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范文10篇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一）我国法律关于死刑的相关规定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滥杀，一直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进行限制。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这就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在刑法分则中，出极个别的以为，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主要以教育改造为重，对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另外，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应免除死刑。

一、预防性自卫

预防性自卫是一种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或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主张,它又被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预先性自卫。这种自卫权是否存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关于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学界存在三种看法。

一是支持派,其看法是国际习惯法上承认这种自卫;没有一个国家会等待先受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因为现在武器条件下,这种首先攻击很可能摧毁该国进一步抵抗的能力,从而危及该国的生存;如果不允许预防性自卫,那么侵略者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发动攻击,从而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可能性。

二是反对派。许多学者反对预防性自卫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早期的国际法曾经承认,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急迫威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预防性自卫行为,但是这种权利在二战后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最终被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从现代国际法中剔除。

三是折中派。这部分学者主张,可以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行使预防性自卫。比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虽然预防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非法的,此问题的取决与事实的具体情况,尤其包括威胁的严重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先发制人的行动是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防性自卫比其他情况下的自卫可能更加需要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已开始受到武力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宪章》所规定的自卫权是一国在受到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时所采取的御防行动的权利,所以,为防止威胁而预先采取自卫的观点在《宪章》中找不到依据。关于某一攻击究竟是否紧迫的问题,通常不能以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这样,有关的决定必然落入有关国家的主观自由裁量,很可能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二、死刑犯不引渡

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如何划分？若是非法摘取器官，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盗窃、侮辱尸体罪？另外，器官移植会诱发哪些新型犯罪？对这些问题，国内学界研究尚缺乏。笔者拟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活体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由于医生摘取某人的器官，不是为了治疗其自身的疾病，而是为了用来救治其他人，所以．不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阻却违法性（或无社会危害性）的“治疗行为”，而是一种“治疗援助”行为。[1]那么，医生实施的这种摘取人的器官而使其身体受损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如果不构成伤害罪而成为一种正当行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其理论根据何在？这是刑法理论上应该研究的问题。

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不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是：（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其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2]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移植器官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伤害罪或杀人罪。

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也就是存在“被害人承诺的伤害”（“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从而使行为正当化。[3]因为在器官供者承诺（同意）捐献器官的条件下，医生按规定摘取其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受者），虽然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却可以救治其他危重病人，给受者带来的利益超过对供者所造成的损害，从社会整体而言，无疑是减少了损害，是有益的行为。为此，法律允许公民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有权作出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处分决定。既然如此，当某人为救助他人作出捐献器官的真诚承诺，并甘愿承受被摘取器官而使自己身体健康遭受的损害时，医生摘取其器官的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其人身权利的问题，从而也就无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可言。不过，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出于高尚动机，同意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因此，如果摘取器官明显会给移植器官供者带来生命危险，则其捐献器官的承诺无效，医生也不得为移植而冒险摘取其器官，否则，就有可能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来说，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以被害人有承诺能力为前提的。无承诺能力者的承诺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使基于这种承诺的行为失去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被害人承诺通常只能是被害者本人承诺，不能由他人代为承诺。未成年人无承诺能力，那么，能否由其监护人代为承诺，使之成为活体器官捐献者？例如，双胞胎幼儿中的一位患严重疾病，急需作肾移植，另一位未患病者是最合适的器官供者。父母要求医生摘取双胞胎幼儿中未患病者的肾脏，移植给另一位患病者。在这种场合，移植双胞胎幼儿中另一位幼儿的肾脏，因为不会有拒绝反应，成功率最高，并且不是为第三者的利益，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可非议。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这种特殊场合，应该允许有监护权的父母代为承诺。肯定幼儿可以成为移植器官供者。[4]但是，摘取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器官，无疑会损害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身体健康，这是监护权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况且，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负有保护子女的义务，只能做有益于子女身体健康的事，无权作出让他人损害子女身体健康的承诺。正因为如此，1973年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医事法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不能作为移植器官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