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逐步觉醒，法治观念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民法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对于私有财产民法保护进行研究，对于保障公民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私有财产民法保护的法律依据，其次介绍了我国对私有财产进行民法保护的原则，再次阐述了健全私有财产民法保护体系，最后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私有财产;民法;保护

一、私有财产民法保护的法律依据

财产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基本权利，不仅是人们良好经济生活的保障，也是实现个体良好发展的基础。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权利也将成为空谈。公民若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应该具有获取财产的能力，还应该保障其财产权益的稳定性。财产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是搭建良好生活环境的基础。若不能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将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将会受到重要影响。人们对私有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益，依赖于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民法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自公民获得财产性权益时开始，于公民丧失对财产的持有时终止。若不能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稳定性，将会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完善财产保护制度，对于保障公民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对私有财产进行民法保护的原则

(一)广泛性。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广泛性，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非常宽泛。公民的合法收入以及经营取得的收益都受民法的保护，除此之外，对于公民所享有的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相关的财产属性的权利，也都带有私有财产的属性，对于上述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都属于民法所保护的范畴。(二)拓展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财产属性的内涵更为丰富，财产属性的类型也更加多样。民法所保护的公民私有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的范畴不断扩大。民法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是公民正常生产生活安定有序开展的前提和保障。(三)平等性。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平等性，每一位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都能获得民法平等的对待。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时，都享有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私有财产权益的权利，可以通过私力救济或者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合法私有财产权益。

摘要：改革开放促进我国公民私有财产大量增加并向多元化发展，因此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子补偿。”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回顾我国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演变，发现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应当把私有财产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规定，完善宪法规范，加强对公民私有时产的保护。

关键词：私有财产宪法基本权利

20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伴随而来的是公民私有财产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因此，确认并保护私有财产问题突显出来。它是作为法律母法的宪法所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许多法律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私有财产保护法律制度，这套法律制度应该以国家宪法为龙头。所以，本文回顾并展望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总纲中将私有财产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项内容来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只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这就是我国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历史与现状。由于每部宪法都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对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确认和保护又作出了不同规定。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比较好的一部宪法。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给予明确的宪法保护，这有利于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明显不同，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受到很多限制。

20多年的更始开放，敦促着我国由打算经济系统体例向市场经济系统体例转型，国家经济快速成长，人平易近糊口水平迅速提高，陪同而来的是平正易近私有财富的年夜量增添和多元化。是以，确认并呵护私有财富问题突显出来。它是作为法令母法的宪法所面临的一个根柢问题，也是平易近法、刑法、行政法等良多法令所面临的一个根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我国应成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私有财富呵护法令轨制，这套法令轨制应该以国家宪法为龙头。所以，本文回首回头回忆并瞻望我国宪法对私有财富的呵护问题。

一、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公布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它们的配合特点是在总纲中将私有财富作为“经济轨制”的一项内容来划定，呵护私有财富只是我国的一项根基经济政策，这就是我国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的历史与现状。因为每部宪法都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对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简直认和呵护又作出了分歧划定。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拟定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斗劲好的一部宪法。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富和私有财富，无论是出产资料仍是糊口资料，都给以明晰的宪法呵护，这有利于那时的社会主义刷新和社会主义培植;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富和私有财富的呵护力度较着分歧，公共财富神圣不成加害，私有财富受到良多限制。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降生在非凡年月，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不完美，宪法呵护的私有财富，只是平正易近的糊口资料，是平正易近维持糊口、繁衍儿女所必需的糊口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法令意义上完整的私有财富了。

1982年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必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培植的胜利功效，浮现了更始开放的精神，被公认为是开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科学性、不变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

主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为今后我国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实际就是私有财产权制度，这一概念开天辟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以来，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片面解读，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拒绝私有财产这个概念，私有财产被认为是万恶之源，而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消除由于财产的私人所有所导致的对劳动的剥削。但实践证明，这种忽视生产力发展要求，单纯强调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改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打破思想上禁锢，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到历史的高度。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要贯彻到底，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以外的各个领域勇于创新，破除陈腐，大胆接纳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能否忠实、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直接关系到宪法的威信，进一步影响到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变革。因此，当私有财产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日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时，处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核心地位的宪法，有必要及时地反映这一要求。

一、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现状

如果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这个规定本身来看，它是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指明了哪些属于国家保护的私人财产范畴。其列举的财产形式实际上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和房屋。其中“公民的合法收入”具有较大的弹性，因为什么样的收入是合法的，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有不同的界定。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私人没有权利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一旦从事这方面的交易，则被认为是不合法，其收入不受法律保护。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转手买卖就经常被认定是“投机倒把”，个人经营承包收入甚至被指控为侵占、贪污。而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公民获取收入的手段开始多样化，相应的观念也发生变化：“法无禁止不为错”（即使行为有道德方面的瑕疵，比如悬赏寻物、有偿救助），相应获取的收入也都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这时，“合法收入”就具有了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更广的外延。而上述条款中的“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结合该条的第二款规定（），实际上主要是指通过遗产继承或遗赠的方式获得的财产。

因此，可以说从宪法条文本身看，它并没有截然否定私有财产权，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回避了这个概念，并通过一些弹性规定以适应现实。但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需要从宪法条文本身进行理解，而且还需要从宪法对现实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理解，看一看现实中的私有财产保护情况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对现实中私有财产的保护情况作出这样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即在我国，私有财产总的说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些基本的事实包括私人储蓄的连年增长、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拥有巨额资产的企业家人数不断扩张等等。因为，没有对各种收入来源的基本法律保护，财富的持续积累是不可能的，而从逻辑上讲，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对私有财产最低限度的保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于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上层建筑（指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分析，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都能够对此提供支持。因此，从现实中的私有财产总体上没有受到国家权力的横加干涉而保持持续发展这个事实来看，私有财产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宪法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但现实中的私有财产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私有财产权。

其次，虽然我们承认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总体上是存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保护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不少拥有巨额私有财产的人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稳定性存在担心。担心不是因为别的，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目前还没有通过法律尤其是宪法上升为私有财产权。因为，在这种局面下，哪些财产是合法的，是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的，就只能取决于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的界定。可见，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所依据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需要首先界定哪些是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而才对其进行保护，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则私有财产已经是保护的前提了，因为它在法律上已经上升为一种权利，即私有财产权。对此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主动权不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此，这种保护是被动的。而在承认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主动权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讲，特定私有财产是否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举证责任，对前者而言，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即证明其私有财产是合法的。而就后者而言，举证责任则由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有关主体承担。可见，在我国私有财产到私有财产权之间并不是没有距离的，私有财产没有上升为私有财产权的事实使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

私有财产是同国家、集体财产相对应的一种所有权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从经济制度层面上否定了私有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加以保护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一种包袱和累赘，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如同弃儿一般无人问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私人财产占社会资本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据《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截至2000年底，中国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集体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居民所有资产量已经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并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强，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私营经济，它所带来的社会关于私人财产的重新定位和宪法层面保护的呼声，受到当代中国的重新审视。

一、对于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权的社会认识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对公民个人拥有财富的社会定位而观，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人们对他（她）的评价往往越低，甚至认为公民个人拥有财富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对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也可以肆意地剥夺。一个对私有财产评价偏低的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毫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而言，它是成为一个人和尊重他人为人的基础，并使得宪政文化所必须解决的民情问题因每一个公民是自由、独立、理性的而得以优化。罗马法的精髓，即是私权的神圣，而描述其框架的私有财产权、人格平等权、契约自由权三大板块之中，私有财产权可谓重中之重。“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一个人有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一般都会去尽可能地合理经营自己的财产，使之不断增加复增加，实现自己的预期收益。但如果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对于拥有财富的担忧和对自己财富归属的不确定性，将演化为对财富的恐惧，放弃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甚至是遏制财产的增长，乃至打击、消灭财产，那则是我们社会大大的不幸。

一个管理、使用财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人通过物与社会发生各种事实的、法律的关系的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意志并不是守在自己那里，而是与它的客体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人格价值的体现，就是对所属物的处置与支配——很难想像，没有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对其的保护，一个人有多少人格权可以捍卫和表现。“如果财产缺乏所有权主人，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它，但谁也没有动力去充分利用它。行为标准与其对社会的实际付出及所得利益没有联系。所有权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可以确保人们积极考虑其行为的利弊。这是宪政民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本文作者：张翔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理应对作为公民一项重要权利的私有财产权予以明确规定,使之获得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作用。回顾我国的宪政历程,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宪法和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2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显然,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保护的财产对象增多了,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保护的财产权利范围扩大了,用内涵广泛的财产权代替了内涵狭窄的所有权;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毋庸置疑,2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如此,本文认为,现行宪法有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及公民私有财产数量不断攀升、人民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所产生的需要相比,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的潮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一、宪法应进一步加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虽然24年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但与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积极、主动,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1982年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24年宪法修正案将1982年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条文的表述可明显看出,现行宪法给予了公共财产更为积极的评价,赋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则显得不够力度,原则化、一般化。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这不利于对私有财产的平等、有效保护。[1]由于宪法规定的保护原则不平等,实践中,在具体保障措施上就会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恣意侵吞公民私有财产,频频引发有关私有财产的纠纷,甚至步步升级;私有财产拥有者因对国家相关法律心存疑虑,对拥有的财产缺乏安全感,而怠于主动发挥私有财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等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2]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公大于私、先公后私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依然存在偏差;加上长期以来的极左宣传,人们对于消灭私有制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关系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疑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相反,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应把公共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处于同等保护的位置,应将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的观念明确体现在条文之中。现行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值得斟酌。宪法应对所有权主体不同的财产予以同等保护,不应分为公和私而差别对待,区别保护的依据只能是财产的类型,而不能是财产权主体。

二、宪法应将私有财产权当做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规定

我国2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了较完善的规定,但并没有改变该规定在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仍然将其放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并且在我国大部分宪法学著作和教材中,私有财产权也未被当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阐述,这割裂了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在我国现行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反映了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采用的通例,并与这些国家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实相适应。而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第二,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利于发挥私有财产应有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权没有上升到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高度,从而大大影响了公民将其所拥有的财产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3]166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不可缺少的权益,它直接反映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基本权利所直接否定的对立物是奴役人、束缚人、禁锢人,对人实行差别对待,不把人当做人的特权制度。[4]公民私有财产权完全具备基本权利的特征。1.私有财产权是公民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拥有了财产,人们就具有了实现自己合法权利的物质条件;享有私有财产权,公民就有权依法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排斥他人的非法剥夺。没有财产权作为基础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只能是空中楼阁。2.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法治的核心就是要限制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将私有财产权提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能有效遏制公权力专横。美国新宪政论者安东尼#奥格斯曾指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5]在一个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的社会,就能实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6]的理想。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把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具体条文加以明确规定,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3.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揭示出这样一个客观真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应以作为主体的公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和充分的自由权为前提条件。公民只有享有完整的财产权,才能作为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自主选择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激发内在动力和创造欲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一）在进入21世纪、即将迎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50周年之际，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的亮点之一是修宪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和价值。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领域，本次修宪第一次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并赋予私有财产权以明确的宪法地位。毫无疑问，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规定，将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给中国宪法学探究带来了需要探究的新课题。

在现代宪政国家中，财产权和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了公民最基本的三大基本权利体系，集中体现着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体系，通常把私有财产权价值的保护作为社会追求的基础和出发点。为了实现通过财产权所体现的人的基本价值，各国普遍在宪法中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界限和范围，并通过普通法律把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为公民实现私有财产权提供法律基础。

在中国，对私有财产权的性质和功能有一个长期的熟悉过程。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过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正当的利益在法律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制度和理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新中国的几部宪法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继续权等新问题做了不同形式的规定，但内容和体系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尊重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社会和法律基础。如没有形成私有财产保障的理念，财产权的保障对象不明确，基本排斥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只保护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对公民作为财产权主体应享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具体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上，现行宪法没有明确地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只规定限制的原则，没有从宪法角度规定补偿原则和程序。在公共权力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采取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显得消极和被动，在具体保障力度上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财产权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新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财产的平安感，开始出现了向国外转移财产的现象，出现了强行拆迁、拖欠民工工资、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和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财产权的保护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在国家法律体制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在政府、民众、民间力量和知识界的共同推动下，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维权热”或“宪法热”，社会主体普遍要求政府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根据社会实践和民众权利的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确立了“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宪法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实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基本价值，要求政府和公共机关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为私有财产权拥有者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现行宪法颁布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答应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99年修正案中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过两次宪法修改，私有财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基础，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即从单纯的管理、监督转为平等保护和引导，扩大保护的范围，使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统一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续权。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一旦被规定为宪法内容后就脱离民法上财产权的概念，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实现财产权价值。当然，值得注重的是，财产权在宪法框架里具有双重性，即主观的防御性和客观秩序的性质。作为防御性权利，财产权是公民设防公共权力侵犯的权利，确立了公权力活动的基本界限。但另一方面，财产权又具有制度保障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每一个公民自由地行使财产权的制度或客观的法律秩序。因此，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实际上起着保障个体自由地利用各种经济条件的“自由保障的”功能。基于财产权的宪法性质，宪法修正案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现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采取了列举的方式，把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生活资料，没有规定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财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财产拥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财富的积累经常伴随着不安和非议。从宪法原理上讲，凡是根据社会通念形成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益都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所有权概念并不包括财产权的所有内容，它只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表述财产权的基本内容。为了明确公民私有财产中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宪法修正案以财产权代替原宪法条文中的所有权，并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根据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公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受宪法保护，如公民的股权、土地承包权、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等。在公民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主要指持股分红、买卖差价收入、彩票中奖等。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方式

内容提要：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主权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宪政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本文作者：罗晓萌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明确的写进了我国的宪法,这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了空前的、广泛的肯定和重视,并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了宪法权利的层面。但是仅仅依靠一则宪法条款不足以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规范仍待完善。本文试通过对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的比较,阐述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现实路径。

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比较

在我国,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最受重视,集体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则常常被忽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个体和私有经济渐渐有了法律地位,但总摆脱不了它对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务作用。在此,笔者主要从历史和现状两个层面对公私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差异作一比较,以期揭示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之不足。(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历史比较1954年宪法确认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同时规定了普通公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与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并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可“依法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公民行使私有财产权的法律限制,即不得侵犯公共财产,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必须以公有财产权的实现为前提,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保护原则通过宪法条款确定下来。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的宪法规定。规定普通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享有所有权,但国家对公民私人财产可以依法“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8年宪法重申1975年宪法的上述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保护仍以公有财产权保护为前提。1982年宪法及其4个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对不同性质财产权的保护原则。1982年宪法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重新规定了“公民对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和享有对“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修正案将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主体延伸到私营企业主并将财产权内容扩展到土地使用权。1993年修正案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将农民财产权的内容拓展到农村土地承包权,突出了农民作为财产权主体的地位。1999年修正案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重新规定了对农村承包户、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主体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作。2004年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此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法律的尊重,具有了其自身的宪法地位。以上几部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与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不断调整相反,公有财产权保护条款的稳定性说明了国家一直把对公有财产权的保护至于绝对至上、不容侵犯的位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相当低的。(二)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现状比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顺应这一变化,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比较这两个条款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所有权给了相对于私人财产权更高的宪法评价,与之相适应的是,宪法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也是不同的,存在倾斜状态。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涉及到私人财产的保护时,规定的力度却没有那么强硬: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种行文格式表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抵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问题及分析

通过比较宪法中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差异,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我国宪法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的调整和强化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是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私财产权的等差保护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政治因素,使不同的财产权利在宪法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公有财产权必然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公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防止有人用社会占有去奴役别人这个使命;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国家与公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第二,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角度不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出发的。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追溯究竟,还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忽视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然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旨在对一种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的保障,而非对各种现存的财产分布状况或者实然的财产秩序的保障〔1〕,因此,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三,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规范不具体、不严谨。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2〕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3〕。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以上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关于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界定,导致了现实中许多侵犯个人权益的事情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所以宪法必须明确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给予正当的补偿。否则,在实践中要求对各种损害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在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就在宪法的层面上规定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与现实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并非一回事，也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二者的转换。宪法权利的落实必须通过具体法律的规定与实施。

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权进行剥夺的最经常的方式是税收，当然，这种剥夺是一种合法的剥夺，也是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剥夺。因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而国家本身并不进行生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必须由享受公共物品的人民来提供。税收就是人民享受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用德国著名税法学家霍姆兹的话来讲，就是“税收是文明的对价”。

虽然税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因此，必须经过人民或者人民代表的同意。而人民同意的方式就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和减免税等。这一原则被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也可以称为税法的“帝王条款”，它是税收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最有力武器。古代帝王大都是横征暴敛的，人民包括处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宗教人士等对付国王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就是税收法定，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7年的《宪法》，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才使得私有财产权获得切实保障，并最终实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议会立法征税也并非可以恣意妄为，也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保障原则。这一原则在税法中具体化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触及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费，否则就侵犯了纳税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税法中体现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的制度很多，特别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制度，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先将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费用予以扣除。税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还规定了赡养老人的扣除、抚养子女的扣除、医疗费的扣除、教育费的扣除等等，充分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我国税法所规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度、消费税中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制度等都是税法中保障纳税人基本生存权也就是基本财产权的制度。

在现代国家，税法既是国家征税之法，也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它在表面上是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法律。因为政府必须“依法”征税，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否则就是违法和违宪，美国1894年的所得税法就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无效。这样，税法就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被政府任意剥夺。同时，税法中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则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会被议会肆意剥夺，国家征税必须是“有利”、“有理”和“有节”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死亡和纳税被视为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大事，但是人们并不害怕死亡和纳税。因为，对于前者而言，有上帝来保护他们，使得他们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对于后者而言，有税法来保护他们，使得他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时，不用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被政府任意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