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济范文10篇

摘要: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应给予司法救济，已得到了普通的承认。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浅薄和司法审判中的不重视，使得这一类案件的救济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特别是对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适用规则。鉴于此，可通过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并结合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案件应用履行判决、确认判决、驳回请求判决和赔偿判决，以形成全面可行的司法救济方式。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违法钊决形式司法救济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机能已不再局限于消极的担当秩序的维护者，而更多的是积极提供各种给付以履行服务行政的职责。当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行政管理职责，消极的不作为时，国家应给予有效的司法救济已得到了普遍的共识，但关键问题在于人民法院如何对更具特殊复杂性的行政不作为违法进行合理多样地判决。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

一、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含义及构成

对行政不作为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观点颇多。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也有合法与违法之区别，故使用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概念。它是指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能够履行而故意拖延或不履行的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根据这个定义，行政不作为违法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

（1）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是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核心要件。如果行政主体是针对消极义务或不作为义务而没有作为的一，就不会形成特定主体之间具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事实发生，既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当然行政不作为违法也就不能成立。(2)能履行而主观故意不履行是构成行政不作为法的主观要件。行政主体如果是由于非主观意志能够左右的因素造成无法履行作为义务的，则不构成违法。(3)法定或合理期限内不履行是行政不作为违法构成的客观要件。只有行政主体超过必要的期限仍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才视为违法。(4)行政不作为违法是程序性违法行为。其“不为”的行为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所以拒绝行为是“有为”行为，而非行政行为违法。

课题主持人：**县人民法院院长

课题组成员：

干福忠*县人民法院政工科副科长

苏斌杰*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李春宸*县人民法院政工科干事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各项制度日渐完善，然而，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之一的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该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因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赔偿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济制度的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实属急需。2007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市中级法院的安排部署，我们以近三年*县法院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甘肃法院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借鉴各种媒体反映的全国各地刑事被害人不能得到赔偿的情况。就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现状进行分析，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可行性、理论依据以及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对我国在此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各项制度日渐完善，然而，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之一的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该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因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赔偿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济制度的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实属急需。2007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市中级法院的安排部署，我们以近三年*县法院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甘肃法院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借鉴各种媒体反映的全国各地刑事被害人不能得到赔偿的情况。就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现状进行分析，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可行性、理论依据以及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对我国在此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情况的现状分析

（一）从地域看有以下三种情况

1、*县法院近三年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被害人未获赔偿的件数不是很多，未获赔偿金额也不是很大，但多数已成为死案，主要类型为故意伤害案件。（表一）

2004—2006年度*县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

执行情况统计表

本文作者：敖双红工作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诉讼救济的三大途径,其目的、任务、性质和标的等各不相同,形成各自的体系。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或是按照先后顺序产生审理的顺序问题,或是合并审理产生审理的主次问题即附带诉讼问题。当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当事人重叠时,由于采取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的办法(刑事诉讼要优先审理)或以刑事诉讼为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行政权扩张进入民事、经济领域产生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竞合的问题,已经严重困扰我国的司法实践。案例:甲乙系夫妻(甲为丈夫),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房屋,但该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为甲。后来夫妻感情不和,甲私自将房屋出卖给丙,双方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持房产证到市房地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市房地局为丙颁发了房地产权证。乙得知后,以市房地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颁发给丙的房屋产权证。法院审理认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房地机关在颁证时未审查共有人是否同意即向丙颁发房地产权证书属违法,于是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类似此案的情况很多,如不服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方式更加复杂化,可能今后面临的问题还会增加。但目前法院碰到的最典型问题还是房地产权纠纷(民事与行政纠纷混同)。本案中法院行政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依据婚姻法认定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但本案是相对人不服市房地局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不是民事确权案件,行政诉讼依据婚姻法(民事实体法)是否合法、合理?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争议即实质争议是民事纠纷,他们通过不服行政处理的外在形式(行政纠纷)表现出来:不打行政官司当事人无法进入诉讼,更谈不上解决甲乙丙之间的实质纠纷;光打行政官司无法真正解决民事纠纷问题,只有适用民事实体法才能解决民事纠纷,这样就产生行政审判适用民事实体法的怪现象。本案中行政审判的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实体法、程序法上的依据均不足。此案因此暴露出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

(一)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的结果可能存在矛盾大部分房产纠纷的当事人会选择民事诉讼,最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一无所获民事诉讼只能适用有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这样败诉的当事人只能另行选择行政诉讼。正如本案判决的那样,当事人乙胜诉了(撤销了房地产权登记),丙因行政判决丧失房屋所有权(撤销房产证),但甲丙的买卖合同仍然存在,丙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重新确认买卖合同有效,丙因信赖市房地局的不动产权登记而受保护(符合行政法理),他与甲签定的买卖合同是善意的、有偿的(符合民法原理),法院应确认此合同有效。甲丙请求房地局登记,不论市房地局是否做出与撤销登记内容相同的行为,必将使司法权自相矛盾,当然也造成行政权之间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再者,不同当事人(两诉的当事人部分重叠,但两诉的当事人并非完全一致)持不同的法律文书纠缠于行政机关、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单纯的行政判决(不管是支持还是撤销丙的房地权登记),都未能真正解决当事人的问题。

(二)行政裁判有时没有真正解决民事纠纷,也没有解决行政纠纷本案诉讼目的是解决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他们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按照行政与司法分权的原则,民事诉讼程序中只能被动地适用行政决定,无权直接否决市房地局给丙的登记(即使登记违法),故当事人只能选择惟一的司法救济道路行政诉讼。乙启动了行政诉讼(市房地局为被告,丙是第三人),但是原产权人甲未参加诉讼,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尚有疑问。甲没有足够的申辩机会以及夫妻是否曾有财产归甲一人所有的约定也不得而知,该行政审判虽裁决了民事纠纷(明显有越权嫌疑),却没有给部分民事纠纷当事人机会,民事解决不彻底甚至是违法的,当事人不服会继续选择行政诉讼来救济,行政纠纷会继续反复。

二、行政司法行为争议的性质分析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各项制度日渐完善，然而，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之一的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该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因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赔偿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济制度的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实属急需。20*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市中级法院的安排部署，我们以近三年*县法院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甘肃法院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借鉴各种媒体反映的全国各地刑事被害人不能得到赔偿的情况。就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现状进行分析，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可行性、理论依据以及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对我国在此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情况的现状分析

（一）从地域看有以下三种情况

1、*县法院近三年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被害人未获赔偿的件数不是很多，未获赔偿金额也不是很大，但多数已成为死案，主要类型为故意伤害案件。（表一）

20*—20*年度*县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

执行情况统计表

关键词：法律属性；多阶段；司法救济

摘要：在我国,主动型的限制出境是行政处罚,被动型的限制出境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被动型的限制出境中,由于前阶段参与机关的参与行为具备直接对外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若有不服,应该针对该参与机关提起诉讼,由该参与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了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以及民主社会的正当需要,一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出境权予以限制是合理的。限制出境,是世界上多数国家为保护国家安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通过立法建立的对本国公民或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的出境权予以限制的一项制度。《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规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当前,在我国,限制出境制度主要是由边防检查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来行使的。主要有两种：阻止出境和不准出境。执法实践中,不准出境是由法定机关作出不准出境决定后,通过一定的渠道和程序交由边防检查机关执行,边防检查机关经调查、核查确认无误后,继而做出阻止出境的决定。其法律后果包括不予签发出境证件和阻止出境。阻止出境则是边防检查机关的专有职权,系其针对不准出境人员和出入境证件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人员作出的行政决定。

一、限制出境的法律依据和属性

我国法律规定,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出入境人员有法定的不得出境、入境的情形时,可以行使职权,阻止相关人员出境、入境。

一、行政规划救济的必要性

在公权力主体行政的理念中，行政规划是为公共利益之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但在实践中，受到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多元的利益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公权力主体不可避免地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进行权衡与博弈，在此过程中，私益的受损已是一种常态。目前，由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地适用于行政规划，而且不论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意义上来说，行政规划都急需要一套完整的且适合的理论和制度来规制和解释。最为重要的一点，行政规划已经引起了公民权利保障方式上的变革，传统的行政法权利救济偏重于权利的事后救济，但就行政规划来说，事后的权利救济自然重要，但事前的权利保障显得更为关键，这是由于行政规划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和限制，这在普通情况下是无法得到消除的，也就是说恢复原状的请求得不到实现，就算事后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或赔偿对相对人权益损失来说也是有限的。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对在行政规划中遭受权益侵害的相对人的司法救济和保障自然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探讨。再言之，行政规划也有其与众不同之特点。笔者以为，行政规划的特点有三：

1.准立法性。行政规划其本身通常是一个规范性的文件，这使得行政规划在后续行政行为或者政策实施过程中取得基本标准和纲领的地位，这一点与一般的行政立法是共通的。但是又与行政立法相区别，立法是一般性大纲规定，而行政规划则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并保证实施。

2.政策性。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前瞻性的思维方式，国家的治理更是如此，这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科学的规划，已然在目前政府行政行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因势利导，实事求是，这也让行政规划产生不稳定性。

3.裁量性。相对于其他行政行为来说，行政规划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根据政府行政实践中的具体情况而构建出作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行政目标的蓝图，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基于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利用成文的实体法律规范的方式对政府的行政规划进行完全的规制是不实际的，就算存在实体法上的制约，也仅仅只能是原则性的规定，借以给行政主体指明规划之方向。因而政府机关有了大量的自主权也就显得合理。综观行政规划之特点，由于行政规划自身的准立法性，大多数时候使得行政主体既是规范的制定者又是实施者，故而给私益被侵害的出现留下一个节点。再者，由于规划的政策性而使得行政规划的实施产生变数，对公民的信赖利益造成威胁。行政行为自古以来就具有的裁量性也让行政权力的滥用留下极大空间，这就是公权力与私益的矛盾。诸多学者对此做出巨大努力，最有效的途径在于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正因为行政规划的特点注定行政过程中公民私益在与公权力的冲突中始终处于下风，所以对行政规划救济途径的探寻显得尤为重要。

二、行政规划救济的对象

一、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问题

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一些经济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理，但由于当前的诉讼制度存在缺陷，这些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因而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就变得尤为必要。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可能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保护社会经济秩序，是公益诉讼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1）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益。经济公益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惩戒侵害国家和社会公理的经济违法行为，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是私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个人、公司、企业要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普通的诉讼方式起诉即可。如果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权益，则需要通过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必须针对具体的经济违法行为提出，任何个人、组织都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公益性较为明显。（2）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广。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都对提起诉讼的主体做出了具体的限制，即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损害事实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则无权提起诉讼。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即使与侵害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也可以提起诉讼，也就是说，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也可以是某些行政机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任何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威胁的个人、组织，都能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被告。（3）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由于被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违法行为往往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经济违法行为一旦实施往往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给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经济公益诉讼更重视违法行为实施前的预防。与传统的诉讼方式不同的是，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实际发生损害结果，如果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合理判断出经济违法行为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实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冲突的尖锐化导致经济法的可诉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矛盾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特征，它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经济矛盾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爆发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由于经济矛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经济冲突既不能由当事人和解，也不适合通过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只能提起诉讼。经济法的可诉性是指经济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经济法纠纷的是非而使经济法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也就是说，在国家调节领域所发生的法律纠纷，纠纷主体应当有权将之诉求司法解决。可诉性作为法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应然性，但传统的三大诉讼理念对创建新型的诉讼机制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解决法律纠纷，承认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的可诉性为司法权的强大并足以和其他国家权力并列存在提供了更大可能。经济公益诉讼的可诉性程度越高，受案范围越广，司法权越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建立法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便是有法可依，然而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还存在漏洞，尤其是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以至于现实生活中许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经济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审判。这些经济违法类案件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行政纠纷或者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难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提起公益诉讼，使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从我国当前的诉讼情况来看，如果私人利益受到经济违法行为的侵害，受害人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经济违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损害事实不好判断，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对于受损害的权益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经济法保护的许多权利义务无法在程序上落实。经济法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追求，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切实保障，经济法则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经济法是一部新兴的部门法，其规定还不完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义务做出了许多明确的规定，但是仅有实体法的规定，诉权并没有得到诉讼制度的保障。由于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缺陷，以至于许多经济案件难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以弥补现有的缺陷，更好的解决经济冲突。（三）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1）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诉讼民主，贯彻法治精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的灵魂，在于程序。经济法规定了许多实体的经济权利义务，但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落实，其规定便会成为一纸空文。当前，部分经济法的规定得不到程序法保障的现象，给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的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则可能给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2）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近年来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外贸企业等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市场现状的日益复杂，这些跨国公司、外贸企业侵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完善相应的诉讼制度，有效的救济途径，才会对我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侵害。建立法治社会，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基础，不仅要建立完善、科学的实体法体系，还要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落实。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3）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有些经济纠纷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环境受侵害案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否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法律方面的具体落实。

三、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国在公益诉讼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较少，当前在经济公益诉讼领域的经验还很不足。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止和处罚经济违法行为。其性质和目的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与民事和行政诉讼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考察国外经济公益诉讼等相关规定，建立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恪守“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原则，对于经济类案件，主要是保护私人（包括个人或者组织）的经济利益，导致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十分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诉讼理念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定的原告身份是区分不同诉讼形式的重要依据，经济公益诉讼的一大特点应该是任何个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诉讼都应是允许的。这就需要诉讼制度突破传统理论的制约，重新审视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有时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如果要求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这种侵害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将愈演愈烈。比如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环境受侵害的案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受害人并不具体，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具体的个人难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环境污染行为可能更加猖獗。因此，经济公益诉讼的设计必须突破传统诉讼制度的束缚，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设计为三类：第一，个人。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这有助于社会大众同经济违法行为做斗争，广泛的参与到维护社会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第二，社会团体。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升，社会团体在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允许社会团体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同时节约司法成本。第三，国家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在危害公共利益的诉讼无特定原告或无人起诉时，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作为国家与社会公益的代表提起诉讼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二）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组织。由于缺少对经济调节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手段的弱化，妨害着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对于经济法而言，经济审判及其运作既是经济法适用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经济法功能释放的基本渠道。在新形势下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组织作为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一些内容，是中国经济审判符合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需求的正确选择。对于传统诉讼理论下撤销经济审判庭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的不便，而在新的诉讼制度下，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经济公益诉讼变得不合理。经济冲突的特殊性、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经济审判庭设立和存在的必要性。不同性质的纠纷决定了不同诉讼法的分立。经济纠纷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方面的不同性质。如果仍旧依照目前这样审理分离的方式，不仅耗时较长，会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庭能够更好地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冲突，巩固和发展我国法律发展的成果。要充分发挥经济审判庭的职能，就必须科学界定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具体应包括反垄断案、反倾销案、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案、产品质量案、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以及社会保障案等。（三）制定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果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则难以提起诉讼。因此，必须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种制度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法做保障。因此，借鉴美国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我国应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原因在于，经济法同民法、行政法一样都属于实体法，民法、行政法都有相应的程序法，那么与经济法对应的应该是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应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应着重规定经济公益诉讼中的特殊程序。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