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价值范文10篇

〔摘要〕首倡的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其中蕴涵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对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深入发掘调查研究思想,对于解决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调查研究;当代价值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在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方面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创立了完整的调查研究理论。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丰富,不论是在思想方法层面,还是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新阶段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认真学习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有效纠正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思想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调查研究思想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方法。这种方法首先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倡的调查研究,其中心靶子就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针对党内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际行动中的生动体现,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倡导的调查研究活动,就是这一探寻规律性的“求”的过程。坚持这一“求”的过程,正是有效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环节。

唯物主义是调查研究思想的哲学基点。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调查研究,作为认识起点的社会实践,是有效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环节。倡导的调查研究,要求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见,调查研究体现的思想方法告诉我们,只有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使人们的认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倡导的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实践,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连接点,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方法和途径。认为,不通过调查研究等社会实践活动去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为了避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号召广大党员一定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

本文作者：夏劲项继光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理论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重要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不谋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总体来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原则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认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老子认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伟大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道家告诫人们应摆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与人不相胜,也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任何“人为”破坏自然的做法都会导致整个生命系统的和谐关系的破裂;庄子则在“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们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顺应“道”的客观规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为一”等观念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张人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万物都在“道”的统摄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统之中并各以自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道”的渊源。因此,从“道”的哲学高度出发,道家生态思想既认识到了天人不相胜的一面,又认识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这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二)“物我为一”思想道家认为,既然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万物从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态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齐物论》中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马蹄》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热万物平等的观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础上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生存权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护了人与自然维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无为”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状态。《文子》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油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万物生成、发展都取决于“和”,只有达到了天地和谐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运行,“泽难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规定人不仅不可妄加作为,而且还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维护生态和谐和平衡,一切凌驾于其他生命价值之上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理论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思想,也是保证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重要途径。(三)“慈俭四知”思想《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态思想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原则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节俭有度”、“四知”的生态伦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质是宽容,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生长万物使其维持特性、协助万物使其生长繁衍、引导万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仅主张爱物,而且与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⑦人类的行为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的自然状态,而且应当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增益万物,无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怀。“节俭有度”。“俭”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在对待自身欲望时所应有的自律准则。《老子》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类维持其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但从自然界汲取生命养分的行为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适得其反。“节俭有度”规范要求禁止一切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不奢求过多的资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积蓄能量,厚积薄发。“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种重要的生态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和曰常”则强调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和谐的状态;“知止不殆”是强调人要适合而止、适度利用生态资源;“知足不辱”则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将“和”视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主要机理,“阴阳和静”是“道”的本质内涵,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峙与和谐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阴阳两气相互融合、和谐才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人应当效法自然,谨遵“四知”的生态伦理道德,遵从天地之“道”,遵从自然本身的和谐,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态思想的评析

(一)儒道生态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坚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整体性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儒道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关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体”,道家关于“天地并生”、“物我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们从朴素的角度对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将整体性作为基本点把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将人和自然两个不同质的系统视为同一本原体。儒道生态思想反对将“天人”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天”,还是“道”,人与万物都只有一个本源,并且都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仅只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也包涵了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把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并且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当作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系统。也正是天地万物各自有序地运动才保证了天人有序和谐。其次,儒道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平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态思想都强调了人类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价值观,儒道倡导把人类生态伦理的价值情怀推及到整个宇宙内的生命的价值,正确认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们应当以“仁爱”、“自然”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强调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坏自然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儒道生态思想极力试图劝诫世人营造和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平等的大环境,以保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后,儒道生态思想提出了天人协调适度发展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持的客观要求。儒家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则更具体地规定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平衡、保持适度发展的伦理规范;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提倡人们适当地克制自我欲望,适合而止、自然而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态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实现自我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协调和适度发展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二)儒道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探讨儒道生态思想的价值并不是说要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儒道生态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强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它更适合于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的、局部的、表层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则更为复杂、深层的,这也注定了儒道生态文化无法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生态问题。其次,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及其狭隘性,人际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态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种有亲疏差别的道德阶梯结构;道家的生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顺应“道”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被动地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特点,它的伦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现一种大宇宙观的人生哲学,而缺乏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构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则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儒道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扬其积极作用。

儒道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方位、当代价值和未来力量等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形成了新时代传统文化思想。他认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三个原则，做到三个统一。传统文化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强国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传统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习从民族存续、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多维视角，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方位、当代价值和未来力量，形成了新时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族的精神家园。习从中华民族存续的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定位。他认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201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奋斗历程创造了辉煌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历史悠久、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存续，固然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维系民族发展、认同和团结的文化基因，以及形成了共同的民族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激荡中沉淀下来，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181。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有伟大的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因此，习提出一个民族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继承而不是抛弃传统文化，必须弘扬而不是贬低传统文化。要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全民族的精神家园。（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精气神。习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亲民爱民、为政以德、施行仁政、勤政廉政、修齐治平、以法治国等思想，对今天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习在各种场合谈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自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和价值观，克服“四种危险”、经受“四大考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习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而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只有始终不渝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自觉，最终坚定文化自信。（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为推动人类进步、促进世界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谐世界提供重要的文化保障。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类发展之道，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人类关怀和世界眼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妥善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这要求国际社会要文明交往，树立“整体观”和“和谐观”。在世界文明多样性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承认各文明发展的差异性，反对民族欺凌与文化侵略，倡导各文明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以和为贵”“厚德载物”，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引领，为化解全球性的矛盾和危机提供方法。

二、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思想，像钻石恒久远，像江河万古流。因其博大精深，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目光。笔者不敢班门弄斧，只是怀着惶恐的心情和无限的敬意，值此诞辰110周年之际，献上拙作，略谈浅见，以寄哀思。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内涵的转换和历史间距的积累，有的日渐暗淡，有的却能够超时空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魅力。思想之所以具有传承价值，除了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外，更主要的是由渗透于思想体系之中而又凌驾于思想体系之上的本质的东西决定的，它们使思想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力。

民族性：民族解放与民族进步构成思想的基石

思想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曾评价：“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民族精神赋予思想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民族豪情凝聚成大无畏的使命感，“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国难当头之际，抵御外侮、民族解放是有良知的国人的共同心声，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振臂高呼。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坚如磐石的意志使他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有机会与世争雄。天下兴亡，爱国者必尽匹夫之责。在艰苦的求索中，以为首的共产党人凭着睿智和敏感，一系列思想的火花由涓涓溪流汇聚成滔滔江河，终于形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的体系。他是时代的化身，他是人民的表率，投身革命即为家，的生活和中国革命水乳交融，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在共同的民族解放事业中，等老一辈革命家抛却个人狭隘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琐事，“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指出：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

思想具有强烈民族自强精神。生长于动乱年代，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他的坚定、无畏、神奇令世界刮目相看，他的自尊、自信和傲骨令世界肃然起敬。他领导世界上这一古老又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国际地位。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是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封建中国的种种弊端；说他是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说他是中国的斯大林，是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又以他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恢弘的手笔写下惊世之作：1960年他不惧压力敢于与前苏联决裂，lO年后他向美国敞丌了大门，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如此令世界惊奇，他被誉为巨人中的巨人，他与中华民族的荣辱休戚与共。的人格与思想交相辉映，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和动力，这种民族自强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具现实意义。

摘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带来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站在哲学的高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且人依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界以劳动为桥梁进行着物质交换；人类与自然界要和谐相处；人必须敬爱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重温马克思生态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对人类展望和谐社会美好前景，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当代价值

2018年5月4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为此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一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刻缅怀，提出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物质基础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突破。但是，雾霾、臭氧、温室效应等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减化、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也伴随而来，凸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过程中，要加快推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的奋斗目标，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因此，在当前重温马克思生态思想，探究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

马克思生态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站在哲学的高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同时环境不断地受到严重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理性客观思考，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首当其冲地发起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了以工业技术改造自然、遏制自然的时代来临。它变更了数千年来以自然生产力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体系，人类开始从手工业向工业机器化发展，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伴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地发展，城市化进程建设的不断加快，在工业文明时代之内的一些弊端之处也就不断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等一些废弃产品给社会城市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到，在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小屋”，生活富足的资本家们会为自己建造温暖舒适的家园，然而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邋遢、垃圾漫天、恶心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一切让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些论述，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环境，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化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榨干和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无偿占有更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让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向自然无限制地进行索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满足了资本家对资本追逐的欲望，但却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源头所在。马克思生态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对其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站在哲学的角度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黑格尔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离开人及人类社会，从抽象的视角去认识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自然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正如在《自然哲学》一文中提到，“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不应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抽象的认识，而应将其放在社会实践中去加以认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费尔巴哈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突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的束缚去认识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精神的客观实在，赋予了自然的唯物主义地位。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他仅仅从生物学角度去理解人类的本质，不能正确的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太过于突出自然对人的决定性，却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作用。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提升到了实践认识，将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打破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局限，认为要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就是在不断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克服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过程中，建立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一）、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二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一、思想的历史地位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摘要：正是王阳明蕴含智慧的哲学思想及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使王阳明历经五百年仍备受关注。“心即理”“良知与致良知”是阳明学的主要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则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王阳明哲学的现代价值也充分体现在其注重实践的哲学精神、自我超越的生命境界以及“万物一体”的普世价值中。本文阐述了王阳明哲学思想，并对其现代价值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关键词：王阳明哲学；良知；知行合一；价值

近年来，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把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之一。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至今仍备受推崇？我们从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与诠释中找到答案。

一、王阳明哲学思想概述

（一）龙场悟道与“心即理”

王阳明思想的树立，真正应从龙场悟道开始，而龙场悟道是与他青年时代以来格物的困惑密切相关。说到格物的困惑，便得提及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自少年便有做圣贤的志向。在朱熹之学的影响下，他青年时代“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致力于朱熹格物之学并切实下了一番功夫［1］。依照朱熹的观点，天下万物哪怕一花一木都含至理，格物就要格天下之物，就要从事物本身去了解其中之理，多读书、多观察事物、多思考事物之理。这样对不同事物之理了解多了，自然会豁然贯通，从而也便懂得了万物之理。依照朱熹的格物思想，王阳明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以亭前之竹为对象，决定格出竹中之理。姓钱的朋友先格，他早晚默坐穷格竹之理，第三天的时候便劳神过度而致病，也没有格出理来。王阳明开始认为是朋友功夫不到，但当他亲自格竹时只坚持到第七天，也劳思致疾。对朱熹格物之学的身体力行以致疾而告终，使得王阳明对朱熹之学产生了某种怀疑，蕴含着之后阳明与朱熹分道扬镳的契机。再加之，他二十六七岁时又按朱熹在《上宋光宗疏》中的“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去读书实践，仍觉“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未能解决他的物理与吾心统一问题，而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又使得王阳明沉郁成疾，使他对朱熹之学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从而开始探索其他圣贤之学。正是经历“五溺三变”多向度的探索，才有了王阳明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也是他思想的真正开端，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他在龙场期间，终日静坐。《王阳明年谱》中有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样，经历万千磨难之后，王阳明终于开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说理并不在心外，不在事物之中，只在心内，心外不能求理。我们对父母讲孝，但“孝”之理不在父母之处；对朋友讲信，“信”之理也不在朋友之处，道德并非外在，却是人内心之理。因此，格物中之理，不应从外在事物而应从人的内心中去找、去格，这就是他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思想。至此王阳明与朱熹的思想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