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范文10篇

截止2004年10月，世界上共有81个国家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2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35个国家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至少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28个国家。可见，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从长远来看也要废除死刑，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减少死刑。中国已经签署并正在准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其范围“不能超过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而“‘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含义包含着这样的犯罪应该是导致生命的丧失或者危及生命的意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9年通过的一个决议中，也敦促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将死刑适用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对比中国刑法，我们的68个死刑罪名中，有相当多的罪名都是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包括财产犯罪、腐败犯罪等），因此，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死刑罪名偏多，应当予以减少，并且应当在实践中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不过，与法学界意见大相径庭的是，公众对减少和控制死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今年上半年，新华社《环球》杂志曾将我的一篇关于控制和废除死刑的文章整理成对话发表，没想到招来网上一片谩骂和侮辱声，压倒性的声音是死刑不能减少，更不能废除，有的情绪激动者甚至扬言要杀掉“刘仁文这个伪道士”。冷静分析这些网友的意见，其中给我启发的是公众对目前的司法腐败有较大担心，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某些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一了百了的方式判处其死刑，许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就会通过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无期减有期，有期再变假释或保外就医，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运作出来，可见，公正司法也是限制死刑的题中之意。当然，这种民意也有一种误会，或者说我们的刑法还欠缺一种制度，那就是对某些废除死刑的罪名，应设立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

虽然民意并不是废除死刑的必要条件（不少废除死刑的国家其民意也是反对废除的，但当局者基于自己的政治意志，即死刑是残忍的、不人道的和不体面的，仍然推动死刑废除），但民意的多寡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废除死刑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比方说，法国早在蓬皮杜总统当政时就想废除死刑，但由于当时反对废除死刑的民意太高，所以没敢贸然废除死刑，直到密特朗总统当政，虽然此时的民意多数还是反对废除死刑，但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为密特朗总统最终废除死刑创造了条件。在我国，支持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作为人民的政府，不可能不顾这一现实。不过，笔者一直主张，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引导民意和改变民意，这里面有许多的工作可做。例如，去年笔者曾接待一老家来的上访者，此人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让我送他一些自己写的作品，我当时正好在《检察日报》上连续发了3篇关于死刑的小文章，就送给他，他一看到其中有一篇的标题含有“废除死刑”的字样，就马上说：“死刑可废除不得。”但第二天，当他再来我家时，就主动谈起我的文章中提到的死刑错判一事，说几年前他们那里有一个女的，被以投毒罪判处死刑，临刑前那一天，他们都骑着摩托去追着看热闹，只见那女的抓着囚车栏杆，大喊：“老天爷，你长没长眼睛？”时隔几年，该案在家属的不断上告后，被平反。谈到这里，他就说：“象这种人被杀，确实冤枉。”我们知道，在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正是基于错杀的惨痛教训。那么，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将司法实践中的死刑错案加以总结并宣传，恐怕给人的印象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要大幅度地减少死刑，还有赖于犯罪率的下降和对犯罪的有效控制。“有什么样的犯罪，就会有什么样的刑罚”，中国过去20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带来整个社会人财物的大流动和新旧体制的大转轨，使得犯罪率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死刑因此得到扩张性的适用。例如，1979年的刑法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都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其后不久，随着1983年“严打”的展开，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就被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这对控制死刑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固然与国家重视人权保障有关，但也不可否认，犯罪形势相对趋于平稳，而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犯罪猛涨，也是一个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为什么民众对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支持适用死刑，是因为转型期的中国这类犯罪非常严重，引起民愤，随着国家相关制度的健全和管理社会、控制犯罪的水平的提高，这类犯罪也必将下降，从而为废除其死刑创造有利条件。

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也将有利于减少死刑。经济发展将提升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树立金钱有价、生命无价的观念，比方说，过去一个中国的农村人，若是被关一晚，可能他放出来就万事大吉，但若被罚100元钱，他就会想方设法去要回，而现在他富裕了，可能100元钱不算什么，但关他一晚却一定得讨个说法。理解这一点，可能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经济犯罪数额再大也不能判死刑、而在中国就有较多的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比较好解释10年、20年前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些犯罪分子，其数额在今天看来并不适宜判死刑，因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过去罕见的万元户变成如今的家常便饭了。另外，减少死罪、扩大终身监禁，势必增加监狱和干警的投入，这也是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

提要：关于死刑的存与废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争论了200多年。自从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见解以来，人们从尊重生命权和天赋人权的角度，对废除死刑进入了广泛深入的论证。由于死刑有着久远的历史，它既是一个最古老的刑罚方法，又是一个被认为具有最大威慑力的刑罚方法，因此人们对于死刑的存与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认识，始终没有得出统一的废除死刑的结论。就世界范围的情况来看，欧盟各国事实上已经废除了死刑。笔者试图沿着我国死刑文化的走向，分析我国对待死刑制度的应有态度——“死刑限制论”，并予以论证。

关键字：死刑刑法文化死刑限制

（一）、中国死刑文化的梳理

一、刑法文化的概论

1、法律文化的诠释

法律文化是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的论题，法律文化是法律现象的社会化、固定化、规律化，是法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法律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法律概念，就如同人们对文化理解的多样化，在理论上对于法律文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法律文化就是法律现象的精神部分，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特别是权利和义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1]

一、引言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内容提要：死刑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法惩罚方法，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对死刑的态度不同，而对死刑的态度不同有直接造成另外各国的死刑制度不同。但从目前来看，在国际社会中刑罚走向轻缓，死刑趋于废止，基本上已成大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修订后的新刑法中确立的死刑制度到底如何呢？笔者就此谈一点看法。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内容提要：死刑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法惩罚方法，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对死刑的态度不同，而对死刑的态度不同有直接造成另外各国的死刑制度不同。但从目前来看，在国际社会中刑罚走向轻缓，死刑趋于废止，基本上已成大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修订后的新刑法中确立的死刑制度到底如何呢？笔者就此谈一点看法。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关键词：犯罪死刑限制死刑依赖的价值差额

内容提要：在具体操作模式上，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限制犯罪的死刑适用，须先拷问犯罪死刑适用的现实依据，分析这些依据能否成立，从而为死刑限制提供理论上的空间。在寻找到理论空间后，则需进一步结合立法的规定，为死刑限制适用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即分析在犯罪中限制适用死刑应当如何操作。当然，也要注意到当前的社会条件，对犯罪死刑适用进行适当的限制，以实现死刑限制与犯罪预防、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犯罪死刑限制适用的理论空间

我国《刑法》第347条规定，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数量大的；（2）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集团的首要分子；（3）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4）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在刑罚正当化的根据之上，当前学术界已确立在承认刑罚以责任为前提的（责任主义）基础上结合预防目的的理论。这种带有并合主义特征的观念在我国得到了承认。在犯罪死刑适用问题上，有必要在这种理论体系中逐一分析死刑适用的空间及其限制。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1、新中国的死刑立法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

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

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

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