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范文10篇

一、司法权威：意义及要求

倘若法律失去权威，那法律是什么？套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没有权威的法律不再成其为法律，换言之，“法将不法”。我们知道，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国家实施的，“法将不法”发展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国将不国”。法律权威的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严峻后果。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这是一个事关稳定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法律的权威从何而来？理论上常讲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这指的是法律权威的静态形式。法律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敬仰，法律的权威更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实现，这是动态的法律权威。只有这种活生生的法律权威才能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换言之，只有通过权威的司法才能赋予法律以生命和权威。正由于此，在很多情况下，司法权威和法律权威说的是同一回事。

那么，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生命又来自何方？

首先，司法的过程及司法的成果-裁判要体现公正，这是司法权威的前提。其次，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执行，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如果裁判不公正，人们将根本不服从裁判，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积极地抵抗法律的权威。因此，司法不公和执行难（借用执行难一词来表述裁判得不到执行的现象）将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危及法律的生命。

二、司法病症：司法不公和执行难。其原因是：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

在我国，目前法院收案数逐年上升，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2004年为5060184件，2005年为5139888件，2006年为5188858件2，每年都显增长趋势。有人据此认定群众对法院的认同感在增强，司法权威处于上升状态。笔者以为，全国法院的收案数逐年上升，只能说明需要司法调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与司法权威没有直接联系，正像医院的病人增多，只能说明民众健康水平下降，病人增多，而说明不了医生的医术高明一样。

一、我国司法权威的现状

权威一词，词典的定义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威望产生认同，力量产生服从，就是对权威决定的自觉服从并切实履行。根据这一定义，笔者以为，司法权威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司法裁决应当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服从，二是做出裁决的司法机关强大有力，司法人员具有崇高的威望，受到社会普遍尊重与信任。然而，我国司法权威这两个要素都缺失。不仅司法裁决得不到认同或服从，而且司法机关弱小无力，司法人员不被尊重，人身与职业没有保障，与司法权威的要求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司法裁判不被认同，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据统计自2005年至2007年3年期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申诉、申请再审的群众来访798.87万人次。其中接待群众群体访9728次、14.88万人；办理人民群众来信203.84万件，解决上访老户案件76695件3。平均下来，每年接待群众来访266万人次，办理来信67.9万件，解决上访老户25565件。另一方面，从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案件510万件情况分析，一审服判率为90%左右4，即459万件一审判决生效；51万件通过上诉二审终审判决生效；这51万件二审案件，引发每年群众来访266万次、来信67.9万件，这些来信来访通过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数万法官的复查后，进行分类处理，申诉无理的予以驳回，申诉有理的予以再审改判。2004年全国法院再审改判案件16967件；2005年再审改判15867件；2006年再审改判案件15568件。再审改判的比例约占二审终审生效案件的3%，占全部生效判决0.3%。

从再审改判的数量与申诉、申请再审的信访件相比分析，绝大多数的信访件是无理的，这些无理的来信来访，因为不断重复而造成每年的来信来访量远远大于二审终审审结的案件数的怪现象。也即，绝大多数正确的终审判决不仅得不到认同，而且引发了数量极其巨大的信访量。2004年至2006年，全国法院三年再审改判的案件总数48402件，而最高院通报3年解决的信访老户计有76695件，从最极端的数字分析，就算再审改判的案件都属于信访老户的，仍然有28293件信访老户不是通过再审改判得到息诉的。

这个需要花钱买平安的数字，已经经过两次打折，一次是假定再审改判的案件，都是属于信访老户的（实际上涉诉信访老户多为无理，再审改判中初信初访占绝大部分），再一次是假定未经再审改判而息诉的老户只有一半需要花钱买平安（实践中这个比例绝对偏低），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字。笔者所在的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或是群众法治意识，均处于全国中游以上，但每个基层法院每年至少要对二三个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按照这个口径统计，全国法院每年则需要对1万以上的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以达到息访息诉。

司法必须具有权威，诚如耶林指出：“正义之神一手提着天平，用它衡量法；另一手握着剑，用它维护法。剑如果不带天平，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天平如果不带着剑，就意味着软弱无力。”弱化的司法难以产生公正的司法，司法软弱和司法失误一样，是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因素。

司法权威不提升，我国宪法所载的“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运行的基础就缺乏保障。中国选择加入wto参与国际竞争以后，下大力气建立了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权威必须通过司法的作用来体现和落实。有同志认为，司法人员当前的素质不足以承载较高的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司法人员的素质正在得到而且即将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如何，专门的司法官对法律发生误解的可能性绝对要比其他群体小得多；各国法治实现的途径也无一不证明，除了将司法权威赋予专门的司法官以外，别无它途。事实证明，越是没有司法权威，越是受到干扰和不信任，司法的中立、公正就越难以实现，市场经济所需的公信、终局、高效的保障体系就越是无法形成。

另一方面，司法权威不提升，wto组织的其他成员就难以真正相信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未来数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就可能减缓。彭真同志在80年代初期率团访问日本时，曾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诚意，但是日本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们有相应的法律吗？你们的法律能得到信守和执行吗？”在历时十几年的入世谈判中，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不统一问题也一直是谈判中最大的拦路虎之一。按照wto规则修改我国的法律法规现在基本已经做到，下一步，人家要看我们在实践中是否真正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履行承诺，要看修改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真正兑现了，而这一点，没有高水平的司法审判，没有高度的司法权威，恐怕是不行的。

笔者认为，在中国要提升司法权威，首要前提是司法机关自身要爱护司法权威。“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司法机构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切实行动，一切都是空谈。以人民法院为例，确有必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把违法违纪、损害法院形象的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法院队伍，把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不合格的法官坚决调离审判岗位，同时，把德才兼备特别是具有责任心和秉公执法精神的优秀法官放到审判第一线，以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要着眼于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堵塞漏洞，确保法官给予每个诉讼主体以公平公正的关注，对各方的权益给予平等公道的对待。要抓住庭审和裁判文书两个核心环节，将公正高效的裁判落到实处，并重视通过各种措施加强执行工作，严格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以法院自身的坐得正、行得直来提升司法权威。

由于提升司法权威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社会公众积极维护司法权威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司法权威的社会基础和根本源泉来自民众的法治信仰和法律信守。王利明教授指出：“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要转变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成为处理私人和社会组织的权益纠纷的主要的和终极的机关。”但在实践中，有的行政单位不配合法官的依法调查取证；有的企业故意隐匿财物、抗拒执行；有的律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拉拢、腐蚀法官，还有的律师以给法官好处为名而讹索当事人的钱财；个别新闻媒体、个别记者为追求轰动效应，对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尚未审判结束先定上舆论调子。凡此种种，均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从现实看，中国的司法权威不是已经很高，而是尚处于非常孱弱的状态。在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之下，人民法院是在党和人大的领导监督之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所以，司法权威有赖于党和人大的关心和支持。法院的司法权威离开了这些党和人大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关心、爱护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为了维护司法权威，加强和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确实是必要的，但专家普遍认为，这些监督应当依法有序地进行，应当是事后监督而非事前监督，应当注重监督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而不是监督个别案件的具体裁判，否则，这种监督将无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使人信服并服从的力量和威望。由于受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的权威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如何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现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时代课题。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的现实意义

由于司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威是党的权威和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司法丧失了权威，不但司法职能难以有效行使，而且还会损害党的权威、国家的权威，严重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为了促进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必须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个案监督，是近几年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也是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认为，人大常委会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介入司法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具体办案活动，实际上是代行审判权、检察权，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分工；有的人认为，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两院”的工作，而“两院”的工作就是办理具体案件，对“两院”工作的监督离不开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否则，监督就会落空；从现实情况看，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很严重，为了促进公正司法，对“两院”处理的个案开展监督是必要的。

如何加强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如何确保“两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了克服司法腐败，是否可以牺牲掉司法权威？这是摆在处于转折关键时期的中国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也是在制定监督法过程中，一直反复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上准确把握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三权鼎立”，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的前提下，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又有明确划分，它们分工不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不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是“两院”工作，不能代替、干预、干扰“两院”依法独立办理具体案件。这是一个重要界限，否则，人大常委会就会变成一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就终审不了，这不符合宪法确定的司法体制，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实行依法治国，人大监督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总结实践经验，突出了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素质，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如告状难、执行难、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纠、司法不公等从具体案件归纳、抽象出来的“类案”问题，促进公正司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做，既能发挥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两院”工作的职能，督促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某一类司法不公案件的

解决，增强监督实效，又能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督促“两院”完善有关内部工作制度，形成管长远的制约监督机制。因此，监督法对听取和审议“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监督形式，作出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至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向人大常委会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从各地的实际做法看，有些是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些是由主任会议或者分管副主任转交“两院”依法处理，作为启动“两院”内部监督机制的一个渠道，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做法不属于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而是属于处理涉法涉诉的信访工作问题，今后仍可以继续按照信访工作有关规定办理，监督法没有也不必对此作出规定。

加强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防止和克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客观需要，同时，为了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努力维护司法权威。没有司法权威，也就没有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就无从谈起。我们决不能为了解决一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问题，而损害宪法确立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有效的制度，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只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监督就可以解决，而一旦制度受损，要恢复起来就得付出更加艰苦、长期的努力。

论文键词：权利文化；司法权威；互动；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宪政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宪政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与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安排的认识。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与这些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认识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恐惧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认识的特点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安排。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认识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安排。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作用是对严重违反社会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举措。对此，我们必须有两个清晰认识。

一、两个清晰认识

一是要清晰认识：司法环境也是执政环境，表明我们在认识上已经把执政和司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份，司法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部份。党执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掌握好国家的司法权力。因此，创造良好的司法工作环境和条件，也就是为党依法执政创造良好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

二是要清晰认识：司法权威也是执政权威。既然司法工作是党的依法执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么党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就必然地、内在地包括了司法权威。损害司法权威实际上就是损害了党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因此，保障司法权威是党实行和坚持依法执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必须清晰认识执政环境与司法环境，执政权威与司法权威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白，司法权威是执政党权威的重要组成部份，此任务非法院单独能以完成。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很多，除了司法体制的因素外，还有历史文化、公民法律意识、媒体舆论等因素，因而要确立司法权威也应从多方面着手，党委、政府、人大、媒体、公民等社会各界与司法机关一起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使司法权威得以确立。

二、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司法手段作为调处纠纷、缓解冲突的最后措施，可以使当前变革中的利益冲突在国家法治的框架内获得缓冲，防止社会震荡。司法是否具有权威性与社会和谐之间有着相互影响与促进的辩证关系。重视、倡导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使司法渠道真正成为解决冲突和纠纷的主渠道，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必将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的发展，同时，社会和谐发展又将会对司法权威提出新的要求，促使其跃上新的台阶。

那么，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该怎样确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又如何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呢？

一、司法权威是司法社会践行在人们内心的反映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履行职能行使反映社会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的合法公权力，调处纠纷、缓解冲突并取得了相对人及社会见知人内心认同和信服的社会认识效果，从而形成的一种信赖司法的内心确信。简而言之，就是对司法过程予以了充分确信和承认，对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公开性、合法性给予了充分的认定。是司法社会践行在人们内心的确信。其确信内涵包括了社会的认同和否定，在不同的时期，这种认识决是有区别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在社会意识形态下，总是存在着矛盾的认知确信。事实上，司法权威作为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受到了社会普遍的关注，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权威，也不会有平稳、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一反映，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感受最深刻，反映也会最强烈。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例，作为当事人本身由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经意间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后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最终他对法律就产生了一种要遵守的意识。

二、司法权威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从感知司法实践过程并按符合当时社会标准衡量而在人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司法评价。

随着和谐社会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法治意识也与日俱进。生活中发生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之后，日渐趋向于求助于司法程序来处理。这就为司法权威的建设与维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挑战。人们对司法权威的期望值就更高了，司法权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怎么样建设和维护司法权威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一、司法的本质在于均衡

均衡概念常见于经济学论著，它是从牛顿力学理论中借用过来的。③“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驱策力”的影响，驱策力源自内心压力。饥渴、性欲都是基本的驱策力。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策力能有效减少到一个能与有机体神经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法律“适合于减少驱策力和压力，使有机体达到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平衡状态”。④以“均衡”为目标的司法，实质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强制;人本、重习惯;独立、有尊严等丰富的价值特征。从结构功能视角，司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场域，以法官裁判为核心环节，联结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均衡互动。⑤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为中心，包含着法的规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释以及从事这些法的生产活动的法学家主体等要素，司法又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的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⑥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架中，现代司法似乎更注重国家成文法(制定法)对非正式制度(民间法)和非制度行为的权威性吸纳。潜藏在“自上而下”背后的，还有习惯法、民间法律行动、社会法律协商规范等对司法过程的深度影响。从运行机理来看，司法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顾盼往返的审慎过程，经常涉及到利益主体的价值衡量，个案具有政策意义，关系到“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⑦司法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权利冲突的化解与协调、权能资源的调整与均衡过程。司法权的运行包含了公权与人权的互动与均衡。司法公权通常以司法权力的形式出场。所谓司法权力，是法律权力和事实权力在具体个案中的伸展运用，它在内容上渊源于事实权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权力。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力的拥有者一般是公权的享有者，它不容被随意分配或割裂。任何权力都具有外形的公共性和内在的排他性。当司法权力制度化地为一个集团或群体垄断，我们便称，这个团体具有“司法权威”。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力合法垄断主体的外界肯定，司法权威通常与法律信仰紧密关联。当司法权力为特定主体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实上的惯习，便有了“司法权能”。司法权能是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兼具权力和权威的特色，从制度上维持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在司法公权内部运行的同时，司法人权也即公民基本司法权利也在不断进行“权能交涉”。比如，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司法请求权指的是享有基础权利的人权主体向特定的司法公权主体提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总和，包括自力救济的保有权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请求权能、强制履行权能等等。再如，作为一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正审判权”是一项与生存权、发展权并列的基本人权，它被视为由一系列确定的相互关联的权利组合而成的一项“集合权利”。又如，作为特别人权的“获得司法救济权”。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法律社会化浪潮的突进，人们愈益认识到，旨在解决贫困和边缘化群体在面对法律和权力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的“获得司法救济权”如同“公正审判权”一样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权。当司法公权与人权达到均衡，个案正义和规则正义均可无碍实现，司法权的均衡本质也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了。如果把司法仅仅理解为司法权力，当然，中国的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党、人大、检察院等主体的政治与法律制约。但是，如果将司法权解释为人权和公权博弈均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主权包含了独立、终极的司法人权，法院审判权等司法公权能否在司法人权的框架下建构一个中立、权威并兼顾人情和效率的独特场域，的确事关重大。站在司法均衡论的立场，司法独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有关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均衡本质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为司法改革窘境的突破找到新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逻辑与策略均衡达成制度与文化均衡，实现司法本质的制度复归。

二、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法治逻辑不能停留在纸面的宣示，必须内化为行动的指南。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别，造成了沟通的困境，也为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提出了攻坚任务。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以法治的现代性为根基，着眼于现代司法体制在文化上与传统的融通，增强现行制度的实效因素，着力司法改革的现实操作，缓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与文化的紧张。从西方历史来看，近代司法体制的确立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和防范具有文化心理层面的紧密关联。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权力分割，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法治培育。西方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人们，对司法公权力无比细致入微的切分终归不是治本之道，正如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和部门划分不是真正的权力监督一样，司法改革的真正基础在于现代法治文化的支撑。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在西方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权力意志的痴迷信奉，导致了司法体系无法成为独立运作的公共领域。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赐予了官方以行政命令取代法理裁决的能力和胆量，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也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权力扩张的借口。在权力文化和人治逻辑的支配下，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构想难以落成，老百姓对司法的绩效评价持续走低，藉由更高的权力实现利益的渴求不断增长，无理上访与群体性事件高发。探寻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必须深入到法治文化层面。⑧罗素早有预言，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问题。⑨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逻辑的优选路径，但它注定也是慢热和渐进的，需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对当今政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出了严峻考验。中国法治建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只要保持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司法改革会在法治逻辑的指引下水到渠成。但由于政治民主化的滞后以及法治逻辑的文化缺失，司法体制改革极易成为经济发展型的政治合法性工具。⑩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完全建成“法治国家”，正处于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接近司法主导的法治社会，这为公民提供了依据法律维护权利的希望。瑏瑡这种希望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条件作为保障，需要客观看待中国法治进程与司法改革的“特殊国情”与“基本特色”。由于历史文化、政经体制、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的司法改革内蕴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超出了西方司法理论与经验的适用范围，必须通过新的框架和路径加以描述和推进。综合逻辑论与策略论，我们可以推知，中国司法改革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与策略错位造成的制度与文化冲突。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逻辑，从文化层面重构司法权体系;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视域中，司法权本质上是司法过程中公权与人权的均衡过程。瑏瑣司法权的运行根基在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及其衍生的公权契约(委托)。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凭借自然权利自我裁判，后组成社群，为求公正与便捷，大家委托一批精英行使司法公权，但依旧保留着最后的裁断权利。司法之“法”，表层是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颁行的法律规范，但最深层的“法”还是那些普适、恒久的自然法，在当代表现为“人权法”。此点若不明确，或遭否认，司法体制便失去了根本的灵魂，会沦落为政治的装饰，成为公权专断的帮凶。反观中国，人们对“法”的定义和认识，一直都未能突破公权至上的人治逻辑。“法”，无论是圣人天子作，还是国会议会定，始终都是少数上层强加给多数下层的“规矩”，广大百姓不知“权利”的真谛，也难知“司法”的真谛。愚民政策最大的功效就是否定了基于人权的“公民司法”，并将它妖魔化为暴民造反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既然司法权可以分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两种形态，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改革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我们要建立统一和权威的司法公权体系，必须将那些非法非理的“司法权力”一一清除。党委审批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新闻媒体主导舆论审判，法学家唯利是图的“专家论证”……这些做法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散乱的司法权力主体。司法部门化、地方化、条块分割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权力独立行使的顽疾。“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掠夺化、掠夺利益公开化”，必然造成政府权威流失。瑏瑤弥散于各部门、各集团、各行业的司法权力都不受干涉，诸多矛盾甚至相互打架的司法公权力行使者在内部产生了极大的耗损，无规则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多输”。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建立统一、权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要强化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否则，司法独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团扩张权力的借口。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人治逻辑对应的是“专制结构”，政治专制与司法权威是互不相容的两极;法治策略对应的是“同意结构”，中国有限的司法独立即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瑏瑥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专制结构如果长期占据优势，法治就会成为人治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策略。专制结构中的行政首脑、军队、官僚、执政党等因素无不对司法的独立和权威造成致命影响。要克服专制结构对司法体制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中国政治“同意结构”对于司法权威的捍卫功能。首先是权力机关的司法保障功能。在中国，权力机关虽一般不直接行使司法公权，但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司法人权”，他们的独立言论，对人权法的审议和通过，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监督，都会对司法公权的独立行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权力机构虽非专门的司法公权机关，但它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司法保障职能。中国的各级人大，需要强化代表的司法人权代议功能，保证司法权威免遭行政权力的破坏和威胁，同时克制自身的司法公权欲望，对法官独立审判保持尊重和审慎。其次是公民组织的司法政策参与功能。社会各行业的协会、团体须独立于政治国家，它们构成了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根基。各公民组织可以积极探寻自身的司法权能，并积极影响司法公权的制度运作，在司法权运行中发挥政策参与的影响功能。最后是公共舆论的司法促进功能。现代政治的实质乃是沟通与认同，专制一旦曝于阳光、悖于民意，势必现出狐尾、露出狰狞，结果是与社会公众为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理性的公共舆论与暴民政治不同，它是基于人权保障原则的有序认知体系。与恶意的媒体炒作及舆论操纵大相径庭，它天然同情并支援司法独立与权威，不会造成“舆论审判”的恶果。

三、“司法均衡”:一个新的乌托邦?

出于对中国司法的切身观察，笔者强调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并非是为了对现实进行申辩，也不奢望制度理论的批判能换得改革共识的达成。笔者对现有司法研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身理论有何重大创见，在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一构想面临“乌托邦”的风险。“司法均衡”的方案，或许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均衡总归是难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现状。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重要的一环。瑏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对短期实现社会均衡抱有太大希望，尤其在中国司法深陷窘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必须相时而动，必须依靠有力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保障。这是因为，转型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国情背后，潜藏着治理哲学的深刻矛盾。法治意识形态并为转化为真正的行动方案，与当前中国实用主义的技术性专才治理并不合契。瑏瑧但作为一种理想构造，加之现实弊端的问题求解压力，许多“未来之路”的勾画不得不乞灵于法治意识形态的神光。如同并不客观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幽灵，法治在转型中国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吊诡。如果中国司法长期缺乏均衡的主线，势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司法场域势必被切割为政法的一个环节，或者干脆沿袭“阶级专政刀把子”的革命传统。一系列的恶果并非危言耸听:政党幕后指挥，政府台前执行，政治国家对公民社会绝对控制，公共领域结构缺失，独立个体精神消泯，无组织、无归宿的游民化、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公民政治关怀的消散泯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下，人治的逻辑绝不能通行无碍，法治精神绝不能反遭践踏。将人治与法治硬搭在一起，势必发生逻辑与策略的双重混乱:人治的效率优势受到法治抵消，法治的正义基础被人治破坏。其后果是，制度与文化冲突，心智与行为错乱。司法权既然可以理解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的博弈均衡过程，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独立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