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范文10篇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受他人的约束，也不能受习惯或道德的节制。法家们支持独裁者，把人民看成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客观地说，法家学说满足了当时诸侯们的强国需要，推进了以后中国秦汉式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但它也难辞残酷、卑鄙、无耻的恶名。“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

西方思想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古代希腊人都生活在不大的城邦之内，除了城邦这种政治体制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他的时代城邦已经走向毁灭），也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在大部分城邦之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在战争中俘获的外族战俘，则成为城邦公民的奴隶。虽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大都是民主制，但各城邦中公民的自由程度却大不相同。在斯巴达，全体公民都生活在军营之中，对于个人谈不上有多少自由；在雅典，公民则主要以经商为生，除了某些时候由于宗教和政治狂热而对少数人进行了迫害之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斯巴达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文化，而雅典的自由生活则大大促进了希腊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古希腊的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端（约公元前六零零年），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而到达亚里士多德的时期，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雅典的公民参政程度不断扩大，克里斯梯尼时期以后，雅典步入了“全民政治”的时代。这时，每个公民都要担任一段时间的政府官吏；主要的政府官吏则由抽签而不是由原来的选举产生。这种制度固然扩大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但许多时候却是由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在管理着国家；这样，社会便自然走向衰败了。

针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这种流弊，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柏拉图继承乃师的思想，认为只有具有渊博学识的哲学家才有资格去管理政治、担当国王。柏拉图还说，为了维持人们对国家的向心力，还必须实行“共产”、“公妻”。

柏拉图的观点颇显偏激，就连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不同意他的“哲学王”的主张和“共产”、“公妻”的方案。亚里士多德说，在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

第三，必须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所接受的话，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

摘要：本文从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主要是反抗权理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这三个一脉相承的理论——的维度，考察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革命与宪政思想的流变及其内在关系。研究表明，革命与宪政思想几乎同时出现，共同包容在反抗暴政、限制权力的思想当中。革命成功以后，宪政理论走上历史前台，革命思想受到排斥。这种结果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宪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所能选择的最不坏的可能结果，并显示出一种“在民众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与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之间做出区分”的民主理论应有的智慧。至于革命，因为时代没有提供“把人民主权进行到底”的物质条件和智力支持，它的再度勃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事。

单就观念的起源来说，宪政与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同步。在西方，“革命”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就词源本义来说，革命意指运动，较少政治含义，仅有的政治含义——即代表了周期性地向过去政治制度回归的政府的变化——也与现代革命的意义相去甚远。(1)而现代意义的革命则是另外一种语境的产物。塞缪尔·P·亨廷顿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2)宪政的观念和制度同样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控制国家权力的行使的需要以及这一点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做到的观念，在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和共和时代的罗马政治体系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立宪的’政治秩序的观念其起源与西方政治思想一样古老。”(3)虽然宪政秩序的基本要素可以在古代政体中发现，但它只是偶发的并且局限于少数地区，立宪主义的连续发展是17世纪英国革命之后才有的现象。

现代意义的宪政与革命，都是建立在对政治权力不信任的前提下。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通过控制权力来消弭权力的“恶”，而后者则通过推翻权力来消灭权力的“恶”，一个是控制政府，限制权力，一个是推翻政府，夺取权力。宪政在保护、维持当前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是保守的，妥协的，而革命在否定、推翻社会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是激进的，对抗的。这似乎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路径。理论推演的逻辑似乎是：要宪政就得排斥革命，要革命就无法行宪政。但是，逻辑的推演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征诸世界史，自17世纪英国革命始，立宪即与革命相伴而行。”(4)“就先发近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而言，革命非但没有阻碍宪政秩序的确立，反而为宪政的出现扫清了一些道路上的障碍，准备了某些方面的条件。”“虽然不能因为英美两国在宪政秩序的建立是从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开始就推断出宪政是革命的必然产物，也不能说革命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但是，就历史经验看，现在如果要否定革命也是有偏颇的，至少革命还是为宪政秩序的建立做了贡献。”(5)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早期，宪政与革命是“相依为命”的，它们的这种“亲缘”关系，惟有在历史的考察中才能明晰。但本文所考察的历史不是政治史，而是思想史，或者更贴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本文希望，通过思想史——主要是反抗权理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这三个一脉相承的理论的历史——的维度梳理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宪政与革命观念的变迁，以便深化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反抗权理论

世界历史的丰富图景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社会历史的演进，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一种历史现象和制度之所以能够从“可能”变为现实，绝不是横空出世的。就宪政与革命这两种历史现象来说，使它们成为现实的观念因素，可以共同追溯到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反抗权理论。到宗教改革时期，这种理论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形态。我们知道，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是西方世界从中世纪步入现代的转折时期，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地理大发现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又导致封建贵族地主阶层的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民族国家的专制王权和城镇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在英国的都铎王朝下﹙如在位于1509年至1547年的享利八世和在位于1558年至1603年的伊利莎白一世﹚，在法王路易十四下﹙在位于1643年至1715年﹚，专制王权盛极一时。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1530—1596﹚提出的“主权”理论，为专制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在16世纪，欧洲不仅产生了专制主义思想，而且也出现了与之对立的理论——即宪政主义思想——的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奠定离不开新教思想家们在宗教改革和反对世俗权威中对“反抗权理论”的反复论证和系统阐发。昆廷·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对此有详尽地考察。他发现，“首先，激进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早在中世纪后期即已形成，并于16世纪初发展到新的高度，所以16世纪后期欧洲的革命者得以充分和有效地使用这个巨大的思想武库。其次，在16世纪天主教欧洲所产生的所有具有重大影响的系统性政治理论著作，基本上都带有宪政主义的特征。”(6)

具体地说，在其漫长而繁杂的形成过程中，宗教、法学、政治等领域的著作者在不同侧面为立宪主义和革命的思想贡献自己的份额：（1）具有悠久历史的罗马法对它们的产生发挥了主要作用。中世纪后期，神学家和职业法官从罗马法那里引申出激进的思想，比如，他们发挥了罗马法中以暴抗暴的合法性思想，将这种私法理论推而广之，应用于政治领域，明确要求国王对臣民承当义务，主持公道，“如果国王们没有尽到这些职责，如果他们对臣民采取非法的行为，如果他们怙恶不悛，那么就到了根据自然法的命令，用暴力反对暴力的时候了。”(7)（2）中世纪后期宗教会议论者断言，政治权力不仅源于人民，而且属于人民。因此，人民只是将其最根本的权力委托而不是让渡给统治者，所以统治者永远不享有绝对君主的地位，他只不过是国家的人或官员。(8)（3）如果说神学家、职业法官和宗教会议论者的反抗思想还紧紧包裹着宗教神学的外衣的话，那么，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对反抗权理论的发展却给它披上色彩更为鲜明的世俗外衣。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世俗当局的信仰不同，没有政治权威为自己的宗教自由提供保护，相反，他们遭受天主教会和世俗政府的双重迫害。他们的反抗权理论不仅针对宗教当局，还针对政府当局，从而带有更加浓厚的世俗政治色彩。胡格诺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莫尔奈在《论反抗暴君的自由》一书中，认为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基于两种契约，第一种是上帝与国家成员（包括君主）之间的契约；第二种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后一种契约带有功利色彩，虽则它保证人民必须服从君主，但是君主也有义务尊重人民的权利和习俗，为增进人民福利而统治。如果因为君主的暴虐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就可以否弃这一契约，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用武力变更王权的归属。但是，莫尔奈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并没有把这种反对和反抗权赋予公民个人，而是把他划归国会和下级官员所有。莫尔奈强调说：“当我们说到人民这个集体概念的时候，我们是指那些从人民手中接受权力的人们，即国王下面的官员和等级会议。”(9)这成为他们的一种特权，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责任，因为他们是人民权利的法定监护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特别是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其起点问题却各说各话。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方中国学研究成果的频繁“舶来”，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的传统观点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

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JosephFletcher：《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译本第41页），在国内也有学者着意去强调“晚清”、“民国”的思想史，而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的传统观点似在无声无息中消泯了（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依笔者之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还是应为1840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已经被“近代”两个字所界定。尽管“近代”两个字的外延、范围极广，可以有较大的伸缩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是伴随着1840年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而发生的，或者说，“思想”与“时代”俱来，不能撇开“时代”空谈“思想”。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代性”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的，那就必须看到无论是主动接受“近代性”还是被动接受它，其思想史的意义都应该从这时算起。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沉睡的美梦。然而，这究竟是一个政治事件还是精神（文化）事件呢？按照今天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似乎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肯定的回答都可以。在政治模式上，最为直接的冲突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体制的对决；在精神层面上，最深层的冲突是中西方文化面对面的对话；而在最为根本的经济层次上，经济贸易的利益之争乃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紧张的实质。这样看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便蕴含了多重意义。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总是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以及社会史、哲学史含混不清、纠缠暧昧的根本原因。从近代中国历史发生演绎的视角寻求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的来龙去脉，无论其关注的视角如何变化，也不论其主体以及方法怎样，但在起点上却是一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牵动着政治家、企业家以及思想家的心灵，由此驿动的心便演绎出了具有不同内在本质规定性的“史”。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史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与起点的关系问题。既然各类思想史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定性，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所说的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架构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思想”可以像走马灯似地轮流转，也可以是多个中心不断地变换与位移，但这绝不是我们用以标新立异、重新确立起点的理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部思考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人文思想史。在救亡的旗帜下，启蒙/革命、立人/立国的孪生主题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生和发展。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只有过去时、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可以是“学术救国”，也可以是“教育救国”，还可以是“文化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等等，但不管主题如何变换，只要是关于民族命运和具有社会秩序的人文关怀，就都可以纳入我们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范围。这是历史的书写，也是历史的铸就和注定。

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胶着融会。就前者而言，它可能是在无奈中走向现代，这个“现代”既包括“批判性”亦具有“当代性”；就后者而言，它可能是自为、自发、内在的守成。当然这个守成并不是不愿意走向现代，而是要按照自我的方式走向现代。以前些年史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两个基本写作范式而论，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或说转换不过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为补充而已。具体到思想史写作上，单取其中的任一线索都不能充分诠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曲折、丰富和复杂的程度。张海鹏先生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先生对于近代史学科的界定值得研究中国近现代想史的同仁借鉴。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史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面对的问题的一个分支。我们无法轻易涂抹中国近代史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同构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史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异构性。譬如说，文化社会学上的“堕距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变迁或发生转型时，最先变化的是物质文化，即经济结构，其次是政治模式，最后才是精神、心理的文化层次，这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难以改变的部分。由此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最为滞后的那一部分内容，但又是最为敏感——一旦改动将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行为思维的那部分内容。

一、引言

正如事物在时间中存在有其历史一样，其在空间中存在有其地理。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结构、格局、规律、过程、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跨越自然学科、人文社会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具有很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地理学思想史是地理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归纳和总结了地理学各学派的观点、理论、方法、学科结构等学术思想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历史线索，是进一步启发未来学术创新的系统思想。通过对地理学思想史的学习和理解，可以对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有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可直接促进地理学的发展。国外对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很多，如德国学者赫特纳所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1]对地理学史进行了分时代研究，并对地理学的性质、任务和地理学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分析。杰弗里•马丁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2]对地理学不仅分时代还分国家进行了研究，并重点阐述了美国地理学的发展。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3]和《地理学性质的透视》[4]、法国PaulClaval的《地理学思想史》[5]、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6]等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地理学史及地理学思想都有较深的研究，并对作者各自的国家地理研究阐述比较详细。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才开始陆续问世，如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7]、刘盛佳编著的《地理学思想史》[8]、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9]等。这些著作填补了我国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还有一些文献[10-15]研究欧美地理学思想史的见解和启示。但整体上，我国在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对地理学思想史的应用研究更为鲜见，特别是没有发现任何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结合目前高中地理教学的潜在需求，拟将地理学思想史引入高中地理教学，对应用方法和思路进行阐述，旨在为高中生地理素养的培养提供更好的途径。

二、地理学思想史对高中教学的意义

地理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地理素养是指学习者经过地理学习后所养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格，包括地理知识、地理观点、地理方法、地理能力、地理态度、地理情感等。地理素养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空间性、动态性、终身性和现实性的特点。现阶段，高中地理教学内容侧重于基本的公民地理素质，但地理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地理学的社会服务也越来越深入广泛，从当前地理教育发展阶段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需要地理教学去发展学生更有专业深度的地理素养，而目前，只有进入高等教育继续学习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有深度和全面的地理素养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他专业学生或者直接走向社会的学生，他们的地理素养与地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地理素养的发展应在高中阶段适度加深。现今，高中生智力发展较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学生熟知的基础上可以创造最近发展区，引导学生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思维和探究。“一个学科的思想史能帮助你真正理解这门学科是什么东西，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事情，而且知道自己在一个学术长河中的位置”。[16]所以，将地理学思想史引进高中地理教学符合认知发展理论，这不仅可以带领学生进入地理科学发展的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高中阶段发展学生具有专业深度的地理素养。

三、地理学思想史在地理素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地理学思想史内容丰富，对于高中阶段地理的学习来说，以下几点可以较好地体现知识点背后的地理学思想，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升华地理教学，加强地理素养的培养。

【摘要】本文认为“科玄论战”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在进行的一场深度的交流。科学派所推崇的决定论和因果律主张通过科学分析一切，甚至包括人生观、精神文明世界等等。科玄论战使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地认识。由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社会改造，逐渐融入中国现代思想史。

【关键词】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现代思想史

一、引言

探讨有关中国现代史的任何问题无疑都要回归到最初的起点“五四”，对于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研究更是如此。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使用。但其并不仅仅止步于对书面语言或是文学形式的变革，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把语言同思维放在一起使得该时期的作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改革专家，其中传递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这也使得这场运动由原来的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为主旨转变为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探讨，甚至表现为对是否追求科学主义的讨论，探讨是否应该让西方近代科学中传达的精神、态度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以此来影响中国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科玄论战”就在此时爆发。

二、对立社会思想的交流是“科玄论战”的本质

此次科玄论战中讨论问题的范围广泛，有关于欧战是否应由科学负责的对于科学的社会效果的讨论，也有关对于如何界定物质与精神文明两者间关系的讨论，还有关于对科学与哲学的区别、来源的讨论，以及有关传统和现代的各种问题等很多内容。这些问题在今天也是经常被讨论的焦点，这次论战的深度可见一斑。而对于论战中有关建立科学人生观的讨论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大众接受的答案。这也可以从当代世界哲学被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发现。本文主要关注这一次论站在当时兴起所反衬出来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些问题。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对立和还元论与心物二元论的对立。前者坚持使用科学来解释所有事物，崇尚科学的人生观。其所指的科学正是自然科学家们解决问题时使用的专业严谨的态度以及方法。也就是，使用标准统一的科学方法，剔除掉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主义，建立一种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思想价值观。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芩说脑际膊荒苁芟肮呋虻赖碌慕谥啤7颐侵С侄啦谜撸讶嗣窨闯墒峭持握呤迪肿约阂庵镜墓ぞ摺？凸鄣厮担已德懔说笔敝詈蠲堑那抗枰平艘院笾泄睾菏降耐骋淮蟮酃男纬桑坏材汛遣锌帷⒈氨伞⑽蕹艿亩衩?/P>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张各人在心灵上寻找安慰，在幻想中度过一生。

一、重视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提高思想史复习教学的起点。历史复习教学不同于历史研究和常规性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和常规性历史教学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历史复习教学有时便不一定要从具体的现象和材料开始。具体的事物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具体的东西入手，不容易抓住问题的实质，反而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抽象和概括，在思想史复习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从一个个概念入手，在准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运用逻辑的方法，即从简单的历史范畴逐步进入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范畴，这样便能使学生一进门就抓住问题的实质，并层层延展，对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以切实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辩能力，从而将思想史复习教学置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例如：“绝对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幻想，只要对这个历史概念内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就有助于学生分析判断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思想是农民小生产者幻想的产物，它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种落后的理论武器最终不能将农民战争引上胜利的轨道，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便是例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直接相违背，带有落后性和破坏性，这就为科学认识1958年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失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观照。如：“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是概括孙中山前后期思想的两个基本概念。“三民主义”的重大缺陷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而“新三民主义”则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容纳了这样一项重大内容。了解了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的差异，学生便能判断这两种思想孰高孰低，并以之分析孙中山前后期革命斗争的成败得失及内外政策所体现的不同政治色彩。如：“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在欧洲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的了解，必须深入到对这种思想体系合理内核及局限性的全面把握。只有理解了其中的合理内核，才会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只有深刻地领会了它的局限性，才能根据历史事实，科学地推断出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而且必然会被科学共产主义所取代。

二、纵向深入，突出思想史

复习教学的深度。

思想的发展大多数是呈线型的。为避免对一部思想史流于作单薄的知识记忆，教师应借助于基本理论的指导，启发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对各种思想的发展作小切口、深分析，以突出思想史教学的深度。具体来说：

1．钩沉索隐，深入探讨各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通过一个学期以来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习，使我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有了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由于我们的所学习的课程是著名教授徐大同所编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该书使用的是通俗化的语言，认识更快，在思想上也更容易接受，现就自己在学习中的点体会汇报如下：

一、使我系统的认识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发展历程

所谓的政治思想，是有关于政治的思想，也就是说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总的指导思想或者理论，正所谓思想决定行动，西方政治思想既受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影响，也受政治思想个人个体的特征思维所影响，但不论怎么说，政治思想有他的历史性，还有他的社会性。

通过学习，使我懂得，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于古代的希腊，因此。政治思想肯定会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希腊政治思想给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重视并探索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这是前提，是条件，也是根本，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

通过学习，使我懂得，在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西方政治的缩影，既是多元演变的，也是派别林立的，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都能知道，无非是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力政治观。

自然政治观顾名思义，就是探索宇宙、认识事物的本源，以此为出发点，去探索社会事物，特别是社会政治的规律，希腊一开始就把神和人分开来研究，把神与政治分开，政治所体现的不是神灵的色彩，而是自然的属性，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柏拉图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这是社会规律、是自然发展形成的，很显然，这种认识与神的关系基本没有，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或者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