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范文10篇

一、建党时期的理论准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早期共产党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开始逐渐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而共产党人一旦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用来作为斗争的武器，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最初还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开始的。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观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等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把握“唯物史观的要旨”，才能“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早期共产党人进一步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掌握了唯物史观，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事实上，由于早期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才使他们在确定党的指导思想、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时，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基础。

其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这个新组织，首先要推倒现政权及其军队，重建劳动者的政府，“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压服、改造有产者的一种有效手段，“也就是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资产阶级上面全力造成的政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公开表明：本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本党“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从而使党在建立时就找到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依靠力量，也为党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斗争找到了制定战略的依据。

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特别是对列宁关于建党理论的学习，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建立严密的组织，才能形成阶级的有机结合体，才能有力量。如蔡和森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加入的条件是极严格的，这个党才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我认为党组织是很重要的”，要“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特意写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嘱咐陈公博带到会上，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中，其中就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有15款，除第1、第2款为总纲外，其余各款都涉及到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早期共产党人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并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从而使党在创建之时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效地保持和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二、建党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及评价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军事思想的成熟。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二、建国后思想的理论创新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十年动乱。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回顾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第一，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第二，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第三，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80年过去了。继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收稿日期］2001-06-04【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我们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做好新时期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有一些重要理论观点被我们长期忽视。而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或者说，也许只有在今天，这些重要思想才会得到正确的理解。

一、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了严历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是对历史的反动。《宣言》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体系的发明家”，他们“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只能人为地去“创造这些条件”（同上）。这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陷入了非常荒谬的境地。马克思批评他们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同上书，第303页）马克思退一步指出，虽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者和“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他们逐渐地堕入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同上书，第305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有这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有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典型的表述。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的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发明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依靠宣传机器的推动从而实施一种主观构造的制度设想，就会违背历史的自然规律，成为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难看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长期缺乏研究和重视，从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了弯路。

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我们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做好新时期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论文关键词：思想；形成；标准

论文摘要：学术界对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新思路/思想/邓小平理论

【正文】

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客观依据的，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材料。这种思想材料，既包括马列主义，又包括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P369)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循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探索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如下：(1)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21](P502)离开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的社会。(3)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4)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6)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7)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256)这些设想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反映了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373)这一理论概括，不仅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认识和考察的成果，也是他对马克思上述设想从本质上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

论文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高校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反对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前沿阵地。实践证明，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关键是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理论建设。几年来，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心任务，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一个政治坚定、敢于负责、求真务实、奋发进取的领导班子。

首先在于抓住三个载体，发挥一个优势。一是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为基本载体，通过落实两周一次的理论学习制度、领导干部撰写年度论文制度、领导班子调查研究制度。二是以校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为载体，在落实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中层干部大会制度和寒、暑假领导班子战略研讨会制度中，把理论建设和工作研讨紧密结合。三是以基层院系党委、学生社团和学生政治理论课为载体，在全校形成传播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浓厚氛围。同时，北大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活动经常邀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参与研讨。

其次坚持“一个方向”和“两个标准”，树立“三个观念”，具备“四个意识”，推动“五项工作”。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两个标准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两手都要硬”。三个观念，即科学发展观、人才观和正确政绩观。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五项工作，即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与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落实到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这一中心任务上来。

一、克洛德•勒福尔的生平

克洛德•勒福尔（1924-2010）于1924年生于法国巴黎，17岁进入卡尔诺中学就读，并师从梅洛•庞蒂，在其精神启蒙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为《现代》杂志撰稿。20岁进入亨利四世高中就读，在此期间加入了法国的托派组织，23岁那年，结交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并与其成为好友，一同创立了“肖利尔•蒙塔尔”派，后来与托派分子决裂，成立“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由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分歧，勒福尔坚决站在老师的战线上，于1958年离开了该组织，并退出政治领域，致力于理论研究。后来在雷蒙•阿隆的推荐下，勒福尔来到卡昂大学任教，并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1968年，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合作出版了《1968年5月：突破口，关于那些事件的最初思考》，1971年以论文《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任职。此时，他开始系统分析东欧官僚政权，并于1975年出版了专著《一个多余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研究论文集》。1981年他出版了《民主的发明：极权统治的局限性》一书，阐明了极权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后来，他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于2010年10月与世长辞。

二、梅洛•庞蒂的反整体性本体论思想的影响

勒福尔在卡尔诺中学读书时，梅洛•庞蒂是他的老师。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两人结成了终生的良师益友关系。可以说，在法国以外的理论界，勒福尔以研究梅洛•庞蒂的思想而著称。长期受老师的耳濡目染，他从不迷信权威，并保持对问题进行最真诚而又彻底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对于政治现象的关注，他比同时代人更加敏锐，并努力将其拓展至政治哲学领域。梅洛•庞蒂晚年发展了总体本体论，并逐渐增强对早年的共产主义抱有同情情结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勒福尔尾随其后，在认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梅洛•庞蒂的这种努力，并试图发展梅洛•庞蒂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和反整体性的本体论思想。沿着这一方向，我们在梅洛•庞蒂的最具神秘性的遗著即1949年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为斯大林的审讯做辩护的《人道主义与恐怖》，1955年他又出版了以谴责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主题的《辩证法历险》，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创作于这两本著作的中间时期。在这本遗稿中，针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他为马基雅维利做辩护。即使人道主义日益遭受现象学渗透，并担忧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变异，但是梅洛•庞蒂依然试图把马基雅维利纳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之中。他把人性的概念作为一个问题，把共同性作为争论点，是因为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轮廓中发现了把政治本体论化的倾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通常把政治看作为理所应当的，而不是将其看作为现代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基础。当然这也与他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范式逻辑有关。从梅洛•庞蒂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他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复兴的可见性，由于他没有提供有力的理论证明，却使之变成了一种争论。这一争论在勒福尔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著作中得到了阐明。正是这一争论，勒福尔被看作为20世纪70年代法国反极权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更促成他成为法国政治思想转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政治思想在法国仍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文本研究，勒福尔发展了自己导师的理论，并消解了上述争论。他试图以社会对立和斗争实践为依据来摸索这一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政治”概念。对于勒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社会想象成一种同一性。但是社会现实是不能通过同一性来通达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对象。

三、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和法国政治现状的显微影响

伴随中世纪神学秩序的崩塌，勒福尔认为，现代性问题实质上是由脱离实体的社会引起的。典型性在于，随着主权的丧失，国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实体，主权蜕变为虚无，沦为了一种空场，成为了社会中没有身份性的独特场所。当一个人物，例如一个具有魅力的领导者、政党或者国家的官僚试图填补这一空场，并占有这一虚无时，极权主义便产生了。而当空场隐藏起来，“政治”也随之被遮蔽了。真正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地对未来开放，并试图通过坚韧不拔的手段来协调幸运的偶然性的意志。而这种偶然性要自如地应对这样的事实：非神圣的知识要么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基础，要么能预兆未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实践和对政治的理解并不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勒福尔同样集中于将“政治”的时间性孤立起来，并将其作为回归到世俗政治的主要理论来源，将这种时间性悬置在工业化和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生之前。对“政治”的这种“回归”和它虚设的世俗性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法国研究领域得到反响。从世俗化哲学的历史和由勒福尔的学生马歇尔•戈榭创立的民主的产生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弗雷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革命的划时代的拒绝，都是在对原极权主义即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合法性空场的占有并重新编码的名义下产生的。勒福尔的哲学研究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政治思想的联盟过程中起着模棱两可的作用，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名义上他保持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断然地向右派转移。实际上，这一转变不仅跟法国革命复辟有关，而且也跟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相连。尽管在法国思想中并未起到重要的影响，勒福尔在与萨特同行的过程中，由于长期与阿隆共处，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开始走向了终结。而这也与法国在反苏冷战联盟中易变的国家地位的表现分不开。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东欧异议分子展开了对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左”倾的批判，但这并不能被讽刺为一种反动。这些左派分子的善意的行为迅速在法国高深莫测起来，然而这些异议分子发动了地方性斗争来反抗国家政治强硬化，即社会主义者共同议程和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带来的威胁。而在20世纪80年代，反极权主义的右翼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国际化和标准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融合雷蒙•阿隆的狂热的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梅洛•庞蒂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勒福尔发展了一种政治哲学化的模式。作为一种庇护，他不仅倾向于消除反动的革命标签，而且主张积极地排除与政治理论的关联性。对于勒福尔来说，他把对“政治”的存在主义研究看作民主多元化的一个方面和“野蛮人民主”中平等理想的价值。勒福尔政治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理论主张本身和它们采用的哲学形式。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法国自由主义概念复兴一样，勒福尔试图努力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贯穿着把“社会”本体论化的努力，从而实现把“政治”存在主义化的目的。当然，对本体论的质疑明显地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尽管方式不合时宜，渗透着诸多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主体性，通过对世俗哲学的拒绝，以无限的有限性的意识为基础，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间性。就像他的哲学通常表现的那样，他对马基雅维利研究的核心仍然同时保留了对一种明显的后海德格尔式的悬置的本体论的运用。可见，国际环境和法国的政治现状，都推动了勒福尔理论立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