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渊源范文10篇

一、克洛德•勒福尔的生平

克洛德•勒福尔（1924-2010）于1924年生于法国巴黎，17岁进入卡尔诺中学就读，并师从梅洛•庞蒂，在其精神启蒙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为《现代》杂志撰稿。20岁进入亨利四世高中就读，在此期间加入了法国的托派组织，23岁那年，结交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并与其成为好友，一同创立了“肖利尔•蒙塔尔”派，后来与托派分子决裂，成立“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由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分歧，勒福尔坚决站在老师的战线上，于1958年离开了该组织，并退出政治领域，致力于理论研究。后来在雷蒙•阿隆的推荐下，勒福尔来到卡昂大学任教，并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1968年，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合作出版了《1968年5月：突破口，关于那些事件的最初思考》，1971年以论文《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任职。此时，他开始系统分析东欧官僚政权，并于1975年出版了专著《一个多余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研究论文集》。1981年他出版了《民主的发明：极权统治的局限性》一书，阐明了极权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后来，他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于2010年10月与世长辞。

二、梅洛•庞蒂的反整体性本体论思想的影响

勒福尔在卡尔诺中学读书时，梅洛•庞蒂是他的老师。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两人结成了终生的良师益友关系。可以说，在法国以外的理论界，勒福尔以研究梅洛•庞蒂的思想而著称。长期受老师的耳濡目染，他从不迷信权威，并保持对问题进行最真诚而又彻底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对于政治现象的关注，他比同时代人更加敏锐，并努力将其拓展至政治哲学领域。梅洛•庞蒂晚年发展了总体本体论，并逐渐增强对早年的共产主义抱有同情情结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勒福尔尾随其后，在认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梅洛•庞蒂的这种努力，并试图发展梅洛•庞蒂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和反整体性的本体论思想。沿着这一方向，我们在梅洛•庞蒂的最具神秘性的遗著即1949年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为斯大林的审讯做辩护的《人道主义与恐怖》，1955年他又出版了以谴责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主题的《辩证法历险》，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创作于这两本著作的中间时期。在这本遗稿中，针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他为马基雅维利做辩护。即使人道主义日益遭受现象学渗透，并担忧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变异，但是梅洛•庞蒂依然试图把马基雅维利纳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之中。他把人性的概念作为一个问题，把共同性作为争论点，是因为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轮廓中发现了把政治本体论化的倾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通常把政治看作为理所应当的，而不是将其看作为现代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基础。当然这也与他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范式逻辑有关。从梅洛•庞蒂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他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复兴的可见性，由于他没有提供有力的理论证明，却使之变成了一种争论。这一争论在勒福尔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著作中得到了阐明。正是这一争论，勒福尔被看作为20世纪70年代法国反极权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更促成他成为法国政治思想转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政治思想在法国仍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文本研究，勒福尔发展了自己导师的理论，并消解了上述争论。他试图以社会对立和斗争实践为依据来摸索这一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政治”概念。对于勒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社会想象成一种同一性。但是社会现实是不能通过同一性来通达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对象。

三、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和法国政治现状的显微影响

伴随中世纪神学秩序的崩塌，勒福尔认为，现代性问题实质上是由脱离实体的社会引起的。典型性在于，随着主权的丧失，国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实体，主权蜕变为虚无，沦为了一种空场，成为了社会中没有身份性的独特场所。当一个人物，例如一个具有魅力的领导者、政党或者国家的官僚试图填补这一空场，并占有这一虚无时，极权主义便产生了。而当空场隐藏起来，“政治”也随之被遮蔽了。真正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地对未来开放，并试图通过坚韧不拔的手段来协调幸运的偶然性的意志。而这种偶然性要自如地应对这样的事实：非神圣的知识要么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基础，要么能预兆未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实践和对政治的理解并不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勒福尔同样集中于将“政治”的时间性孤立起来，并将其作为回归到世俗政治的主要理论来源，将这种时间性悬置在工业化和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生之前。对“政治”的这种“回归”和它虚设的世俗性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法国研究领域得到反响。从世俗化哲学的历史和由勒福尔的学生马歇尔•戈榭创立的民主的产生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弗雷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革命的划时代的拒绝，都是在对原极权主义即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合法性空场的占有并重新编码的名义下产生的。勒福尔的哲学研究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政治思想的联盟过程中起着模棱两可的作用，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名义上他保持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断然地向右派转移。实际上，这一转变不仅跟法国革命复辟有关，而且也跟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相连。尽管在法国思想中并未起到重要的影响，勒福尔在与萨特同行的过程中，由于长期与阿隆共处，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开始走向了终结。而这也与法国在反苏冷战联盟中易变的国家地位的表现分不开。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东欧异议分子展开了对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左”倾的批判，但这并不能被讽刺为一种反动。这些左派分子的善意的行为迅速在法国高深莫测起来，然而这些异议分子发动了地方性斗争来反抗国家政治强硬化，即社会主义者共同议程和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带来的威胁。而在20世纪80年代，反极权主义的右翼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国际化和标准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融合雷蒙•阿隆的狂热的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梅洛•庞蒂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勒福尔发展了一种政治哲学化的模式。作为一种庇护，他不仅倾向于消除反动的革命标签，而且主张积极地排除与政治理论的关联性。对于勒福尔来说，他把对“政治”的存在主义研究看作民主多元化的一个方面和“野蛮人民主”中平等理想的价值。勒福尔政治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理论主张本身和它们采用的哲学形式。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法国自由主义概念复兴一样，勒福尔试图努力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贯穿着把“社会”本体论化的努力，从而实现把“政治”存在主义化的目的。当然，对本体论的质疑明显地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尽管方式不合时宜，渗透着诸多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主体性，通过对世俗哲学的拒绝，以无限的有限性的意识为基础，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间性。就像他的哲学通常表现的那样，他对马基雅维利研究的核心仍然同时保留了对一种明显的后海德格尔式的悬置的本体论的运用。可见，国际环境和法国的政治现状，都推动了勒福尔理论立场的转变。

一.创新———源于现实的关注与发展

管建刚被称为“弄潮儿”，因其勇，更因其身处这浩浩荡荡的新课改“浪潮”。扎根村小学多年，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写作。从班级作文周报起步研究，用6年完成了写作教学系统，而这6年也同样是新课改摸爬滚打6年。历经淘洗，管建刚写作教学思想必首先立足于对现实的关注与发展。

1.对“作前指导”的理性审视

“作前指导”长久以来的常态、重要环节，不少一线教师以它为导向，告知学生立意、选材、构架，同时启迪思维、拓宽视角，激发写作动力，但都或多或少忽视了潜藏的隐患。管建刚老师在其《作后讲评：作文教学的“新支点”》一文中提出了“作前指导”在指导思想、指导要求、指导内容和指导技巧方面的四大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灌输”或“给予”忽视学生生命个体主观创造的问题。“作前指导”往往是在主题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有时甚至是命题作文的指导，聚焦之处也往往是文字和技巧的训练。这种机械的、僵硬的方式无疑会弱化学生内在的“情感”激发，使之隐于形、消于文。以对传统“作前指导”的“破”支撑起“作后讲评”的“立”，管建刚凭借自己的教育敏感，捕捉到了“作后讲评”成为写作教学支点的理由。

2.对“习作讲评”的全新认知

第四届凤凰语文论坛暨新课程习作教学研讨会上，管建刚老师第一次向大众展示了他的作文讲评课，自此他放弃作前指导，将作后讲评课作为重心。讲评本身呈现不同的形态，或为“补充”，或为“收放”，或为“阶梯”。在基础上，管建刚老师看到，传统讲评在内容上往往依循固定的写作知识体系，涉及面广却很难做到精准，也很难难保证针对性和有效性。更需一提的是，习作批改中的评语。翻阅习作本，不难发现评语都是书面语言，不易读懂也没有足够的是时间读懂。评语中套用、错用等现象屡见不鲜，评语之用收效甚微。管建刚看到问题，提出主张：上好作后讲评课，要实事求是，以学定教，顺学而教，要将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写作知识的渗透，形成螺旋上升的讲评体系。他大胆地将讲评课作为写作教学的内容，排成序列以《周报》为依托，形成了系统化的讲评教学体系，使讲评活动不再蜻蜓点水。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

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观学界对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国学思想、宪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梁启超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及其学术评价方面,仍有继续深掘之必要。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城市农业是在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种植、养殖及相关活动，它们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态系统，并与之相互影响［1－2］。城市农业要求组织好与城市既有要素的关系，以便提供适当的发展空间，而这要通过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来实现。规划设计作为一种能够促进城市与农业积极融合的技术手段，一直以来得到各领域城市农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呼吁［3］。事实上，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理论很早就对城市环境中的农业活动进行过关注和思考，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智慧被主流思想长期忽视。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城市农业研究与实践的兴起，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和实践又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一、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

1．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构想

现代城市规划经典理论对城市农业问题的关注，有着浓厚的社会背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出于救济和安抚失地农民及城市劳工的目的，英国一些慈善机构和资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划分成小块进行廉价出租，形成了份地农园(Allotmentgarden)这种小规模的城市农业形式［4］。19世纪中后期，份地农园在欧洲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并影响至北美。二战期间，欧美国家城市农业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例如美国，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农园、救济农园和胜利农园运动。1944年，美国2000万块胜利农园生产的农产品，满足了全国44%的食物需要［5］。尽管城市农业随着危机的缓和逐渐衰退，但总体上看，其发展规模较大、参与度较高，形成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必然对亲历其中的城市规划先驱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关注城市农业、思考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文献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索中并不鲜见。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当时英国的份地农园有着密切关系［6］。在田园城市中，霍华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农园整理成宅地农业和环城农业两种类型:在城市外围，5000英亩的永久农地环绕1000英亩的城市进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内部，5500块独户住宅用地平均每块有20×130英尺(约6×40米)，建房之余，足够进行养活5口之家的农业生产。为了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城市，霍华德强调农产品直供城市市场的重要性，并对食物加工、运输、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计划。他指出，通过居住与工作、生产与消费的紧密关联，每一个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市场，城市居民也无须为农产品支付过多的额外运费，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铁路运费［7］。柯布西耶这位坚定的现代主义旗手，对城市农业的思考达到了广泛而多样的程度，不过他遵从另一套逻辑。1922年，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方案中构想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农业:紧靠城市起防护作用的大规模农田、郊区独立住宅区中的集中式社区农园、城市中心区集合住宅(细胞或蜂窝式街坊)中的空中农园及公共绿地上的果树和果园［8］。柯布西耶对份地农园以户为单位的农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方式只是收获“一篮苹果和梨子、一些胡萝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为了创造新型社区农园，他主张从每个住宅地块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为公共商业菜园，并提议以职业农民为主，采用现代技术集中管理和生产［9］。柯布西耶还构想了一种带有悬挑花园的两层别墅叠加而成的高层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园城市”取代霍华德水平向发展的田园城市。除了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现代主义大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农业提出了构想。赖特在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为每户配置了1英亩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录了他提出的一种城市农业规划布局模式，与今天北美郊区的住区农业非常相似［6］。德国景观建筑师麦基(L．Migge)把城市农业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认识，他主张德国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创建大量的园圃和公园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园［10］。德国现代建筑大师、包豪斯学院教授希伯赛默(L．Hilberseimer)改进了霍华德田园城市中城市与农业间半集中化的包围关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农业空间嵌入工业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实现更加交融一体的格局［11］。尽管当时的城市农业规划思想并没有发展出真正适合生态时代的城市新范式，但这些探寻城市根本走向的经典理论，却为当今学者研究城市农业、探讨其规划设计模式提供了宝贵借鉴。霍华德立足城乡融合，把农业和食物问题作为关键要素纳入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想中，展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系统的思考，为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赖特等所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城市农业形式，则实质性地成为当今一些“有农”城市形态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区农业的思想与实践

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水平使得食物供应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农园土地开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设，私家后院和保留下来的少数公共园地，也从种植果蔬普遍转向发展装饰性绿化和休闲活动的空间，城市农业从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迅速消退［5］。然而，战后城市重建对社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业空闲;同时，工业化发展的环境弊端在1960年代开始显露，引发了发达国家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农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城市农业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再度复兴。在城市中，社区花园、份地花园等形式的小规模农业成为社区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续发展至今，为当前城市农业研究奠定了广泛的实践基础;在乡野间，出现了一些在住区上重建农业、构建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1970年代生态城市探索中较为显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态学家莫林森(B．Mollison)与霍姆格伦(D．Holmgren)受澳洲热带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现象的启发，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农业Agriculture组合而成，台湾译为朴门永续设计)的思想，发展出一套整合农业与住区的规划设计方法，是城市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范。永续农业是一套模拟自然系统的综合设计体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农业、动植物等各种社会及环境要素融为一体，构成相辅相成、循环交换、“高效率、低维护的最佳生产组合”［13］。在永续农业的完整结构中，农业和食物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与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复杂的生物和自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低熵、高伦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赚大钱，因为你周围到处是食物，也没有任何能源成本开支”［14］。永续农业的思想，是希望通过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体化来创建“永久的人类文明”。

【关键字】邓小平；非均衡；协调发展；渊源

【摘要】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时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为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层次思想和灵魂，是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思维思考中国问题，借鉴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特定思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大变革历史条件和经济非均衡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对该思想的渊源、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为目前宏观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可行性、科学性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使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内涵。

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渊源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主要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和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优秀成分，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摘要]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子系统，对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探寻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使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可以从福利经济学各代表人物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法的渊源，简称法源，在中外法学著作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法的历史渊源、思想理论渊源、文献渊源、效力渊源、成立渊源、法定渊源等等。著名法理学家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就认为，法律的渊源是一个比喻性并且极端模糊不明的说法，它不仅被用来指创造法律的方法，即习惯和立法，而且用来说明法律效力的理由、尤其是最终理由，也有人用来指所有那些实际上影响创造法律机关的观念。[1]法学界一般所研究的法律渊源是法律的形式渊源，即法律规范的创制方式或外部表现形式，如法律、法规、习惯、判例、命令等。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渊源，是指国际税法的外部表现形式。

国际税法的渊源也是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范畴，对于这一范畴，学界研究的比较多，而且基本取得了一致观点，这是国际税法学领域研究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之一。

学界一般认为，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两大类：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法渊源一般包括：（1）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其他国际税收条约、公约中与税收有关的法律规范；（2）国际税收惯例。国内法渊源一般就是指各国的涉外税法。

一、国际税法的国内法渊源

（一）涉外税法的含义与标准

涉外税法（Foreign-relatedTaxLaw）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税法。涉外因素包括主体涉外、客体涉外和内容涉外三个方面。虽然学界均主张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的渊源，但关于涉外税法的具体范围则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主张涉外税法主要是涉外所得税法，有些学者主张除了涉外所得税法还包括涉外商品税法。根据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论的观点，涉外税法应当包括涉外所得税法和涉外商品税法。

摘要：从法律的相对性出发，并依据调整对象的不同特点，宪法不是行政法，行政立法也不是行政法，二者不会是行政法的渊源；法律、委任立法、地方性法规、判例、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才是行政法的正式法律渊源。

关键词：法的正式渊源；事实问题；价值问题；法律的相对性

法的渊源是指法这种观念性范畴在哪里可以发现。法最终来自于社会生活，但作为全社会普遍所接受的规范，它必须为某种权威机构所明确宣布，因此法律渊源具有实质和形式两种不同含义。在实质意义上，法的渊源可能是指法的原动力、法的原因、法的规范、法律事实等，在形式意义上是指法的制定机关及表现形式。①法的形式渊源是指法的效力渊源，它又可区分为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直接渊源又称正式渊源或法定渊源，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又分为宪法、法律、各种法规和规章等；间接渊源又称非正式意义上的渊源或非法定渊源，具体是指各种习惯、宗教规则、法理学说、道德原则和规范等。②判例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分别属于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渊源。

确定法的正式渊源非常重要，法律，在严格意义上就是指法的正式渊源，只有它们才具有当然的司法适用效力。正如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所言：“法律渊源涉及到的并非普通公民的行为受什么样的规则管辖，而是法院在解决具体纠纷时应该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③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表达，那么可以说法的正式渊源就是法本身的具体存在方式，它和法本身是直接统一的，而其它渊源不过是形成法律的各种来源（如法的原动力、原由、法前规范、法事实等等）或思想材料（如正义观念、法学理论等），它们虽然与法律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身毕竟还不是法律：好比桌子是由木材制造的，但木材并不等于桌子。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法理学在谈到法的正式渊源时并没有作部门法的区分，好像每一种部门法的正式渊源都完全相同似的。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但它本身也是一种（立法）行为的结果，每种规范只是相对于其调整对象来说才算是法律，好比“父亲”只有在儿女面前才算是父亲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是父亲。在明确法律的相对性以后，才能确定行政法的正式渊源，确定了行政法的正式渊源，才能确定行政法本身的外延，并从而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一、经久不绝的迷惑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意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央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特殊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点是：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与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与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与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特殊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与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与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如果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意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央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特殊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点是：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与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与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与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特殊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与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与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如果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