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属性范文10篇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摘要:虚拟财产是指具有财产性价值、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为受法律保护“财物”。围绕虚拟财产保护，本文提出了将其纳入《刑法》框架，逐步完善法律理论以及为司法实践端提供指导等措施。

关键词:虚拟财产;刑法属性;财产保护

互联网时代下，虚拟财产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财产行使，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是衍生出了很多具体的虚拟财产类型。伴随着虚拟财产类别与规模的不断扩大，虚拟财产保护事宜便显得越发重要。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虚拟财产的保护较为复杂，特别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相对模糊时，无论是从立法端还是司法端，虚拟财产的保护都较为困难。然而虚拟财产遭受不当侵害事件时有发生，虚拟财产法律意义上的保护便显得刻不容缓，探寻出虚拟财产的保护路径也十分重要。

一、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分析

虚拟财产是指具有财产性价值、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发现，虚拟财产的产生与网络密不可分，且会以电磁数据的形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虚拟财产本身具有财产性价值，这种真实且客观存在的价值属性也使得虚拟财产成为了一种较为特殊的财产形式。法律界以往对于财产的有形和无形性进行过争论，但现阶段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立法上都将虚拟财产纳入到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框架之内，在国内，虚拟财产这一特殊的财产形式其在法律上也具有财产的一般地位，国内《刑法》中“财务”一词本身的“容量”极大，其自然也包含虚拟财产，因此，从刑法属性上来看，虚拟财产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财物”。

二、虚拟财产保护的必要性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本文作者：苏海健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及法律属性目前在我国学界尚存争议,因此,欲就行政刑法立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需要厘清何谓行政刑法。

一、我国行政刑法的概念与性质

(一)我国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行政刑法一词源于德文Verwaltungstrafrecht。由于德文strafe既可译为刑罚,也可译为处罚、惩罚,因此在字面上看,Verwaltungstrafrecht译为行政刑法、行政刑罚法、行政处罚法均无不可。正是语言翻译上的因素,加之各国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犯罪观念存在不同,行政刑法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受其影响,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的概念也有多个不同表述。笔者在此主要是从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及学科定位的角度,对我国行政刑法概念的代表性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种:(1)行政刑法是国家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以各种处遇措施对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或倾向施以制裁或进行矫治的法律体系。[1](2)行政刑法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施而制定的有关行政惩戒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2](3)所谓行政刑法就是国家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和。[3](4)行政刑法就是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行政刑法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观点一对行政刑法的界定,规制范围最广。按该定义,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或倾向,既包括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又包括犯罪行为,甚至从字面表达上看,还可以将道德秩序等各种非法律秩序包括于内,此外,还包括违反社会秩序的倾向。行政刑法的规制手段各种处遇措施,既包括行政制裁,又包括刑事制裁以及特殊的矫正措施,乃至国家可以采取的其他任何处遇措施。该定义没有明确界定一个可行且合理的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和规制手段,是不妥当和不现实的。观点二将行政法中有关行政惩戒的部分定性为行政刑法,应是借鉴了德国模式。在德国,行政刑法是关于行政不法及其行政罚的法律规范,其地位类似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笔者认为,行政刑法规制的是行政犯罪行为,我国的犯罪观与德国明显不同,我国的犯罪概念由刑法典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由刑法予以规制,这已是成熟且成型的法律制度,这种条件下如采德国模式,将我国的行政刑法与现实中的行政处罚法等同起来,不仅没有实际意义,亦恐有害。此外,行政惩戒在行政法上有其特定含义,通常是指对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定义将行政惩戒与行政制裁混同,显为不妥。观点三与观点四相比,在行政刑法的范围中包含了劳动教养的相关规定。仅就概念而言,采第四种观点较为合理。劳动教养制度作为当下争议极大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急需改革,该制度是研究我国行政刑法无法回避的重要部分。但界定行政刑法的概念,是否有必要把劳动教养单独加于概念之中则值得商酌。当我们给一个法学分支部门下一个概念时,应当是能够通过概念就可以把握该法学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学部门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能够通过概念明了该法学部门学科当下研究的最热门问题是什么。所以将劳动教养单独列于概念之中是不妥当的。综上,所谓行政刑法,是指规定行政犯罪及其行政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行政犯罪是指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规,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秩序,依照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1);行政刑罚则指行政犯罪人实施行政犯罪行为后依法应当承担的刑事强制性制裁方法。(2)

(二)我国行政刑法的性质关于行政刑法的性质定位有行政法说、刑事法说及双属性说等三种观点。行政法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归属于行政法。其代表人物为德国的行政刑法理论的奠基人郭特希密特,我国学者亦有持此说者。[2]刑事法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广义的刑法范畴,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与固有刑法的指导原理相同。由于固有刑法的诸原则大多在行政刑法中是妥当的,故行政刑法并非只是与固有刑法的形式相同,而是形成统一的刑法的一个部门。,,应认为行政刑法是作为刑法的特殊部门属于刑法。(3)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刑法规范,是分散在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法律的刑事责任条款中,而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都属于广义的刑法的范畴,因此,行政刑法自然也是广义的刑法的一部分了。[4]双属性说认为行政刑法同时具有行政法属性和刑事法属性,具体表现为:(1)惩罚对象上的双重性。行政刑法的惩罚对象是行政犯罪,行政犯罪具有违反行政法和违反刑事法的双重违法性。(2)法律责任上的双重性,即行政犯罪引起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3)法律渊源上的双重性。无论是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规范还是分散规定在单行刑法和行政法律法规中的行政刑法规范,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法规范或一般意义上的刑法规范,而是兼顾行政法与刑法两种性质的特殊意义上的行政刑法规范。(4)指导原理上的双重性。行政刑法在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应当兼顾行政法与刑法的基本原理。[5]笔者认为我国行政刑法不是行政法属性。前已述及,德国的行政刑法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相若。在我国,行政处罚法毫无疑问是行政法属性,因此,我国学者采行政法说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属性,实际上是将德国行政刑法的定义移植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之上,此种作法有害无益,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就我国目前而言,行政刑法具有刑法属性,双属性说不能成立。这是因为:(1)从规制对象看,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是行政犯罪而不是行政违法。虽然行政犯罪同时具有行政违法属性,但行政刑法关注的是行为的犯罪属性,行政法关注的才是行为的行政违法属性。(2)从渊源来看,行政刑法的渊源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涉及行政犯罪与刑罚的规范、以及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上述渊源均为刑法渊源,附属刑法也不例外。(3)从调整方法看,行政刑法主要追究行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刑罚作为主要制裁手段。(4)从适用程序看,追究行政刑法责任适用的程序法主要是5刑事诉讼法6,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进行。

二、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不足

摘要：私人数字货币具有防篡改、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征，是资本投机的重要工具，逐渐获得市场青睐。它以社会信用为背书，并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但也由此引发大量案件纠纷。通过审视私人数字货币案件的裁判文书，呈现出诸多同案异判现象，易引起公众质疑。朔源探本，其困境背后成因无外乎三种，其一是司法实务者对数字货币本身技术路径认知存在欠缺，其二是缺乏高位阶私人数字货币属性认知的法律规定，其三是司法实务界对数字货币权利属性认知的偏差。基于此，应通过对司法实务者培训私人数字货币基础性知识、明确司法实务中数字货币的物权属性、形成私人数字货币的高位阶法律规则和私人数字货币案件的指导案例之逻辑思路来破解困境。

关键词：数字货币；虚拟财产；区块链；司法认定

2020年8月14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十点总体方案》，该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人民银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该方案的，标志着数字货币由私人化走向法定化。这种法定化的数字货币以国家信任作为背书，受到《银行法》等货币法律规范调整，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①但是当大众目光投掷于这一法定数字货币时，却又往往忽略了已经在我国运行了十二年的私人数字货币，它们从诞生之时起，便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近年来，涉及私人数字货币纠纷的案件又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笔者以“数字货币”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检索，可以直观地看到2016年数字货币的案件仅有5件，2017年24件，但到2018年达到142件，2019年更是高达361件。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反映出我国民间存在较多私人数字货币纠纷，但是由于并未明确私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这就导致司法实务中的同类判决存在诸多差异，引起大众质疑。在法定数字货币布局加快的背景下，如果再未系统地审视当前私人数字货币司法属性认定之桎梏，势必会导致法律适用中的混乱，对司法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笔者从司法判例切入，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实务界对私人数字货币法律属性认知的异同，寻其根、溯其源，以期能打破困境。

一、司法实务中私人“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现状

（一）涉及私人“数字货币”的案件现状。笔者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涉及数字货币的案件主要集中在民事领域。从2016年起至今，数据显示涉及数字货币的案件总计702件，其中民事案件504件，刑事案件191件，其他类型案件7件。而在刑事案件中私人数字货币因为具有财产性利益，是我国刑法保护的客体，故除个别特殊案件外，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没有争议。因此，笔者着重分析的是涉及民事案件中数字货币的定性问题，从检索出的民事案件中再仔细分类，可以看出，私人数字货币案件主要涉及到的关键词为投资、合同、返还、民间借贷、利息、交付等（见图1）。图12016—2019年数字货币民事案件关键词谱从图1中可以看出，数字货币民事案件涉及种类众多，案件各不相同。涉及数字货币纠纷的民事案件类型主要集中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物权纠纷。数字货币刑事案件，只需要确定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即可，重点仍在于打击犯罪。民事案件中数字货币涉及到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纠纷，若无法做出明确的数字货币法律属性认定，则会导致裁判结果千差万别，从而影响诉讼当事人的利益。（二）私人“数字货币”属性的认定现状。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私人数字货币民事案件的现状后，笔者选取四个典型判例，展示当前司法实务中对数字货币属性认定的主要意见：1.不合法的物案例一：在高昌建与刘成宾不当得利纠纷案②中，审理法院认为，比特币是一种P2P形式的数字货币，属网络虚拟货币的一种。判决理由认为根据央行等五部委的《通知》规定，比特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因此，比特币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法院认为，对于比特币这种不合法的物，其交易亦不受法律保护，原告通过比特币交易平台误将自己的比特币汇入给被告账户，但该种交易行为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属风险自担。2.合法的交易对象案例二：杜守胜、张华合同纠纷一案③中，法院审理认为“杜守胜、张华合同应切实履行。“原告张华与被告杜守胜签订的《数字货币ETH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规定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但并没有禁止其他主体不得对比特币进行交易。因此，张华与被告杜守胜签订的《数字货币ETH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判决肯定了数字货币作为合同法上的交易对象，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并且明确了《通知》中禁止的主体是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并未对个人进行数字货币的交易进行限制。该判例的说理很充分，却未就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3.特定领域内可以流通的虚拟商品案例三：陈荣万与王永芬委托合同纠纷案④，该案中，法院认为，网络数码（或电子）虚拟货币虽然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但其在特定领域可以流通使用。从本质上看，购买数码（电子）虚拟货币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投资行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投资数码（电子）虚拟货币的行为属于国家禁止的投资行为，双方的委托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委托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原告委托被告在网络上购买“世通元”数码货币，通过双方的短信往来，能够证实被告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对自己的投资行为应当充分予以认识，投资有风险，原告投资产生的后果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该案的判决虽然承认了私人“数字货币”在合同法上的正当性，却仍然没有表明它是否具备财产属性。4.禁止流通和交易的虚拟商品案例四：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⑤中认为，合同双方约定比特币的兑换以及兑换后的后果承担的内容违反国家货币政策，并且在中国银行等部门的《通知》中明确了比特币的性质：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现阶段，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作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开展比特币与人民币以及外币的兑换服务等。该观点明确指出比特币作为兑换物的行为，如以比特币定价、计价方式等违反国家货币政策。因此，对于以比特币作为定价标准或兑换物的交易行为，如买卖、结算或作为等价物兑换，很大程度上会被认定为无效。从上述的四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对比特币性质认定存在较大分歧：既有将私人“数字货币”视为“不合法的物”的民事判决，亦有将私人“数字货币”作为“合法的交易对象”受保护的民事判例，这就导致在当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情况下，私人“数字货币”属性的认定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对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法律纠纷产生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不同的判决。笔者下面将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本源进行梳理，探究在当前背景下，私人“数字货币”的属性在司法实务中认定的困境，并寻求相应的解决路径，以期能为司法判决提供些许参鉴。

二、司法实务中私人“数字货币”属性的认定困境成因

摘要: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已成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字眼。纵观现有法律规定，现行的审判权运行机制设计，均无法为实现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目标提供体制保障。构建科学、有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必须深入研究审判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对审判权运行和配套机制进行重新定位与设计，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确保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办案。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审判权运行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司法体制改革迈入新起点，进入快车道。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原则性规定较多，但并未就具体改革措施给出明确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权运行新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理论概述

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对纠纷的裁处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运行程度，往往代表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水平。审判权运行机制是国家机器专政职能的体现，是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在诉讼之后运用审判权裁判案件的过程。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价值目标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一书中写道：“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助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但是，它象其他大多数人定制度一样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成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不周延性、模糊性等弊端是法律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法律不能通过自身进行自给自足的完善，需要人为的弥补。法官由于不能拒绝裁判，往往在没有明确法律前提的情况下就必须作出选择、判断，特别是在一些立法涉足不深的新领域，当法官们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周延的、适时的、充分的法律规定时，就不得不对已有的法律予以解释或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法官造法是不可避免之事实，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端，贝卡利亚、罗伯斯比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曾强烈主张剥夺和限制法官解释法律、创造法律的权力。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解释法律、创造法律必定要遵循一定原则，没有原则的解释、创造，只能是表达法官的恣意与懵动。而在个案中，要找到进行解释所遵循的原则，首先是要确定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属性，法律关系的属性决定和限定了解释法律、创造法律所应遵循的原则，它将直接影响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如税务行政机关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加工承揽纠纷，被判定为民事法律关系属性后，即可遵循自愿原则对涉及纷争所需法律进行解释，但若双方之间是税收纷争，被判定为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则自愿原则就无法适用，法律关系属性决定了适用什么原则。案件中法律关系属性确定恰当与否，对案件的裁判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法律规定较不完善领域的司法更为重要，它可以为法官指明寻找原则的方向，限定原则的范围。笔者认为，当前，劳动法律关系应是具社会法属性的法律关系，而非具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属性的法律关系。

一、计划经济模式造就了劳动法律关系在历史上的行政法律属性马克思曾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劳动，劳动与经济紧密相联，在社会中，对劳动法律关系属性的认识必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强烈影响。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由国家控制，统一由国家计划安排。不管是企业中的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还是农村的农民都成为国家管理的对象，国家为每一个人安排职业、就业单位、限定就业地域等等，更甚者，农村的小孩一出生便被以户口的形式安排了职业——农民。劳动者被安排后也无法自由流动，丝毫没有选择，国家成了唯一的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都受雇于国家，劳动者与国家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用人单位（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行政管理关系，社会的各个行业在国家机关里都有对应的系统局（部），如纺织局、轻工局等等，由这些国家机关以各种文件自上而下发出行政命令（文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企业也象国家机关一样分为股科处厅部等级别实行自上而下的人员管理。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双方没有协商，没有互动，只有由上至下的单向命令，用人单位也不与劳动者签订任何合同，双方在法律地位上不平等，只表现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对劳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认识行政化，国家对劳动者的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双方就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被当时法律法规所调控的劳动关系具有的是行政法律属性。

二、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法律的属性恩格斯曾指出：“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促使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发展变化。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推行市场经济，宪法数次修改，生产资料不再由国家单一占有，经济上主要实行市场竞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应运而生，企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些用人单位劳动的劳动者不能如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稳定的岗位、稳定的工资福利，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允许和城镇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的劳动者转移到城镇就业，劳动力的流动加大。劳动者无法或者是可以不再依附于局限的用人单位，经济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当劳动者有权有条件选择自己劳动力出让的对象时，用人单位已无法用以往的行政管理方式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划分，双方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在平等主体之间要进行某种转让或交易，为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双方的选择只能是也只会是协议（合同），也只有合同才能承担起这一职能。前些年，全社会大力推行全员合同制，以合同形式改变之前的行政化管理，以合同的形式来确认、表达、促成双方的平等。国家先后用行政法规、规章对劳动合同予以了确认，如1980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1983年劳动人事部的《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至1994年，全国人大制定《劳动法》，用法律形式确认劳动合同。这些法律、法规、规章本身并没有规定劳动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或者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属性，但从实践操作和理论解释来看，它们是运用了民事法律理论。如劳动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又如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些都是源于民事法律理论。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指出：“民法在我们的各类法律中起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法的其他门类曾以其为模式（行政法）或为某些类的关系努力使之完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呈现形式上的平等状况后，民事法律理论被运用其中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理论能够胜任。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劳动法都根源于民法，如德国、日本、瑞士都曾在民法中规定“雇佣”章节，意大利直接把劳动法制定在民法典中。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理论也是以劳动合同为契机，以形式平等为基础，从民事法律理论发展起来的，逐步摆脱以往所具有的行政法律属性，转而具有民事法律属性。

劳动法律关系从行政法律属性到民事法律属性，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解除人身依附，赋予劳动者一定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个人而言，提升了个人的权利，就社会而言，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完成了从“人身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过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

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

（一）劳动力供需状况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就业人员7亿3千万，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亿4千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据此推算，200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约为一千万，此仅仅为城镇登记失业部分，加上隐形的和农村的，再加上每年递增的部分，数量非常庞大，据某些学者估计，现今失业人口大约在2亿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国人口的总数。我国就业压力沉重是不争之事实，劳动力大量过剩，供大大过于求，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要得到一个岗位相当不容易，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主导局面。劳动力不同与其他商品，其他商品在呈现买方市场时，投资就会萎缩，商品减少，市场就会趋于均衡，而劳动力附着于人身，其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减少，劳动者为了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进入市场进行劳动，整个劳动力市场就会呈现一种偏激状态。劳动者就业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可以充分选择并且压低工资水平、减少福利等等，劳动者弱者地位突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总处于一种附合地位。近日在东北某高校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的毕业生为了挤进自己向往的单位，竟主动提出“零工资就业”，即在试用期不要钱，经过考验得到认可后再建立劳动关系。在“僧多粥少”的就业环境下，劳动者宁愿放弃作为生存所必需的工资，放弃某些作为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去“自由”缔约，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将只是让他或她得以继续劳动所需的最低报酬，而非给予他或她作为社会中人最基本存在所需的报酬。在现今社会中事实亦的确如此，今年2月，上海《外滩画报》以《谁是上海最累的人？——上海现代“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学生志愿者调查医院护工生存状况的内容：（护工）她们每天工作二十多个小时，每周七天，在医院和家政公司领到的只有每月七百元左右的工资。另去年8月，《广州日报》以《"洗脚妹"生存状态调查》为题报道：深圳数万名大多是18岁至25岁的外来洗脚妹，她们手长时间浸在药水和接触湿毛巾，致使许多洗脚妹患上风湿性关节炎、指掌角化症、真菌癣等病。这些危及个人基本权利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宁愿放弃诸如休息、健康、福利等等基本的权利出卖劳动力，并且这一切都披着自愿、自由的平等外衣以合同的形式在进行着。这种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是实质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