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范文10篇

“公众人物”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始于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1]。之后，“公众人物”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理论学界均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人格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主体，学者大多将其区别于一般自然人，认为“公众人物”应受到法律特别的限制以衡平各种权利冲突。然而，是否有必要特别地提出“公众人物”的概念?人格权主体是否应因“身份”的差异而受到不同对待?对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单独规定?笔者基于人格权本质以及“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理论进行剖析，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审视，并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人格权本质之解读

根据现有文献，人格理论可追溯至古罗马，然而罗马法却是将人与人格相分离，（据周枏先生所述，罗马法中对人有三个用语，即“homo”、“Capu”t、“persona”。“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的主体，“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后转借指权利义务的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需要同时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来，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6.)）所展现的是不平等的法律人格;及至17、18世纪，近代民法完全否定了古代民法一切不平等身份所带来的狭隘的物法和债法的观念，实现了法律人格的形式平等，[2]确立了法律人格系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归属之主体的概念，其所蕴含的平等内涵是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学者针对近代民法中法律人格的抽象性，提出“弱而愚的人”的观点，主张具体人格和实质上的平等[3]。然而这种“具体的人”所表示的“不过是法律上认为的平等人格所处的不同地位而已”，人格平等的前提不能动摇。（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72.）

因此，法律上的人格发展至今，已普遍确立了人在私法上存在的资格，反映了作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平等性的意涵，并蕴含了自由、责任能力和人的尊严等伦理价值[2]26－41。人格权作为一种“主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而基于自身人格的权利”，其主体仅限于私人个体，其客体为独立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

对于人格权性质的界定，学界存在着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之争[4]。笔者认为此处所涉及的是一个权利两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私人所享有的权利，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权即人们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公共事物方面的权利，私权即人们在经济领域和民间的和私人的事物方面的权利”。[5]因此，公权(利)由公法规定，是一种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而私权(利)由私法所规定，是一种对抗其他私人主体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说：“公权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私权反映的是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6]

人格权作为私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但不受其他私人侵害，同时也不受国家权力侵害。因此人格权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维度。宪法上的人格权和私法中的人格权，并不是两个分别的权利或相互排斥的权利，“那不过是单一的权利在对一般人时和对国家时所表现的差异，即不外同一的权利兼备有公权和私权的两方面。”[7]

摘要：城市规划建设中公权与私权并存，通过公权对私权的干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共利益，促进城市规划的良性发展。文章主要探讨基于公权与私权博弈的城市规划建设，分别从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公权应以公众利益为重、现阶段城市规划中公权的变化以及基于公权与私权博弈城市规划建设相关建议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城市规划；建设；公权；私权

城市规划建设中需要以公众利益为主，但是在具体规划建设中，由于城市市民较多，尤其是一些面临拆迁、搬迁的用户，对于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市民认为城市规划建设损害了自身利益，因而阻止城市规划建设，这样就形成了公权与私权的博弈。正确的认识并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主要探讨基于公权与私权博弈的城市规划建设。

1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分析

1.1公权的地位源于私权的让步

公权与私权对立统一。公权是国家公共权力和权利的统称，公权的代表为国家政府机关，而私权则是个人的相关权利。根据西方的法律逻辑，私权具有天赋性，而公权则是随着社会逐步发展，公权不具有天赋性。早期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公权与私权确立的基础。在这一契约中，公权为私权服务，也就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私权而出现的。在维护私权过程中，公众对私权的让步促进了公权的发展和成熟，没有私权也就无从谈起公权。现阶段公权的存在仍然是为私权服务的，公权存在过程中以政府机关作为执法代表，实现了公权的合理性，在公权维护私权过程中需要对私权的矛盾以及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调和。

一、为权利而斗争

这种不计成本的维权似乎是不明智的，其实不然。人们在不计成本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至少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值得的。前面我们讲到，人是区别于动物的有尊严和价值观的群体。虽然我们在维护权利时花费的成本要高于权利本身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我们的尊严和价值观，而在有些人看来，我相信是大部分人看来，尊严和价值观是无价的。这是隐藏在法之后的更深层的价值。同时我们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也维护了法律秩序本身，使之得到巩固，从而使法的价值得以凸显和体现。这也是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之所在。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放弃他的自然权利，把所有的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于是每一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断都被排除，社会成了仲裁人。④根据洛克的观点，公权力是社会成员通过让渡一部分私权利而形成的，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公权力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利的拥有和行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关注权利的保护和行使。当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权力发生冲突时，人们也不是一味的牺牲个人利益，而是据理力争，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与公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私权意识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权力的扩张确实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私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现象也时常出现，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法暴力拆迁。个别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动用城管、警察等公权力量参与拆迁，再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房屋，甚至为此与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冲突。单从暴力拆迁本身来看，这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对社会成员私权利的侵犯。社会成员在让渡私权利，赋予公权力强大力量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私权利得到保护，而公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而伤害了私权利，这与社会成员让渡私权利的初衷相违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和牺牲私权利而扩张公权力为代价，这样的模式只能导致公权力的急剧膨胀和私权利的急剧萎缩。社会矛盾因无法排解而爆发，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公权力，当私权利的行使对社会产生危害时，公权力有责任对私权利进行干涉和限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和正当性。我们反对的只是公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社会成员正当的私权利的行为。

三、为权利而妥协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其维护个人权利的方式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不理智的和毁灭性的，会对我们既有的法律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在与公权力的交锋中要懂得为了争取权利而妥协。妥协并不是放弃权利，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达成相对的平衡和默契，以此来最大限度的争取我们的私权利，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从私权利的角度看，我们以个人为单位的私权利在与公权力交涉过程中，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这促使我们把微小的个体集合起来，达成共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放弃个人部分利益，从而形成能对公权力构成制约的力量。同样这种力量在与公权力交锋过程中也要学会妥协，以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进行交涉，既让公权力感到这种力量的强大，以此获得应得的权益，又避免因激烈冲突而带来不必要的流血和损失。从公权力的角度看，迫于私权利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和平的正当的，也会使公权力意识到必须妥协，让渡出一部分利益，以此来保护来公权力的稳固和长久性。这样公权力和私权利就达成了一种的妥协，虽然这种妥协是不对称的和不平等的。但双方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和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一、“观念权利”与“实在权利”——探寻文化根源的起由

（一）古代中国有发达的财产、契约制度，即存在“实在”权利

从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历朝历代有关动产和不动产的制度，是古代中国有着发达财产制度的具体表现。从《诗经》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以及《周礼》中的“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买卖以质剂”，到历朝历代有关通过各种文契进行交易和设定实在财产权属的制度，则是古代中国契约制度存在的体现。

史实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同西方社会一样（如果不说更为发达的话）有着发达的财产、契约等私权制度。否则，古代中国法就不会有对盗窃的刑法制裁，也不会有对土地归属、使用等制度规范。尽管它没有同罗马法一样发达的私法体系，对本属私法的保护也多在刑律中体现，但不能据此否认古代中国有“实在”私权（下文将给出解释）存在之事实。正如郑成思指出的：“我们不能认为在没有民法的时期或环境中，就不存在民事权利。依刑法或行政管理（控制）法规、法令、敕令等等，在古代、在现代，都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一定的民事权利。”

（二）古代中国亦有“实在”权利观念

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确定财产归属（所有权）之私权观念。如孟子言：“……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民法本位主要是强调在分析民法过程当中融合“本位”方面的要求,并对其进行划分判断。无论是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还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分析,都能将民法本位确定成民法的中心思想和评判标准,这是体现民法的自身价值的重要依据。对民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真实依据,为构建和谐法制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对于我国社会法制观念、律法制定有着很大的帮助。

一、民法本位概况

民法本位在语义上都蕴含了“中心”和“标准”的意思。民法本位,即指将“本位”放在民法的概念中加以分析界定。按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义务本位时期、权利本位时期、社会本位时期”。但也有认为从权利本位有可能又转回义务本位或权利、权力双重本位的。尽管看法不一,但毕竟都认为法的本位是可变的。从现实性上看,认为民法应以权利为本位或应以社会为本位的学者居多。具体表现出的倾向是,从一般性上肯定法以权利为本位,就现实性而言,则大都说社会本位正在或应该取代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实为权力本位,国家主义色彩较浓。

二、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的争论

随着各种理论的不断出现,很多民法典、民事法律在采取社会本位还是权利本位这一方面出现了很多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总结了3种形式:(1)主张权利本位的观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法文化的深入开展,促进了民法权利本位的更新,是社会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2)主张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这是由于权利本位能够扩大人们对权力的追求,培养个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集体利益。对于社会个人而言,阻碍了社会和个人利益实现最优化、最大化。若在权利本位的同时坚持社会本位就能很好的化解这一矛盾,协调好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利益。(3)主张社会本位的思想。这主要是为了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性,保证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发展,把公法与私法互相结合使用。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发展了经济,也注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民法需积极主张私主体权利本位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权利凌架于宪法之上。宪法神圣权威的维护，是人们受其恩泽的保障。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十六大精神，把保护合法私权载入宪法，为宪法注入了新的血液，为宪法权威的维护提供了原动力。本文试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并结合有关的理论与客观事实进行了论述，以期达到“保护私权”与“维护宪法权威”之间关系的分析论证。其主要内容如下所述:(一)保护私有财产是多数人的利益保障,也是宪法权威得以维护的保障。1、从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保护而言:“人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必须保护的。2、把“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宪法，有助于纠正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优化。3、“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宪法体现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二)私产不仅是宪法权威得以维护的保障,也是人权构成的基础。1、“私产的保护”是修宪的重大进步，也是“人权”保障不可缺少的保障条件。2、“私有财产”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物质基础，它也是构成人权的基础。(三)保护私有财产是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发端。1、私有财产权被宪法最高原则化，是推进民主政治前进的动力。2、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写入宪法，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进一步表现。(四)“八二宪法”修改完善的历史，也是私权保护日益完善的历史。

关键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人权修宪私有财产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十六大精神，再次对“八二宪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改，特别是把保护私有财产、人权等载入宪法。这次宪法的修改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不仅忠实的记载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还为今后我国国家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和有序的改革，同时提供了宪法基础。“宪法序言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1世纪的中国宪法将沿着现代宪法规定的目标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推进。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导下，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八二宪法”进行了新世纪的第一次修改，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载入宪法，修宪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若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人民愿望，无疑会成为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宪法变革的原动力，是宪法好坏的检验器，而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就拥有了原动力，就是对宪法权威的维护。

(一)保护私有财产是多数人的利益保障，也是宪法权威得以维护的保障

这次修宪将“人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宪法。笔者认为这有助于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产生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互动。这样可以防止“劫贫济富”，换言之，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民营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的“合法地位”以及财产的保护，而且更在于对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社会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将“人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宪法也是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出于对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合法性地位”极需确立等原因，人们可能会产生某种误解，认为这件事情只是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民营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的“合法地位”以及财产的保护，而且更在于对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社会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换言之，“人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从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保护而言，“人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必须保护的

关于公共利益，确实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刘曙光先生三论私权优先原则一文指出，一切没有边界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公共利益的合法性边界取决于三个条件规定：内容的公共性、范围的确定性、程序的正当性。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优先，是可以，不是必须。事实上，该文不仅没有解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说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曙光先生提出所谓“内容的公共性”概念。事实上，公共利益的核心就在于内容的公共性，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利益”的话，就没必要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边界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性。

所以说制造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说，曙光先生指出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是可以，不是必须的问题。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不是必须吗？曙光先生如何能证明这一论题？

曙光先生认为，“但自从维护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之后，也就是国家机器产生之后，统治者为了说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了说明其特权的合法性，将本来源自个人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无限拔高，直到被描述成为个人利益的源泉和目的（正好颠倒过来了）。”，且不论这句话本身的毛病（先说公共利益成为职业，后有说为了说明统治合法性），统治集团之所以成为必要，本身就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会发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为了说明起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变动不居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是统治集团一旦独立于社会，就会产生其特殊利益。而这个特殊利益一方面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例如维系统治所必须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个特殊利益往往超出所“必须”的限度。这个超出“必要”部分的限度才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所谓的“公共利益”。

讨论公共利益首先要建立在现代社会、或者说具体到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正当性”意识形的基础上。任何超出这个意识形态而对“公共利益”的讨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曙光先生的一个判断错误。曙光先生认为：“人类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存在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而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体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公共社会，这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膨胀和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作为个体只能投入到过细的分工中去才能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人已经不具备掌握所有或者大部分知识的能力，同时，他也不具备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才能生存。随着社会信息化，每个人又必须在和别人（通过公共网络系统）的信息交流中才能生存，离开这个信息网络，必然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本性决定的。

一、民事关系中私力救济的价值

救济权是指一种由基础性权利派生出来的援助性权利。它是基于基本权利被侵害或受危险而产生的，以相对人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来消除因侵害或危险产生的不法或不公平状态为内容，旨在恢复或实现基础权利的一种实体权利。现代社会，救济权通常是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来实现的。但为了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私力救济也在各国法制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法治社会中，公力救济是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但私力救济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公力救济具有合法性、程序性，但权利保护的交易成本太高，这就意味着私力救济存在的合理性、经济性。现代法治社会，在以公力救济为原则的前提下，应承认适当范围的私力救济。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谈谈私力救济的价值：

（一）承认私力救济有利于更加充分保护法律主体合法权益，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私力救济之本质是赋予公民直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违法行为的存在如果都需要国家公权力来解决，那么当事人自己的能动性就得不到发挥。

“司法部门在具体案例中对什么是合法律的、什么是不合法律的做出权威判决，由此把现有的法律当作法律来对待，也就是说，在稳定行为期待的规范性视角之下来考察法律。”但法律有其稳定性，法律程序繁琐，对于一些需要及时保护的权利难以应对，如果不允许当事人保护自己的权利那是不公平的。法律应允许当事人自行解决争端，如果法律不允许私力救济的存在，公民无法行使自卫权和自助权，会导致人们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无法采取保护自己权益的有效措施，从而导致合法权益的损失，也会助长侵权违法行为的产生。如果允许人们进行私力救济，那么人们在面对不法行为侵害时就可以行使自卫权和自助权，就会增加违法的机会成本，就可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如允许和提倡当事人自行和解，则可使当事人各方在利益协调的过程当中，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纠纷方案。私力救济还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人民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二）承认私力救济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减少国家司法成本

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并以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推进改造客观世界。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对面临的挑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要着力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理想观、地位观、权力观、事业观。

（一）利益观。在以利益为动力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这是必然的趋势，在以经济成份多元化的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趋势。共产党人能否追求利益，共产党内能否提倡利益多元化，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当然也有个人利益，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价值观已经过时，再提倡无私奉献已不合时宜，“大公无私”是虚幻的，做不到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这种把无私奉献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是利益观，也就是集体主义的利益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利益观的内涵，包含着无私奉献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的统一。集体主义利益观，既表现为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公与私的一致性，是公中有私，公为了私。又表现为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公与私的矛盾，坚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

公中有私，公为了私。公中有私，不是有公便无私。因为集体、公是由个人、私组成的，集体利益中包含个人利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公中有私，也包含着公为了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每一个人的富裕。集体主义利益观，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排斥的是个人主义利益观，我们反对的是自私自利的私，损人利己的私，借公济私的私，以权谋私的私，而不是反对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

先公后私，大公无私。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本质是统一的，但也存在差异和矛盾。因此，必须坚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因为公与私、集体与个人相比，公的、集体的不能不占首位，不能不占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前进。在处理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关系时，还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大公无私是指凡处事要公平正直，不徇私情，完全从人民利益着想，毫无私心。当然也包括为了公的集体的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价值观、利益观，既体现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又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利益是基础，精神是利益的升华，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共产党人可以有正当的个人利益，但更要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坚持集体主义利益观还是坚持个人主义利益观，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水岭。因此，共产党员一定要树立集体主义利益观。

（二）理想观。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有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党员和干部对理想信念淡薄了，讲实惠的多了，讲理想信念少了，说理想是空的，利益是实的，要丢掉空的，抓住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在法学界中，有关“民法”的具体概念始终存在争议，但是就其核心本质来说，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民法主要用来规范、调整各个平等的民事主体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法律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第二条中，以民法的主体对象、根本任务为出发点，将民法定义为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自然人、相关非法组织等认识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包含了形式上的“民法典”，也包括具体的民事法律，同时其他法律中的民事法律相关规范也包含其中。可见，民法来自道德规范，又高于道德规范，是一种以国家强制为根本，规范社会生活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法律范畴。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调整的基本法律，是一种文明法，既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对社会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的判决。从民法的社会范畴调整来看，民法归属于实体范围而并非程序法；从民法的应用范围来看，民法归属于国内法而并非国家法；从民法的法律效力来看，民法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平等主体，归属于普通法而并非特别法。

一、民法与人权保护

民法作为一部自治法，体现了“私权神圣”的根本原则。所谓私权，主要指人的民事权利，是人所享有的权利，即基本人权。应该认识到，“私权神圣”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私权的天然性。“私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尤其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个人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之外，对维护国家权益、民族权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一个人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那么他就处于私欲生活中，是市民、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如果一个人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就应该抛除私欲，活动于公众领域，是公民、是政治国家的一份子；②私权内容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但同时也给私权人提供更多权利空间；③私权之所以具有神圣的地位，主要由于自然人的人格神圣以及所有权的神圣。民法行使的宗旨在于确定人的法律关系，并对此进行保护。这一保护的条件为：认识到人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奠定法律基础；同时承认人拥有的用于交往的物质基础，即财产。这是人权主体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也是私权神圣的核心所在；[1]④私权的可救济性。在民法中，有关人权的保护，也表现为救济制度。给予当事人适当的救济权，确定更为可靠、方便的程序，以备行使救济权。这种安排就是依靠权利人的自身力量来实行自救，同时许可权利人也可通过国家救助，行使救济权利，完成公力救济。可见，对于私权的尊重，已经成为人们良知中的共识，也是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私权既是文化现象的根源，也是民法文化的神韵。私权最神圣的中心思想表现为“私权自治”。所谓的“私权自治”主要为私法范畴中，由当事人自发决定其行为，确定如何参与市民生活，同时不受到任何非法干扰。私权自治观念来自于理想主义的自由思想。例如，康德认为，自由是一个纯粹性的理性概念，在理论哲学领域具有自由超验的特征。而卢梭认为，人自从生下来就是自由的。自由，已经成为人作为自己的主人的前提，既具备与生俱来的特征，同时也不得放弃。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即人类权利与义务。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一切，是不会获得任何补偿。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进步，如果以牺牲自由权利来换取社会与经济的进步，必然影响了真正价值的发挥。民法处于市民社会大环境中，追求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拥有的自由权利，这也正是市民社会对法律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私领域的不二法则。私权政治的核心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利，有权依据自身的判断来决定行动。只有在人们自己的意识中开展活动，所作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自由。具体来说，在人权问题上，彻底摆脱了封建人身关系对人类的束缚，更注重人格独立、人格平等，摒弃人格依附，真正获得人性的解放与人身自由，将人格尊严深入人心，推动人类文明的大跨步，为充分保障人权提供法律保障。[3]在财产关系方面，让人们能够自由处置私有财产，自主参与各项经济活动，促进营业交易和贸易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减少公权在经济关系领域的入侵，避免出现官商勾结、权力腐败。但也要认识到，私权自治并非绝对的自由，必须受到权利禁止滥用的制约。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他人利益，不得任意侵害他人利益，一切行动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只有将个人自由与平等原则相结合，才能确保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平等做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其限度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在我国，私权自治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担负市民社会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奠定私权自治、意思自治在我国私法领域的坚定地位。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法律方面缺乏私法的相关经验，因此强调私权自治的私法基础理论地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价值。

二、民法对人权保护的应用现状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法律领域的要求日益提高。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人文主义和人权保护问题，但是由于民法中有关人权保护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保护的现状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