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时代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河北；宋辽金时代；考古

【论文摘要】河北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宋辽金考古中的区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辽金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的基本史实，把握民族政权并立这一特殊时代的基本脉络。

通过学习和思考本课所叙述的各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和战关系，认识到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主流，正确认识澶渊之盟、宋金议和对民族和平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地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习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更正确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从10世纪初契丹国建立到12世纪中叶宋金和议，大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政权关系相对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去把握，第一个阶段：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时期;第二个阶段：金与南宋的对峙时期。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千余年中，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通过矛盾、斗争、交往、融合，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亦由此据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政局时而相对稳定、时而相对动荡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结束。上述两点，决定了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的相对完整性[1]。而其中的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历史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民族史观产生了某些变化与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在受客观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面貌与文化特征；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变化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多民族史学的固有特征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反映。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大致依据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民族关系的特点，粗线条地勾勒不同政权下民族史观的基本特征，以求得对这一时期民族史观整体面貌的普遍性认识。

一、两宋民族史观的理论形式与史学活动

史学作为意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纵观宋代史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北宋时期，史学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宋时期，由于民族问题异常突出，史学则更多地反映出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正统论的新发展与夷夏之辨的淡化

作为对传统儒学的新的阐释，理学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潮流，并对后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宋代史学的发展亦不免带有时代的特征，并通过史学著作与史家思想有所体现。具体地讲，受理学影响，对当时民族史观的面貌、特点发生作用的史学思想，首要者当是正统观的时代内涵。关于正统论的起源，一般以邹衍五行说为其发端，历来学者们对它的解释与运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究其本质，却不外乎以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概念“天”、“德”、“人心之公”、“大一统”等为根本判断标准，论述某一封建政权是否得其“正”而已，是为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大致说来，隋唐以前的正统之说，多侧重于从运次、历数、帝系等五行说角度来展开阐述，故可以“正闰”一词来概括；而隋唐以后的正统论，则多以功业之实为讨论依据，强调“大一统”的成分较多。这说明正统论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个从五德终始说、运次说的神秘色彩向实用的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需要历代史家对历史与现实不断的思考、推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完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宋代史家功不可没。

北宋史家言正统，最为系统与最具代表性者，是欧阳修与司马光。前者侧重于从理论角度阐发己意，后者则多通过史书撰述中的论说来揭示主旨。欧阳修论正统的系统观点，集中体现于他的《正统论》上、下篇中。文章的主要论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括定“正统”之义。在欧阳修看来，所谓正统，依据《左传》的说法，“正”乃“君子大居正”之义，“统”则为“王者大一统”之意。“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概言之，“正”乃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统”则是政治功业方面的评判原则。二是依据上述标准，对历代政权作“统”与“非统”的评判，并据此提出了“统”可以续而后绝、绝而后复续的观点。三是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此观点“可疑”；魏、梁虽不得予“正统”，但亦不应归之为“伪”。四是对史学评价中的错误方法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五行之运”是“缪妄之说”，以此为准绳判断历史，是“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历史评判过程中的另一个弊端是“挟自私之心”，“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因而，作者针对“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的疑问，是从魏的“才德”与功业入手回答的，而不是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立论[1](卷十六)。由此可见，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伦理方面的突出要求反映了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其以功业之实为据评判前代政权的方法则体现出作者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上述两个标准在评判少数民族政权时的同样适用，则说明正统论在当时史家的认识中，一方面已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民族史观与正统论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剥离[2]。

论文关键词:善化金碑佛寺楼阁文化信息

论文摘要:辽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区西南隅之善化寺，该寺现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写者是南宋著明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卉。此碑记事、述史、写人，真切感人，对辽末保大二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对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以及对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记述。此外，朱卉对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一、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内涵

辽金时西京之大普恩寺，亦即今名之善化寺者，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此碑撰文之人乃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弃，且因其名节高尚、学优当时，故后人皆因人而称此碑为“朱弃碑”，亦称其为“善化寺金碑”。

“朱弃碑”现存于善化寺三圣殿内的西次间南侧，刻立时间为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碑体总高4.58m，宽1.28m，厚0.24m，碑额雕刻着玲珑剔透的璃首，额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碑文名“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由时任鲁县开国子孔固书，济阳郡开国伯丁障仁篆额，雁门郡雕刻艺人解遵一所刻。碑座为玄武石龟跌。“朱弃碑”共19行，每行52字，总计925字，为金代石碑之精品。兹录此碑全文如下:

额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

一、两宋时期的政治背景

两宋时期是继五代十国以后又一次走向大统一的过渡时期。两宋时期在经济上高度繁荣，政治上则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即辽、宋、金、大理和西夏等政权并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拥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故成为不同时期各个政权纷争的焦点地区。赵宋政权占据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重要地理位置，代表着中原汉族政权。尤其是赵宋政权在经济文化上相较于周边民族拥有着绝对的优势，拥有当时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周边民族政权的仰慕对象。也正是因为赵氏政权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为后来处理与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物质和文化根基。（一）民族融合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民族融合为秦始皇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必要条件；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发展时期，为其后隋唐王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辽、宋、夏、金时期，我国的民族大融合得到了进一步推进，特别是两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为两宋向少数民族进行文化输出奠定了必要基础。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两宋政权表现出进步性和妥协性并存的特征。从积极方面看，在农业经济时代，割据政权的出现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增强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入中原华夏族的步伐，也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消极方面看，割据政权之间相互争夺疆域，扰乱了社会安全稳定的秩序，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困苦和灾难。两宋时期民族政权的鼎立，大大加快了民族大融合步伐，这也是时代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为后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两宋的政治生活领域看，由于宋朝的守内虚外策略，导致统治阶层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文化输出，这样就为各个政权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提供了机遇，有利于加强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两宋王朝在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继承了汉唐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不仅要避免大臣的权力过大，而且还面临着北方政权的威胁。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事实取代了北周，促使他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总结了历代王朝政治得失经验，为了防止“黄袍加身”事件和藩镇割据的再次出现，实施了“举杯释兵权”。“两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政治上，自宋太祖开始，历代统治者吸取唐末和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更加的重视推行以文制武，强干弱枝的政策。”〔1〕正是由于历史和自身原因的共存，赵氏政权不得不把权力集中放在中央，以稳固内部统治。宏观上，两宋统治从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其统治，使得两宋在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也就造成了边疆兵力空虚。微观上，还有军事制度上的矛盾性，造成了用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进一步削减了两宋在军事方面的战斗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很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时甚至迫于外在压力还要屈服于其他政权，导致了两宋王朝财政上积贫和军事方面积弱的处境。综上所述，两宋时期在受制于内外压力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内部和外部的自相矛盾，不仅要稳固内部统治，有时还要兼顾外部局势的和平，甚至无力反抗外部的侵扰，这就是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三）重北轻南的民族政策。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孜孜以求政治的一统，割据往往不得人心，统一则是人心所向。割据只是短暂的，是为统一做准备，统一是割据发展的必然结果。自赵氏建立政权以来，就面临着北边辽的威胁，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军事实力强大，后来女真族打败契丹族，建立金政权，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当时的历史概况是隋唐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相互争夺与混战的过程，因此统一成为时代的呼声。广大劳动人民渴望稳定，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两宋王朝随之跃上中国政治舞台，统治着中原地区，担负起了统一国家的历史重任。两宋王朝实施的民族政策主要是求和、羁縻、经济、和亲等，在与辽、金、大理处理民族关系时，突出表现了重北轻南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宋王朝奉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秉持‘重北轻南’。重北是指向北经略，收复后晋石敬瑭献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2〕北宋不仅是为了扩大统治疆域，实现正统的统治威严，达到大一统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实现疆域防卫的目的。因为北宋时期建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属于华北平原，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两宋政权与北方的民族政权始终处在相互的交往中，即使发生战争也保持着积极的交往。两宋时期还与辽和金积极开展贸易，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互市和实施贡赐，这不仅可以增进双方经济发展，而且还能稳定双方的相互关系。在与辽、金和西夏少数民族政权的征战中，通过签订盟约来换取两宋社会的一时苟安。另一方面，两宋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大理国比较淡漠。大理国一直是向宋示好，宋表现出的是冷漠和交往战略上的收缩。只是在宋徽宗时期，与大理国建立了隶属关系，封当时的大理国国王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上柱国等。后来就只是进行商业往来，宋政权出于满足自身军事马匹的需要简单地与大理国来往。

二、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起步阶段，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五代十国时期为南方积极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是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到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开始超过北方；“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继隋唐后的又一个经济繁荣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流域也是政权之间发生战争的集中地区，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全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从客观上看，南方地区是经济待开发的区域，秦汉以来经济和政治中心基本都集中在北方，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观上看，北方的战争推动了黄河流域人民不断南迁，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一）农业经济的发展。首先，自然环境方面，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更加温暖和湿润，在客观上就非常有利于推动南方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南方人口的数量相对北方较少，这进一步推动了南方土地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具有相对稳定性，稳定的农业生产推动了农产品和手工业的交换，活跃了封建经济市场。其次，历史环境方面，从秦汉以来，各个统一王朝的经济、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黄河流域。南方的经济开发较晚，并且生产力相对落后，这些条件为南方经济的开发奠定了历史条件。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南方人口不断增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也满足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这就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可靠的保障。最后，政治环境方面。两宋时期税制间接地刺激了经济繁荣发展。“宋朝形成租佃制，确立劝农制度，对开垦荒地提供财政支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组织兴修水利等政策措施，成功地推动农业经济较快发展，对维持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3〕另外，两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积极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注重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有利于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因此，自然环境优势、历史因素和政治环境的推动共同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两宋时期经济发展是继隋唐以来又一个经济发展高峰，也是隋唐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农业的积极发展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不断地激发商品交换的活力，使得手工业等相关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相关产品大量拥入交换市场。“当时手工业附属于农业发展，由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工商业开始慢慢独立发展起来，商品种类不断增多，纸质货币开始出现，大的都市逐步形成，这就给后来元、明、清统一国家的再建提供了物质条件。”〔4〕第二，市场发展不断完善化。两宋时期边疆的官方和民间交换市场广泛发展，为区域间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市场的交换规则和交换时间也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交易数目巨大的情况下，为减轻交易负担，就伴随着产生“交子”。“这个地区生产的粮食、茶叶、海盐、瓷器、纸张、纺织品及金银器、玉器很快超越了中原地区，达到了极为繁华的程度。”〔5〕“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6〕这些全面反映了当时两宋时期经济的繁荣状况。第三，政治因素。“还有受政治思想影响，统治者重文轻武，推动了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两宋时期造船业、陶瓷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三司使陈怒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怒阅之第为三等”，取“公私皆济”的中等加以裁损，“于是始为三法行之，货财流通。”〔1〕因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特别是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为两宋时期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三）政治中心的南迁。自北宋建立政权以来就面临着北方辽和西夏的威胁，并且在财政、军事上带有强干弱枝和积贫积弱的历史原因，当宋被迫将政治中心南迁时则客观上助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靖康之变”之后，由于宋室南迁，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迅速传入，东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很快跃居全国之冠。政治中心南迁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劳动力，加快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的传播，大量的资本转移到南方，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城市体现在‘行’的增加上，据统计，当时的长安有二百二十行，而临安则有四百一十四行。”〔7〕一方面，南方经济大发展，使得南方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政治中心移至南方带去了生产力、人力、财力等，加速了南方经济大开发。

三、两宋时期经济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对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了吸附作用、互动作用和国家认同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吸附作用是互动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互动作用是稳定作用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于国家认同。这时期几个民族政权相互独立，进一步强化了统一的重要性。赵氏政权由于统治者治理的问题，坚持守内虚外的策略，导致边疆军事空虚，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侵扰的空间，但是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吸引了少数民族积极向宋学习，减缓了与两宋之间的矛盾。两宋通过经济上的帮助和交换，协调了周边民族关系，弱化了两宋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政治矛盾。（一）对民族关系的吸附作用。两宋时期统治者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产量越来越高，进一步扩大了供需之间的规模。一方面，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扩大了市场的交易规模。另一方面，地区之间与民族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活跃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特别是边疆地区成立榷场和内地建立互市，商品交换空前活跃。两宋的瓷器、茶叶、粮食、丝织品、纸张和金银器与周边民族的马匹、珠宝、珍奇异物等产品相互交换，满足了少数民族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两宋时期发达的文化和技术成为周边民族政权学习的重要内容。在文化上，功利主义和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得到广泛发展，而且被并立民族政权所使用，维护其统治领域内的社会稳定；两宋的官职设置和制度建设以及生活习俗也被学习和使用；儒家先进文化思想也被积极吸收用来维护其统治。在科技上，两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更高水平。两宋的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周边民族政权学习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引进两宋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周边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综上所述，不论是物质交换还是精神需求，周边民族政权都深受两宋的积极影响。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汉族在物质上给予少数民族优惠条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他们之间是兄弟民族，少数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上依附汉族。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他们共同建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二）对民族关系的互动作用。两宋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的稳定环境和边疆争端带来的征战。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既有友好交往也有民族冲突，但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分析，民族关系的友好交往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表现出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斗争只是短暂的，是一时的，彼此关心的焦点是稳定发展，这才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前进，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兄弟感情，有助于增强统一思想的认同感。第一，两宋时期在处理辽和金的关系上，一方面，两宋使用武力进一步的开疆扩土，目的是为了统一中原。另一方面，两宋积极地建立盟约，以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政权稳定。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宋方乘胜求和，开“岁币”之加重了宋的财政负担。客观上，两宋通过运用灵活务实的策略，筑造了双方长期和平共处的民族关系。辽深受宋经济上的恩惠，相互示好，建立了稳定的民族关系。第二，北宋和西夏的“宋夏和议”，进一步说明了西夏对宋的认同，反映了民族关系一心向宋，还突出表现了宋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灵活巧妙，进一步强化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两宋时期在辽和金的武力进攻上面，都形成了类似局面。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宋积极地给予经济帮助，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民族关系，事实证明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彼此友好联系。第三，宋积极向辽和金交纳岁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两宋的财政负担；两宋不仅要承担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而且还要在经济上向辽和金交纳贡赋，结果是严重加剧两宋中央王朝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在西南地区，大理国全心全意拥护两宋王朝，并且主动示好；两宋王朝对大理国则是无暇东顾。“两宋时期，安南对赵宋王朝而言已属化外之地，邕管和成都也非其核心统治区域，居处西南一隅的大理国不会产生进击中原地区，并在中原争王称霸的野心。”〔2〕西南地区段世家族建立的大理国，一直以来示好两宋，希望与两宋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一步互通交往，更好地吸收和学习两宋的科学文化知识，不仅是学习两宋先进的统治思想，而且还想获得两宋的认同。但是两宋的态度是基本不重视，很少与大理国沟通交流，在必要时以经济为手段，与大理国之间实施一些经济贸易。大理国对两宋非常尊重，还经常向宋示好。“大理国醉心佛教、以佛治心，从未发动过对两宋的战争。”〔8〕两宋时期还经常与吐蕃进行经济交往，吐蕃积极地向宋进贡，宋也积极回应，并在沿途修建寺庙接待进贡使者。总之，宋的目的是除了牵制西夏外，还为了换取军事上马匹的使用，体现了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感。自秦汉以来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大一统的基调。那么，对于历代开疆扩土的杰出人物来说，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他们最终奋斗目标，是评价他们在历史上是否做出杰出历史贡献的重要依据。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达到鼎盛的历史阶段，这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周边的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者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历史角度分析，每个大一统时期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功绩，其成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凝聚在一起创造的智慧和结晶。两宋时期并立的政权有辽、金、西夏、大理几个政权。除了宋政权是代表汉族政权外，其他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分别地处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为祖国边疆开发做出了杰出贡献。通过他们与宋政权的互动作用，不仅增强了相互学习和了解，而且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两宋时期是由从五代十国的分裂走向元朝大一统的过渡时期。两宋在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上显示出了包容性和帮扶性，进一步增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两宋王朝的国家认同。总之，“从政治一统的视角看待两宋，可以说乏善可陈。”〔2〕但是两宋时期民族相互之间的频繁经济交往，促进了南方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经济和文化的认同，密切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两宋时期多元化的民族政策，增进了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包容，加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夯实了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

文学接受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层意蕴的积极能动性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是读者在特定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属性和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抛弃，它是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接受是比创作更为普遍的文学活动，因此每个历史时期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其他方面的认识往往是从文学接受开始的，诸如先秦时期“赋诗断章”的说法，孔子、孟子、庄子的文学见解，汉代“诗无达诂”的观点等都与文学接受关系密切。它往往对于激励作家的创作，影响与推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辽金元时期的北方民族汉文创作同样是依据接受主体的需求及社会语境的制约，而对前期的文学遗产有选择性的接受，以适应自身的文化氛围需要，从而影响一个时期整体的文学风格。

一、契丹族文人对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辽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入居中原，经圣宗、兴宗时期的和平发展，迄于耶律延禧失国，历时209年。这期间，属五代时期43年，与北宋对峙166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契丹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在辽代建立之前，契丹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文明程度较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之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契丹”国，制定汉制，施行汉法，逐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契丹社会的制度转变，认同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原文化。契丹族的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契丹族的文学接受中，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苏轼被广为推崇。契丹人对乐天诗歌的喜爱与模仿，首先是因为其创作风格通俗明快和易于理解。契丹族源于塞北，汉文创作始于立国，接触中原文化之后。契丹族文化起步较晚，对中原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故含蓄蕴藉的诗风在其审美鉴赏心理上存在诸多障碍，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首句称其目，卒章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主旨明确，语言通俗，正与初染汉风的契丹族的欣赏层次相契合，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其次，白居易的乐府诗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讽喻功能，适合以上层统治阶层创作主体的契丹族文学所追求的政治教化的作用。以教化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历来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中心”论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得到了突出和强化。作为儒家诗歌纲领的《诗大序》尤其强调诗歌教化作用，而且还将诗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并以诗作为移风易俗的教化工具。这种儒家政教诗论便是希望统治者借助诗歌的情感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潜移默化的伦理教育，使各种社会关系都纳入到封建政治的正统轨道。将儒家文化奉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契丹族统治阶层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均贯穿着明显的政教目的，尤以圣宗为最，他在《题乐天诗》佚句中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1］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蕃臣等读之。而且他屡次以诗赐于臣下，进行褒扬，充分发挥诗的美刺功能，亲作《传国玺诗》体现了他倡导儒家政教诗学观的理念。再次，白居易诗歌中唱和的形式很突出，其与元稹的诗歌唱和活动在唐代就影响甚大，它是“元和体”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辽代的契丹文坛，君臣间的赋诗唱和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学风尚。诸如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教人应制属和。萧观音便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的应制唱和之作。诚然，朝政君臣之间的政治教化思想是契丹文人创作诗歌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诗歌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但创作方式却不免受到白居易唱和体的启发和影响，正是基于上述三点，辽代契丹族文人对白居易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景仰。辽与北宋相始终，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对峙的局面，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却是颇为频繁的。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经常互派使节，在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苏轼的诗歌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北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张舜民使辽时所见：“张云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壁间。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云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2］可见，苏诗在北地的流传程度。这一方面与苏轼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契丹民族刚健尚武的文化特征使然，苏轼诗歌质朴明快、雄浑奔放的风格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易于接受。由此可见，辽代契丹族文坛对白、苏二人的接受与学习，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格、社会主导思想及创作主体构成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金代对北宋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女真族立马中原和统一北方之后，在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在战火中能够逐渐得以恢复，并确立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秩序。到了世宗朝，已出现了有“小尧舜”之称的繁荣太平景象。同时，金朝统治者在灭辽掠宋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经籍图书和文献资料，一个相对滞后的民族在掳掠战争中重视先进民族的图书文献，这也表露出其加速进入文明社会的强烈愿望，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汉文化的真正起点，为其后的女真民族的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女真统治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使得学习汉文化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世袭的猛安谋克也竞相参加科举考试“弃武从文”了。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成与蓬勃发展起来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金代文物远胜辽元”，［3］可见金代女真文学的繁盛。在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中，除了诗歌这种传统的诗体之外，词的创作也在女真文人中备受推崇，而且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仍然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尽管用武力打开了北宋的大门，但是面对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却不得不为之征服。女真民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承继辽、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词的创作恰恰是踵武于北宋词坛，尤其倾向于清刚疏宕的东坡词风。这必然有其原因所在。首先，词的创作形态与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与传播方式、范围及跟音乐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词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性质的差异。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的主体集中在完颜氏的统治阶层当中，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引入与推崇，其首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重道务实的文学主张便易于为其所接受。苏轼的豪放词在“以诗为词”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一洗传统婉约词香艳柔弱之风，使词拥有了与诗歌相同的功用，唱和交往、抒情达意，大大扩展了词的应用范围，正符合女真民族的创作心理。其次，就民族气质而言，世居北方森林草原的女真民族在步入中原之前面对的是浩瀚的林海、呼啸的北风，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粗犷雄迈的民族性格，而苏轼词的豪放特征恰好与女真文人的审美理念相契合，故而尊苏、学苏蔚然成风。如金代初年，海陵王完颜亮的词便充分彰显了雄健之风。再次，“借才异代”时期，由宋入金的文士大多推崇苏轼，这也影响了金代初期文坛的价值取向及女真文人的接受选择。完颜亮就师从对苏轼推崇备至的蔡松年，其词作风格也趋近于苏轼。金代女真文学创作在章宗朝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文坛上也呈现出尖新浮艳的创作思想倾向，但是随着金代社会的每况日下和外忧内患的加剧，尤其是南渡之后，吏权大盛，士人地位低下，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徵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坛上掀起了改革文风的浪潮，形成了注重写实、任气尚奇、平易自然等创作思想倾向，而这种改革就作家审美价值取向而言，恰恰是举世学唐风气的历史必然。元好问、刘祁等人将之总结为“以唐人为旨归”的诗学风尚。这种倾向除了王若虚提倡师法白居易之外，更有赵秉文主张师法王维、韦应物等人的影响。这样，形成了以唐代诗人为师法对象、追求平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致。这一时期的女真文人同样深深感受到国势的衰微，士风的日下，他们无法再延续章宗时期的富艳文风，而是渴望抒发对现实的感受，故而便易于融入当时的金代主流文坛之中。诸如完颜璹的《过胥相墓》就被刘祁评为“甚有唐人远意”，［4］而《秋郊雨中》等景致描写的诗篇也透露出一种萧散的韵味。术虎遂的诗歌同样被刘祁称做“甚有唐人风致”，［4］如《书怀》抒发了怀恋北方故土的心情，思绪悠然。乌林答爽被刘祁称之为“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4］《邺研》、《古尺》等诗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金代女真族的文学接受一方面与自身的民族性格、审美及客观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主流文坛整体风气的影响。

三、元代对南宋、魏晋、唐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民族史观是民族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史学史研究中关于历史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的国家内，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规律的探讨。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茶马贸易，又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国政府在边境区域同治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易马的贸易政策或制度。茶马贸易虽然始于唐朝，但真正形成完善的制度却是在宋朝。茶马贸易兴起需具备两个基础：一是少数民族对茶有着很大的需求，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本民族地区又欠缺茶叶，需从中原输入，而拥有马匹又是优势所在；二是中原盛产茶叶，茶叶产量丰富，制造极精，可以满足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宋朝几乎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之下，战争的频繁，必定对战马需求量极大，而采用钱币贸易，对自身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挑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鸳，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西碧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一、茶马互市的演变

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才有了空前的发展，宋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茶马互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茶叶已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自唐茶叶传人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31。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第二，宋代定都中原战马紧缺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产与宋朝的边疆防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夏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挑衅争战，威胁着宋的安全。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匹输入宋朝，因为此举只会加强对手的实力而威胁自身安全。史载契丹就一直拒绝往宋输马。于是宋朝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H。至此，沿宋朝疆域边境的“州郡市马”始有政策。而且，形势所迫，宋朝疆域西北的藏族地区划为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甘肃天水)各置榷茶、买马司，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水)、凤(今陕西凤翔)、熙(今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博马”[51。不久，再“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马者”。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掌管以川茶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马匹。出于防御需求，在茶马互市中，贸易量一般都十分可观。南宋时，朝廷偏安江南，为稳固政局、抗击金兵，对马政格外重视。而此时，宋朝的马源更主要依靠阶州、文州、西和州、黎州等吐蕃地，并与大理政权之间进行互市。

史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大理“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之最”。从两宋政府参与控制茶马互市的情况看，宋代汉藏茶贸易异常繁荣嘲；但从宋代茶马互市的发展历程看，宋前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茶马互市。至宋太宗之前，宋政府易吐蕃马，主要还是以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茶叶居其次。此种局面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就当时的现实而言，藏族地区饮茶之风很盛，几至“一日不可无茶以生”。由此决定了汉藏经济交往中，藏族人民更为急需的是汉地之茶。就宋朝而言，虽需马甚急，但如果大量使用铸造的钱币，至少会给宋朝带来两方面不利：一是加大财政负担。当时茶马交易中，马价优于茶价。据贾大全先生统计，是时“平均马价为30贯，以每年购马3万匹计，则需铜钱9O万贯，这一数字几乎相当宋朝年铸钱量。”删显然，长期如此贸易下去对宋政府十分不利；--是“大量金属制品流入边疆地区，若边疆民族以之铸为兵器，无疑将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宋朝边防形势雪上加霜，这也是宋最高统治者极不情愿见到的事情。”【q鉴于上述事实，宋太宗下令禁止以铜钱易马。自此，宋代汉藏茶马互市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始。宋代茶马互市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以强制力参与其中。这一事实说明，藏区游牧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决定其十分需要中原农业经济区的茶；宋朝边疆形势决定其迫切希望有不断的马源，而自身经济实力又使宋朝在易马活动中不可能无限制地支付钱币。因而，在汉藏经济交往中，最终确立各自所急需，且是对方有代表性的产品，乃大势所趋。当然，宋王朝也曾采取“羁縻马”制，但主要局限于西南藏区[1l】，其目的是使藏民族通过茶马贸易，增加经济收入，不致生计困难而滋生事端。总的看来，宋代汉藏茶马互市虽因宋王朝急需战马而采取过垄断措施，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族间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轨道，但宋时吐蕃之地尚未归人中原王朝治下，宋朝只专茶马之务，便不具备“驭藏”的政治目的。同时，就宋王朝控制汉藏互市的力度看，亦同样未达到经济手段为政治军事服务的目的。经济功能的政治化茶马贸易发展到了宋代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开始的汉藏民族间茶马交易基本上是一种自愿互利的经济行为，强制成分很少。到了宋代，王室需马整兵，早期以钱钞、绢帛易马，给政府增加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用茶易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因而，两宋与藏民族易马均提高茶值。可见，唐政府多重茶利、宋政府极缺战马是推动两朝重视“茶马互市”的内在动力。

二、茶马贸易优势

《宋史食货志•马政》中反映的茶和马的比价是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根据多种变化因素，茶马互市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商业交易，有优势自然就有劣势，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贸易，其影响与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