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分析范文10篇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就精准扶贫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新举措，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坚持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是我国“十三五”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根本遵循，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从河北阜平、湖南湘西、陕西延安到贵州遵义、云南昭通、青海海东，从中央全会、扶贫会议、到发表新年贺词、减贫高层论坛，在历次重要会议，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持续强调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对扶贫开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从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到2015年11月脱贫攻坚战冲锋号的吹响，再到“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攻坚拔寨，关于精准扶贫的论述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战略思想体系，内容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涉及精准扶贫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深刻揭示了精准扶贫的基本特征和科学规律，有力阐述了精准扶贫的有力举措和有效路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我们要学深悟透其精神实质、精髓要义，准确把握脱贫攻坚战略思想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攻坚拔寨、勇涉险滩、掌控精准扶贫复杂局面的工作水平，夯实自身在脱贫一线履职尽责、带领贫困地区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能力。

一、引言

在多个重要场合、历次扶贫相关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断阐述精准扶贫的理念，适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持续传达精准扶贫的精神，绘就了脱贫攻坚中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形成了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时指出，扶贫开发要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好高骛远。这是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一词。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围绕扶贫对象与扶贫资源如何有效对接阐述了精准扶贫的理念。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期间明确提出“六个精准”，阐释了精准扶贫的内涵特征及努力方向，把精准扶贫确定为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战略。2015年11月底，在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加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2016年12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遵循原则与指导思想写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从时间维度上看，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程的纵深延续，从空间维度上看，标志着我国扶贫路径从大规模宏观减贫向集中针对贫困人口的脱贫的转变，更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与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变革。“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吹响以来，建章立制，多措并举，精准扶贫稳步推进，脱贫攻坚呈现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但精准扶贫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精准扶贫思想深入把握脱贫速度、脱贫难度、脱贫动力等不断变化的新特点，顺应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决胜阶段的新形势，坚持并体现党的思想路线，全面阐述有机联系的系统性思想，始终强调崇高自觉的使命担当，必将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凝聚力量、攻坚克难。

二、精准扶贫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与发展

公司从剥离后已近5年时间，在这5年里，我们公司发展迅速，不断壮大，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

在成绩背后，我们也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们还存在的不足。尤其是职工思想动态这一方面，更关系到公司的整体发展。职工队伍是否稳定，是否有执行力，都将影响公司的发展。因此，职工队伍的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下面就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危机意识。

公司刚从剥离出来的时候，全体成员都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公司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面临着压力和考验。在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努力和拼搏下，我们公司业绩不断好转，规模不断扩大，职工收入显著增加。公司基本摆脱了生存压力，在主辅完全分离，扶持期已满的情况下，我公司得到了自主的长足发展。公司现在需要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怎样取得长远的生存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职工的危机意识逐渐淡薄了，认为公司已经不存在生存压力，所以对工作不再有极高的热情。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时刻面对市场的竞争和挑战，因此，我们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全体员工都应该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直，齐心协力才能使公司更好地发展。

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转变职工观念，提高职工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树立艰苦奋斗的风气，鼓励职工继续努力，做出成绩，做出榜样，让所有人都受到感染，受到鼓舞。

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目的是要弄清几个重要理论的内涵和联系，弄清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作为我党创始人同志的理论思想，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思想是我党的创始理论，是我党的灵魂所在，它的核心思想贯穿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客观地对思想及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探索其理论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解读，有利于我们弄清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脉博和走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制度；反腐倡廉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P131)。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求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色反腐制度，力求用制度保障权力，用制度推进新时代廉政建设。制度反腐是抵制腐败的外在规制,构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制度保证。报告指出，我党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可见，制度建设构成了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的桥梁枢纽并由此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1.制度反腐思想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各历史时期的党中央领导人都不断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经验。运动是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伟大壮举，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2](P207)。在运动中，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一体的党建布局初步确立并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党建布局也不断迈向更高的层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3］（P38）随后，在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3］（P152）制度建设在党建中的地位逐渐清晰，任务指向也日趋明确。与此同时，党内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廉政建设成为我党亟需解决的大事。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单独列出，十八大依旧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党建的五个方面加以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一要求使制度建设的整体效应更加突出，使制度建设与党建的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更加明确。报告中将“反腐倡廉建设”修改为“纪律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更充实的内涵［4］。

2.制度反腐思想的新特色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url]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年度，我所通过召开民警思想状况分析会，开展谈心谈话活动，深挖影响民警的思想根源，确保了民警身心健康，斗志高昂，风正气顺，精神饱满，能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年我所共接处警991起（其中“110”指令683起，群众直接报警308起），立刑事案件195起，立治安案件244起，公民求助46起，交通事故5起，火灾3起，调处民事纠纷147起，其他351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接处警数上升了3%，而刑事案件与治安案件发案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和2.6%。我所在各项专项行动和巡逻防范中，破获和协助破获刑事案件21起，抓获现行犯罪嫌疑人32人，省内、外网上逃犯19人，行政拘留20人，罚款131人次。现将我所民警政治思想工作分析总结如下：

一、目前全所民警的思想状况

通过绩效考核和日常表现分析，我所民警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比去年明显提高。呈现出政治坚定，作风扎实，行为规范，工作积极，发展态势良好的势头。有个别民警（协警）宗旨意识不强，作风漂浮，畏难厌战，工作绩效平庸，我所针对这种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正在进行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所民警暴露出的个别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经分析调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上级公安机关对基层执法程序要求越来越高，案件办的越多存在的问题就越多，还要录入协同办案系统，难免有会差错。有些民警不能正确对待，存在有恐惧心理，不敢大胆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案件能调解的就调解，能不办的就不办。导致工作态度消极，绩效平庸。对待工作起点低，碌碌无为，有推天度日现象。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自从开展共产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来，我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照《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党章》等要求，通过群众提、组织点、自己找、互相帮的方式，发现了自己还存在许多党性方面的不足，因而深刻剖析思想根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现汇报如下。

一、现有的不足之处

1、理论学习不够。理论学习不系统、不广泛，深度广度把握不够，对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对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等知识学习不够，对经济全球化许多新的理论缺乏了解。学习有实用主义倾向，不注重全面性、系统性，满足于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看到什么就借鉴什么。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融汇贯通，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工作。

2、原则意识不强。在自觉履行党员义务方面存在差距，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较少，自我批评的标准不高，讲现象多，挖根源少，讲客观原因多，剖析主观原因少。互相批评碍于情面，批评他人有时怕得罪人，点现象批评的多，当面一针风血地指出来的少，即使批评也是就工作讲工作，很少触及思想。在保持和发挥先进性方面，对时时处处保持先进性这根“弦”绷得不够紧，有时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

3、工作作风有待改进。工作有时比较散漫、松懈、不够严谨，有时加了夜班，就在思想上放松自己，第二天没能按时上班。在工作标准上有时不够严格，不能从尽善尽美、时时处处争一流的标准上去把握。工作不够深入，下基层调研时间较少，起草文件或撰写文稿有时是闭门造车，缺乏创新意识，有照抄照搬的现象。

4、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工作节奏没能跟上新形势的步伐，工作效率不能完全满足群众需要。对文件、请示、报告跟踪督办不够，致使文件有时运转不够及时;对自己觉得不是很急的文件、请示、报告和事情，办理得不是很快，办事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