情况的描写呢？尽管有“春耕种”“夏收敛”的事例，但这些人大多是作为隐者出现的。而庄子的时代，正是铁农具开始普及、农业快速发展时期，是庄子厌恶农业吗？张洪兴先生想象道：“大概的原因就是庄子没有生活在农村而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接触不到农民的劳作，而他又曾为漆园吏，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手工艺人。”[7]此处张先生的历史想象是即是一种逻辑推论。可以说，任何历史想象都离不开合理推论。3.破旧立新法赵士祥先生对历史想象作了他的解读，认为三个“超越”（超越已有情境、超越已有方法、超越已有观点）是历史想象创新的核心阶段。[8]笔者以为，三个“超越”系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从历史教学的视角看，最关键的是超越已有情境，因为方法是一种工具，而观点则是“超越”（或者说是历史想象）带来的必然结果。笔者将赵先生所说的三个超越谓之“破旧立新法”，即打破原有的历史思维框架确立新的历史形态。“‘想象’超越旧情境，其目的是捕捉具有一定启发和暗示性的描述，激发想象的兴趣和欲望，让猜想具有广阔的环境，而不是局限于旧情景（已知条件）狭隘‘再现’。”[9]例如：由于史料缺失，仅《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10]故对庄子的人生之旅知之甚少。如何超越旧情景实现对庄子的人生传奇想象呢？张洪兴先生凭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时代背景，想象出：即便战国时私学之风渐盛，受教育对象扩大。但能够接受教育的人还是很有限的“条件”；且在当时书籍（竹简）抄写、流传非常不便，私人藏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庄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能够博览群书，还能够达到“无所不窥”的程度，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这样，超越已有情景的“机会”就成熟了，从而得出合理的历史想象：“庄子是贵族的后裔，有着显赫的家世，小时受到贵族‘官学’的严格训练，长大后能够阅读国家的各种藏书，只是可能后来家世没落。”[11]4.先验还原法对于一些从未遇见的历史境遇，师生通过历史想象还原历史真相，一般需要依托人类的一种先天的认知结构。这种先天的认知结构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通过这种人类先天的认识结构展开历史想象，从而建构历史的方法，即先验还原法。例如，建构一个人的生平时，人们可能会从家庭出身、早期教育、人际交往、婚姻家庭、情感性格、人生遭遇、工作业绩等方面去展开历史想象，而人物的命运可能是喜剧、悲剧或者闹剧等等。当然，这种历史想象也不是臆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证据和推理基础上的。

三、历史想象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利用讨论法对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古代史隋朝历史的“大运河”为例，介绍了讨论法中的引导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和创造学习四步教学程序。

关键词：历史教学讨论法四部教学重要意义

高中历史的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另外，教师又要受到教学大纲、考试说明的约束，而学生为应付激烈的考试竞争，不得不去死记硬背。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股脑地灌”，学生则被动地吸收、学习，素质教育的实施无从谈起。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小到素质教育的实施及学生能力的培养，都已经明显落后，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校领导“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历史教研组提出：通过“讨论法”在教学中的运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研课题。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摸索、实践、力求探索出一条以“讨论法”为核心的新的教学模式。

一、历史“讨论法”四部教学程序

1.设计讨论题目，引导学习。并不是任何一道题都可以讨论，讨论题目必须有讨论的价值，通过这个题目的讨论，学生能自己把课上所学的知识连贯起来，还可能和政治、地理学科结合起来，甚至通过这个讨论题目，使学生自己能认识到什么，能有所感悟。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基本史实，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唐朝的历史奠定基础。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进行简单的评价，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二帝的开明思想及其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一定推动作用。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