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范文10篇

一、民事权利介绍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该条的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存在的期间从其出生到其死亡,当公民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也当然消灭。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公民死亡后,原先归属于其的某些权利并未因为其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仍然存在,受到民法的保护;而有些权利则因为当事人的逝去也一去不复返,这就说明,并非所有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权利都能够被继承和保护。那么,哪些权利属于前者,哪些权利属于后者,这是我们研究本文所提出问题的前提,因为,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才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否则,就会理不清思路,容易产生混淆。

二、关于死者民事权利能力的保护思考

近期实务上的重点问题是已故人的姓名在案件中是否应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就涉及到所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的界定问题,自然人生前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自然人死后,其财产当然可以通过遗嘱,遗赠等各种方式由后人继承,然而对于其人格权,多数是无形的东西,是否需要界定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门设立一节规定了人身权,其中包括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诸多权利,当然也包括公民的姓名权,并且规定公民的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规定属于公民权利,依照《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应当以有生命的自然人为限,而对于自然人死亡,因为丧失了民事权利,不能再作为民事权利主体。若死者仍然具有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那么,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以死人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虽然,法律在例外的情况下规定了对自然人死亡后的某些利益进行保护,例如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但这里毕竟是少数的特殊规定,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的。在本案件中,其中的姓名权并未有法律明文规定在权利人死后仍予以保护,并且原告的父亲已故,其姓名权自然也就消失,其儿女无继承其姓名权的权利。法院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原告父亲的姓名权因其民事权利能力的消失而消失,其子女无继承该权利的权利,故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老字号企业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本案之所以产生争议,主要是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的界定角度认识的不同,我们应该看到,民法所保护的虽然是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是保护平等主体的所有权益,或者是任何时候的权益。其应该是有限制和范围的,而针对死者,这是民法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主体,因为死者已经不具有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当具备的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但这并不是说死者就没有了权利,民事权利和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是权利享有的基础,其区别在于:(1)作为一种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就实际享有,而民事权利则是主体已经实际享有的利益;(2)民事权利能力,包括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两方面,而民事权利则只涉及到权利,是单方面的;(3)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国家才可以直接赋予,和个人或者他人无关,而民事权利是一种具体的权利,都是由个人决定的,只有参与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才能享有;(4)在存续期间上,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民事权利的存续只决定于特定的法律事实,与民事主体无必然联系。从以上的这些区别,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人的死亡并不代表其原先享有的并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的消失,自然人死亡,其原先的权利,仍然应当为法律所保护,只要其所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其死后仍然有效,只要这种特定的法律事实仍然存在,这与民事主体和民事权利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在我国,由于传统的观念,对于死去的人,人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总会认为死者的任何东西都是极其珍贵的,死者的任何尊严都是不能侵犯的,对于死去的人,应当给予更多的宽容,保护和理解以及尊重,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对他人的极大尊重。但是客观的说,对于死者——这种特殊主体,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理念和社会公德,而对于其在法律上具体该如何对待,我们应当本着对死者最大尊重,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行为人对死者权利的侵害,我们当然要用一定的手段予以惩戒,但有没有上升到法律管辖的地步,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需要本着公平客观的态度认真的去做出判断,当事人不能认为以死者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就一定是取胜的保险锁,在一个民事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应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的对待,这既是对社会公德的维护,也是对已故人的负责和尊重。即便是对死者的权利的侵害已经到达了应当以民法来管辖的层次,也应当与平日里一般的民事诉讼区分开来:有时,法律在一定情况下,特别规定对死者的某种利益加以保护,准许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方式维护死者的利益,这并不是承认死者本人仍享有某种权利,而是赋予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权利,例如某些国家在死者的名誉受到损毁时,准许死者的子女请求民法上的保护措施,这只是赋予子女以保护其死亡父母的权利,而非赋予死者这种权利。例如前文所说的关于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其保护的只是著作财产权。著作权可以延续到作者死后若干年,但这并不是承认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著作权包括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前者可继承,归属于继承人,而后者,法律不承认其存在,对于死者死后的继承问题,法律只规定了著作人的字号或由死人享有,其亲属或继承人仅仅可为维护死者人格上的利益而行使这些权利。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

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

内容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摘要：将死者拟制为权利主体使其享有名誉权，与从生物人到自然人的法律技术构成并无不同；相反，二者作为法律技术性拟制之产物的本质恰恰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生物利能力的原因，不在于其生命，而是理性，即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生命的逝去，不成为保护死者名誉的障碍。在保护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必须从概念回到规范目的——维护与发展人格、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格尊严，跳过真正的障碍即权利能力概念；在法律论证方式上，采取辩证推理方法。伦理人格主义与辩证推理共同构筑了死者名誉权的基础。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摘要:将死者拟制为权利主体使其享有名誉权，与从生物人到自然人的法律技术构成并无不同；相反，二者作为法律技术性拟制之产物的本质恰恰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的原因，不在于其生命，而是理性，即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生命的逝去，不成为保护死者名誉的障碍。在保护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必须从概念回到规范目的——维护与发展人格、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格尊严，跳过真正的障碍即权利能力概念；在法律论证方式上，采取辩证推理方法。伦理人格主义与辩证推理共同构筑了死者名誉权的基础。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论文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死亡赔偿金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死亡赔偿金是赔偿义务人，对致受害人死亡所造成的所有直接间接损失项目的赔偿。(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它合理费用、精神抚慰金等等.)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指受害人因生命遭受侵害，所造成的未来一定年限内财产收入的“逸失”，应当由加害人承担赔偿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20号）第17条3款中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1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它合理费用。”由本条解释可以看出，其它各项费用是与死亡赔偿金并列的，而不是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里的。其它的费用只是死亡赔偿的项目而不是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狭义的不是广义的，而今天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也是狭义的死亡赔偿金。

一、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现状

死亡赔偿金现行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是由民法通则、相关法律各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行政条例构成:

（一）民法基本法律和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

目前我国的《民法通则》中第106条2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19“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在这里的死亡损害赔偿只是规定了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费赔偿项目，没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主要针对《民法通则》颁布[法释（2003）20号]，在第17条、1条、29条、30条中比较详细的规定死亡赔偿金，从这一法律解释整体规定上讲，以20年为死亡赔偿金最高计算期限具有比较高的赔偿水平，一般的死亡赔偿金都按这一解释进行处理。正因为这只是一些法律释，在效力上有一定的范围限制。还有针对民法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废的为残废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它形式的精神抚慰金”，这也是关于死亡赔偿金的一般性规定，与前面的[法释（2003）20号]同时并行就显得有些两头大了。在《产品质量责任法》中也有提到死亡赔偿金，不过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一般关于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以基本的司法解释为主。

（二）行政法规、规章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

摘要：葬礼作为一种对死者的操作仪式，联结了生死两端。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体系中，葬礼不过是精神自我扬弃和发展的个别环节。通过葬礼，逝者被安排到大地的怀抱并成为伦理实体的一员，这一行为不但成全了死者最后的尊严，而且构成了血亲最高的伦理义务：将作为自然事业的死亡现象打断，进而使其转化为一种精神事件。在这一精神事件中，逝者通过在世血亲的主动承担而成就了其伦理的普遍，而死亡也不再显现为一种纯粹的消极性而是精神直面死亡并承担死亡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死亡，葬礼，精神，家庭义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殡葬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殡葬事务的“非常态”现象，并导致一定社会矛盾的出现，以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学界对于葬礼形式与意义等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丧礼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的丧葬程序和礼仪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并通过祭祀行为与死者重新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形成独特的死亡心理和死亡文化。然而，传统丧礼却因现代社会的变革以及本身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其中所蕴含的伦理精神也遭遇忽视甚至诋毁的风险。本质而言，葬礼是对死者的操作形态，通过相应的丧葬程序和仪式，使在世者正视死亡并尊重逝者，并以死观生，以求生死两安。进一步说，葬礼关乎如何“养生送死”，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涉及人们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尤其是血亲之死的问题，因而是关乎人生死大事的“共性”问题。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当中对葬礼问题也有少量论述，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对于葬礼的必要性及其之于死者的伦理意义，死亡的精神性意义以及血亲关系（家庭）对于死者的伦理义务等问题的论述却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尤其是在家庭的伦理义务这一点上，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似乎存在一种强烈的“共鸣”。本文正是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视角对死亡、死者以及葬礼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寻求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意境，并以期与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形成一种“微妙”的“触碰”。

1正视死亡：精神的和解

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人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回应这一有限性，希冀用一种永恒的方式来代替必死性，从而达到“死而不朽”或“死而不亡”。面对死亡，人们首先表现为一种本能的逃避态度，如《孟子•滕文公上》说：“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1］263意思是将死者弃之原野便草草了事。因此，早期的丧葬实际上非常简单，只是用草裹尸，使其“不得见”。但随着灵魂观念的出现，认为人死之后仍有灵魂的存在，甚至会对在世者产生一定的联系和影响，因此开始重视对逝者的安葬，进而发展为一系列复杂的丧葬礼仪和程序。对此，卡西尔曾指出：“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葬礼都有共同点。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人对尸体的第一个反应本应是让它丢在那里并且十分惊恐地逃开。但是这样的反应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它很快就被相反的态度所取代：希望能保留或恢复死者的灵魂。”［2］灵魂存在成为葬礼的一种重要精神支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消解死亡的消极性以克服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于是，生死问题以一种宗教的方式得到和解。不过，这种宗教的方式在黑格尔看来却只是体现了精神的特定存在方面，对阴间的信仰容易转向对天的崇拜。因此，黑格尔认为应该扬弃精神这一特定方面，而是从精神在其现实世界中所经历的生活如伦理、道德的宗教中去正视死亡，通过现实的精神生活将死亡转变为一种能够由主体力量所掌控起来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3］在精神形态中，死亡不过是精神内部的和解方式，兼具“否定”与“肯定”之义：否定了精神个别化的现实，并使其上升为统一的普遍本质，从而肯定其普遍的伦理性本质。人之死则意味着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并且能够将其主动承担起来，在为他者之死操持的过程中展现出自我的能力结构并体现着精神的魅力。可以说，“黑格尔的‘人之死’，是指人的必有一死的有限性；黑格尔欢呼‘人之死’，因为正是人必有一死，才印证了人的‘精神’的‘绝对’与‘绝对’的‘精神’，才印证了人是且应该就是精神：因为人就是精神，所以人敢于洞见到‘必死性’乃人之为人最深刻的本质。”［4］只有人才会有死亡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必然会死的存在并进而构成死亡意识，正是对这一有限性的认识和接受中，人才达到其存在的顶点，也只有当人直面死亡并承担死亡，他才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历史的人。人终有一死，但这一“必死性”却并不能阻碍其超越自己、追求永恒的脚步，正是死亡成就了历史，成全了精神。对此，科耶夫提到：“对死亡意识的（推论的）完全理解构成了黑格尔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使人得到满足的同时完成了历史。”［5］681－682因此，“最终说来，黑格尔的‘辩证的’或人类学的哲学是一种死亡哲学……毫无保留地接受死亡的事实，或有自我意识的人的有限性，是黑格尔整个思想的根基。”［5］642如果说，死亡是精神内部的和解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将如何体现在个体的死亡当中呢？对此，黑格尔指出：“一种行为，如果它只涉及血缘亲属的整个存在……如果它专以这种属于家庭的个别的人，专以扬弃了感性现实亦即个别现实的普遍的本质为其关涉的对象和内容，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涉及活着的人，而只涉及死了的人。”［6］11死亡对于个体而言，并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也不是简单地对生命的否定形态，而是扬弃了其作为公民的个人的现实性，使其摆脱“一长串的纷纭杂乱的存在而归结为完满的单一的形态，已经摆脱了偶然生活的喧嚣扰攘而上升于简单的普遍性的宁静”［6］11。但是，作为个别的人所达到的这种普遍性，不过是一种纯粹存在，一个非现实的无实体的阴影而已，在这里，死亡所具有的仍然是单纯的否定意义，即对生命个别性的否定。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么死亡所体现出来的终究不过是自然的过程，而非精神性意义。因此，黑格尔想要做的，就是将死亡的否定进行再次的否定，并通过这种再一次的否定将自然性的死亡事件转化为一种精神事件，进而肯定死亡的积极性意义。对死亡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死者本身能够做到，而只能通过其家庭成员的伦理义务来完成，因为死者自身的死亡不过是“直接的自然的变化结果，不是出自于一种意识的行动”［6］11。将死亡从自然事件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在黑格尔那里，不但是精神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逝者的最高劳动和家庭成员的伦理义务，而这一有意识的行动就是通过葬礼显现出来的。

2维持尊严：死者的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