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范文10篇

“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当前，对于司法权的监督机制已日臻完善，法律程序上有人民法院的自身监督、当事人启动再审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监督；在法律程序外有人大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传媒监督。对于前五种司法监督形式，学术界已作出了充分而详尽的探讨，而对于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问题的探讨显得较为粗浅而零碎，本文拟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引，对司法权与传媒监督的良性互动问题作些探讨。

一、现代司法理念为传媒监督司法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传媒监督，又称舆论监督，是指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传媒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且该影响力超过了目前我国已设置的诸如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政府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等众多监督的影响力，所以传媒监督也被人们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1］在现代法治社会，传媒监督既是制约国家公权力进而消除权力腐败现象的利器，同时又是保障公民私权利不受非法限制和侵犯的盾牌。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传媒监督自应是题中之义。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为传媒监督司法权提供了有力的法理依据。

1.传媒与公正司法具有目标一致性，司法公正需要传媒的正当监督和评价。

司法界与新闻界不是对立面，两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国家建设，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促进国家建成民主富强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二者在政治立场，工作目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2］表现在：

第一，有利于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增强公民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和信任。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国家应保障公民在最大限度内享有获取各种信息的权利，特别是获取有关国家司法、立法、政务信息的权利。在当今世界随着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知情权的保障也成为世界潮流且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决策行为的公开、公正和官员的品行等各个方面。［3］我们知道，司法公正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公正，一是实体公正。只有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才能保证司法过程公正，保证诉讼程序民主，即才能严守诉讼程序正义，使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只有符合实体公正的要求，才能保证最终的诉讼结果公正，即保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可见，程序公正是前提和基础，实体公正是结果和目的。司法权要通过一定必要的形式来使“正义是怎样实现的”能够看到，从而满足公众的知情者，并对公众的知情权予以司法保护。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即是此意。另一方面，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大多数群众是难以凭自己的有限力量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的，所以公众的知情权往往要由传媒来代为行使，借助传媒来达到知情的目的；新闻报道具有公开性、时效性和真实性的特点，事件信息经过传媒的传播得以公之于众，人们通过传媒即可了解到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况。传媒报道在这点上又正是司法向公众开放的有效途径和手段。通过它能够较为有效地消弥公众对于司法机构及其权力实施中所存在的隔阂和怀疑心理，这是一种较为深层的社会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而传媒的积极作用正好使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得以不断增加，这也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倡导的“透明公正”的主旨所在。

一、三权分立下的立宪原则：司法独立

司法权的性质可凝练外化为一项立宪原则：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则是实现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前提与保障。三权分立思想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体三要素论，但亚氏的理论仅仅是对政体结构的描述，而没有将权力分立与保障公民政治自由、以权力制约权力相联系。一般而言，三权分立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又由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成的。洛克指出，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执法权和对外权。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使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在立法和执法时，使法律适合于私利，从而违背了政府的宗旨。由此他主张应该将立法权与执法权分立，至于对外权，则与执法权由同样的人掌管。其后，孟德斯鸠完整地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他说，任何政府中都存在三种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必须分立，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政府内部自我制约的良好机制。

司法权是一个国家宪政体制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内容，一般而言，主要是审理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在内的各种诉讼案件，在诉讼中，必然出现运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问题，司法权又因此包括运用和解释法律的权力。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并没有使当时的英国真正形成三权分立，但却对美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政大厦是按孟德斯鸠的图纸设计的。美国是将三权分立制度贯彻得最彻底和最典型的国家。“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只有美国人使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宗教，使司法制度成为一种宗教规程，并使两者处于虔诚的气氛之中。”

美国宪法第三章简略地规定了司法权力，“合众国的司法权力应被赋予一个最高法院，以及随时由国会建立的下级法院”，“最高与下级法院的法官们应在行为端正期间内担任职务，并且在指定日期领取他们的公务报酬，这种报酬在他们的连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然而宪法并未明确说明法院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在宪法实施数年后，由最高法院对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司法审查权的确立，使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一切违宪的法律不再具有效力，使美国司法部门敢于制约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任何违宪行为，切实实现了分权制衡原则的真谛。

二、司法权的性质

摘要：摘要：建立法治的，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离不开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所以建立法治的国家，司法独立是前提，因此加强司法独立方面的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关键词：司法资源独立司法独立对象地方保护势力媒体

司法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它不仅关系到给人的权利的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实现的保障。法学派门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而司法的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的正义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所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可能行使这项职“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共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1）“司法独

立本身并非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的工具，司法独立——尤其是独立于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它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它的最终的目的是确保另一项价值的实现——法官公正无私的解决争端。”（2）“司法独立不过是自在自为的物质表现形式，存在的价值是追求正义和理性，独立的司法可以追求正义和理性的为目标，这是它的内在的价值和冲动。”（3）“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正走向正义的必经之路。”（4）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它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对抗矛盾的根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国家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的原因。

但是现实往往是出忽意料的，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正是面临着独立难的。“多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受到干预的情况比较严重，对法官的公正执法产生了消极的。”（5）“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仍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6）“在，司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作为实践仍然不够完善。”（7）面对如此种种的问题，不由的不引起我门的深思，为什么好的制度却被抛弃，坏的制度却可以得意滋生？真要实现司法独立，这个独立的机关是谁？这些机关又是向谁独立？如何独立？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述。

一，谁独立

前言

任何一种事物的特点是由其事物的性质及其运作规律所决定，并由其运作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特性、特征等，其作用与价值也是由事物的这些特性、特征所体现出来。司法权的特点也不例外，也是由司法权的性质及司法权运作的规律所决定，并由法治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司法特性、特征。这些司法权的特性、特征就在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其应具有的作用与价值。同时，由于司法权是同立法权、行政权共同存在于一个国家当中，因此，司法权的特点自然也是同其他权力尤其是同行政权相比较而概括出来的。通过上述分析与比较，笔者认为司法权应具有如下特点：

一、独立性是司法权的基本特点

司法权的独立性是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立法权的基本属性，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权的独立性内涵是：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虽然，我国的司法权独立性原则并没有排除立法权及政党的干涉，但作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原则还是从宪法中确立下来。为什么独立性是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呢？笔者认为理由有两个：（一）是司法权的特性所决定；（二）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需要。什么是司法权的特性？美国学者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说道：“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经典作家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这些比喻和说法精辟地道出了法院在国家法治进程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法官在司法领域中的至尊位置以及法院、法官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司法权的位尊、权圣，所以它就容不得他人来指使与干涉。但要做到法院真正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真正成为法律帝国的王侯却不是分权未明确的国家及分权理论未出现的时代所能实现的。试想，如果法院不是独立或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它所做出的裁判都必须听从他人意见的话，则其权威和尊严就会令人怀疑，自然，法治就成为一种空谈和幻想。为什么说社会民主政治需要司法权的独立呢？我们知道，从专制型、人治型社会转变为民主型、法治型社会，国家权力结构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性的权力体系。这一变化的动因在于民主社会要求确立法律的统治地位及法治的权威，以替代个人的统治地位与权威，而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则法治将因缺乏权力保障机制而流于形式。法治国家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立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并不是单靠政府或社会舆论的，而很多方面是依靠既有救济力又有确定力的司法权，因为，现代法治是依靠宪法权威并确立其权威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的权力过于强大，且管理面广泛，是任何时代的政府之通病，于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会滥用权力从而侵害公民的权益等就不可避免。因此，靠政府维权是靠不住的；而依靠舆论与传媒来维权却是脆弱的，因为媒体的呼吁，最多只能是引起某种同情与支持，无法使受害者获得实际性的救济；唯有依靠司法的救济与裁判，才会使实施侵权的人受到惩罚并付出代价，使受害人得到公正的补偿和合法的救济，使滥用权力者受到制裁，使冤屈的人得到伸张正义。因此，“司法的独立使法院在依法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不受外来的干预，这对于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2、有效地捍卫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大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宪法、践踏宪法的现象并不少见。为了捍卫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多数民主型、法治型国家都赋予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或者直接设立宪法法院来捍卫宪法的权威，如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受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开创的司法违宪审查权的先例，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法院对各种权力行使的司法审查权，无不体现出司法权的独立性权威之优势。故，法国1791年宪法就特别申明，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见，如果没有分权或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则宪法的存在是成问题的。3、有效地实现以权制权，遏制权力滥用与腐败。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人们绞尽脑汁，但当你比较一下分权科学合理与分权不科学不合理的国家就可以发现，前者的官吏犯罪率要比后者的官吏犯罪率要低得多。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司法权是否完全独立于国家其他权力。如果司法权独立性彻底，则它就能够有能力遏制权力的滥用与腐败，使腐败的官员无法利用国家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干预司法权进而逃避法律对其惩罚。反之，就会出现腐败难于遏制的局面。总之，独立性是司法权的基本属性，也是司法权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命力。因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管理模式或机制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司法系统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独立，不受制任何党派，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点。”

二、中立性是司法权核心性的特点

如果说独立性是司法权政治生命的话，那么中立性就是司法权核心性特点，是司法权法理存在的基础和灵魂。司法权的中立性是司法权内在特点的体现，反映了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立法权的本质特征。司法权的中立性是指法院和法官“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纠纷，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居中加以解决。它既不作为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组成部分，也不主动介入纠纷之中”司法权的中立性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法律的内涵尤其是程序性法律的内涵当中却是体现出来的，如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表明，法院和法官在处理纠纷时，应以中立的身份与角色，依事实和法律来裁判是非，处理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说中立性是司法权的核心性特点呢？我们知道，人类在远古时生矛盾纠纷，往往是设立起长老、族长这一机制来解决的，即双方发生矛盾争执时找受人尊重和尊敬的长老、族长来主持公道，裁断是非。到了较为文明的时代，才设立专门机构来处理人类的纠纷。不论是长老、族长机制还是后来的专门机构机制，其角色都是被动和中立的，即有诉求才受理，才按中立立场，以中立身份，依中立原则来裁断双方的纷争。而人们尊重、服从这些裁断机构也在于相信它是超然于纠纷各方，不偏不倚，中立及公平的。可见，中立是作为裁判机构存在的法律理由和价值核心，因为，无诉求就不受理；无中立就不能成为解决纷争的机构或人员，无中立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纷争。

一、司法权威：意义及要求

倘若法律失去权威，那法律是什么？套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没有权威的法律不再成其为法律，换言之，“法将不法”。我们知道，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国家实施的，“法将不法”发展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国将不国”。法律权威的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严峻后果。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这是一个事关稳定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法律的权威从何而来？理论上常讲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这指的是法律权威的静态形式。法律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敬仰，法律的权威更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实现，这是动态的法律权威。只有这种活生生的法律权威才能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换言之，只有通过权威的司法才能赋予法律以生命和权威。正由于此，在很多情况下，司法权威和法律权威说的是同一回事。

那么，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生命又来自何方？

首先，司法的过程及司法的成果-裁判要体现公正，这是司法权威的前提。其次，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执行，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如果裁判不公正，人们将根本不服从裁判，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积极地抵抗法律的权威。因此，司法不公和执行难（借用执行难一词来表述裁判得不到执行的现象）将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危及法律的生命。

二、司法病症：司法不公和执行难。其原因是：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

一、绪论

为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保证新的特区政府能够有效运作，《基本法》最终确立了香港特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虽然《基本法》中没有明确采用“行政主导”这一概念，但具体条文的规定却已清楚的描绘出这一原则。《基本法》按照行政主导的指导思想来设计香港的政治架构，吸收了原有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一部分，是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实践中，行政主导体制却受到各种考验和挑战。除了要回应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同时也要面对政党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行政主导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出现了行政弱化的局面。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或裁判权，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在谈论主导性的权力时，一般认为一种是议会主导或立法主导，一种是行政主导，而没有司法主导一说。但这并不代表司法地位的低下，恰恰相反，在司法独立的情形之下，司法权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会对行政权的运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1]香港回归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司法复核（即司法审查）成为泛民主派制约政府的‘撒手锏’”。司法机关通过具体的行政诉讼案件审理，可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广泛的监督。相对而言，行政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权力。行政机关又被称作执行机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基本法》已经明确赋权的情况下，特区的行政机构依然出现被动的局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处理特区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行政主导的同时兼顾司法独立，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基本法》就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规定里面渗透着权力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法治精神，力图在维护行政主导的前提之下保证两大权力之间的监督与制约。但关于香港地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如何具体运作，《基本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就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产生重大争议时的解决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实践中二者发生重大冲突时的问题解决办法预留了空间。

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互动实践：以外佣居港权案为主的考察

依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可以对《基本法》关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按照普通法的原则法院在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时也可以对香港自身制定的法律进行解释。[“2]司法权最重要的体现为审理裁判案件的权力”。[“3]必须承认，香港司法权的独立性非常高，而这种高度的独立性因香港法院高调及积极地行使其有关《基本法》的违宪审查权而得以进一步提升”。如此法院就可以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运用自身的解释权做出与政府意图和决策不一致的判决，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近一段时间以来，外佣居港权问题已成为香港街头的议论热点。事件源于2010年年底，3位菲律宾籍女佣向香港高等法院[4]提出司法复核状告港府，认为目前的《入境条例》构成歧视并违反《基本法》，要争取永久居港权。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于2011年9月30日作出裁决，认为香港现行的《入境条例》相关条例违反《基本法》24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港府败诉。香港政府提出暂缓执行令并提出上诉，但高等法院拒绝颁发暂缓执行令（截止到笔者截稿前终审法院尚未对此案进行审理做出终审判决）。本案所面临的困境是：一面是外佣平等权的司法之争，另一面是香港窘迫的民生环境，如何取舍成为对香港法治的重大考验，各界都高度关注终审法院将如何判决。对于港区政府而言终审法院的判决尤其重要，一旦终审法院判决港府败诉，那么其面临的将是巨大的挑战。香港目前共有29万名外佣,其中大约有11.7万外佣居港超过7年，特区政府早前作出估计，若她们争取居港权，可能令香港人口在短期内增加50万人，各项公共开支将大幅增加，香港财政负担将陡然增加数以百亿计，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本案与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众多香港市民的反响非常强烈。有市民直言，担心外佣“抢饭碗”“争福利”，冲击香港社会稳定。这一案件非常突出的表现出司法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判将会给香港行政权的运作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回顾此前有关居港权的类似的重大案件，如1998的吴嘉玲案件中终审法院判决港府败诉，使得港府面临巨大压力，港府最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释法。而1999年的庄丰源案确立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居港权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终审法院亦是判决港府败诉，虽然当时社会有舆论要求香港政府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释法，但香港政府最终未进行。由此，一些内地的孕妇赴港产子，甚至挤占本地孕妇的生产资源，引发香港孕妇的抗议。据统计，2010年，在香港产子的内地孕妇约为4.4万人，已与香港孕妇的数目相若。就“外佣居港权案”香港本地有政团提出，特区政府可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寻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有关法律(即人大释法)；甚至有人指出，政府应寻求修改《基本法》。在本案诉讼中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彭力克已在法庭上表示，特区政府保留日后到终审法院释法的权利，但没有提及修改《基本法》。笔者认为在终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前，政府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提出释法请求，二是准备采取相关的措施“截龙”。如果港府败诉，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的请求，因为在香港行政权与司法权当前的关系模式下，港府只得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而不得对抗，但服从终审判决又可能会使行政权的行使面临重大困难。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其权力来自中央授权，基于国家主权的最高性，由人大提出释法并不会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

无疑法治是一项良好制度，但是法治之善并不以结果是否有利来衡量，法治也有可能给一地人民造成民生之困和社会之忧。因而每当面临重大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挑战，社会便会产生突破法治界限的冲动。不得不承认的是，特区司法权的扩张对行政主导的强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5]由于香港司法机关在裁决案件时趋向于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思路，忽视法律政策的效果，因此，许多判决虽然看似维护了法条，但是却留给政府和社会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香港回归后，司法权独树一帜，另外两个权力机构在政治上与法律上对司法机构基本没有影响力。这种情况表面上符合法治的司法独立要求，但是也为司法机构脱轨或错位埋下了伏笔。”由于特区政府对立法的主导性作用，法院对特区立法的任何违宪宣告都间接地否定了政府通过立法所要表达的意愿和政策。毕竟行政机构的主导性与其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司法机构的任期使之实际上不承担政治责任，司法机构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行使审判权，却无需为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承担责任。当然近年来，“香港法院的司法者在实践中似乎对此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2006年法律年开启典礼上，便发表了被视为‘弦外之音’的致辞，特别提及，法庭并非担任‘决策者’的职能，不能就任何政治、社会及经济问题提供万应良方。”

论文键词：权利文化；司法权威；互动；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宪政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宪政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与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安排的认识。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与这些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认识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恐惧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认识的特点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安排。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认识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安排。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作用是对严重违反社会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摘要：司法权的特性一般被认为有以下几点：直接性、公正性和独立性，还吴有程序性和被动性。正是司法权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权在很大意义上被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被赋予对抗邪恶和政府权威的意义。伴随各国法制的发展和违宪审查权的确立，众学者对司法权的性质也有了不同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美国的法院由于有了司法审查权而使美国的司法权具有相对别的国家更大的权力，也使司法权的性质更鲜明和具有争议。美国的司法权的性质也正是本文的支点。

关键词：司法权；性质；三权分立；宪政

一、三权分立下的立宪原则：司法独立

司法权的性质可凝练外化为一项立宪原则：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则是实现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前提与保障。三权分立思想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体三要素论，但亚氏的理论仅仅是对政体结构的描述，而没有将权力分立与保障公民政治自由、以权力制约权力相联系。一般而言，三权分立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又由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成的。洛克指出，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执法权和对外权。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使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在立法和执法时，使法律适合于私利，从而违背了政府的宗旨。由此他主张应该将立法权与执法权分立，至于对外权，则与执法权由同样的人掌管。其后，孟德斯鸠完整地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他说，任何政府中都存在三种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必须分立，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政府内部自我制约的良好机制。

司法权是一个国家宪政体制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内容，一般而言，主要是审理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在内的各种诉讼案件，在诉讼中，必然出现运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问题，司法权又因此包括运用和解释法律的权力。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并没有使当时的英国真正形成三权分立，但却对美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政大厦是按孟德斯鸠的图纸设计的。美国是将三权分立制度贯彻得最彻底和最典型的国家。“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只有美国人使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宗教，使司法制度成为一种宗教规程，并使两者处于虔诚的气氛之中。”

在我国，目前法院收案数逐年上升，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2004年为5060184件，2005年为5139888件，2006年为5188858件2，每年都显增长趋势。有人据此认定群众对法院的认同感在增强，司法权威处于上升状态。笔者以为，全国法院的收案数逐年上升，只能说明需要司法调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与司法权威没有直接联系，正像医院的病人增多，只能说明民众健康水平下降，病人增多，而说明不了医生的医术高明一样。

一、我国司法权威的现状

权威一词，词典的定义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威望产生认同，力量产生服从，就是对权威决定的自觉服从并切实履行。根据这一定义，笔者以为，司法权威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司法裁决应当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服从，二是做出裁决的司法机关强大有力，司法人员具有崇高的威望，受到社会普遍尊重与信任。然而，我国司法权威这两个要素都缺失。不仅司法裁决得不到认同或服从，而且司法机关弱小无力，司法人员不被尊重，人身与职业没有保障，与司法权威的要求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司法裁判不被认同，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据统计自2005年至2007年3年期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申诉、申请再审的群众来访798.87万人次。其中接待群众群体访9728次、14.88万人；办理人民群众来信203.84万件，解决上访老户案件76695件3。平均下来，每年接待群众来访266万人次，办理来信67.9万件，解决上访老户25565件。另一方面，从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案件510万件情况分析，一审服判率为90%左右4，即459万件一审判决生效；51万件通过上诉二审终审判决生效；这51万件二审案件，引发每年群众来访266万次、来信67.9万件，这些来信来访通过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数万法官的复查后，进行分类处理，申诉无理的予以驳回，申诉有理的予以再审改判。2004年全国法院再审改判案件16967件；2005年再审改判15867件；2006年再审改判案件15568件。再审改判的比例约占二审终审生效案件的3%，占全部生效判决0.3%。

从再审改判的数量与申诉、申请再审的信访件相比分析，绝大多数的信访件是无理的，这些无理的来信来访，因为不断重复而造成每年的来信来访量远远大于二审终审审结的案件数的怪现象。也即，绝大多数正确的终审判决不仅得不到认同，而且引发了数量极其巨大的信访量。2004年至2006年，全国法院三年再审改判的案件总数48402件，而最高院通报3年解决的信访老户计有76695件，从最极端的数字分析，就算再审改判的案件都属于信访老户的，仍然有28293件信访老户不是通过再审改判得到息诉的。

这个需要花钱买平安的数字，已经经过两次打折，一次是假定再审改判的案件，都是属于信访老户的（实际上涉诉信访老户多为无理，再审改判中初信初访占绝大部分），再一次是假定未经再审改判而息诉的老户只有一半需要花钱买平安（实践中这个比例绝对偏低），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字。笔者所在的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或是群众法治意识，均处于全国中游以上，但每个基层法院每年至少要对二三个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按照这个口径统计，全国法院每年则需要对1万以上的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以达到息访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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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的性质

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宪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司法权是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宪法关于人大与司法权关系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国家司法权在其行使过程中受到多种监督。但从法律上讲，只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才是根本性的监督，这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力监督，是具有国家法律强制性处置权的监督（包括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错案的确认权、纠正权和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权），故与其他监督有着法律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监督的落实，是保障基层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真正实现的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二、加强和完善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

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根本的制度之一，是人大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的法律保障。如果基层人大对这项极其重要的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容易给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如果对基层司法机关违法行使司法权的监督和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失职。基层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法律监督，不同于民主监督等其他监督，因而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义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务。放弃监督，就是对人民的失职。要使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能得以长期、稳定的保持，仅仅依靠司法机关自身的教育整顿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司法权外部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和完善人大的日常性监督，真正落实人大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当然，司法机关教育整顿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人大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