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范文10篇

理论界对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排除了教条主义成分，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的战略，这是全党对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的理论命名。

据有人考证，最早作出这种努力的是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抗日时期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工作，“”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吸收、邓小平等脱贫理论和我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精准扶贫思想内涵丰富，提出了扶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开发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扶贫格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制度，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精准扶贫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创新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推动了精准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化，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关键词：；精准扶贫思想；理论品格；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精准扶贫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判断，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这是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形成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思想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促进世界反贫困进程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最终消除贫困。二是发展生产力是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达到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三是全面自由发展才能真正消除贫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要依靠自身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够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将消除贫困作为奋斗目标，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农民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揭示了生产力落后是导致贫穷的重要根源，必须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探寻摆脱贫困的道路，并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前提，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扶贫开发的总目标。系统阐述了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对象、主体、组织形式、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基本框架。科学判断了中国扶贫开发所处的历史阶段，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等。可见，经过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治理贫困的一系列理论，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理论界对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内容摘要:改造罪犯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内容包括：犯人是人，是可以改造的；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改造罪犯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奇迹，学习与总结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罪犯改造思想研究

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犯人当人看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摘要：从对部分基层早位职工安全思想情况的调查、分析中，找出了职工安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和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安全思想；管理；启示

阿克苏农一师电力公司热电厂是集供热、发电为一体的中小型电厂，为进一步寻找一个科学有效、符合现代企业的安全管理新路子，热电厂对职工、干部及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思想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从中得出一些数据和启发。

1对安全认识的调查情况

(1)认为安全责任感重大的占86％，认为有责任的占13．4％，认为无所谓的占0．6％。

摘要: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摘要：编辑思想是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办报实践及其思想的影响中形成的。坚持党性原则、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的基本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通俗、生动、简明、有力的编辑风格是编辑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研究和探讨的编辑思想，可以更好地指导当代编辑的实践工作，

关键词：；编辑思想；发展；内容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编辑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亲手创办报刊，经常为报刊、通讯社、电台撰写新闻、评论，并在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作过许多精辟的研究。目前，我们对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尚缺乏认真的研究。我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的编辑思想，对于研究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发展我国编辑出版理论以及繁荣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从事报刊编辑的活动，是在“‘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开始的。时代社会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编辑思想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主要线索。世界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促使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思想，又必须通过灌输，才能进入人们的头脑。灌输的重要渠道之一，便是通过刊物广为宣传，这就是立志要自办刊物的重要原因。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两大问题，其实在当时仅是个开头，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解决，但的确成了当时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祈求解决的时代主题。所以说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人类解放思想的传播，是形成编辑思想最早的契机。

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办报实践及其思想的影响。

理论界对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