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文10篇

摘要:苏轼的文章脍炙人口,《赤壁赋》尤为绝妙,其玄理妙思,似不食人间烟火。作为宋代名人,他身上兼容了儒、释、道三教哲学,只有把握这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文思之所出。

关键字:苏轼文学思想源流

《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奇文,其明朗的意境、晓畅的语言、通达的哲理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泽被后人,百世流芳。当苏轼这位绝世的酿酒师用他真纯的心灵酿好美酒,封坛发酵后,他却羽化登仙,乘风归去。悠悠醇香弥漫文坛,馨馨如缕缠绵不去,留给后人几多感慨,几多遥想……世人皆知酒味之美,却不解其以何为料,窖成天香?当我细细品味这杯醇酒的时候,不自觉地思考:其朗快、豪迈、道蕴自然之特点自何而来?

一、浩风激荡,适逢大机

中华宗教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儒、释、道三家。自汉代起,几乎历代君王都把儒家奉为国教,儒家可谓根正苗红,茂盛茁壮。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就起起落落,难成正统,为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到了宋代,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新趋势,佛家吸取、融汇儒道,比以往更自觉。恰当此时,禅宗的临济宗黄龙派首倡禅法文人化,世俗化,让禅宗走下神坛,走向民间。黄龙派禅法简便,机锋神秘,魅力独特,强烈地吸引了当时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禅悦之风因此而起,席卷域内。

生逢此世,时代思潮激荡扬弃,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为苏轼熔铸超旷圆融的人格和人生境界提供了一个大契机。

【摘要】苏轼在坎坷的贬谪生涯中，保持旷达乐观的积极心态。他始终坚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和科学合理的的饮食结构，静坐练功，锻炼身体，注重养生养性。

【关键词】苏轼养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坎坷，两次遭遇重大的人生变故，多次被贬谪，最远曾被贬官至琼州（海南岛），饱尝艰险困厄。然而，他直至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佳作层出，寿近古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苏轼注重养生养性。苏轼在多次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处世心态，并研究养生之术，力行养生之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养生之道。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宋代是儒、道、释三教相融整合的时代，禅学对苏轼的心理调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苏轼吸取庄禅之学“超然物外”“清静无为”“顺任自然”等思想，以此来修身养性，慰藉心灵，从而在失意中也能随缘安适。苏轼广交禅师，常与他们交游，说禅论道，也使自己尽可能化解不良情绪，心胸开阔，乐天健朗。

苏轼被贬荒蛮之地的岭南时，年已六十二，却依旧乐观。“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记游松风亭》），他除依旧写诗作赋外，还学习当地的酿酒技术，自制佳肴，上山采药，生活充满了情趣。

苏轼主张养心，力求“心平气和”“虚一而静”“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出“和”与“安”的养心方法：“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2］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境，苏轼也是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着“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

论文关键词：苏诗诗史意境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㈠《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摘要】苏轼在坎坷的贬谪生涯中，保持旷达乐观的积极心态。他始终坚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和科学合理的的饮食结构，静坐练功，锻炼身体，注重养生养性。

【关键词】苏轼养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坎坷，两次遭遇重大的人生变故，多次被贬谪，最远曾被贬官至琼州（海南岛），饱尝艰险困厄。然而，他直至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佳作层出，寿近古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苏轼注重养生养性。苏轼在多次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处世心态，并研究养生之术，力行养生之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养生之道。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摘要：苏轼所创作的涉及到饮食题材的诗、词、文有很多,而他所创作的饮食诗文除了受到其本人生活态度与人生经历的影响,也与北宋当时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苏轼的饮食诗上承陶渊明饮食诗的艺术境界,下开北宋诗歌的新题材。本论文将苏轼的饮食诗文与北宋当时的饮食文化相结合分析,力图厘清苏轼本人对饮食的态度与观念。

关键词：苏轼;饮食诗;饮食观;饮食文化

宋代饮食可谓是中国饮食史上的转折时期,食物由之前的匮乏慢慢变得丰盛,做法也更加细致。宋朝文人以闲适、从容的心态去琢磨饮食,并以聚友饮茶、饮酒为风尚,于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纷纷以描述日常饮食为雅,其中以苏轼为代表。他因为屡次反对当朝者的政策而受到排挤,一生三起三落可谓经历坎坷。苏轼多次被贬外地,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却有在中国各地生活的经历,这为他遍尝中国各地美食提供了可能,也激发出他自己动手创制美食的热情。同时苏轼还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热爱创作的天性,在品尝过各地的美味佳肴后积极地将这些美食用诗歌记录下来,其中有许多诗是直接用食物名当作诗名，如：《野雉》、《鳊鱼》、《豆粥》、《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等。苏轼以食物入诗，不仅扩大了宋诗的表现范围，在弘扬了饮食文化的同时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尽管苏轼到处漂泊，但他乐天知命的性格也使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苦中作乐，从而更加激发他作诗的灵感。

一.饮食与养生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多次被贬不仅是对他心智的磨练,也是对他身体的劳损,“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1]“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2]可谓是身心俱疲。然而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苏轼仍活到六十四岁的高龄,不仅与他豁达的性格和积极的心态有关,也与他善于通过饮食来养生有关。苏轼认为饮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从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3]苏轼给其好友张鹗的养生方法:“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4]就被记载在《东坡志林》中,这里的第四点“晚食以当肉”既是从饮食角度给出的养生建议。而苏轼也非常克制自己日常饮食的摄入量：“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撰,则三之,可损不可增。”[5]可见苏轼十分看重通过节制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二.饮食与人生理念

内容提要：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苏轼在徐州期间的生存环境及心路历程

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府，进入了他的“徐州时期”，林语堂先生称之为“黄楼时期”。这一年，苏轼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熙宁四年（1071）六月，夹在新旧党争旋涡中的苏轼乞补外任，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年轻气盛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做地方长官的副手，这多少限制了他的才华施展。熙宁七年（1074）六月，苏轼改差知密州，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此地贫穷而偏远，也不是他施展行政才能最好的舞台。三年后，另一所城市———徐州，与苏轼相遇，并成就了这位文化巨人生命的丰富和绚烂。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苏徐州”，于元丰三年（1080）才得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地走向他的“黄州时期”，去实现其文化人格的再一次升华。北宋时的徐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城市，为南北之襟要，京东之门户，而且物产丰富，出产黄冈岩、煤、铁，“地宜菽麦，一熟而数岁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列为古九州“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风物秀美，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民风淳朴。入徐作官，进则经世济民，退则休养性情，徐州的一切在苏轼眼中都充满着魅力。密州卸任后，苏轼先差知河中府，后又接改知徐州，受命后他欣然前往。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尊犹许再三开。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诗送交代仲达少卿》）这是苏轼抵徐后所作的第一首诗。熙宁十年（1077）春，原徐州知州傅尧俞因“失察”而被罢官，由徐州通判江仲达署理知州，他向新任知州苏轼移交公务后即调离徐州。苏轼赠诗送行，给予江仲达极高的评价，这其中难免官场上的礼节和文人间的客套，但仔细品读，诗中也浸润着苏轼对这座城市天生的喜爱和施政为民的期待。密州任内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和踌躇满志的无以施展，已然在徐州找寻到行动的空间、情感宣泄的载体。“极目扁舟挽不回”，这既是苏轼对江仲达的赞颂，也是为自己立下了未来行动的标杆。徐州任上的苏轼，奋发有为，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防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干练、果敢、乐观、亲民，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实干家；他喜游览，性不羁，“冈头醉卧石作床”，引起“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给人奔放和热情；他才情横溢，胸有成竹，随物赋形，笔带风雷，留下了大量令人激赏的诗文；他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徐州上皇帝书》尽显了战略家的风采和思想家的洞悉力。“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才子秦观一语道破了苏轼在徐州展现出的种种魅力。苏轼注重养炼，善于吸纳，具有极高的心智，儒、释、道三家互补，挥洒出熠熠的人格光芒。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学习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面对佛道思想，他则经历了从顺其自然而习之，到积极主动地批判吸收，促成儒、释、道三者融合的最终实现。苏轼在徐州期间，其思想发生了从以儒为主到儒道兼善的转变。其实，儒、释、道思想纵贯苏轼的一生，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段中，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已。入徐以后，受到地域文化氛围、人生遭遇的多种影响，苏轼思想更加成熟圆融，对儒道的思考和认识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

二、“吾生如寄耳”的人生思索

抵徐之后，苏轼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了新的思索和总结。在苏轼的诗集中，先后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显然，“寄寓”思想是苏轼对人生的基本判断。按时间顺序，他首次提出这一思想是其在徐州创作的《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一诗中“：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与此同时，他在徐州创作的《宝绘堂记》中也明确提出君子当寓意于物的思想。苏轼在徐州期间所提出的“寄寓”思想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庄子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化的产物，在天地时空的无限变化中，人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苏轼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一段“寄寓”生活，这也是苏轼在徐州期间文学创作思想的体现。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动了苏轼对人生价值、艺术创作的不断思索。“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苏轼在这首作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徐州的诗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其后诗作中又八次使用这个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元丰二年《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元丰三年《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元元年《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元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元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元八年《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绍召四年《和陶拟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靖中建国元年《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靖中建国元年，苏轼还在感叹“吾生如寄耳”。由此可见，人生如寄的思想在苏轼心中的根深蒂固，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苏轼的文学创作。苏轼的“寄寓”思想源自庄子，又与其有迥异之处。苏轼的“吾生如寄”是指生命外在形式———身体的短暂性和生命内在要素———性灵的永恒性的统一。由于人身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性灵在此不能长居，只能“寄寓”罢了。性灵是与“形”所对立的“神”，即苏轼哲学思想中的“性”，与其所言之“道”都具有本体意义，都是永恒的。人身虽不能长存，但人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是天道使然。因此，人是可以认识到“道”的规律，这种认识的能力就是“性”的存在依据。作为人对“道”认识的“性”，当然是永恒的。在此条件下，才能把人身视为“性”所“寄寓”的场所，而人生也是一段“寄寓”的旅程。

这里有个如何看待人身的问题。有身即有私欲，私欲是背道的。如执著于人身，为其短暂而悲哀，此是不达道之故；若追求及时行乐，也是私欲满足之乐，非是真乐，同样不达道。大患分明有此身，除去私欲才能显见天道。那么，“寄寓”是没有价值的了。庄子就把人身看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它是“大块”运作中偶然的产物，还要返回“大块”中去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形式，所以没有意义，人应该放弃属“人”的一切，还归于属“天”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认为，人而合于“天”，即成“真人”，可以长生，永远地保持其形体不坏。苏轼也曾有炼气养生方面的追求，但他还不至于真的相信长生之可能性，“吾生如寄”的思想表明他清楚地认知了人身存在的有限性。不过，他决不把人身的存在看得没有价值，因为有性“寄寓”在此中，怎能说没有价值呢？他也不否定“寄寓”而要求“性”返归天道。严格地说，“性”虽与“道”为一，毕竟有区别，“性”是人性，在各种人情的总体上显现出来，其理为“道”，其迹为“人”。也就是说，“性”必然地“寄寓”在人身。苏轼与庄子的不同在于：庄子以否定“寄寓”来肯定天道，苏轼却以肯定“寄寓”来肯定“性”与天道。而一旦肯定“寄寓”，也就不会放弃儒家的人生追求了。故苏轼的“寄寓”思想，正是统一了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肯定“寄寓”当然不是执著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质理解为“寄寓”的同时，要求把“寄寓”作为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将真正的人“性”体现于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中，不本着私欲来做事。也就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不是功利的关系，而是审美的关系，合道合理，自由快乐，毫无扭曲牵强的状态。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在上面列举的苏诗“吾生如寄耳”中，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悲哀中解脱的过程。这是一种洋溢着诗意的人生哲学，“寄寓”的人生，实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即所谓“游戏人间”。苏门学士秦观评论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其所谓的性命自得，正是对他的“寄寓”美学思想的另一种注释。苏轼评论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便是苏轼为我们描绘出的主体在文学创作中体验到的生命的自由境界。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首先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

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又来自对客体世界规律的认识和对自我限制的超越，苏轼由此提出了他的“寄寓”的美学思想。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认为，人的生命稍纵即逝，自然天地万世永存，以生命的短暂对应天地的长久，人是受限制的、不自由的。只有以生命的体悟超越这种局限，才能获得自由的境界。寓意于物，以物遣性，人超越物外，心灵是自由的；留意于物，为物所役，精神是束缚的。寓意于物，主体始终保持着与客体之间既联结又超越的关系，深谙客体的变化发展规律，而又超越客体对主体的限制。

【摘要】苏轼作为一名书画家，首先提出了“诗画一体论”观点，在他的绘画、书法作品中尽管没有系统地论述，但已成为一种影响当代和后世的美学理论。通过对苏轼诗画理论提出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对其诗画理论及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作品蕴含的艺术美学理论及绘画美学思想，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轼；诗画一体；美学思想

在传统美术史的叙述中，宋代历年来被认为是文人画兴起的时代，文人画重意境，提倡画家的才情、学问和思想，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还注重诗、书、画相得益彰。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还是中国早期文人画的引导者、倡导者，而绘画艺术的“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这种理念影响了苏轼和他身边的友人，更喜欢就某些特定的题材作画。可以说，他们的士人画，正是文人画的滥觞。苏轼有许多对书画的论述，被后世赞叹为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绘画理论不仅影响了宋代及以后的绘画创作，还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宋代文艺理论的集中阐释。一方面，他的文论思想也为创作道路清除障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思路；另一方面，苏轼的文学、绘画、书法作品为他的理论思想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支持，也为后世进行文艺创作给予了启示。本文从苏轼的诗画作品出发，探讨苏轼的美学思想与文论，并进一步说明对当代文艺领域产生的影响。

一、苏轼“诗画一体论”提出的背景

苏轼，北宋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建树几乎是全方位的，具有很高的造诣，说他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座丰碑也不为过。此外，他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创作实践，提出了诸如“诗画一体”“成竹在胸”等诗、画理论。这些杰出的成就与北宋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宋代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几乎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巅峰。宋代人口流动性大，货币广泛流通，对内对外贸易繁荣，这些都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北宋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再加上宋代对于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重文轻武的政策都促使宋代士族阶层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壮大。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直接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艺术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承者。宋代的科举制度为士族群体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寒士为官的风气给大批寒门学子创造了通过科举考试被选用的机会。由于出身不同，造就了不同风格的文人墨客，推动宋朝成为最有格调的一个朝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助推了士人、文人群体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新旧党争、文人倾轧等。苏轼一生多次遭受陷害与打击，仕途坎坷。生活的艰辛，也造就了他对于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生活中，他通过诗文、书法、绘画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书法方面，自成一家，卓有成就。在绘画方面，其代表作品有《枯木竹石图》等，同时还专注于书画理论研究，结合创作提出了“士人画”的思想。这一思想不同程度地在题画诗、题画记及一些绘画品评文章中有体现。文人画从他开始，逐渐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美学理论。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指出：“宋代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绘画理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能像苏轼画论那样深为文人知晓，没有任何一种画论具有苏轼画论那样的统治力。”此外，由于苏轼受到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和道家思想，对于他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倡导的书画理论不同程度地带有禅宗痕迹。

二、苏轼“诗画一体论”及其作品研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