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范文10篇

[关键词]后现代；马克思；历史性；解构；异质性

[摘要]对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分析，不可轻率论断。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互动中，后现代主义构筑了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主题，由此，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后现代知识境遇中，“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创造性地重塑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且意味着创造性地置身于“历史”和“时代”。

[作者简介]张立波(1968—)，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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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论研究中，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颇为复杂却又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议题。因为这既牵涉到对后现代思想的激进性的考量，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及创造性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还牵涉到对如何重读马克思及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初步论述。

没有但丁、达芬奇、马基雅维利和洛克，极端一点说。就没有瓦特、法拉第、爱迪生和爱因斯坦；没有历史上的无数次思想大解放，人类的聪明才智就无法被激发，无法诞生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直到今天，人民同样是一次次思想大解放进程中，一步步取得科学进步和产业发展辉煌成绩的而今天的又迎来了一个发展与突破的历史关头，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历史再一次呼唤伟大思想家的诞生。

国内第一个针对家长群体开展的科学素质调查演讲2日在京。演讲披露，据《青年报》月日报道。67.8％的家长认为科学家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职业，其次是教师和医生。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家也是广义的科学家。以前还没有社科院这个机构时，科学家这个称呼。作家和社会科学家郭先生就曾是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不过现在大家心目中的科学家已经不包括社会科学家了国家在设置机构时，似乎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说，狭义的科学家称呼，只是指自然科学家，或者也包括工程师、医生等等。相信那67.8％的家长，心目中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那个群体，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家。

当然毋庸置疑。可以说，那么我以下的叙述也就取其狭义了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之大。今天看得到摸得着的一切有形之物，都是源自科学家的伟大贡献，近代以降，如果没有出现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明发明，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推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就没有我现在所看到和所拥有的一切。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学对人类的改变，更是感同身受，不必赘言了

却是来自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所独有的伟大精灵—思想。无论是还是西方，但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真正推动人类社会不时进步的最大动力之源。也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历来都是指引人类一步步走向光明、和谐、幸福、自由的灯塔和火车头。孔子以及先秦诸子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百多年来就一直在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和思想。不用说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不用说现当代一系列伟大思想家了名字我都耳熟能详。

可以说全都源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产业革命所打下的物质基础。而如果没有从15世纪以后300多年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必要特别指出的人类今天所发明和享用的一切辉煌成果与成果。没有后来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式的黑暗世界中，精神和思想得不到解放，新的先进生产关系无法确立，又怎么可能出现第一、第二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今天带给人类极大便利和自由的信息社会生活方式，更是无以建立和发展。

一、赫费对生活艺术的解读

赫费认为，生活艺术探寻的不是关于事实情况的知识，它涉及的是一种技能，一种尽人皆知的生活技能。在赫费看来，生活艺术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它是非专业的、广谱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专业性、规则性、可传授性及可习得性这些基本概念只是部分地适用于生活艺术。通常的一些技艺实践局限于某一专业，生活艺术则不同，它涉及所有专业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二，生活艺术不受制于文化及时代。一些专业知识会老化，但生活艺术则不同，一些前人的生活建议凭借正确的阐释，当今依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地令人信服。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之一是不断有新发现及发明来替代原先的发现，生活艺术却并非如此，它适用于任何文化与时代。正因为生活艺术具有上述特点，赫费强调这种非同一般的技艺需要一种同样是非同一般的传授及习得形式。别的许多技艺可在一些相应的学校习得，然而却没有一所专门传授生活技艺的学校。掌握生活艺术者虽然可以被称为生活艺术大师，但他无法确保自身过上幸福生活，更不用说确保他人过上幸福生活。人们更不会相信依靠一些生活艺术书籍而过上幸福生活。此外，在赫费的视野中，以原则为重的生活艺术，有别于理论哲学，应被称为实践哲学。理论哲学认为在人的生活之上和之外所建构的世界才是真实、完满的。赫费把其生活艺术称之为实践哲学，为的是让哲学研究的对象从与人无关的彼岸世界回到人的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将自然、理性与人的活动凝为一体。他的生活艺术学以哲学的途径，即采用概念、认证及反思等形式服务于生活实践。他指出，一种注重原则的生活艺术学应始于幸福概念，由此发展出一些合乎道德的准则，借助这些准则提出一些预计能带来幸福的生活策略，并指出实施这些策略的通用性的方法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

换言之，生活艺术教给人们有益的生活策略，使人们能在相对永恒的环境中运用生活技巧找到更多的幸福感。但赫费明确指出，具体的行动与否应该由行为者自行决定，生活艺术不提供相对具体的规则，只提供一个框架。个体可根据自己的天赋、状况、文化环境等因素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为。获得幸福的关键是具有自我思考、自我澄清的能力，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此外，还必须正确地评估周边环境，并具备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之能力。有些人抱怨在期望与现实中实现了的幸福之间存在着鸿沟，为克服这一鸿沟，赫费提出一种“双重策略”:或者降低对幸福的期望，或者扩大幸福实现的门槛。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注重在提高业绩前，首先降低对幸福的期望。这种生活策略能使人们尽管并非生活在极乐世界的情况下，仍能过上一种幸福生活。综观赫费生活艺术学的源头及他对生活艺术的梳理与阐发，不难发现，赫费生活艺术学的重点，不是建构体系化的抽象理论，而是探索人们该如何思考自身的生存问题:我们自身究竟是谁?为什么如此思想、行为和生活?我们有没有别的可能的模式或方式改进我们自身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当代人应当追求的?他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元多维的思考分析，以其深邃的思维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生活艺术的学说。

二、赫费生活艺术学的特点分析

根据以上赫费对生活艺术的阐述，不难发现，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首先，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借鉴了心理分析学、诠释学等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并把生活艺术与元哲学问题关联起来，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理解生活，从而使生活艺术从认识论的阐释框架转向生存论的阐释框架，恢复了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存本性之本质关联。其次，在思维方式上，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有别于传统的生存学说。传统的生存学说往往把“生存”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对它作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分析与概括。这种实体性的对象性的思维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等诸多二元对立的矛盾。赫费的生活艺术学破除了此种实体性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以生存一元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借助生存中各个因素间相互联系和多元共生的辩证思维，说明人的生命不仅具有可以无限伸展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能够达到非凡的张力与和谐，并依据主体间性理论，以实践与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的生存展开多层多维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体现新的思维范式的生存哲学，彰显了其对生存独特的运思及哲学反思。第二，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代的生活艺术，如斯多亚派的“按照自然生活”学说及中国的“天人合一”“天地合德”思想的发展。“按照自然生活”是斯多亚派为一种成功的生活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要求人们顺从宇宙的普遍法则。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人的理性确定性及世界的理性秩序必须协调一致。“天人合一”“天地合德”是中国先哲对人的生存方式所作的深入思考，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交融与发展。它不但为人伦道德找到了深远的根源，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根据。今天，我们所热衷讨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题，可以从“天人合一”中找到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根据。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只是一般性地为二者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根据，没有为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找到一种具体途径，且就天与人的关系而言，在肯定天的绝对性、至上性的前提下讨论天与人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人局限于自然的规定之中，人消融于天。

从赫费对生活艺术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把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思想理解为一种实用性的生活定位，这种定位引领人们生活，使人的生活愿望、需求及素质与外部条件及自身的能力协调一致，即人与自然达成和谐。但赫费对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学说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做了新的阐释，在赫费的生活艺术中，他强调个体不仅要与外界的各种规定协调一致，同时也要把自己当作开放的可改变的个体，在各个生活阶段依据情形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策略。因而人们可以把他的生活艺术学称为符合实际情况的生存哲学，即把对生活的基本定位与较大程度的自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费也意识到，一方面生活现实在不断地改变，另一方面一个人的个性发展在持续进行，完全协调一致最终是实现不了的。但人们在不断地向其迈进。唯有凭借自我与世界、意愿与能力间的持续协调，人们方能过上一种较为成功的生活。这便是赫费生活艺术学所再现出来的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思想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其生活艺术的意蕴所在，换言之，赫费的生活艺术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潜能，既与世界融为一体，又维护自己的完整性，既注重对人的现实活动、实践的探讨，又注重实现幸福活动的客体对现实活动主体的规定性，并通过一系列可操作的技术、技巧与策略让自然这一客体符合个体的一些需要。正如他在书中所言:“自然界原本是自在之物，人类从无知到有知，自在之物便转化为事实领域，主体以‘统觉’统率这一知识经验领域，不仅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本质，而且能反思事实世界的种种联系，并以一定观点为视角，依据事实材料，应用逻辑思维来把握事实世界，在该世界中寻找到适用于人的需要的现实可能性，并创造条件使之化为现实，为个体所用”。

[关键词]后；马克思；性；解构；异质性

[摘要]对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不可轻率论断。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互动中，后现代主义构筑了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主题，由此，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后现代知识境遇中，“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创造性地重塑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且意味着创造性地置身于“历史”和“”。

[作者简介]张立波(1968—)，男，北京大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1[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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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研究中，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颇为复杂却又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议题。因为这既牵涉到对后现代思想的激进性的考量，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及创造性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还牵涉到对如何重读马克思及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初步论述。

一九九六年四月，基耶斯洛夫斯基（KraysztofKteslowski）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我没有读报的习惯，基耶斯洛夫斯基逝讯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耶斯洛夫斯基，称他是“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自以为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听到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心头是第一次。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耶斯洛夫斯基德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永无休止》和《十诫》。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感动。那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活》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耶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蓝，白，红》三部曲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感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耶斯洛夫斯基过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独。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资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的世界。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生活的敏感渗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人人都在生活，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的轻微的音色。

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受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朦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裂伤。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一、的理想社会模式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疾病流行，传染病猖獗，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几十年来，在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建立了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状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如此关注呢?这与为要实现其心中蕴育已久的理想社会模式有关。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从农村走出，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与农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其熟悉国情，了解民生之艰难，民众之疾苦，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一)的社会理想

，作为一代历史伟人，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理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平等)、无处不饱暖”的“大同”社会。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环境和民族性格这块“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伟大人物，其一生中充满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其心中蕴育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富裕、高尚的新社会。青年时期的就表露了其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1919年青年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文中谈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七年(1910)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P494)将其心目中的“新村”设想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1］(P454)他那种崇尚实践，富于浪漫又富有想象的精神，明显地影响到其后来的建国方略。青年没有能够建立其理想的“新村”社会，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和社会条件，但这股“火苗”在的灵魂深处是从未熄灭的，只要一有条件，就会轰然燃烧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激烈的争战还不允许他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当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后，终于有条件来实现其设想已久的社会理想了。而此时，他要营建的，不再是一个“新村”，要建立千千万万的“新村”，要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而且此时的他已具备了叱咤风云的能力。当然，的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五四”以来，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除了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外，还蕴涵着丰富的理想社会成分，开启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谋而合。这种外来的思想与中国本土的理想有很多契合之处，是其能在本世纪初的中国站住脚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继续大力宣传，但他最为关心的还是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

(二)在农村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途径

在农村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途径是沿着－合作化－化的路径前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民主革命，夺得了政权，随即在农村进行运动，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广大农民生活普遍上升，收入增加，农村阶级结构出现了中农化的新趋势。农业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9公斤增加到1952年的288公斤，农民留用的粮食增长了26．4%”。［2］(P920－921)后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但农村中仍然有一些严重困难户，这些人大都是孤、寡、老、弱及烈、军属等，造成他们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家底薄，生产资料不足，或是缺乏劳动力，或是不善经营，或是家中有人重病等等，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繁，抗灾能力低下。他们有的欠了债，有的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3］(P187)这些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的极大关注。另外，以后，在农村中出现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矛盾，比如:如何寻找农民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问题，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随着的胜利而消失了，他们必将同接踵而至的合作化运动发生尖锐的对立，但中国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农民已成为改造的对象，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进行，坚定地说:“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3］(P117)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实行一项牵涉农民切身利益的巨大社会变革，必须要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不然会危及改革本身。那么，如何寻找农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呢?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终于找到了农民的互助合作性。认为，所谓互助合作性，即指互助合作积极性，它体现了农民互助合作的强烈愿望和本能要求。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发现，在农民自发组织互助合作团体中，“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的合作社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P170)后，农民不仅从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而且彻底告别了封建剥削制度。但很多农民“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依然感到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3］(P178)农民要消除贫困，实现富裕，只靠消灭政治压迫，获得土地是不够的，还得消灭自然压迫。而在生产力水平不能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要消灭自然压迫，只有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即走合作化的道路。新中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继承了老解放区农民所开展的劳动互助的传统。农民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贫困农户缺少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问题，又缩小了不同农户之间由于生产要素的多寡所带来的生产收益差距和贫富差距，很受农民、特别困难的农民拥护和欢迎。但互助组和初级社是在自愿、平等互利和进社退社自由的环境里建立起来的，具有排斥困难户的倾向，而且规模较小，难以解决农村那些劳力少、劳力弱，甚至基本没有劳力的鳏、寡、孤、独者和经营不善者的生活保障。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初期，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物质和资金实力去解决农村所有鳏寡孤独以及其他严重贫困户的经济困难、保障他们的生活安全，互助组和初级社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于是，在1953年10月、11月间提出了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办大社的思想。他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3］(P117)他还说:在农村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3］(P121－122)1955年，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撰写的按语，在按语中他提出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进行大规模经营，也能使用机器。他甚至认为“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3］(257－258)在其全面办大社思想的引导下，我国农村从1955年7月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6年开始，农业合作化逐渐转向了高级合作社，该年底，农业高级社普遍在我国农村建立，标志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随后，提出的将小型合作社合并为大型合作社，这一建议于1958年3月得到中央委员会的认可。“把这种大型合作社命名为‘’，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又说的好处是‘一大二公’，这就为定了性。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的决议》。会后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将高级杜合并转成，原来的74万个合作社，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全部改组成。全国99．1%的农民被组织在26500个中，基本实现了农村的化”。［4］(P182)之所以提出的的构想，是由于其心目中一直蕴藏着一个十分美好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平等。就是要消除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者和体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从而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可以看出，可谓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主观设计，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具体实践。当然，这个社会模式经过历时的检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一、孔子以“仁”为主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

（一）“爱人”———“仁”的基本含义

“爱人”二字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含义和本质内容，也是孔子基于对上古时代对于“仁”思想的总结和发展。1.爱亲人。孔子认为“仁”的伦理基础是“爱亲”。仁爱表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爱父母、爱兄弟、守孝悌，也是仁的最低道德基础。孔子在责备弟子宰予主张守丧期一年为好时，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孝”的基本含义，是孝顺父母，表现出子女对父母的“爱”；“悌”的基本内涵是友爱兄弟，其表现了兄弟间的“爱”，所以“孝”“、悌”是“爱人”的起点。由此可见，孔子是把孝悌作为“仁”的最起码的要求来评判的。2.爱众人。孔子又将“仁”推广为“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即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后来孟子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吕氏春秋•爱类》篇中的一段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要使人们做到“仁”，就要要求人们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全体社会成员，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礼记•礼运》篇也要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就意味着遵循“仁”的道德原则，就不能只教育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还必须用博大的胸怀去对待众人。3.行仁德。孔子还教育人们要“仁”德于天下。《论语•阳货》中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仁”指“恭、宽、信、敏、惠”五种品行。“恭”，是对他人的恭敬、礼让；“宽”，是对他人的宽厚、宽恕、宽容；“信”，是对他人诚实不欺；“敏”是为社会办事敏捷、有成效；“惠”，是能给他人以实际利益、恩惠。孔子认为，能够做到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恩惠五种品行，就可以说是仁了。不难看出，它们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他人的“爱”，因而同“仁”德相贯通，体现了“利他”精神。

（二）“忠恕”思想

孔子要求人们实行“忠、恕之道”。《论语•里仁》篇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为忠？何为恕？宋朝理学家朱熹揭示了忠恕之道的实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谓恕。”“忠”即为尽己，忠的具体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谓推己及人，恕的具体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求人们一定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以上解释可得出，孔子的“忠恕之道”实质上是一种行仁的方法。“忠恕”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素质之一，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要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在工作中要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还应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具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三）“仁”“礼”统一

从千年思想家评选谈起——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是马克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情况下，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令人深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是科学的，它的鲜明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不论是敌视者的攻击和诽谤，还是误解者的质疑和责难，或者是教条者的阉割和扭曲，都不能阻挡它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始终充满活力，长盛不衰。

根本要坚持祖宗不能丢

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改革开放后，面对一些人的“信仰危机”，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一个执政党若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生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它严格以事实为依据，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原因就在这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长期艰难探索而作出的正确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许多多先进分子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谓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都拿来试过，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命运，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和我们的民族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所接受的话，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

摘要：本文考察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即受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并在此基拙上探讨了受海姆这一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区别。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社会境况决定论唯物史观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它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或“思想的社会决定”。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思想终究是由社会境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叫做“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让我们对曼海姆的这一观点作一考察，并澄清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的区别。

一、社会境况决定论的表现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些决定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也叫作“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

具体地说，曼海姆说的“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性因素制约着人的认识方式，使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思想理论必定同这些社会性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