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解范文10篇

当前司法调解社会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着眼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迫于大量的诉讼案件带来的司法资源匮乏、诉讼迟延和解纷成本高等方面的压力．一直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并将其作为解决司法困境、促进纠纷化解的有效手段。笔者拟从司法调解社会化的意义、实践路径和辩证关系三个方面．对司法调解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探讨。

一、司法调解社会化的意义

司法调解社会化，是法院将准备起诉或已经起诉的矛盾纠纷，通过实施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引进民众常识思维和社会公序良俗指引司法调解．不断推进司法调解的主体、方式、时间、场所的社会化．从而提升司法调解的整体效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过程。司法调解社会化对于新时期推进司法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对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陕甘宁边区时期．我国人民司法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其中就包括重视调解和依靠群众办案。但是，随着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进步，有一个时期，法官偏向于“坐堂问案”，法院调解一度被漠视。

然而，经济社会转型伴随着纠纷的大量增加，人民调解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弱化，导致诉讼几乎成为解决纠纷的独木桥，法院和法官承受的诉讼负荷Et益加大，这不仅没有带来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想效果，反而给司法公信力造成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司法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特征比较明显并长期存在的实际。因此。司法必须尊重并考虑国情实际，坚持重视调解、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才能够有效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同时，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司法社会化和纠纷解决多元化的趋势，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和权限向社会分流或开放。这一趋势所体现的诉讼与非诉讼力量衔接合力解决纠纷的理念，得到了我国法学和社会学界以及司法实务界的认同。可以说，司法调解社会化，完全顺应了司法社会化和纠纷解决多元化的趋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得以继承和弘扬。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责任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而通过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力量与法院联合调解纠纷的社会化司法调解，在当今显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中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在这样一种体制转换、社会变革的形势下。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仅靠某一个部门或某一种方式来处理，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司法调解社会化，有利于聚集社会各方面化解矛盾的合力，发挥矛盾化解的集团优势。

其次，一些类型的矛盾纠纷，如一些新类型、复合型、群体型、疑难型的纠纷，土地承包纠纷、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征地拆迁纠纷，单靠法院的调解往往难以奏效，借助社会力量的调解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更容易被纠纷当事人所接受，有利于获得更好的调解效果；再次，司法调解的社会化，离不开诉讼外纠纷解决力量的培育和发展．这一培育和发展过程．也是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纠纷。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不懈努力。近年来，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法院工作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人民法院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但群众对此却不理解，信访、上访情况日渐增多。而司法调解社会化，是社会和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亲近司法的过程。司法调解社会化过程中，有关调解组织和人员通过参与司法调解、接受法院的指导培训。增进了对法院工作和法官职业的了解．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的理解支持。司法调解社会化，使得大量单纯的司法调解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在诉外实现了真正化解，特别是当事人自愿履行调解协议的比例提高，降低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了单纯司法调解带来的不息诉、不履行等有损司法权威的现象。司法调解社会化，实现了社会力量与法院在化解纠纷、兑现利益、促进和谐等社会责任的共同分担，有效缓解了法院办案力量不足的矛盾，使法官可以精心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弘扬法治文明的崇高追求。司法调解社会化，使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到司法活动中，与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审判人员共同调解纠纷，从而能够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接受有关法律理念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法律素养的提升。同时，为确保相关社会组织和人员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参与司法调解，法院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通过资深法官讲座、庭审观摩等形式进行培训，通过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提供案例等，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调解艺术。而调解组织和人员法律素养的提升，必然会带动其所可能联系到的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的提升。此外，司法调解社会化还可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法律和司法功能，使诉讼与非诉讼力量合力解决纠纷上升为全社会的一种法治理念．改变人们“社会纠纷就是法律纠纷、解决纠纷就是打官司”的片面观念，端正诉讼态度，营造群众依法、合理进行诉求表达和权益救济的社会氛围。所以说，司法调解社会化对于法院发挥职能作用、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

一、司法调解原则的重塑

自愿原则是司法调解的一项基本原则。学者们认为该原则应当包括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16]然而自愿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存在严重问题。《规定》虽然加强了合意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17]但是关于合意对法官的约束力存在欠缺。《规定》第12条对调解协议无效的条件予以界定：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案外人利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是，如何判断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思”，自愿原则很难提供具体的衡量标准，实践中也就无法避免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过宽地涉入调解协议的审查。自愿原则的具体化落实，应当体现在调解程序的始终，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自愿原则的实现不是孤立的，必须依赖于配套的一系列原则。因此，关于司法调解的原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结构式的体系：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首，统治着下属的次要原则——保密、对等、诚信原则；而这些次要原则的共同实施保障着自愿原则的真正贯彻落实。总而言之，自愿的调解既是保密的调解，也是对等的调解。

（一）调解的保密性

《规定》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该条款被视为确立调解保密原则的标志。然而，比较国际调解规则[18]和外国法律中关于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19]《规定》的阐释就显得非常狭窄。照搬“诉讼不公开”制度，司法调解的保密限于“程序的封闭形式”，即调解程序不公开进行，禁止与诉讼无关的第三人的参与和旁听。这种狭隘的诠释缺失调解保密原则的核心内容，即“调解信息保密”。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这项条款对调解信息的保护，仅限于当事人作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并且，保护的手段也仅限于“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调解程序结束后，法官和当事人依然享有很大的空间将自己在调解中知悉的信息使用到之后的诉讼程序中。在200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虽然强调“办案法官和参与调解的有关组织以及其他个人，应当严格保守调解信息，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协议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但是对于调解信息是否允许在之后的程序中使用，仍然未给出答案。另外，即使就调解程序的“不公开进行”而言，它的启动也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调解似乎应该是公开进行的。如此，司法调解适用的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司法调解的改革逐渐实现调解和审判程序的相对分离，法官“一身兼两职”的角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即使在“调审分离”的状态下，由于缺失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调解信息仍然有可能跨越调解和审判程序的隔阂，进入审判程序；审判法官即使没有介入调解程序，仍然可能受到调解信息的影响，或者进而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判决。如此，我们试图通过“调审分离”实现当事人合意“纯化”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同时，调审的相对分离仍然保留着部分“调审合一”的状态。在“调审合一”的结构中，审判法官同时也是调解法官，调解信息保密义务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合意”随时有被法官“恣意”取代的危险。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因此被视为维护调解中当事人意愿自由的首要手段。然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调解程序的安定性，而且在于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因为缺失保密原则的保护，当事人将会害怕自己的“坦诚相对”成为之后诉讼中针对自己的不利证据。于是，他们不敢随意披露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拥有的证据，做出任何承认和承诺，对待对方提出的方案也会慎之又慎。在缺失当事人真实自由意愿的情形下，调解程序的进展举步维艰。同时，允许调解信息的泄露，可能使部分真实性带有折扣的证据材料进入审判程序，从而成为不公正判决的基础。

调解信息的保密范畴采取分级制，划分为初级保密范畴和高级保密范畴。一般而言，所有“与调解有关的信息”都属于初级保密的范畴，它们被禁止随意披露。关于“与调解有关的信息”的定义，我们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调解示范法》颁布指南中的定义，即包括调解程序中披露的信息，调解程序的进展和结果，在调解协议达成前所有有关调解的信息。例如，关于调解可能性的讨论、调解条款、调解员的选择、关于调解的邀请和接受或拒绝等。不过，在司法调解中，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将被允许在任何情形下被披露，例如，关于调解的存在和结果的信息。因为司法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比诉讼外调解协议更强的法律效力，即强制执行的效力，这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并且调解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中成为“司法调解”，就会受到诉讼的司法属性的影响，自然也包括有限制地遵守公开原则。在案件以调解协议结案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种结果行为应让公众知道，然而，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则不予披露。不过，在调解协议的执行中，如果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将有权利知悉调解协议的内容中有关其利益的部分。

【摘要】农村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乡村法庭的建设，而其中司法调解较之司法判决对于乡村和谐社会关系的维持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挑战，纠纷双方都具有血缘或者地缘的关系，解决纠纷的目的与法律上的诉求不一致，而法官在进行调解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技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充分发挥“父母官”的身份是推动纠纷实际在司法调解阶段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农村对于法律的信仰仍然不足，如何推动在司法调解中发挥法律的实际功效仍然需要不停努力。

【关键词】农村人民法庭；司法调解；农村法治

“调解优先于判决”在当今的中国司法程序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许多基层法院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官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之一，服判率高、社会认可度高、易于执行等优势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乡村法庭作为基层法庭的派出法庭，在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社会环境中，其调解的运作机制也会发生改变。

1乡村的司法调解环境分析

乡村的法治发展，基础在于分析乡村的基础社会情况。人际关系构成的网格化乡村环境中，存在着因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先天因素构成的人情关系，血缘涵射下的亲属关系具有先天义务性的亲密与信任效用。进行社会活动时，受到法律关系的影响较小，形成证据的意识薄弱，一旦纠纷产生，因公权力介入而产生的强制性判决会完全切断双方及其影响之下的相互社会关系，导致难以修复的关系损毁。同时，信息交流的便携，仅因长期的交往与社会互动而形成的后天性关系，拥有不亚于血缘关系的信任强度，长期的社会活动的进行，双方建构起了良好的信用关系，但是一旦发生双方不能够相互调和的纠纷时，其后期构造的信任关系仍是不可复原。调和乡村社会关系，双方一致认可的调解具有较判决更高的社会价值。同时，乡村建构的关系因为长期的交互，具有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对于自身的行为风险顾虑小，从而行为发生时不易形成证据形式的法律事实，而长期社会生活形成的社会事实往往难以与法律事实形成对应。纠纷发生后，纠纷双方交涉，无法形成合意的情况下，首先求助的是村干部，大多数的乡村地方将纠纷的调解率作为工作任务成果考量，使得村干部将调解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大多数的纠纷就其行动下得以解决，但由于未含强制性和承诺性的执行保障，仅仅作为调停人的村干部仍然无法处理少数纠纷。在寻求双方“气”顺和调解结果的公权力强力保证之下，纠纷进入法院需在所难免。调解相较于判决仍然是司法机构的优先考量，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给调解中的事实还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乡村司法调解中运用的技术分析

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调解人）的介入和斡旋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根据调解人的不同身份，调解可以分为私人调解，社会组织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等类型。本文将从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调解原则的适用及检讨、调解的技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司法调解问题进行研究。

一、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了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朝还在各州、县、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1949年以后，在继承人民司法工作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以避免民众产生“审判为辅”的错误观念。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法院调解提到总则中，专列一章，对调解的原则、形式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将法院调解纳入了规范化的轨道[1].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其基本内涵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诉讼程序，使纠纷得到解决。

诉讼调解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协议的自动履行，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也有利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方式，发挥着其他方式所无法达到的作用，素有“东方经验”之称。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更主要的是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调解人）的介入和斡旋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根据调解人的不同身份，调解可以分为私人调解，社会组织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等类型。本文将从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调解原则的适用及检讨、调解的技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司法调解问题进行研究。

一、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了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朝还在各州、县、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1949年以后，在继承人民司法工作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以避免民众产生“审判为辅”的错误观念。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法院调解提到总则中，专列一章，对调解的原则、形式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将法院调解纳入了规范化的轨道[1].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其基本内涵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诉讼程序，使纠纷得到解决。

诉讼调解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协议的自动履行，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也有利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方式，发挥着其他方式所无法达到的作用，素有“东方经验”之称。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更主要的是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市中院的安排，滦县人民法院对司法调解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组重视，将调解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院党组认识到，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我国独特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重大创举，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也符合我国“和为贵”的民族传统。民事诉讼调解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为此，我院党组非常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多次在党组会上研究调解工作，并要求各业务庭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省、市“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现场会和全市法院司法调解工作现场会后，我院党组更加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及时召开干警大会，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民事业务庭和每位干警，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调解工作要求，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调解工作，增强了干警的调解意识。

二、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

滦县法院成立了民事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院长杨景明任组长，分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胡井泉同志任副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同时，我院还把调解工作纳入全院的规范化管理考核内容，明确规定了调解率的目标。另外，我院各业务庭都建立了案件调解结案登记台帐，还实行了各业务庭调解率月通报制度。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抓好民事诉讼调解，坚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判过程，庭前、庭中、庭后结合调解。明确了办案人员的调解责任，要求办案人员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坚持能调则调，不能草率判决。

三、实施调解工作的目标管理，健全了激励机制

按照市中院的安排，滦县人民法院对司法调解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组重视，将调解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院党组认识到，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我国独特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重大创举，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也符合我国“和为贵”的民族传统。民事诉讼调解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为此，我院党组非常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多次在党组会上研究调解工作，并要求各业务庭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省、市“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现场会和全市法院司法调解工作现场会后，我院党组更加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及时召开干警大会，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民事业务庭和每位干警，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调解工作要求，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调解工作，增强了干警的调解意识。

二、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

滦县法院成立了民事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院长杨景明任组长，分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胡井泉同志任副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同时，我院还把调解工作纳入全院的规范化管理考核内容，明确规定了调解率的目标。另外，我院各业务庭都建立了案件调解结案登记台帐，还实行了各业务庭调解率月通报制度。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抓好民事诉讼调解，坚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判过程，庭前、庭中、庭后结合调解。明确了办案人员的调解责任，要求办案人员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坚持能调则调，不能草率判决。

三、实施调解工作的目标管理，健全了激励机制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精神，为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探索调解工作新路子，按照县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三调一令”总体部署，现就建立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探索实行一般民事纠纷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制度。

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的联系与互动，凡属婚姻纠纷、相邻关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侵权损害赔偿、买卖纠纷、借贷纠纷等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违法行为纠纷都可实行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具体程序为：

（一）诉前调解当事人来法院起诉的，立案前，法官、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具体情况，主动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调解协议的效力，告知并建议当事人将纠纷交由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当事人同意后，由人民法院与当地调委会联系，引导当事人到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调解。调解成功后，即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也可申请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经法官立案审查确认后，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由法院审查立案。

（二）诉内委托对已立案的民事案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法院出具委托书，并在三日内将案卷装订成册，填写案件单移送受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受托人民调解委员会须在法院指定期限内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当事人主动撤诉或申请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不成的，调解单位在2日内移送案件，由法官依法审判。

（三）诉中协助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调解的案件，可以将当事人召集到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进行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员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或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员从旁协助。既能方便群众，降低成本，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又可以通过实践锻炼人民调解员的司法调解能力。

人民调解工作是政法工作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为此，就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指导和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1．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联合成立人民调解工作综合指导办公室，由分管领导、相关庭、室、科人员作为办公室人员，履行对人民调解工作面上指导、宏观决策，重大问题研究解决、先进表彰、典型推广等工作职责。综合指导办公室每双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分析情况，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形成工作惯例和长效的工作机制。

2．综合指导办公室分别在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和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管理科设立委托调解工作小组和综合协调工作小组，负责已诉案件的庭前委托调解，协调指派、业务指导等工作，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在综合指导办公室的协调下开展工作。

二、进一步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3．建立纠纷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相关法庭和镇街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密切掌握社情民意，定期对案件受理和审结情况、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社会不安定因素动态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书面材料，互相传递交流，实行信息互通和资源的共享，推进工作的协调和配合支持。

根据省、市关于开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争当矛盾纠纷化解能手”竞赛活动方案及市人民调解员知识竞赛活动要求，为进一步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跨越发展中的特殊职能作用，县局研究决定，于2012年6-8月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人民调解员调解工作知识竞赛活动，以此推动和促进我县的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竞赛名称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争当矛盾纠纷化解能手——县人民调解员知识竞赛活动。

二、参赛人员

全县人民调解员、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

三、竞赛内容