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范文10篇

一、海事司法体制的历史回顾

滥觞于1984年6月1日的我国海事司法体制，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和武汉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又有海口、厦门、宁波和北海四家海事法院相继成立。十八年来，随着海事审判和海事法院的持续发展，截至1999年8月19日以北海海事法院的挂牌成立为标志，我国业已形成了分布合理、管辖区域覆盖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水域的“海事司法网络”，从而基本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司法体制雏形的构建。

海事法院成立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即对其体制问题作了概括性规定，其后又作了若干补充。总体而言，我国海事司法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事法院审判工作。

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交通运输审判庭，负责对全国海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其具体职责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审判庭，负责审理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疑难海商、海事第一审案件；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的海商、海事上诉案件；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海商、海事再审案件。同时，交通运输审判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庭室，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监督指导权，即监督各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海商、海事一、二审案件的审判工作；指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跨海域的海商、海事方面的案件管辖；协调海事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海商、海事审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审判实践。交通运输审判庭成立以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上工作，而最杰出的成果则是实际主持起草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起草并获通过的法律。随着新世纪大民事审判格局的确立，交通运输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第四庭，其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但对海事审判的监督指导功能不但没有改变，相反，该功能还相应地得以强化。

2、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是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法院，并对各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一、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协调

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将监察权进行了一次重新配置，将本属于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行使。在现有司法体制的构建下，监察机关享有的监察权是一项对人的权力，是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这其中必然包括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的权限在《监察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即主要针对公职人员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及职业规范，执法过程是否严格、公正以及是否有渎职犯罪等行为进行，监察权并不涉及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刑事诉讼法》新修改的内容中也涉及到对监督客体的规定，即包含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等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犯罪案件进行监督，体现了对全部诉讼活动的监督。在我国现代司法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对检察机关赋予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本身是为弥补人大监督不足而产生的，而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具有较大的监察权限，且监察权的行使覆盖所有公职人员，故根据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原理，检察机关同样有权对监察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以保证监察权力的依法运行，使其不被滥用[1]。因此，监察机关的监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是互相补充与互相监督的关系，两种权力的行使应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与制约的法律原则。

二、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

1.职能管辖的衔接。《监察法》明确了监察委员会对涉及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类案件拥有管辖权，《国家监察委管辖规定》更是将其细化至88个罪名。新《刑事诉讼法》也对管辖等相关内容作出修改，明确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各自享有的管辖权。在《监察法》实施前，我国对于职能管辖中互涉案件的处理则坚持“主罪为主”的管辖原则，这使得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在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需要我们从立法目的与法的实施等方面来综合考量管辖权的衔接问题。由此，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在管辖权归属的问题上应寻求一种平衡，在以职务犯罪为主的案件中，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在职务犯罪与其他犯罪情节相当的情况下，若无区分主从罪的必要性，则可选择由检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配合；若存在明显的情节恶劣的刑事犯罪为主要犯罪时，则可考虑由司法机关为主调查，监察机关予以配合，如此灵活运用管辖原则将更加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2.审查起诉程序的衔接。监察体制改革过后，检察院在对职务犯罪案件行使审查起诉权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及情节是否符合基本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检察机关应对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对瑕疵证据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同时，还需考察证据是否符合客观性以及与违法事实的关联性等问题，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因此，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拥有实质性的审查权，这一规定要求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程序上应做好审查上的衔接工作与配合工作。3.强制措施的衔接。随着《监察法》的出台，留置措施成为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一项法定措施。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的衔接是自动过渡、各自审查的，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审查起诉期间对被调查人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

具体而言，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或可能影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被调查人，监察委员会有对其采取留置措施的必要，但应在留置期限届满前将被调查人移送至检察院，再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对其继续采取强制措施以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在此期间，检察院应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而对于调查阶段没有采取留置措施必要性的被调查人，当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后，检察机关有权立即启动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以保证留置措施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这也将有利于实现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参考文献：

根据《隆阳区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分解》（隆办发〔2008〕48号）的安排和部署，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任务中，我院是协办单位。为使任务得到贯彻落实，我院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实际，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我院2008年1-10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15案18人次。

二、围绕提高执法能力、保障公平正义、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这一目标，我院结合实际情况，完成了主审法官选任工作，于2007年1月在全区法院系统率先建立了主审法官和助理法官机制。目前，该机制运行良好。

今年8月，正式启动了主办执行员选任工作，目前选任工作正按预定程序进行。下一步将对参选人员进行有关执行工作的理论考试和民主测评，年内完成主办执行员的选任工作，建立我院主办执行员机制。

三、关于执法责任、执法监督和绩效考评

我院制定了《部门工作量化考核办法》、《部门负责人工作量化考核办法》、《主审法官考核办法》、《法官助理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主办执行员考核办法》、《助理执行员考核办法》也正在制定过程中。今年3月，我院结合《部门工作量化考核办法》试行阶段积累的经验，重新修定了《量化考核办法》，该办法对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内务管理情况、接受监督情况，以及工作绩效、考核方式方法等等，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并成立了量化考核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院党组其他成员任副组长，政治处、办公室、纪检组监察室、调研室、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主要负责人为考核领导小驵成员。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政治处，由政治处主任兼任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摘要：作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我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从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以及法院内部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实践，并在改革过程中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对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的规定

从国家权力的配置这一角度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监督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宪法依据；从司法权的价值实现来看，司法独立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法官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背离公正原则。所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设置的制度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尽管各个国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有所不同，但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则是相同的。

我国十分重视司法公正，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如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现行宪法对我国的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和原则同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用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解释中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两个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来行使，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虽然与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它们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它们的工作性质、组织机构和原则都与司法机关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它们行使的职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

为了保障司法机关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是：

摘要:虽然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在法官的监督机制方面、回避制度方面、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方面、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办案人员异地交叉任职制度，建立统一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错案认定标准、范围、追究主体、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和保障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

关键词:司法体制;问题;破解

随着司法改革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按照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署，各级司法机关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司法改革工作。司法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卓有成效，但问题不可避免，如何解决?问题之一:谁来监督“有权”的法官司法体制改革以后，独任法官、合议庭有了真正意义的审判权和裁判文书签发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得到了全面落实，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果，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法院受理案件大幅上升，“案多人少”导致法官办案时“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重大案件因缺少层层把关和审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案件的审理已然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最严峻问题。2．某些法官错误理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排斥监督。3．新的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建立。院长、庭长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与独任法官和合议庭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现有的的法院内部监督和审判管理职能弱化，给公正审判造成一定的阻碍。4．外部监督的虚化。外部监督主要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法院的监督和检察院的监督。近年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法院的监督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的监督职能并没有准确定位，其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发挥。问题之二: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目前基层法院的法官大部分干警都是本县(区)人，办案中难免会遇到亲戚、同学、朋友打招呼，经常会给办案工作带来干扰。由于我国的回避情形原则性较强，当事人也无法得知办案人员的关系信息，回避制度形同虚设，影响了司法公正。问题之三: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问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核实证据的关键，有助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有效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问题之四: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缺乏统一的错案认定标准，缺乏纠错主体的规定和启动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

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上这些问题，可以说影响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也不完全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因此必须加以解决。破解之策一:强化监督机制，不仅“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更要“让监督者到位”。一是恰当界定各级司法机关监督权权力行使范围，界限、程序，强化各级领导的监督权职能。理顺司法机关领导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与独任审判权、检察权之间的关系，各司其职。二是尽快全面落实法官惩戒委员会，尽快发挥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作用。法官惩戒委员会是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颇具特色的重点内容。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的精神，将在省级和国家层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审判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政法委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笔者认为，该法官惩戒委员会应设在监察委员会并向各级司法机关派驻工作组。同时、为了强化对各类司法机关的监督，统一更名为“司法惩戒委员会”，既体现了对司法机关监督的中立性，又实现了异体监督，使监督更加有的放矢。破解之策二:笔者认为，建立办案人员异地交叉任职制度，实行地域回避，本地人不易在本地办案，在司法机关招录过程中，作为一个限制条件。同时，在一定年限内轮岗，就能大大减少案件干扰，从制度上保障司法廉洁。破解之策三:应建立统一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错案认定标准、范围，对于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尽量豁免，同时在纠错主体上应建立司法机关内部纠错主体和以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为主的包括人大监督的外部监督、纠错主体机制，强化外部异体监督，依法制定启动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破解之策四:关于如何提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问题。一是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的法律规定要全面落实、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的情形要立法扩大。二是落实和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

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当全面落实，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予以立法明确。如证人、鉴定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声音等保护措施。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机制，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给予补助。三是明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应采用直接言辞证据，推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符合出庭作证条件的传闻证据，拒不出庭作证的，其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摘要】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理论与实务界所关注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应围绕着审判体制、检查体制、侦查体制、执行体制和司法行政实务管理体制等整体进行。但是，由于目前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领域过于防范，尤其是法检等机关难以短时间内实现人、财、物等独立，司法体制改革困难较大。解决我国的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应从法官独立审判、司法去行政化以及法官审判权运作体制入手。在保留司法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同时，保障我国司法体制迈向先进。

【关键词】司法体制；独立审判；去行政化；运作机制

司法体制是司法制度运行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冤假错案是否发生、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但是，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充分的表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一部分已经不太适应时代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亟待进行。

一、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演进和运行

我国的司法体制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可以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恢复和建立。直到1989年4月，我国才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三大司法体系的全面确立，为日后我国的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1]。但是在当时，司法体系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案件数量明显增多。由于司法体制的确认和被民众认可，采取诉讼方式解决问题逐渐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以往的行政解决方式逐渐被诉讼解决方式所取代，这在体现我国司法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诉讼案件大幅度上升。其次，在案件中，尤其是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庭前审查导致了先入为主、审判不公。在赵作海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当中，法官都不同程度的提前接触到案件相关材料，使法官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最终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再次，法官办案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法院不仅在人、财、物等方面不能实现独立，而且在办案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导致难以公正审判。原沈阳的黑社会组织头目刘涌，在其横行东北的十几年中，造成了二十余人死亡、五十余人重伤的结果，但是在其抓捕归案，人民翘首期盼他能得到公正审判时，却判处了他死刑缓期执行，虽然刘涌是其背后人物的人，但是其行为已经罪大恶极。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异地提审，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较多的受到了外界的干扰。为了更好地推动司法体制适应时展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为了响应党的号召，1999年10月和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监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以此开始，司法改革在全国展开，为日后司法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十六大当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出现在了党的报告当中。上，在报告中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政府、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尤其是，建立国家监察体制，对于日后监察工作的运行、监督贪污腐败犯罪奠定了基础。NTURY我国的司法体制，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加以改进还是能够很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司法体制的概念和内涵

一、海事司法体制的历史回顾

滥觞于1984年6月1日的我国海事司法体制，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和武汉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又有海口、厦门、宁波和北海四家海事法院相继成立。十八年来，随着海事审判和海事法院的持续发展，截至1999年8月19日以北海海事法院的挂牌成立为标志，我国业已形成了分布合理、管辖区域覆盖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水域的“海事司法网络”，从而基本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司法体制雏形的构建。

海事法院成立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即对其体制问题作了概括性规定，其后又作了若干补充。总体而言，我国海事司法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事法院审判工作。

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交通运输审判庭，负责对全国海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其具体职责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审判庭，负责审理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疑难海商、海事第一审案件；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的海商、海事上诉案件；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海商、海事再审案件。同时，交通运输审判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庭室，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监督指导权，即监督各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海商、海事一、二审案件的审判工作；指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跨海域的海商、海事方面的案件管辖；协调海事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海商、海事审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审判实践。交通运输审判庭成立以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上工作，而最杰出的成果则是实际主持起草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起草并获通过的法律。随着新世纪大民事审判格局的确立，交通运输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第四庭，其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但对海事审判的监督指导功能不但没有改变，相反，该功能还相应地得以强化。

2、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是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法院，并对各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一、行政审判对司法体制的一般要求

（一）司法独立是行政诉讼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行政诉讼是司法机关以诉讼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它将行政争议蕴含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纳入和平的司法程序理性解决，化解和渲泄了公民等因行政权不法行使产生的怨恨和不满，有效维护、回复了正常的社会、法律秩序，既是对公民权益的救济手段，又是国家权力对其合法性的自我回复机制。行政诉讼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国法治发达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出于公正解决行政纠纷这一基本目的考虑，司法独立是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

行政诉讼的基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尤其是后者对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分立或分工和司法独立构成其制度基石。因为只有在立法和行政分离后，才可能以国家的立法来制约国家的行政，才可能由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国家法律为依据来审查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在专制集权统治下，不仅在观念上任何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目的性的活动也必然符合法律，而且在实践中，专制统治者作为行政首脑在偏离法律时，以立法主体的身份随时可以为此而更改法律，使得不可能作为行政行为的行为倒作为立法行为而具有效力。[1]司法机关的审查更是无从谈起。就运行机制而言，司法独立状况制约着行政诉讼的运行，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是行政诉讼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国行政诉讼的形成与发展，因所处历史背景及社会政治基础不同呈现不同的形态，早期深受“行政制度”的影响，晚近则为法治主义及人权保障左右。[2]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或监督始终是其运行的基础，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消长对比直接制约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模式及价值取向。（注：法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可资说明。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556页。）

（二）司法体制类型的选择受到行政争议特殊性的影响

〔摘要〕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的部分职能转由监察委员会承担，从而引起检察权的重大变化。在面临保障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规范运行、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工作衔接等一系列问题的境况下，应当对改革后检察权的变化有一个整体的、准确的认识。只有厘清检察权的性质与定位，分析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提出新形势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方案，才能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铁路司法机关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司法公正难以保障、案件管辖易起争端、法律适用不统一、人事任免与权力机关脱离。这就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急迫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革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但是司法体制改革首先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其中涉及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已超过了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向“司法权国家化”方向发展，结束或最大程度改善目前司法分割的现象，制度设计应符合最大限度保证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公平和国家法制统一，同时保持改革的最低成本支出。

据此，我们建议在铁路系统建立在“两高”（即高法、高检）统一领导下的三级三审制垂直司法体制，彻底脱离铁路企业，同时结束目前地方司法机关跨行政区域管辖的现象。

1.在机构设置方面，在北京设立全国铁路专门人民检察院和全国铁路专门人民法院，级别等同于省级检察院和法院，分别管辖相当于省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一二审与铁路有关的专门案件，并实行相应的业务监督、指导，同时调整现行检察分院和中级法院及基层检察院和法院，根据全国铁路布局并结合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和趋势重新设置机构及配置人员，以最大程度实现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

2.在人事任免方面，首先应着重解决铁路专门司法机关人员的主体身分，从铁路现职职工序列中剥离出来，使其任职合法化。由“两高”根据实际需要统一制定铁路专门司法机关人员编制，将符合现行法律对司法人员资格规定的铁路专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直接转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日后铁路专门司法机关人员的录用应遵循国家统一的司法人员录用标准，以结束现行铁路专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既是铁路职工又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尴尬局面。

在具体人事任免方面，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