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刘文燕刘婧刘景辉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社会科学系

森林资源自古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历代统治者保护的重点。而我国宋代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其天人合一的立法理念，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理解的最高境界;其奖惩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顺应了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其维持生态平衡的立法内容，有效保护了自然资源;其公私兼顾的产权结构形式，稳定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格局。而严惩烧毁林木、禁止滥砍滥伐、鼓励种植经济作物、限制砍伐时间、鼓励植树造林、明确种植目的之规定，也是我国法律继承中的应有内容，对当代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一、立法理念的延续

“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不但影响了宋朝时期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同样也是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思想渊源之一，在资源立法方面发挥着它独特的指导作用。“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将自然界和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要求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改变环境并利用资源，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能够维持好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谋求人类发展，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宋朝时期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我国更远古时代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而且在当时这一思想得到了理论的更深层完善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这种立法理念不但在具体条文中得到体现，而且当时的统治者也设置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虞部)去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思想。作为当时法律制度所具有的特色之一，这一理念得到了延续。现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使我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加强，往往会使人类忘记了最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却在用其最朴素的方式阐释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可以说在现今社会，它更加能给环境与资源立法者带来警示作用。“天人合一”立法理念对现今立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现在实施的封山育林、森林分类和禁止滥砍滥伐等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中依然可以看到“天人合一”立法理念的影子。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宋朝时期所贯彻的“天人合一”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立法理念对当代中国的政策制定和资源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强大力量和可继承性的体现。我们不但要使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更要在未来的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中使其得到发展，使它在我国不断变化的环境背景与社会背景下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使现代的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指导思想的借鉴

宋朝时期奖惩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当时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能够有效动员百姓加入到植树造林活动中来，对育林护林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指导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但是奖惩结合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我国现阶段的《森林法》中也有关于植树造林的规定，具体在第八条中规定了对植树造林进行扶持的政策措施，在第十一条中强调了植树造林义务有三性，即法定性、义务性和强制性。从这几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国家对植树造林活动的规范力度，但是这些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分析了宋朝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奖惩结合的指导思想以后，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借鉴，改造之后使其适用于现在的森林法律制度。现法律虽然建立起了营林建林的专项基金，但是除了资金支持之外民众还需要一定的鼓励，可以制定奖励措施或者给予积极造林者相应荣誉，这样可以激发广大民众的植树热情。在植树造林的政策制定上，还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争取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适当的奖励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广泛植树必然会在未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宋朝时期奖惩结合的森林保护立法指导思想对现在的资源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法律制度的合理继承。

两宋时期，社会上流传了大量的时政谣言［1］。这些谣言多运用谐音、排比、双关、借代、对偶等创作手法，围绕着人们所关注问题而展开，表达了对国家大事、官场风气及社会现实方面的态度与看法，故它能发挥其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优势，造成了速度快、流布广、影响大的传播效果。于是，宋廷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对传播渠道、形式及效果进行一定防控。因此，本文拟以政治谣言传播为载体，解读宋廷如何防控谣言传播的民众情感与社会情绪带来的政治风险。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

应该说，宋代统治集团通过民间舆论与政治信息传递相结合，观察政令传递情况，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而滋生出一套严密的传播与防控体系，无疑使基层民众意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达中央。于是，民众便传播谣言以表达他们对朝政的态度与看法。同时，统治者出于政治风险考虑，必须做出适宜的回应，这就在时空上形成一种互动的交流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政治谣言内容的丰富多彩。首先，统治者酝酿的谣言。造谣对于一位赵宋统治者的政治生涯也许是无关紧要，但在它最初兴起的时候却是成败攸关。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前，京师士庶之间就相互传播“点检作天子”的谣言。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严明军纪，防止出现将领纵兵扰民的情况。于是，人们竞唱赞美赵宋政权的歌谣，称之《五来子》或“建隆京师歌”。显然，该谣成为人们向新王朝献礼品，这与赵宋政权走向稳定有关。然而在世道不济的时候，社会上总要出现大量的谣言。当北宋王朝倾刻瓦解，被金所灭，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如“金虏在门”、“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等。而新建的南宋朝廷被金兵追赶，颠沛流离，几乎是居无定所，在这样形势下统治者需造出有利的谣言，以便稳定人心。宋高宗逃过钱塘江，到达萧山。前来迎接之人言:“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高宗欣喜地告诉随从:“符兆如是，吾无虑焉。”

没想到宋高宗炮制的“赵不衰”谶言，验证了南宋王朝气脉延续之象。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总是伴随着统治者谣言传播的。其次，政策导向的谣言。赵宋立国伊始，太祖力矫唐末五代以来的诸种积弊，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从朝廷到民间逐渐形成一股恐武风气，谣证“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3］。仁宗皇祐年间有一则汾河谣，“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洲子畔”，流传到朝廷，引起君臣恐慌。宋人曾慥记录了当时君臣谈话:“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灭去，为枢密使。有以谣谶告予者曰:‘汉似胡人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杀李君羡事，上安肯为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类艺祖，宅枕干岗’为言者，疏入不报，卒亦无事。’其人语塞。”［4］不难看出有人蓄意陷害狄青，而且谣言不止于此，如“农家种，籴家收”等。不久，狄青被迫辞官，在忧郁中死去。无独有偶，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亦因其功高震主，如“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谣谚而为统治集团所不容。然而，染上“恐武症”的宋廷不得不起用文臣治军。在宋夏战争中，韩琦、范仲淹等边帅屡次击败夏军，保卫了边疆安宁。当时流行民谣称赞，“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5］当然，文臣中虽然有像韩、范那样的优秀边帅，但总的来说对国家是弊多利少。如南宋文臣张浚虽有抗金虚名，但其志大才疏，时谣“一事无成，二帅枉死。(原注:曲端、赵哲)三军怨恨，四川空虚，五路轻失，六亲招擢，七书旋学，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诚不会”。［6］大意讲张浚瞎指挥富平之战而惨败的谣言。由于他战前不听劝告，兵败后为推卸责任，而枉杀部将，造成“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7］的环境。于是，“恐武症”的盛行让宋廷陷入一种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其说人们对文臣张浚治军行为不满，不如说对宋廷长期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批评。再次，关于政争、党争的谣言。为了政治利益争夺，宋代士大夫间形成了政见不同的派别，往往以地域或学术派系来划分朋党，有谚谓“闽蜀同风，腹中有虫”［8］。

宋人经常针对别人在一些微小问题上做文章，造谣抨击对方结党营私。如太宗时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等人日夜在赵昌言宅内讨论大事，故京师流行谣言“陈三更，董半夜”，［9］大意指某些官员半夜三更集会之事。可在百姓眼中“半夜三更”往往是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由于谣言有一个好处，不用自己抛头露面，达到攻击对手目的，故为某些人物谋图私利所看重，不惜造谣传播。熙丰变法时，司天监灵台郎亢瑛大谈天星变换并引用童谣为证反对变法，建议罢免王安石的相位。这样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如“大娱蛤，小娱蛤，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据载:理宗景定元年七月，改吴潜建昌军，寻徒潮州。潜为人豪隽，其弟兄亦无不闲丽。有馋于上者曰，外间童谣云。此语既闻，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亦以此也。［10］这则谣言明显是有人蓄意所为的。因为“龙”是古代帝王专用词汇，而飞上天能“食龙”，无疑是要篡位。造谣人抓住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欲置对手于死地，其用心何其毒也。最后，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每当朝廷发生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或变动时，往往会有针对时事或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应运而生。鉴于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卓越功勋，赢得“欲得天下宁，莫如召寇老”;［11］范仲淹凭借其文才武略赢得民众颂扬，“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12］同样，“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13］的民谣，吐露了人们对心怀天下的朝廷官员崇敬。然而，宋代政坛出现一些为时人所诟病的政治人物，缺少礼义廉耻信条，厚颜无耻地附会权贵。有谣“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4］，刻画了程、张两位小人为巴结宰相王安石的嘴脸。如出一辙，有谣“由窦尚书，屈膝执政”［15］，也是官员为迎合权臣韩侂胄奴颜婢膝的真实写照。面对“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6］的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人们用谐音诅咒权臣恶行，“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17］，道出“杀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儿荷叶在”［18］的愿望。从上述可见，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品评难以克制其弊端，仅在嬉笑怒骂之后，则是希冀憧憬朝政好的一面。总之，宋代统治集团既重视民意又尊重皇权的传播体系，为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在缺乏官民沟通和互动的机制下，谣言传播无疑有利于普通民众了解与其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国家的政情和民情。

二、传播的政治禁区

摘要：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史最长的王朝之一。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舞蹈艺术在唐代是以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特别的舞蹈分类方法，摘取了古代舞蹈发展的顶冠。其中的《霓裳羽衣曲》更是代表了盛唐时期舞蹈艺术的特征，从对这个作品来分析，得出《霓裳羽衣曲》舞蹈的艺术特征，对后代舞蹈艺术的影响，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促进我国舞蹈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霓裳羽衣曲；舞蹈艺术；艺术特征；影响

对于中国的舞蹈艺术来说，唐代是古代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唐代舞蹈犹如盛开的百花，植根于广阔深厚的各民族民间乐舞的沃土上；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异域多姿多彩的外来舞蹈艺术精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高踞于中国古代舞蹈历史的巅峰。[1]盛唐时期的舞蹈则是唐代舞蹈艺术的繁盛顶峰，这一时期舞蹈最具代表作的是《霓裳羽衣曲》，本文将对《霓裳羽衣曲》的作品进行分析，概括总结这个作品的艺术特征并阐述其对宋代舞蹈的一些影响。

一、盛世杰构——《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中法曲的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直到现在，它仍无愧于音乐舞蹈史上的一个璀灿的明珠。传说它是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的创作。安史之乱后失传。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得残谱，昭惠后周娥皇与乐师曹生按谱寻声，补缀成曲，但已非原味了。南宋年间，姜夔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此曲约成于公元718-720年间，关于它的来历，则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玄宗登三乡驿，望见女儿山(传说中的仙山）触发灵感而做。

茶马贸易，又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国政府在边境区域同治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易马的贸易政策或制度。茶马贸易虽然始于唐朝，但真正形成完善的制度却是在宋朝。茶马贸易兴起需具备两个基础：一是少数民族对茶有着很大的需求，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本民族地区又欠缺茶叶，需从中原输入，而拥有马匹又是优势所在；二是中原盛产茶叶，茶叶产量丰富，制造极精，可以满足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宋朝几乎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之下，战争的频繁，必定对战马需求量极大，而采用钱币贸易，对自身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挑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鸳，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西碧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一、茶马互市的演变

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才有了空前的发展，宋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茶马互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茶叶已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自唐茶叶传人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31。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第二，宋代定都中原战马紧缺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产与宋朝的边疆防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夏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挑衅争战，威胁着宋的安全。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匹输入宋朝，因为此举只会加强对手的实力而威胁自身安全。史载契丹就一直拒绝往宋输马。于是宋朝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H。至此，沿宋朝疆域边境的“州郡市马”始有政策。而且，形势所迫，宋朝疆域西北的藏族地区划为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甘肃天水)各置榷茶、买马司，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水)、凤(今陕西凤翔)、熙(今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博马”[51。不久，再“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马者”。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掌管以川茶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马匹。出于防御需求，在茶马互市中，贸易量一般都十分可观。南宋时，朝廷偏安江南，为稳固政局、抗击金兵，对马政格外重视。而此时，宋朝的马源更主要依靠阶州、文州、西和州、黎州等吐蕃地，并与大理政权之间进行互市。

史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大理“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之最”。从两宋政府参与控制茶马互市的情况看，宋代汉藏茶贸易异常繁荣嘲；但从宋代茶马互市的发展历程看，宋前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茶马互市。至宋太宗之前，宋政府易吐蕃马，主要还是以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茶叶居其次。此种局面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就当时的现实而言，藏族地区饮茶之风很盛，几至“一日不可无茶以生”。由此决定了汉藏经济交往中，藏族人民更为急需的是汉地之茶。就宋朝而言，虽需马甚急，但如果大量使用铸造的钱币，至少会给宋朝带来两方面不利：一是加大财政负担。当时茶马交易中，马价优于茶价。据贾大全先生统计，是时“平均马价为30贯，以每年购马3万匹计，则需铜钱9O万贯，这一数字几乎相当宋朝年铸钱量。”删显然，长期如此贸易下去对宋政府十分不利；--是“大量金属制品流入边疆地区，若边疆民族以之铸为兵器，无疑将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宋朝边防形势雪上加霜，这也是宋最高统治者极不情愿见到的事情。”【q鉴于上述事实，宋太宗下令禁止以铜钱易马。自此，宋代汉藏茶马互市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始。宋代茶马互市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以强制力参与其中。这一事实说明，藏区游牧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决定其十分需要中原农业经济区的茶；宋朝边疆形势决定其迫切希望有不断的马源，而自身经济实力又使宋朝在易马活动中不可能无限制地支付钱币。因而，在汉藏经济交往中，最终确立各自所急需，且是对方有代表性的产品，乃大势所趋。当然，宋王朝也曾采取“羁縻马”制，但主要局限于西南藏区[1l】，其目的是使藏民族通过茶马贸易，增加经济收入，不致生计困难而滋生事端。总的看来，宋代汉藏茶马互市虽因宋王朝急需战马而采取过垄断措施，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族间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轨道，但宋时吐蕃之地尚未归人中原王朝治下，宋朝只专茶马之务，便不具备“驭藏”的政治目的。同时，就宋王朝控制汉藏互市的力度看，亦同样未达到经济手段为政治军事服务的目的。经济功能的政治化茶马贸易发展到了宋代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开始的汉藏民族间茶马交易基本上是一种自愿互利的经济行为，强制成分很少。到了宋代，王室需马整兵，早期以钱钞、绢帛易马，给政府增加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用茶易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因而，两宋与藏民族易马均提高茶值。可见，唐政府多重茶利、宋政府极缺战马是推动两朝重视“茶马互市”的内在动力。

二、茶马贸易优势

《宋史食货志•马政》中反映的茶和马的比价是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根据多种变化因素，茶马互市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商业交易，有优势自然就有劣势，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贸易，其影响与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宋朝社会生活大概的风貌，包括当时流行的穿着打扮、饮食的主要特点，居住条件和房屋建筑的样式;交通旅行的条件;文化娱乐活动、节庆风俗等方面。

通过了解过去的社会生活史，提高认识和改进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了解历史上物质文化生活的条件和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创造性地改进物质文化生活的能力。

通过对于过去日常生活的了解，使学生对于历史有更加生动直观的认识，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加深学生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亲和力。

教材分析

本课的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四项内容，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娱乐活动和节庆活动两项内容。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宋元以前铜是最主要的币材，而宋元以后，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与白银相辅而行。宋元时期，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有鉴于此，学术界对宋元时期白银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在北方丝路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一

北宋时期的北方丝路贸易，对宋朝来说，主要贸易对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权、西州回鹘、于阗、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贸易方式则有贡赐贸易、榷场贸易、民间贸易等。在宋与上述各地间各种方式的贸易中，我们都发现，有白银侧身于其间。

首先，在宋朝与各政权间的贡市贸易中，白银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赐。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遣使罗面于多等入贡，宋朝"给还其值……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击败于阗后，继承于阗与北宋的贸易关系，在熙宁年间以后，"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lán＠②衣、金带、器币"。（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里的"器币"中，当包括白银。又如天圣年间1023-1032），甘州回鹘一年一贡，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国》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次之，在宋政府买马及宋夏间的贸易中，白银被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在买马方面，北宋"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从西北买入马匹，主要使用的是银和绢，宋初在陕西设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还令"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买马主要用茶，但也不时参用银绢。元丰四年（1081）北宋政府规定："每马一匹，支茶一砣，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以银、绸、绢及现钱贴支"，（注：《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六。）与买马相关联，宋夏间的贸易中，也有白银参与，范仲淹在总结宋夏贸易时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赵元昊书》。）

除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之外，在北宋与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诸政权、大食、拂＠①等等之间，纯粹民间商人间的交换也大量存在。如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齐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直至绍圣（1094-1098）中，还出现了由于"于阗、大食、拂＠①等国贡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员"惮于供赉"，"限二岁一进"的情况，但宋王朝为了"来远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权"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条史料说明，东来的人员中，有的是正式的贡使，他们持有官方文书，但也有大量无官方文书的民间商人同行。他们历尽艰辛，将西方商品运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内与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有时因为"不售"，才转而卖给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够的银绢，或者境内香药等充斥，价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将不许入贡，拒绝购买。此时，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则又将所运来的商品卖给中国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暂时留居中国，将香药等存放起来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有的回鹘商人"间因乳香入贡散而至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的情况。（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西夏上奏文书的研究是西夏文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书又是西夏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也影射和体现了西夏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就其积极性而言，官僚制度追求的理性、效率原则无不体现在文书制度上，就其史料性而言，通过官文书了解当时的官僚制度是一个很直接的路径。”（注：孟宪实．略论高昌上奏文书[J].西域研究，2003,(4).）因此，作为一个建都于西北边鄙、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官僚制度组织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到底怎样，可以通过西夏与这些王朝的文书往来关系反映，故很有必要对西夏上奏文书进行归纳、总结和探讨。

一、西夏上奏宋朝文书

（一）西夏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上表和书，现根据史籍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分别是李继迁致宋的上表7次，内容比较完整的只有3次，标题抄录于下：

1.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继迁遣使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PP．696—697；漆侠，1999上册，P.34)。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P.174)，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P.614)。这样做，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则通过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扩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禀赋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地理禀赋；农本社会；内生型城市化

一、引言

1.1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迷。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第3页）。李约瑟的千古之问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朔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间，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之谜和工业革命之谜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地理禀赋；农本社会；内生型城市化

一、引言

1.1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迷。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第3页）。李约瑟的千古之问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朔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间，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之谜和工业革命之谜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