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张翔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理应对作为公民一项重要权利的私有财产权予以明确规定,使之获得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作用。回顾我国的宪政历程,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宪法和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2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显然,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保护的财产对象增多了,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保护的财产权利范围扩大了,用内涵广泛的财产权代替了内涵狭窄的所有权;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毋庸置疑,2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如此,本文认为,现行宪法有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及公民私有财产数量不断攀升、人民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所产生的需要相比,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的潮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一、宪法应进一步加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虽然24年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但与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积极、主动,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1982年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24年宪法修正案将1982年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条文的表述可明显看出,现行宪法给予了公共财产更为积极的评价,赋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则显得不够力度,原则化、一般化。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这不利于对私有财产的平等、有效保护。[1]由于宪法规定的保护原则不平等,实践中,在具体保障措施上就会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恣意侵吞公民私有财产,频频引发有关私有财产的纠纷,甚至步步升级;私有财产拥有者因对国家相关法律心存疑虑,对拥有的财产缺乏安全感,而怠于主动发挥私有财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等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2]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公大于私、先公后私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依然存在偏差;加上长期以来的极左宣传,人们对于消灭私有制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关系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疑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相反,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应把公共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处于同等保护的位置,应将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的观念明确体现在条文之中。现行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值得斟酌。宪法应对所有权主体不同的财产予以同等保护,不应分为公和私而差别对待,区别保护的依据只能是财产的类型,而不能是财产权主体。

二、宪法应将私有财产权当做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规定

我国2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了较完善的规定,但并没有改变该规定在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仍然将其放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并且在我国大部分宪法学著作和教材中,私有财产权也未被当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阐述,这割裂了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在我国现行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反映了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采用的通例,并与这些国家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实相适应。而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第二,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利于发挥私有财产应有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权没有上升到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高度,从而大大影响了公民将其所拥有的财产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3]166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不可缺少的权益,它直接反映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基本权利所直接否定的对立物是奴役人、束缚人、禁锢人,对人实行差别对待,不把人当做人的特权制度。[4]公民私有财产权完全具备基本权利的特征。1.私有财产权是公民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拥有了财产,人们就具有了实现自己合法权利的物质条件;享有私有财产权,公民就有权依法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排斥他人的非法剥夺。没有财产权作为基础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只能是空中楼阁。2.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法治的核心就是要限制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将私有财产权提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能有效遏制公权力专横。美国新宪政论者安东尼#奥格斯曾指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5]在一个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的社会,就能实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6]的理想。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把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具体条文加以明确规定,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3.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揭示出这样一个客观真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应以作为主体的公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和充分的自由权为前提条件。公民只有享有完整的财产权,才能作为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自主选择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激发内在动力和创造欲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方式

内容提要：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主权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宪政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本文作者：罗晓萌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明确的写进了我国的宪法,这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了空前的、广泛的肯定和重视,并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了宪法权利的层面。但是仅仅依靠一则宪法条款不足以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规范仍待完善。本文试通过对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的比较,阐述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现实路径。

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比较

在我国,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最受重视,集体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则常常被忽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个体和私有经济渐渐有了法律地位,但总摆脱不了它对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务作用。在此,笔者主要从历史和现状两个层面对公私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差异作一比较,以期揭示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之不足。(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历史比较1954年宪法确认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同时规定了普通公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与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并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可“依法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公民行使私有财产权的法律限制,即不得侵犯公共财产,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必须以公有财产权的实现为前提,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保护原则通过宪法条款确定下来。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的宪法规定。规定普通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享有所有权,但国家对公民私人财产可以依法“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8年宪法重申1975年宪法的上述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保护仍以公有财产权保护为前提。1982年宪法及其4个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对不同性质财产权的保护原则。1982年宪法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重新规定了“公民对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和享有对“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修正案将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主体延伸到私营企业主并将财产权内容扩展到土地使用权。1993年修正案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将农民财产权的内容拓展到农村土地承包权,突出了农民作为财产权主体的地位。1999年修正案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重新规定了对农村承包户、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主体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作。2004年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此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法律的尊重,具有了其自身的宪法地位。以上几部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与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不断调整相反,公有财产权保护条款的稳定性说明了国家一直把对公有财产权的保护至于绝对至上、不容侵犯的位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相当低的。(二)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现状比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顺应这一变化,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比较这两个条款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所有权给了相对于私人财产权更高的宪法评价,与之相适应的是,宪法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也是不同的,存在倾斜状态。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涉及到私人财产的保护时,规定的力度却没有那么强硬: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种行文格式表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抵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问题及分析

通过比较宪法中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差异,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我国宪法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的调整和强化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是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私财产权的等差保护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政治因素,使不同的财产权利在宪法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公有财产权必然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公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防止有人用社会占有去奴役别人这个使命;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国家与公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第二,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角度不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出发的。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追溯究竟,还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忽视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然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旨在对一种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的保障,而非对各种现存的财产分布状况或者实然的财产秩序的保障〔1〕,因此,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三,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规范不具体、不严谨。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2〕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3〕。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以上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关于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界定,导致了现实中许多侵犯个人权益的事情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所以宪法必须明确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给予正当的补偿。否则,在实践中要求对各种损害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在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摘要: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拙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就在宪法的层面上规定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与现实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并非一回事，也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二者的转换。宪法权利的落实必须通过具体法律的规定与实施。

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权进行剥夺的最经常的方式是税收，当然，这种剥夺是一种合法的剥夺，也是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剥夺。因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而国家本身并不进行生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必须由享受公共物品的人民来提供。税收就是人民享受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用德国著名税法学家霍姆兹的话来讲，就是“税收是文明的对价”。

虽然税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因此，必须经过人民或者人民代表的同意。而人民同意的方式就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和减免税等。这一原则被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也可以称为税法的“帝王条款”，它是税收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最有力武器。古代帝王大都是横征暴敛的，人民包括处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宗教人士等对付国王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就是税收法定，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7年的《宪法》，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才使得私有财产权获得切实保障，并最终实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议会立法征税也并非可以恣意妄为，也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保障原则。这一原则在税法中具体化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触及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费，否则就侵犯了纳税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税法中体现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的制度很多，特别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制度，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先将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费用予以扣除。税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还规定了赡养老人的扣除、抚养子女的扣除、医疗费的扣除、教育费的扣除等等，充分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我国税法所规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度、消费税中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制度等都是税法中保障纳税人基本生存权也就是基本财产权的制度。

在现代国家，税法既是国家征税之法，也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它在表面上是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法律。因为政府必须“依法”征税，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否则就是违法和违宪，美国1894年的所得税法就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无效。这样，税法就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被政府任意剥夺。同时，税法中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则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会被议会肆意剥夺，国家征税必须是“有利”、“有理”和“有节”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死亡和纳税被视为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大事，但是人们并不害怕死亡和纳税。因为，对于前者而言，有上帝来保护他们，使得他们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对于后者而言，有税法来保护他们，使得他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时，不用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被政府任意剥夺。

摘要：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是社会的常态。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平衡是法的价值取向。作为个人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是冲突和协作的关系。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公法都呈现出在保护私有财产权与保护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的趋势。通过树立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平等保护的观念，在宪法中明确宣告对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重点健全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制约机制等，以实现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价值取向；公共利益；利益平衡

法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从根本上说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利益调整与分配是法律的重要职能，也是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之一。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主要是通过保障权益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来实现的。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法律的效用如何，取决于权益保障与利益平衡的实现程度。在现代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对基本的利益关系。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作用往往体现为对公民行使权利划定界限，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共利益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也会产生冲突。如何在两者的冲突中寻求适度的平衡，促成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发展，是公法的重要使命。

一、利益平衡与法的价值取向

一般而言，利益(interest)是对人需要的满足，需要是形成利益的根本前提。利益是人类社会中个人和组织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因，是社会领域中最普遍、最敏感同时也是最易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史记》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3]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也明确提出：“利益就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4]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在所难免。利益冲突是由一定的利益差别和矛盾引起的。它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与利益追求而产生的利益争夺与纠纷，是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的激化形态。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由于利益在本质上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因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都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是自利的产物。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难免会与他人的利益或者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利益冲突的根源就在于有限的社会资源难以满足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的无限需求。[5]利益平衡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对各种存在差别与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使之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社会整合与和谐的关键。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之中的，社会是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中前进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这种充满冲突的利益关系中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这种冲突的利益之间有协调的余地与可能，并且形成了利益平衡的理念以及建立了利益平衡的规则。有学者认为，自从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利益平衡这一自然现象就一直存在着，深深地印在人类的脑海里，并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利益平衡观念。这种利益平衡观念已经被人类所接受———即成为人类社会的公理。它会自然地运用到处理行为活动中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是与利益相关的)，形成人类行为的利益平衡原则。以平衡原则为准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尊重自然规律的表现，是正确处理行为关系的唯一方法。[6]

摘要：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拙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摘要：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拙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论文摘要: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拙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行政法/保护

内容提要：我国现有行政法对公民一方即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存在许多不足，其背后存在着“公共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地位与民法中的地位混同”的认识误区，为此需要公正权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和社会公有财产权益，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并加强对行政主体特定行政法义务的要求，以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对广大公民社会生活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确立。这项原则是中国进入“权利的时代”极有实质性内容的标志。行政法作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部门法之一，对实现宪法原则负有重要的使命，没有完善的行政法制度对私有财产权利予以保护，其宪法规定将会是一句空话。然而通过对我国传统行政法相关理念与制度的梳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行理念的反思和制度的重构。一、现行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之不足及认识误区（一）现有行政法制度对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足的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完善，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宪法修正案把原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两款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三款，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分为“不得侵犯、积极保护、征收征用的补偿”三个层面，从而在根本大法中确立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全面保护原则。公民一方在行政法上称为“行政相对人”，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也就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但现行行政法制度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与宪法原则的要求是不完全适应的。1、关于禁止公权力侵犯的制度保障问题。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行政法角度讲这主要是防范行政权这一公权力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由于公权力强制性、单方性的特征，它对私有财产侵犯的可能性比私权利之间的侵犯要大得多。因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更多的是对公权力主体的要求，这是需要健全的行政法制度才能实现的。应该说我国行政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保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公权力侵犯方面已有很大成绩，这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处罚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对行政机关滥罚款、滥摊派现象的制约。但是，对禁止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上还有许多制度需要建立，最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行政乱收费现象仍比较严重，而我国仍无统一的《行政收费法》来加以规范；二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很不完善。行政征收、征用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必要的行政行为，“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定过政府的征用权，重要的是征用的法律限制”。[1]（p156）但行政机关也极易用这种行政行为来侵占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而且强度很大，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私人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无疑来自政府的强制征用。政府征收征用后应给予合理补偿，这是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我国对私人财产征用补偿制度有许多缺陷：财产征收、征用缺乏正当程序，强制拆迁现象屡屡发生，有关征收、征用后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更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定。2、关于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制度问题。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要求行政法对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建立全面有效的保护制度，但现有保护制度是有明显问题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的现象严重。行政主体对于私有财产不仅不应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而且还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但现实中，有的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如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损坏，或消极不履行保护职责。第二，行政法制度所保护的财产权范围过于狭小。我国目前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范围理解过窄，现有的一些制度缩小了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大量与财产利益有密切关系的权益不能通过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明确把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财产权在此通常被理解为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典权等物权，以及债权、继承权、经营自主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使用权等具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经典财产权利，而公民对公务员任职的公平录用权、劳动就业权、参加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权等，都排除在财产权范围之外。事实上这些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对私有财产正当取得的权利，甚至要成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生活的经济基础，应当归于财产权的范围。这类权利有些尚未被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有些则被排除在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外。（注：由于《国家赔偿法》把行政赔偿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狭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众多由财产权派生的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权利如公平竞争权不被视为财产权，行政相对人便无法按照财产权受侵犯的标准、方式获得行政赔偿救济。）第三，行政诉讼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还相当有限。行政相对人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司法保护制度的健全。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忽略了对部分公民在特定情况下财产权的保护，如《行政诉讼法》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死亡后，承继其权利而起诉的原告主体只限于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而剥夺了债权人、受遗赠人及其他与死者之间有财产利害关系的人的承继原告资格，这就极不利于保护部分公民的私有财产。按此规定，当原始原告死亡后，他本人生前被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所处置的财产如果是向债权人所借的债务，他死亡后又无近亲属时，债权人是无权作为承继原告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对死者原合法拥有的债权从此就在无形中消失了。此外，行政诉讼制度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考虑，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采取了轻视、放任其损失的态度。如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的原则，停止执行作为例外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苛刻条件，而不论这种公共利益到底有多大，或是否紧迫，或与要执行且可能形成损害的私有财产利益之间是否有公正合理的比例标准，这往往为行政机关不停止执行错误的行政决定提供了借口，结果通常是带来行政相对人重大的或完全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第四，行政赔偿规定的范围过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条又采用了列举的方式对财产权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时，国家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只针对直接损失（在有些情况下，连直接损失标准也可能达不到），对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间接损失，国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再如对于违法罚没、违法征收的，只返还本金，不计利息；财产已经拍卖的，即使拍卖价款明显低于实际价格也只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等。这些规定都十分不利于对受害人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

（二）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不足背后的两个认识误区。前述所列的不足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更深层的认识上的误区，这主要体现为：1、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长期在行政法中占统治地位。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个人利益则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来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两者还是有相矛盾的情况。对此，有学者在论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时曾提出“公共利益本位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公共利益。[2]（p297）传统的行政法学观点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体应该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予以充分尊重和服从，行政行为被赋予了社会个体行为所没有的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个人利益在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由于“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观念在行政法领域普遍存在，行政法领域有大量重公共利益轻行政相对人合法私人利益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现已把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从过去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为重大的宪法权利，由国家根本大法予以认可与保护。结合宪法第12条第1款“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来讲，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是实行了平等保护的原则，换言之，宪法在实际上规定了合法财产一体保护的基本原则。如何正确认识两者关系并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2、混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与民法中的不同地位。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不足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就是对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认识不正确，将其混同于在民法中的地位，以至于行政主体对自身所负有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的意识很弱。行政法学界几乎未思考过民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与行政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是否有区别，通常都只是在民法意义上来认识私有财产权，因而行政主体很少真正明确自己对其所具有的特定行政法义务。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和民法上有不同的法律属性，民法上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权与行政法上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是有所不同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民法上平等主体双方之间的等价有偿关系。在行政法上行政主体有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利无偿服务的特殊义务，这也是行政机关不可放弃的职责。宪法中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就是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然而行政主体并非都正确认识了自己的这种特定行政法义务，因而发生消极、怠于履行这种法定职责的现象，或者把这种应无偿履行的行政义务变成民事上的等价有偿活动。如对行政相对人财产实施保护时索取一定的费用等。为此，正确认识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地位并明确行政主体的保护义务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二、关于对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公正权衡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入宪意味着社会个体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一起成为宪法所要保障的重大权益。那么如何权衡社会个体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理论在行政法领域增长期占统治地位，这导致在个人利益在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常常要牺牲个人利益。笔者认为，“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了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利益。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民主社会，必须正确权衡这两种权利，不能简单的为保护一种权利而牺牲另一种权利。两者之间应加以权衡，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应当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所谓公益也好，私益也罢，它们皆是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法益，在法律的天平上应有同等的分量。”[3]（p426）不同性质的财产都是人类通过辛勤劳动而创造的，不能任意使之灭失、浪费或损害，也不能因是属于私有财产而加以漠视而不保护。其实，“公益概念并非绝对排斥由基本权利所赋予人民的私益，亦即由以往两者系处于对立的立场变为今日之并立立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之国家措施亦可合乎公益要求”。[4]（p349）第二，两者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应当公正衡量，不能只为保护公有财产权利而牺牲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现代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下，无条件以牺牲人民基本权利，以满足公益之绝对性，已面临考验！”[4]（p349）行政机关实施某种行政行为时，应考量行政相对人受损害的财产利益与社会获得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采取行政措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利益的损害过分大于社会所能获得的利益，则不能为之。第三，即使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而牺牲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也要按法治国家的要求，遵守诸项行政法治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必须依法律方得为之。[4]（p354）“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确立，表明行政相对人的私人财产权已成为宪法基本权利，对于涉及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处理，一般只应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行政立法如果设定处理规范，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二是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源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最初是指合同双方主体都应当讲究诚实信任，不得任意改变或撤销自己一方的行为，以免对另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基于公法、私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5]（p211）诚信原则的精神内涵从私法领域被引入公法领域。其在行政法领域的外在表现就是行政机关要信守承诺，不能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信赖要给予保护，由此形成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当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的保护方式是十分重要的，它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信赖保护的方式有两种：信赖利益的存续保护和信赖利益的财产补（赔）偿保护。为了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现状，存续保护应成为其首选方式，即尽可能地存续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改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现状；当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行政行为违法不得存续该现状时，便用财产保护的方式，即变更、撤销或废止行政行为而改变现状后，给予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以相应的财产方面的补偿或赔偿。这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指出的：“在原本法律状态对人民有利时，本应采存续保护之方式，但在公益之要求大于人民之信赖利益之保护时，后者不得不退让，为弥补人民利益的损失，此时应采财产保护方式。”[5]（p251）三是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原则中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即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或团体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6]（p151）。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除另有特殊情况之外，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没有程序规定，或者没有作出足够的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正当程序限制。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早已在宪法中确立。（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上述规定分别适用于联邦政府机关和各州政府机关。）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效力是高于行政法上所规定的程序规则的，行政法上所规定的程序规则，必须符合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标准。[7]（p382）“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意义上最本质的要求就是防范恣意行使行政权力，要求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一原则对保护私人财产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从程序上防止政府恣意侵犯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

三、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进入行政法领域便成为行政相对人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笔者认为行政相对人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有特殊地位，对其正确认识有利于更好地运用行政法制度来保护它。（一）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在民法与行政法上的不同属性。财产权有着广泛的内容，从一般民事权利的意义来理解，财产权是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益，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每一种财产权又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等。这是从民事权利角度静态地说明财产权，特别是仅从权利享有人单方面角度而作的理解。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交互意义上，这些权利需要相应的民事义务来对应，这种义务主要就是作为另一方民事主体的对方有着不得侵害的义务。但在行政法上双方的交互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此时，公民一方作为财产权的享有者，其身份已经转化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其对应方已不是民事主体而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所承担的相应义务，是行政法上特定的义务。这决定了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有所差别：1、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设定或确认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则是由行政法设定或确认的权利。行政法以规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调整行政活动范围的社会关系，因此，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都应当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但又有联系。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纯由行政法规定的权利。这一类权利仅由行政法来加以规定，其他部门法不宜也不应做出规定。如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获取社会福利保障金的权利等。二是既由民法规定、又由行政法确认的权利。这一类权利民法已做出规定，而行政法又予以规定和认可。如国有企业法人的经营权等本是由民事法律来规定的，但同时又被行政法专门规定为经营自主权并进而派生出拒绝摊派权。三是民法规定了权利后，行政法为保护这类权利的实现而配套规定的从属性权利。在这里，民法规定的权利纯属公民等一方“私人”的私权利，它是主要的权利；而行政法在此基础上派生规定的权利，是为保障前者得以实现的权利，是从属性的权利。没有前者，后者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没有后者，前者则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如公民一方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属于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而公民、法人对该使用权的归属和范围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的权利则属于行政法规定的权利，后一类权利是服务于前一类权利的，是公民一方作为行政相对人专门对行政主体的权利。2、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只是在民事活动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而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则属于在国家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不同法律属性的财产权虽同为私人权利，但从权利的行使范围看，前者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等量社会劳动交换的民事活动，后者则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前者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民事主体对民事主体的权利，后者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因而各有侧重，其内容有一定的变化。由于行使的领域不同，民事权利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可能互相发生性质的转换。公民一方的有些财产权，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在民事活动发生性质转换时成为民事权利；或者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性质又发生变化，成为只针对行政主体、并由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时才能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前者如公民因对国家有重大贡献而获得政府授予荣誉的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相对人的荣誉获得权，在民事活动中则成为民事主体的荣誉享有权；后者如企业法人的经营权，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主体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权，在行政活动中则转变成针对行政主体、并要求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的经营自主权。3、作为民事权利的财产权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一民事主体对另一民事主体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财产权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分别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他们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彼此相互负一定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正是行政相对人依法对行政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它只针对行政主体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二）行政相对人财产权要求行政主体履行特定的行政法义务。由于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的财产权在法律属性上成为了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其在行政法中就有了特殊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突出表现就是，要求行政主体必须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履行特定化的行政法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其他民事主体所不具有的、也难以履行的。1、行政主体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的特征，它是一柄“双刃剑”，行使好了可以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并增进社会利益，行使不好就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现实中行政权对私有财产侵犯的可能性比私权利之间侵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后果也更严重。因此行政相对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特指行政主体不得违法以行政权加以侵害。2、行政主体必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在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有受行政主体保护的权利，它要求行政主体履行无偿保护的法定职责（义务）。这是行政主体特有的义务，并且是应当无偿履行的，这就不同于民法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对此，有些行政主体在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它们将行政相对人权利当作一般民事主体权利，将自己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定行政职责却视为类似民事主体的义务，于是将自己应无偿履行的行政职责变成了等价有偿收费，甚至还有行政主体将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助职责，混淆成为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的劳务关系，如广东雷州市的海难事件就是令人震惊的案例。（注：1996年7月11日，10多位渔民出海后遇险，渔民及亲属向雷州市某渔政站紧急求救，该站竟要求先收钱才能开船营救。最后由于渔政站收钱的延误，使渔船和12个渔民全被风浪所吞没。引自《真实的言说——透过南方周末看中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因此正确认识行政主体在行政法上的法定保护义务，有利于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牢固树立自己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具有特殊行政义务的观念，严禁他们在行政活动中出现身份的错位。

3、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确认、授予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并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政府行政职能及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不再是仅仅进行秩序管理，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服务行政是转变政府角色的立足点，政府要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要求强化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义务。就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而言，行政主体就具有应当依法确认、授予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并保障行政相对人这些权利实现的重要义务。它们包括：行政主体有义务确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有义务提供物质和其他条件保障城市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特定群体福利优待，保障劳动就业；有义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予以行政物质奖励和涉及财产权的行政许可，对从事某种生产经营活动者提供资金等财产性的政策优待，按行政合同履行财产性给付条款等。总之，行政服务职能和理念的转变必须通过强化和明确行政主体的特定义务才能实现，这要求行政法加强对行政主体义务全面性、特殊性和严格性的规定，从而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注释：[1][美]路易斯·亨金。宪政与权利[M].北京：三联书店，1997.[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5]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C].台北：三民书局，1997.[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87.[7]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