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范文10篇

[摘要]肖生玉泛指一般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宋代肖生玉器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关键词]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习性，到对动物的整体刻画，以及赋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宋代肖生玉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约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它不同的社会功能，表现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饰中大量出现，主要以写实动物玉器为主，商代玉器，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造型极写实，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则刻上一些由卜兆纹组合而成的怪兽、图腾图案，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用上了臣字眼纹，大部分是扁平状线雕或浮雕，圆雕较少。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玉制生产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为：礼器减少，佩饰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气韵生动、形象夸张，玉器完全在雕塑绘画艺术的气氛与法理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艺坛上。器皿呈现高贵气，肖生玉发出神韵和体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会上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和享受，对世俗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宋初结束了五代战乱局面，社会趋于稳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这一时期宗教艺术日益世俗化，同样，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点也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特点。宋代处于政治弱势，文化繁荣的环境，其玉雕作品更为清矍，含蓄，端庄，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为普通大众所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形式。

【内容提要】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审美理想、完整的主体审美意识、繁博的审美形态、独特的风韵格调，彬蔚大备，郁郁乎文哉。它既承绪于前代，又改变了前代，给后代的美学史以深刻影响。宋人富于原创精神，获得了创新性美学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审美形式和美学理念。宋代社会与宋美学、宋学与宋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表征着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宋人的文化—审美心态和思维机制、宋人所创造的审美形态和由此所形成的审美风貌，构成了一轴灿然瑰丽的画卷，成为后人所神往的美学世界。

【英文摘要】Having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aesthetichistory,aestheticsoftheSongDynastyhadabrilliantaestheticcauseatthattime,intactaestheticconsciousness,andvariousaestheticformswithrichpatterns.Howperfectandabundantitis!Itinheritedaswellasalteredthelegacyofthepredecessors,soastocastaprofoundinfluenceonthefollowingaesthetics.TheSongPeoplewereveryinventiveandoriginalandachievedgreatlyinaesthetics,providinguswithunprecedentedaestheticformsandideals.Thecloseinter-relationsbetweenSongsocietyandSongaesthetics,betweenSongstudiesandSongaesthetics,theseembodythelawofdevelopmentofChineseaesthetichistory.Theculture--aestheticmentalityandthinkingmodesofpeopleinSongDynasty,andalsotheaestheticformscreatedbythem,arenotonlyrichandvariedbutalsouniqueandoriginal.Theyturntobeasplendidpicturescroll,showingusanattractiveaestheticworld.

【关键词】宋代美学/宋代社会/宋学/审美心态/审美形态

Songaesthetics/theSongsociety/Songstudies/aestheticmentality/aestheticforms

宋代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已引起研究界的广泛注意，并已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优质成果。如何从一个新的视界即美学的视界对其加以观照，从美学史的层面予以整合，便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美学史的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上对宋代美学的生成、特征、内外部关系等问题加以把握和说明。

一、宋代美学与唐代美学

[摘要]肖生玉泛指一般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宋代肖生玉器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关键词]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习性，到对动物的整体刻画，以及赋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宋代肖生玉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约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它不同的社会功能，表现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饰中大量出现，主要以写实动物玉器为主，商代玉器，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造型极写实，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则刻上一些由卜兆纹组合而成的怪兽、图腾图案，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用上了臣字眼纹，大部分是扁平状线雕或浮雕，圆雕较少。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玉制生产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为：礼器减少，佩饰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气韵生动、形象夸张，玉器完全在雕塑绘画艺术的气氛与法理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艺坛上。器皿呈现高贵气，肖生玉发出神韵和体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会上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和享受，对世俗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宋初结束了五代战乱局面，社会趋于稳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这一时期宗教艺术日益世俗化，同样，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点也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特点。宋代处于政治弱势，文化繁荣的环境，其玉雕作品更为清矍，含蓄，端庄，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为普通大众所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形式。

摘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提出“宋无罚金之刑”的论断不妥。宋代有罚金之刑，且适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选拔等方面，所罚数量从6斤、8斤、10斤到100斤不等，适用罪名有失职渎职罪、擅权罪及欺诈罪等。而普遍存在于宋代的“罚铜”其实是广义层面的罚金刑，其处罚等级约有1斤、2斤、120斤等18个等级，适用范围也很广。

关键词：宋代刑法；罚金之刑；罚铜之刑

一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之刑法分考十二“罚金”条有如下记载：

(1)“北朝魏及齐周并有赎而无罚金，隋唐承之，于是罚金之名无复有用之者。”

(2)《宋志》：“仁宗时，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

两宋道教处于转折、复兴阶段，又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坚实的信仰基础，道教文化取得长足进展。此期道教文学，随着内丹道的兴起、新道派的迭出，张伯端、白玉蟾等众多高道大德创作大量道教文学作品，成就了一代宗教文学的特殊风貌和鲜明特征。

一、宋代文学史与宋代道教文学史

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光辉灿烂。朱熹有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王国维、陈寅恪、邓广铭等更有宋代文化“造极”与“空前绝后”之语，这样的评价虽有绝对或夸大之嫌，但几位真正“大师级”学者的直觉感悟和深层把握，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近年又有论者提出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也不是简单的“积贫积弱”可以概括的，两宋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成就有待重新审视。文学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征、地位和发展脉络，自近代学术展开以来就不乏系统关注。柯敦伯1934年出版了《宋文学史》［2］，这是第一部宋代文学专史，宋散文、诗、词、四六、小说、戏曲都在论述之列，基本奠定了后世宋文学史撰写的框架和范围。建国后，宋代文学专史著作有程千帆、吴新雷撰写的《两宋文学史》，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张毅著《宋代文学思想史》，王水照、熊海英著《南宋文学史》，曾枣庄、吴洪泽编的四巨册《宋代文学编年史》等，再加上数十种的中国文学通史、体裁史对宋代文学的描述，一代文学的风貌已经从艺术思想、创作水平、存世文献、历史编年等多个维度日益丰满而灵动。比如新近出版的《南宋文学史》对南宋文学特征及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承启作用所作的描述，都相当精准恰切。但是，完整的文学发展史离不开宗教文学史的撰写。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应该是三维立体的，除了“世俗文学”，还应该包括僧人、道士等教内信徒创作的大量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宗教文学”。如从信仰角度划分，完整的文学样态应由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共同组成，而宗教文学，尤其道教文学研究的力度尚有不逮。近年道教文学研究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水平参差不一，广度和深度尚未达到成熟意义上的学术范型的标准。两宋道教文学史的撰写概始于《道教文学史》［3］。詹石窗先生习惯从宗教学立场把握道教文学个性，揭示其独特的表达空间、观照方式和演变历程，体现了宗教史与文学史结合的研究路数。该书从道教雏形时期的汉起，直至北宋的道教碑志与道教传奇，南宋以后均未涉及，可谓“半部”道教文学史。2001年詹石窗先生出版了《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此书虽未以“史”名之，却进一步拓展了道教文学纵深发展的历史脉络［4］，两部书合二为一，一部完整的宋代道教文学史也基本成型，但詹先生似有意区别北宋与南宋道教文学史的特征与内在理路。两宋道教文学有一己自足的内在联系和宗教艺术特征。詹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及“隋唐五代北宋”是道教文学的“丰富期”，南宋为“完善期”，南宋因新道派迭出，道教理论更为伦理化，在道教文学创作上也有深刻体现［5］。文学如何体现“丰富”与“完善”，二者有何区别?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两宋分开来写，南宋与辽金元一并探讨，照顾了历史时、空的同一而忽视了内在的文化区别。南宋避居一隅，与金元对峙，但赓续北宋，仍以中原文化为主线。道教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南宋内丹派、符箓派、净明道的兴起与北宋道教一脉相承，道教文学自然也密切相连。另外，《唐宋道家道教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宋代部分从文学出发，注重分析涉道文人及其作品的深刻蕴涵［6］，但这毕竟不是“文学史”，对宋代道教文学独特的发展脉络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论述。《道教文学史论稿》也涉及两宋部分，以诗、词、传记、宫观名山志为类别，分别论述总结教内道徒和教外文人的道教文学成就［7］。最近出版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则从文学思想角度对宋代内丹理论与文学养性的通融，道教隐语系统与文学隐喻的关系及内丹南宗的文学观念等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深入开掘［8］，值得关注。回顾两宋道教文学研究，还有两篇文章不得不提，即《宋代文学与宗教》［9］和《宋代道教文学刍论》［10］。两文发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已一二十年，但翔实而富有识见，对两宋道教文学的存世文献与艺术特征，都有相当深切的把握。综括以上宋代文学史及道教文学史研究，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印象:前人做过很大努力，有开拓之功，搭建了基本框架，提供了大量线索，但也存在一些毋庸置疑的问题。就宋代道教文学来说，有些著作限于全书体例，论述相对简略，面对浩瀚的宋代道教文学资料和复杂的宗教文学现象，未作系统关照。如两宋青词、步虚词的创作数量相当庞大，但少有论著对这部分内容作过系统分析。另外，有些论著虽名之曰“文学史”，但更像一部道教文学资料集，缺乏针对道教文学自身发展和演变形态的深入分析。道教文学史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专史。克罗齐反对社会学式的文学史和借由文学艺术了解风俗习惯、哲学思想、道德风尚、思维方式等，强调艺术和艺术家的独特精神与天才创造［11］。这一观点值得思考，文学艺术史的书写不必勉强寻找艺术之间的某种联系。两宋道教文学史的撰写，会着重作家作品的深入解读，尽量避免“非美学研究”，努力呈现宗教文学的固有特征和自足性的一面。但这样的文学史，也绝不是作家作品的资料编年。道教文学作者的创造与想象，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从属的道派和所反映的教义思想，他们与道教史、社会史、世俗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两宋道教文学史的撰写，在纷繁的头绪面前，还需作纵深的理论探索。

二、宋代道教文学文献的体量与规模

宋代道教不及佛教兴盛，道士、女冠人数比不上僧尼人数，宫观规模与数量也远不如寺庙，但官方对道教的重视程度却不逊于佛教，带有若干官方色彩［12］。从道教史上看，道教在两宋仍处于上升阶段，上自皇族宗室，下至庶民百姓，崇信道教、利用道教，有宋三百多年虽有消长，但基本处在一种复兴与滋衍的繁荣状态。道教文学兼具宗教与文学的双重特质。考察两宋道教文学，除了对此期道教发展的总体趋势要有准确的把握，还需要对此期文学形态特征、创作水平等有深入的了解。两宋文学作为“宋型”文化的体现之一，在唐代文学盛极而变的趋势下重建了文学辉煌。宋代各体文学，尤其宋词的数量和质量成就了堪称“一代所胜”的文学代表。宋代诗、文也不逊色，两宋诗、词、文俱善的大家，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不胜枚举。而此期话本、志怪、传奇、笔记类创作，也颇有可观者。据统计现存宋人笔记约500余种。两宋道教与文学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综括二者的道教文学，其特征与地位，并非简单的“加法”可以推论。“道教文学”在两宋道教与文学繁荣发展过程中，如何参与其中，又如何成就一己自足的文学史意义?这需要从两宋道教文学写作主体的确认、作品的区分、数量的统计等角度加以明晰。“中国宗教文学史”对“宗教文学”如此界定:“宗教文学史就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宗教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从宗教实践这个角度出发，一些虽非宗教徒创作或无法判定作品著作权但却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实践场合的作品也应当包括在内。这部分作品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宗教神话宗教圣传宗教灵验记，一类是宗教仪式作品。”［13］以此，道教徒的作品容易区隔划分，但非宗教徒创作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实践场合的作品，则需要在大量别集、总集、类书等文献中检寻和鉴别。《道藏》中大量具有文学性的作品都可以算作“宗教徒创作的文学”。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第七部“文学类”统计诗文集有11部，诗词集36部，文集8部，戏剧表演类153种，神话类49种;第九部“历史类”中的历史资料、仙传部分，多为古代小说文献，也属于文学类作品;第十部地理类中的道教宫观、仙山志中也蕴藏着大量文学资料［14］。《道藏》中的文学性文献，两宋编撰者概有70余人，作品上百部，大致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两宋道教文学的作品形式涵盖了诗歌、词、小说、文赋、戏曲等传统文学题材与文献类别，并以仙歌、仙传为主，有非常鲜明的宗教文学色彩。2．《道藏》中的70余位两宋时期的道教文学作者，纵向比较并不算少。如张伯端、白玉蟾等部分作者在道教文学创作上卓然有成，引领一代宗教文学风尚，在道教文学史上彪炳千秋。《道藏》失收的道教文学文献不在少数，有待进一步发掘探索，如《宋人总集叙录》卷十考录的《洞霄诗集》，明《道藏》未收。该书十四卷，编撰者孟宗宝，宋末元初道士，所编《洞霄诗集》据宋绍定刊本删补而成，一般归入宋人文集。是集所收诗歌，卷二至卷五为宋人题咏，卷六为“宋高道”，卷七为“宋本山高道”作品，收了陈尧佐、王钦若、叶绍翁等人的诗作。“非宗教徒创作或无法判定作品著作权但却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实践场合的作品”大多见于教外文献，如《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全宋笔记》。《全宋文》中的道教文学作品，主要由道教斋醮章表、祝文、青词、宫观碑铭等文体组成。其中青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青词作者，大多为文人，道士反而很少。《全宋诗》是今人编辑的大型断代诗歌总集，全编72册，3785卷，再加上近年各种补苴文章和《全宋诗订补》［15］，诗人和篇什数量还有增加。其中道教诗歌数量很大，但真正为道士创作者并不算多，而且两宋编纂的科仪类文献中的经咒作品，《全宋诗》所收甚少。陈尚君教授的《全唐诗补编》曾收大量斋醮经咒，这类作品自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如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吕元素《道门定制》、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等科仪文献中的经咒、赞颂、步虚词等，《全宋诗》订补者均应予以注意。《全宋词》中的道士词作主要有张伯端等人的作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多个始于两宋的词牌与道教关系密切，如《聒龙谣》始自朱敦儒游仙词《聒龙谣》，《明月斜》始于吕洞宾《题于景德寺》词，《鹊桥仙》始自欧阳修咏牛郎织女，《法驾导引》始于宋代神仙故事，《步虚子令》始于宋赐高丽乐曲［16］，等等。道教小说是一个成熟的文体类别，《道教小说略论》对此有过较系统的论述，指出《新唐书•艺文志》等各种书目子部大多列“道家”、“神仙类”，宋代罗烨《醉翁谈录》将小说分为八目，其中就有“神仙”目。两宋道教小说文献，主要见于各种道经、类书、丛书及笔记、话本类作品。张君房《云笈七籤》是《大宋天宫宝藏》缩编，时杂北宋道教故事;李昉《太平广记》卷一至卷八十多为神仙、方士故事;《太平御览•道部》仙传、笔记类作品也有部分载录。曾慥曾纂《道枢》、《集仙传》等，所纂《类说》一书中的道教小说文献亦夥。另有类书《穷神记》、《分门古今类事》、《绀珠集》，内中道教小说也相当丰富。宋代佛道信仰与小说出现世俗化倾向，说话艺术渐趋发达。林辰参考《宝文堂书目》及胡士莹先生的考证，指出两宋话本体神怪小说有19种，其中神仙类有《种瓜张老》、《蓝桥记》、《水月仙》、《郭瀚遇仙》、《孙真人》、《刘阮仙记》等六种［17］。另外，缘起于仙歌道曲的道情，在宋代也开始出现。《道教与戏剧》第八章《道情弹词与传奇戏曲》指出，宋代不仅道情流传于民间，而且受到宫廷的欢迎［18］，惜存留的宋代道情文本很少。道情与话本体道教小说，数量虽然有限，但作为宋代新出现的文体，丰富了两宋道教小说的体式与内容，有特殊的宗教文学史意义。两宋时期的斋醮科仪文献非常丰富，如孙夷中辑录的《三洞修道仪》、贾善翔编辑的《太上出家传道仪》、张商英重撰的《金籙斋三洞赞咏仪》、金允中的《上清灵宝大法》等。这些科仪文献蕴涵着多个文学品类，有着丰富的文学因素。如斋醮仪节强调仪式与服饰的象征意义，把文学艺术象征与宗教象征统一起来［19］，对文学创作本身有极大启示意义;斋醮科仪各个仪节之间变换、角色的担当，又有丰富的戏剧表演元素。另外，随着时代演进，道教新神不断出现，新神话的建构就是在道教仪式中最直接、最有效地完成;音乐文学在道教科仪中也有体现，宋徽宗在修斋设醮时，就创作了大量“乐歌”类作品，这类典型的道教文学文献对于认识宗教文学本身的特质具有重要价值。总之，两宋道教文学文献是一个体量庞大、内容驳杂的特殊的文献类别。撰写两宋道教文学史，全面考察这类文献的数量、种类、形式与内容，是必备的基础工作，但绝非一两篇文章可以解决。以上所论，仅为这类文献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范围，尚有不断充实和完善的空间。

三、两宋道教文学作者的教派归属与空间分布

内容摘要：宋代是一个理学集大成的时期，作为文化一部分的绘画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的一些影响，宋代对“理”的认可，一方面造就了绘画写实主义的顶峰，另一方面又拉开了写意画的序幕，而由写实的形似到写意的神似的过渡，同样也是依据“理”来凝缩物象本质特征的过程。

关键词：理学绘画艺术文人画

一、理学之兴

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虽未达到预期的文治效果，但却造就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文化时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学的发展是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虽不能肯定地说理学肇始于宋代，但却是集大成于这个时期。宋以前，宗教极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来的符箓、丹鼎二派发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师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现；为了与佛、道抗衡，儒学兼取南北经学流派，并进一步发掘传统儒学中深层次的东西，促使孔子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学把自然规律主体化、伦理道德本体化，构建了以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哲学体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养方式发生了变化，理学逐渐兴盛，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认为“明体达用”，开理学之先声。其中影响更大的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学，又将宋初处于转变中的佛、道修养方式、目的、对象移入新儒学。随后理学经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发展，得以大成，“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理学贯穿了宇宙论与伦理学，又因其“在世间”的地位区别于佛、道，故理学对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传·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宋学家们认为必须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达到心性的自我认识。从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坚信只要对事物进行精深透彻的研究，就能够达到对于宇宙原理的了解，这就是理学中“格物致知”的原则。这一原则介入绘画领域成就了宋代绘画极端写实主义的高峰，同时由苏轼所倡导的写意文人画也受北宋理学的影响，其思想之中产生出了诸多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而理学在其后的发展，无论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无论是后来两派互相渗透而出现的朱陆合流的趋势，都支持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的艺术思想。

二、画学之言“理”

摘要:在宋代,药材种植业已成为农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其种植人群之多,种植规模之大、技术之精,商业化程度之高皆超过了前代。宋代医学的进步,商业流通的发展,都促进了药材种植业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独立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种植行业。商业化的宋代药材种植业打破了自然经济在种植业中的独霸地位,成为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标志,在中国药材栽培发展史与药材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宋代;中药材;种植;贸易

药材种植,在我国历史悠久。后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便记载了胡麻、红花等药材的种植方法[1]。隋代时出现了《种植药法》《种神草》等药材种植专著[2],中唐以后,药材种植趋向于向商业化发展,但药材种植业的真正兴盛,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植行业,则是宋代。如“药户”一词,出现在唐代[3],然而作为专门以种植药材、出卖药材为生的农户的特定称谓,却是在宋代[4]。宋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药材需求日益增长,促使更多人群参与药材种植活动;相当数量的药材被生产出来,进入商品市场,又促进了药材交易市场的发达。宋代的药材种植与贸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5-9],对有关宋代药材种植的史料进一步分析探讨,更好地为今天提供历史借鉴。

一、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药材种植

宋代,药材种植的发展,离不开药户这支主力军。例如宋代首先大面积种植药材的四川绵州彰明县,其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四乡共有田520顷,其中的104顷种植了附子,占四乡总田数的20%,“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10],四乡所收附子达16万宋斤以上[5]162-163。彰明县大面积种植附子数据表明,当地有相当数量的专业附子种植户。两浙路“地狭而人众”[11],药材种植便成为在固定土地上获得更大收益的较佳选择。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药材种植业成为继桑蚕业、种蔗业、种花业之后,农户的又一“生业”[12]。如陆游所居山阴县,药园很多[12]1523。宋代“达则愿为卿相,穷则愿为良医”[13]的观念,也促使更多的士人参与药材种植活动:“百药吾谁辨,农皇旧有经。倾金购善种,按谱验真形。”[14]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致仕后居洛阳,买田二十宋亩,“辟以为园”“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埘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15]。司马光在“采药圃”“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槖。纵横百余区,所识恨不博。”[16]李復体弱,“两岁苦病暍”“饱闻食罂粟,能涤胃中热”。恰逢好友赠种子,李復“堂下开新畦,布萟自区别”,高兴地将罂粟种下,详细记录了罂粟的种植、生长过程[17]。南宋人陆游在绍兴府镜湖附近居住时,辟“小园五亩”,其中即种有药材[12]642,1124。陆游“逢人乞药栽,郁郁遂满园。玉芝来天姥,黄精出云门”[12]687。天旱时,陆游“引泉浇药圃”[12]1803;小雨时,“荷锄分药品”[12]1820,“泥融幽径药苗肥”[12]1143。在陆游和家人精心侍弄下,药苗长势良好,夕阳映照下满园葱郁。据载,宋理宗时朱继芳在福建山种植药材,“春到寒荄总向荣,药苗旋种亦初成”“种药千畦手自锄,年来渐喜识人踈”[18]。宋代医僧很多,种药材的僧人亦不少。北宋睦州僧人思允“佛学之外,兼妙岐黄之术”。当地人为思允增修了“灵香阁”五间,阁中“药栏、花圃,前后相望”[19]。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江南东路的绩溪县天旱不雨,僧人元立在县治东北三十宋里的石金山“祷雨”后,“乃作室于山之左胁,力田种药,奉香火焉”[20]。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致仕居杭州的薛昂,“以花药圃施吉祥慧观大师”,便于种药[21]。正因为宋代寺院种植药材现象普遍,故当有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潞州渌水和尚便回答:“还见庭前华药栏么?”[22]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陆游任福建提点刑狱时,游览洞宫山天庆观(今福建省政和县杨源乡洞宫村),记载了道观种药之事:“道士昼闲丹灶冷,山童晓出药苗肥”[12]10,“种药满山巅”[23]。如深受宋太宗优待的陈抟,在华山隐居时,便“种药茅庭畔”[24]。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参与药材种植,故宋代城乡皆有药材种植。城市“陋巷”中“荒畦整药栏”[25],山村则“月转药栏阴”[26]。山涧前,“瀑布溅珠过药栏”[27];江溪岸,“风雨药栏西,残红落锦溪”[28],“晚向江头看药栏,花前一笑聊开颜”[29]。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宋代药材种植地域的广泛性。

二、发达的中药材贸易市场

摘要：宋代是一个理学集大成的时期，作为文化一部分的绘画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的一些影响，宋代对“理”的认可，一方面造就了绘画写实主义的顶峰，另一方面又拉开了写意画的序幕，而由写实的形似到写意的神似的过渡，同样也是依据“理”来凝缩物象本质特征的过程。

关键词：理学绘画艺术文人画

一、理学之兴

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虽未达到预期的文治效果，但却造就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文化时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学的发展是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虽不能肯定地说理学肇始于宋代，但却是集大成于这个时期。宋以前，宗教极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来的符箓、丹鼎二派发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师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现；为了与佛、道抗衡，儒学兼取南北经学流派，并进一步发掘传统儒学中深层次的东西，促使孔子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学把自然规律主体化、伦理道德本体化，构建了以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哲学体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养方式发生了变化，理学逐渐兴盛，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认为“明体达用”，开理学之先声。其中影响更大的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学，又将宋初处于转变中的佛、道修养方式、目的、对象移入新儒学。随后理学经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发展，得以大成，“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理学贯穿了宇宙论与伦理学，又因其“在世间”的地位区别于佛、道，故理学对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传·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宋学家们认为必须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达到心性的自我认识。从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坚信只要对事物进行精深透彻的研究，就能够达到对于宇宙原理的了解，这就是理学中“格物致知”的原则。这一原则介入绘画领域成就了宋代绘画极端写实主义的高峰，同时由苏轼所倡导的写意文人画也受北宋理学的影响，其思想之中产生出了诸多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而理学在其后的发展，无论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无论是后来两派互相渗透而出现的朱陆合流的趋势，都支持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的艺术思想。

二、画学之言“理”

内容摘要：宋代陶模作为宗教民俗器物，具有信仰性与礼教性的双重结构。儒释道等多种文化观念，借助陶模独特的艺术语言、教化与传播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受众的审美意识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陶模儒释道文化教化

一、多元文化传播中伴生的艺术

宋代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陶模艺术作为宋代民俗文化的载体，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民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到唐宋时期逐渐演化成“乞夕”节所供奉的偶像。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描述：“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摩睺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摩睺罗的民俗文化内涵：一是用于“七夕”的乞巧；二是为祈生男孩，有“宜男”和保佑吉祥安乐之意。《梦粱录》记载：“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苏汉臣的风俗画、宋代陶瓷与雕刻作品亦常见与此风俗相关的造型。可见摩睺罗是佛教神本土化后，伴随着宋代民俗信仰与民俗事象应运而生的生殖崇拜偶像。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宋代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态势。加之传播地域与受传人群的扩大，宋代陶模的地域性与异文现象明显，摩睺罗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其题材内容上除仍然延续隋唐以来传统的摩睺罗等神像造型外，更加关注当时的世俗文化生活，造型纹饰上开始出现多种变体与异化现象。其功能也由生殖崇拜逐渐向多神与娱神化、启蒙与教化、生活与商品化上转变，功能日趋多元化。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与娱乐的需要，部分原来用于生产摩睺罗的工具——模范，经过形态与功能上的改进，逐步演化成为教化性、审美性、娱乐性强且传播面广的民俗玩具，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并逐渐形成一种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现象。

二、宋代陶模艺术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

宋代陶模作为物质民俗，受儒文化的影响，其特征是以物化的形态及造型体现敬鬼神的观念。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儒学认为，天人并非对立，人神可以互通，人神互通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儒学将其祖先圣贤的人格伦理上升为神格化，其所崇拜的神灵，既立足于当世血亲人情，又超出于日常世界，因而，所产生的信仰观念就带有世俗性与此岸性。从陶模造型中可见到从中华始祖神的伏羲、女娲，到历代帝王圣贤像。由此，不难看出宋人对圣贤的崇拜是以灵魂不灭并以敬鬼神的观念为基础。其造型虽然表现为对圣贤的神化，但受人神统一的观念影响，陶模中圣贤、鬼神的造型又极富人情意味。另外，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与“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念又决定了陶模艺术的礼教性，并呈现注重教化的另一面。儒文化是以礼、仁为核心的，即儒文化起源于礼，并且将礼视为人的最根本的行为规范；仁，是儒文化的本质，也是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灵魂。在儒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关羽被历代视为“重言诺，讲信义”的典范。不仅如此，关羽因其仁、义、礼、智、信集于一身，还被视为民间生活中人伦的崇高表现，具有“万古著纲常，海邦砥中柱”的精神象征。陶模作为物态文化，所塑造的关羽形象，造型丰富，写实感人，虽少了些庙堂气，却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视觉冲击。由此可见，陶模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有意识地将关羽等历史圣贤当成传播仁、义、礼、智、信的榜样，并加以直观形象的艺术化表现，其教化性显而易见。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许多学者主要关心的是明清时期的情况，专就宋代白银流向进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①。而《宋史》和《宋会要辑稿》在记载宋代市舶贸易时，白银都仅仅列名于宋人博买舶货的物资②。似乎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始终以输出为主。笔者在李埏先生指导下，以《宋代白银货币"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曾检到一些对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史料，深感对白银的流向有分期考证的必要。但由于这一问题已超出了货币化问题所能涵盖的范围，故论文中亦未能涉及。本文拟在搜集整理宋代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分期梳理、考证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以期对深化宋代外贸史、古代白银流动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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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